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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學說
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體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怎樣簡論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學說?
論文關鍵詞:馬克思;勞動二重性;勞動價值論;政治經濟學
論文摘要:勞動二重性學說是馬克思首先發(fā)現并論證的。以勞動二重性為依據,馬克思在揚棄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觀點的基礎上,創(chuàng)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從而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勞動二重性學說是理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全部政治經濟學的起點和樞紐,是堅持和發(fā)展整個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一環(huán)。
一、勞動二重性學說克服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局限性
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從1蒲式耳谷物=1盎司白銀公式中找到了商品價值是由等量勞動計量的規(guī)律,指出商品價值量同勞動時間成正比、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他說:“如果發(fā)現了新的更豐富的銀礦,因而獲得2盎司白銀和以前獲得1盎司白銀同樣容易,那么,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現在的谷物1蒲式耳售價10先令,和以前1蒲式耳售價5先令,同樣低廉。但他又說“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為財富之父和能動的要素。盡管“配第已經意識到他的發(fā)現的重要性及其在具體應用上的困難。因此,為了達到某些具體的目的,他也試走另一條道路”,即“必須找出土地和勞動之間的自然的等同關系,以便價值可以隨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這二者之中’表現出來”。 結果,配第認為,“一個成年人平均一天的食物,而不是一天的勞動,乃是衡量價值的共同尺度”,這樣,配第在價值探討中就走人了迷途。其根本原因是配第混同了創(chuàng)造價值的勞動和創(chuàng)造使用價值的勞動,他把生產金銀的勞動看做是直接生產交換價值的,把其他勞動看做是生產使用價值的。
亞當·斯密為了回答“什么是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換言之,構成一切商品真實價值的,究竟是什么?”他從勞動分工出發(fā),認為“一個人是貧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或娛樂品。但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于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得須給予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一個人占有某貨物,但不愿意自己消費,而愿用以交換他物,對他來說,這貨物的價值,等于使他能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但他在說明勞動價值論時又提出了兩個自相矛盾的價值規(guī)定。“任何一個物品的真實價格,即要取得這物品實際上所付出的代價,乃是獲得它的辛苦和麻煩。”“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尚未發(fā)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取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間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惟一標準。”“在這種社會狀況下,勞動的全部生產物都屬于勞動者自己。”在“進步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的“真實價格”不再單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構成,而由工資、利潤、地租三者構成。“這三個組成部分各自的真實價值,由各自所能購買或所能支配的勞動量來衡量。勞動不僅衡量價格中分解成為勞動的那一部分價值,而且衡量價格中分解成為地租和利潤的那些部分的價值。”無論什么社會,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為絕大部分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工資、利潤和地租,是一切收人和一切可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這就樹立了又一種價值規(guī)定尺度,脫離了勞動價值論,得出“斯密教條”那樣的錯誤結論。雖然斯密曾試圖依靠勞動的兩面性作為自己的方法論,描述經濟過程的外部形式,反映了具體勞動的不同體現;接近于用抽象勞動的觀點去考察經濟過程內部聯(lián)系,但沒有成功,其癥結在于他不能區(qū)分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不明白它們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于是不懂得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外部形式與內在本質的對應關系。馬克思指出:“斯密自己后來也拋棄了自己的理論,但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矛盾。而這些矛盾的來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學的起點上去尋找”。
李嘉圖始終堅持勞動價值論,說“我的價值尺度是勞動量。”“耗費在一件商品上的勞動……是商品實在價值的尺度。……交換價值是由實在價值來調節(jié)的,因而是由耗費的勞動量來調節(jié)的。并指出,決定商品價值的是必要勞動,“一切商品,不論是工業(yè)制造品、礦產品還是土地產品,規(guī)定其交換價值的永遠不是在極為有利、并為具有特種生產設施的人所獨有的條件下進行生產時已感夠用的最小量勞動,而是不享有這種便利的人進行生產時所必須投人的較大量勞動;也就是由那些要繼續(xù)在最不利的條件下進行生產的人所必須投人的較大量勞動。這里所說的最不利條件,是指所需的產量使人們不得不在其下進行生產的最不利條件。’,困印他是“用勞動時間確定價值的學派領袖”。但李嘉圖價值理論也存在缺陷和矛盾。“第一個困難是,資本與勞動的交換如何同價值規(guī)律相符合。第二個困難是,等量資本,無論它們的有機構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潤,或者說,提供一般利潤率。實際上這是一個沒有被意識到的問題:價值如何轉化為費用價格。這主要是因為,李嘉圖從沒有研究過生產商品的勞動的性質,忽略了價值是一種社會關系。馬克思曾批評李嘉圖只是從“價值”概念出發(fā)……只是注意價值量的規(guī)定,沒有對作為使用價值和價值統(tǒng)一物的商品本身進行考察。
勞動二重性理論在于,馬克思比李嘉圖更善于運用辯證思維方式來分析創(chuàng)造價值的勞動范疇,對于同一勞動過程,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體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也就是說,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決定的,商品生產者的勞動是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統(tǒng)一,商品二因素不過是勞動二重性的產物和表現形式。這樣,使用價值和價值就以商品不同性質的屬性而存在,具有各自不同的源泉,從而根本結束了連古典學派的優(yōu)秀代表人物也經常發(fā)生的混淆現象。
二、勞動二重性學說奠定了科學勞動價值論的基礎
馬克思把勞動二重性引進政治經濟學,“第一次確定了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并確定了價值不外是這種勞動的凝固”。馬克思認為,抽象勞動“是對事實的全部理解的基礎”,“是批判的理解問題的全部秘密”,是“我的書最好的地方”和“嶄新的因素”。因為抽象勞動的共同性和無差別性決定了各種不同的具體勞動以及各種勞動產品可以比較和交換,第一次從根本上解決了商品價值質的規(guī)定性;抽象勞動的抽象性決定了商品價值自身不能表現,馬克思說“和商品本身的粗糙性正好相反,在商品體的價值對象中連一個自然物質的原子也沒有。因此每一個商品,不管你怎樣顛來倒去,它們作為價值是不可捉摸的。抽象勞動是一種“同幽靈一般”的東西,必須在交換中才能表現;抽象勞動的歷史性表明了價值是個別勞動者借以表現為社會勞動的一種特定社會形式。勞動具有個別性,又具有社會性,各個商品生產者相互取得對方的產品時,必須計算產品中包含的勞動量,按照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進行,商品的價值量不能由生產它的個別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至于復雜勞動,馬克思認為,它是簡單勞動的倍加,決定商品價值量的勞動是抽象的簡單勞動,從而第一次天才地論證了只有人類的抽象勞動形成價值,且只有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才形成價值。
資產階級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也認識到,商品價值是勞動創(chuàng)造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決定的。但古典學家只有一個籠統(tǒng)的“勞動一般”的概念,從來沒有明白創(chuàng)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勞動和形成商品價值的勞動有什么不同,而是把二者混淆,甚至把創(chuàng)造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說成是價值的實體。因此,他們始終不能說明,為什么生產各種不同使用價值的異質的勞動能夠成為形成價值的同質的勞動問題;只能糾纏在交換價值的數量上做文章,而不考察它的質量問題,犯下不能從勞動的質和量兩方面進行分析的片面性錯誤,最終成為不徹底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剖析了這個不徹底的勞動價值論,區(qū)分了兩種性質不同的勞動,他指出:“經濟學家毫不例外地都忽略了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一使用價值和價值,那么,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圖等人那樣只是簡單地分析勞動,就必然處處碰到不能結實的現象。實際上,這就是批判地理解問題的全部秘密”。
李嘉圖認為商品的價值只能由耗掉的勞動決定,而價值量的大小則與這種勞動成正比,價值僅包括直接生產該商品時耗費掉的勞動,不包括生產生產資料時所需要的勞動。但他不知道新價值的創(chuàng)造和生產資料舊價值的轉移如何進行,最后又回到“斯密的教條”。勞動二重性學說科學地說明了這一問題。新價值的創(chuàng)造和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之所以能夠同時進行,是由于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作為具體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轉移并保存生產資料的舊價值;作為抽象勞動,則創(chuàng)造新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是勞動的兩個方面,既對立又統(tǒng)一。只要運用生產工具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就必須消耗人的體力和腦力;反過來,勞動力只要進行生產性消耗,就必須通過一定的形式。
可見,馬克思是根據勞動的功能或質的不同對勞動進行深層分類,概括出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等新的勞動類別形式的,他將隱藏在勞動中的內在矛盾即勞動二重性認定為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據此構建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石的經濟思想大廈。正是由勞動二重性概念,馬克思得以揭示勞動生產率的二重結構和決定勞動生產水平的諸要素的二重性。馬克思指出:“生產力屬于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同時又指出:“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強度的增加,從一方面來說,起著同樣的作用。它們都會增加任何一段時間內所生產的產品總額”。
三、勞動二重性學說是理解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的樞紐
《資本論》的邏輯力量皆源于勞動二重性理論,這部經濟學宏篇巨著屢遭批判而不毀,就在于還沒有人對馬克思獨創(chuàng)的勞動二重性學說提出令人信服的質疑。
任何一種理論體系只要是真正科學的,必須包含三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是反映客觀現實的一整套范疇及其合乎邏輯的發(fā)展;二是內在于這些范疇中的聯(lián)系,主要是相關范疇之間的矛盾及其發(fā)展;三是支配這些聯(lián)系或其中矛盾運動的規(guī)律性。政治經濟學就具有這三個有機組成部分。馬克思說:“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fā)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lián)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完成了這些工作之后,就能用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按照歷史發(fā)展的順序,把由分析得到的各種范疇、它們之間的矛盾及其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系統(tǒng)地敘述出來,從而使原先占有的錯綜復雜的材料在思維中完整而有條理地重現。《資本論》就是這樣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科學地揭露出來的,因而是由科學體系的三個組成部分一一一整套范疇、相關范疇之間的矛盾及其發(fā)展、支配這些矛盾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構成的。要了解勞動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就要按照《資本論》的這三個有機組成部分來進行探討。
從范疇考察,依據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可以分別看到與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有關聯(lián)的一系列范疇:具體勞動—使用價值(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勞動過程—不變資本—生產無限擴大;抽象勞動—價值(交換價值)—剩余價值一一價值增殖過程—可變資本—勞動群眾的購買力相對縮小;勞動—商品—貨幣—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剩余價值率—工資—資本積累(擴大再生產)—資本有機構成—相對人口過剩—經濟危機。這一整套范疇都是從勞動二重性產生的,不發(fā)現勞動二重性就不可能得出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這一整套的科學范疇,也就不可能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
從相關范疇的矛盾考察,可以看到各對矛盾之間的關聯(lián):勞動二重性矛盾—商品二因素矛盾—商品與貨幣矛盾—勞動與資本矛盾—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矛盾—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占有制的矛盾—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矛盾一一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一系列矛盾(生產無限擴大與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經濟危機的爆發(fā)。這些重要的矛盾都是由勞動二重性矛盾產生的。不發(fā)現勞動二重性,就不可能洞察這些矛盾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也就不可能理解資本主義產生和發(fā)展過程及其滅亡的必然性。
從支配這些矛盾運動的幾個重要規(guī)律考察:價值規(guī)律是商品生產的基本規(guī)律,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fā)展,它支配著勞動二重性的矛盾運動,從而支配著商品二因素的矛盾運動;作為價值規(guī)律的變形—商品流通規(guī)律支配著商品與貨幣的矛盾運動;在價值規(guī)律的基礎上產生的剩余價值規(guī)律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規(guī)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方面和一切過程的矛盾運動;由于剩余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產生了資本積累的一般規(guī)律,從而產生了資本主義人口規(guī)律。這兩個規(guī)律又共同支配著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矛盾運動,支配著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的一系列矛盾運動,特別是生產無限擴大與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運動,最終導致周期性的相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爆發(fā)。所有這些規(guī)律都是與商品的價值密切關聯(lián)的,而價值則是抽象勞動創(chuàng)造的。如果不區(qū)分勞動二重性,不把抽象勞動從勞動中劃分出來,就不可能認識上列這些規(guī)律,也就不可能理解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政治經濟學。
從資本流通過程及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考察,資本流通過程包含資本循環(huán)、資本周轉和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其中所分析的范疇、矛盾與規(guī)律,無一不與勞動二重性有關;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中,產業(yè)資本、商品經營資本、貨幣經營資本和生息資本,利潤、商業(yè)利潤、利息和地租,利潤率、平均利潤率規(guī)律、利潤率趨向下降規(guī)律,所有這些特殊形式、轉化形式等,必然與它們所由產生的各種范疇和規(guī)律一樣,都與勞動二重性密切相關。馬克思正是由于發(fā)現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二重性,才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經濟的內在矛盾,說明了商品二因素的關系,闡明了價值的本質、價值實體、價值量以及價值形式和價值規(guī)律等問題,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也正是由于勞動二重性的發(fā)現,才找到了破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種現象的密碼,由此為建立剩余價值論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為形成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經濟理論準備了理論前提。馬克思把勞動二重性視為剖析資本主義關系的方法論,指出:“這就是批判地理解問題的全部秘密”。
四、勞動二重性學說是勞動價值論重獲新生的關鍵
對于馬克思對勞動二重性的發(fā)現和論證及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進程中的勞動二重性矛盾發(fā)展的研究,列寧肯定地講:“為我們揭明了這些矛盾以及這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的各個部分的總和中,在這個社會的開始直到終結的過程的發(fā)展和生長,和運動”。但馬克思在概括勞動二重性范疇并對其含義進行論述時,卻只是把勞動二重性雙方看作是勞動的兩個不同特性或是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勞動所進行的認識,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其發(fā)現的重要理論價值和意義,甚至又不可避免地使他將其發(fā)現與古典學者們的發(fā)現相混同了,并使之成為后人深化認識勞動二重性范疇時難以逾越的框框、瓶頸或盲點。馬克思勞動價值學說中的這些不完善性對于后人據以進行的社會實踐導致諸多挫折、對于之后勞動價值論的發(fā)展,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學說本身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和發(fā)展。惟有如此,勞動價值學說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才會更具理論的科學性和實踐的指導性。勞動二重性范疇不僅應當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而且更應當是發(fā)展和完善勞動價值理論的“樞紐”和突破口。
具體勞動是在一定具體形式下進行的勞動,如學者和農夫的勞動。但馬克思認為,不借助知識力的運用,就不能區(qū)分兩個都在付出體力的勞動者誰在從事復雜勞動。馬克思的失誤在于他對簡單勞動的“過度抽象”。因此,要堅持勞動價值論的一元論,就必須堅持馬克思關于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范疇,取消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范疇。因為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只是程度上或量上差別,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界定則意味著質的差別,是兩種性質的勞動。根據上述邏輯推理,具體勞動既非古典學派的個別勞動范疇,即以整體的形態(tài)存在、可相對獨立地生產或創(chuàng)造出具有某種使用價值的勞動產品或財富的個別勞動現象,也非馬克思所說的“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的耗費”,只能是勞動內在矛盾中的一個方面,是勞動的前提性條件或可能性的勞動。它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的意義,馬克思勞動二重性中的具體勞動所具有的意義只適應于這種情形—當它只是作為勞動二重性中與抽象勞動方面相對應的一方存在時。具體勞動諸要素的含義及其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是與時俱進的。
抽象勞動是馬克思通過辯證邏輯的方法對勞動內在本質矛盾中關于生理學意義上的能量耗費一方的概括。馬克思說,沒有上述具體勞動方面的抽象勞動方面或能量耗費也非勞動,至多只能是某種娛樂或休閑活動。但馬克思關于抽象勞動的定義有失偏頗:他僅把抽象勞動看成是人的體力和腦力的耗費,腦力和聽力、視力、手力、腳力一樣,都是身體器官的功能,都是體力的一部分,抽象勞動應該是體力和知識力的綜合運用;勞動力既屬于個人(體力)又屬于社會(知識力),包含在商品中的價值和剩余價值不僅是雇傭工人創(chuàng)造的,而且隨著知識力的積累,價值的創(chuàng)造就越來越依賴于社會;相對于具體勞動,抽象勞動作為相同的人類勞動,具有同質性;從不同人的不同抽象勞動來看,又會有勞動復雜程度、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的不同,既可以是不同量的,又可以是不同質的。
深化認識勞動二重性學說,就要把握它們之間對立統(tǒng)一關系。勞動二重性中任何一方相對于一完整的勞動或個別勞動現象,都只是其內在的一個不可或缺、相互依賴的方,在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雙方在對立統(tǒng)一關系和過程中處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并起著不同的作用。勞動二重性雙方的對立統(tǒng)一體-一一勞動及其成果,既是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方面的表現形式,又完全不是它們雙方中的任一方了。馬克思指出:勞動產品或商品中所具有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即商品二因素),不過是勞動二重性雙方及其關系在前者中的延續(xù)或對應。但他卻并未進而去揭示這種延續(xù)或對應關系中隱藏著的更深層的含義和理論意義。商品二因素的辯證關系,不僅表現在質上,還要通過量的形式體現。比如,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量是如何形成和計量的、又是通過何種數量關系相對立統(tǒng)一而形成反映商品的交換能力的交換價值量的、如何最終轉化為生產價格和價格這些貨幣表現形式等問題,都既是上述辯證關系的一種自然發(fā)展過程及結果,也是必須要從理論上加以解決的,必須相應按前述勞動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所具有的辯證關系鏈,對應地提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二重性,并將其與勞動二重性、商品二因素之間有機地聯(lián)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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