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蒂布特模型下城市偏好的策略選擇論文
1956年，查爾斯·蒂布特發表了《一個關于地方支出的純理論》一文，提出了著名的“蒂布特模型”，這篇文章已經成為城市公共財政理論的經典。[1]然而，此后的時間里人們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對于蒂布特模型的爭議。在此，我們無意致力于評價蒂布特觀點的正確性，本文的目的是想借助于蒂布特的地方財政模型提供的分析框架，探討地方公共產品的供給狀況是否會影響資本和高素質勞動力在城市之間進行“財政性遷移”①，顯然，這個問題對于我們進一步認識城市競爭的本質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蒂布特模型及其現實性
長期以來，在公共產品的供應上存在著一個基本問題，那就是，居民如何顯示他們對公共產品的真實偏好。關于這個問題，馬斯格雷夫(Musgrave，1939)和薩繆爾森(Samuelson，1954)一致認為，在公共產品的支出水平上不存在“市場解”。但是，蒂布特卻認為，人們可以將地方公共服務的供應看成類似于私人產品的競爭市場，社區間的競爭將使得各種不同的公共產品束被提供出來，居民們將通過遷移(用腳投票)顯示出他們對這些公共產品的偏好。這就是所謂的“蒂布特模型”。
蒂布特模型描述了一個這樣的過程：人口可以流動，存在足夠多的潛在或現實社區，這些社區提供不同的公共產品束，居民能夠通過無成本的遷移選擇提供最好的公共產品和稅收組合的社區，并且通過這一過程顯示出他們對公共產品的偏好。社區要么提供居民們需要的產品，要么居民們將遷到其他提供更符合他們偏好的公共產品或者能夠有效率地提供這些公共產品的社區。社區間的競爭能夠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梢姡瑢τ诘胤焦伯a品而言，決定有效率水平的機制是居民通過向提供他們偏好的公共服務/稅收組合的社區遷移來進行“用腳投票”。[2]
當然，蒂布特模型是通過嚴格的前提假設得出的，例如不存在遷移成本或完全信息的假設。有鑒于此，一些研究表明，該模型并沒有很好地接近現實。但是，蒂布特“用腳投票”的觀點是成立的，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關于這一點，只要看一看各城市為爭奪資本和人才的競爭，就可以體會到蒂布特模型的解釋力。為了謀求發展，我國各城市之間的競爭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政策優惠、完善基礎設施和地方投資環境，給資本和人才的流向提供了充足的空間。這也許就是蒂布特模型所提示的現實意義之一：地方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決定了移民的流向，同樣，也決定了企業資本的流向和空間區位選擇。而人才和資本顯示出來的這種“城市偏好”，印證了蒂布特模型中“用腳投票”的觀點。
二、城市偏好顯示：遷移下的公共選擇
這里，我們將在城市之間遷移的移民和企業資本一概稱之為“資本持有人”。假如在異質的城市之間，每個城市為了吸引資本持有人都能單方面地為創造出一個與其他城市不同的福利水平，例如，一個城市確定一套財政方案，即稅率和政府服務的水平，如果該方案對資本持有人的吸引力相對較弱，他們將通過遷往其他城市來做出反應。這種遷移的結果，顯示了資本持有人的明確的城市偏好。
資本持有人通過空間選擇反映出的城市偏好的顯示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呢?為了探討資本持有人的城市偏好傾向，我們必須考察資本持有人的效用函數。一般說來，資本持有人具有能夠依據自己的偏好系統和效用函數將資源配置于特定區域的能力，同時，他們作為“經濟人”也都有把某些資源轉換成個人報償的欲望。在效用最大化假設之下，對于資本持有人來說，總是按照自己的偏好系統來權衡利弊得失，選擇能達到其最大化效用的城市來居住或投資。
為了讓分析簡化，假設存在著效用水平不同的兩個城市A、B，兩個城市提供的公共產品水平不同，一般地，效用高的A城市有著更高的公共產品供應能力，B城市次之。A城市進入門檻較高，B城市低一些。在蒂布特均衡中，資本持有人會因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不同，選擇滿足他們偏好的城市。下圖顯示了資本持有人在公共產品供給能力不同的A、B兩個城市的選擇過程。圖1 不同偏好下的空間選擇
圖中縱軸表示A城市公共產品供給能力，橫軸表示B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能力，曲線表示這兩城市公共產品供給的社會生產可能性邊界，表示A城市偏好型資本持有人的效用曲線，表示偏好于B城市的資本持有人的效用曲線，上的A、B兩點則分別表示這兩個資本持有人的效用最大化的服務/稅收組合。換言之，如果資本持有人的這一空間選擇過程是蒂布特式分類所導致的，那么，相應的均衡是有效率的。
這樣，資本持有人的效用函數或利益函數可寫為：
U=U(，，t)
上式中的U代表效用函數，和分別為A、B的公共產品供給能力，t為資本持有人的城市偏好。無疑地，資本持有人的城市偏好及其效用函數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假設居住在B城市中的資本持有人遷移到A城市中，他的遷移決策在進行蒂布特式調整的同時，也顯示了他的城市偏好。在這種情況下，可將在A城市之間遷移的資本持有人的效用函數寫成：
=()，d/d＜0
這個公式表明，資本持有人的遷移下的公共選擇達到了帕累托改進的目標。但是，對于B城市來說卻是不利的。它的居民的效用函數是：
=()，d/d＞0
大于零的資源配置偏離了帕累托最優標準。這是因為資本持有人在城市之間遷移時，通常會在收益和成本方面都產生財政上的外部性。遷移會給那些留在原來共享團體中的人帶來外部不經濟，給遷入的那個城市里的人帶來外部經濟。
為了吸引資本持有人，每個城市唯一能夠做的就是不斷改善它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因此，地方公共選擇的蒂布特模型意味著城市競爭可以使地方政府變成最有效率的治理層次。通過在地方層次上提供公共服務，如公共教育、治安和消防，而且通過稅收來為這些服務籌集資金，能夠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三、城市公共產品供給對“財政性遷移”的決定性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公共產品或服務的產出(和稅收)是影響一個城市對潛在資本持有人的吸引力，進而影響他們的遷移決策。那么，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嗎?公共產品供給在多大的程度上決定著資本持有人城市間的“財政性遷移”?根據蒂布特模型，我們能想象出一個效用最大化的資本持有人，他對來自于地方公共服務的收益和稅收負擔的成本進行權衡，選擇收益減去成本之后的剩余最大的地方來居住或投資。在城市偏好顯示時，如果資本持有人的確將公共服務方案考慮在內，我們可以認為，在其他方面相同情況下，一個城市的公共產品組合越吸引人，它的城市引力越大，從而希望消費高水平公共產出的資本持有人將會發生“財政性遷移”。
這是個饒有趣味的話題。不過，它的結論需要大量的經驗研究來證明。華萊士·奧茨(Wallace Oates，1969)的經驗研究發現，財政稅和公共服務上的差別反映在住房價值中：在學校較好和稅率較低的社區中，住房價值更高。這表明，在選擇地方居住時，潛在居民確實會對地方公共產品進行衡量。
在城市之間，這個結論仍然成立�？紤]一下各城市為吸引高級技能型勞動力而付出的努力。目前，我國城市高級技能型勞動力短缺的情況相當嚴重。比如，在近1.4億城鎮企業現有職工中，高級技工的比例極低，只占約5%[3]。高技能型勞動力短缺，造成了城市間人力資本的激烈競爭，從而引起高級技能型勞動力在城市間的遷移。高級技能型勞動力城市間遷移更看重的是城市舒適②的改善。城市舒適，是對預期收益的進一步界定。城市舒適的收益包括的范圍很廣泛，諸如城市文化底蘊、制度環境、國際色彩、市民素質等都在
其中。其實，這些方面的內容也可以歸為城市公共產品或服務的供給。城市之間公共產品或服務供給條件的差別，是引起高級技能型勞動力遷移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他們可以通過選擇一個城市來生活和工作以改變舒適狀況。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城市舒適在很大程度上是難以被資本化為工資收益的。
然而，城市之間遷移是有成本的，這使得公共產品供給效率對于財政性遷移的作用受到了約束。由此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城市之間的財政性遷移存在著“鎖定”效應。所謂鎖定效應，是指資本持有人往往被鎖定在原來城市中，雖然其他城市創造了更好的公共產品或服務供給條件，但現實很難自發實現以資源優化配置為目標的財政性遷移。事實上，完全依靠市場自身力量難以打破這種“鎖定”狀態。原因有三：一是城市遷移的“轉換成本”過大。資本持有人在某城市的連續投入和多年累積開支使轉向另一個城市時要承受巨大的轉移成本。二是即使遷移到新的城市對社會和資本持有人都有好處，但由于缺乏遷移行動的協調機制，無法實現正常的遷移。三是作為資本持有人的擁有城市將不遺余力地阻止其他城市“挖墻腳”，因為那意味著其競爭優勢的喪失。如果存在“鎖定”狀態的話，有效打破城市對資本持有人進行財政性遷移的“鎖定”的基本路徑，就是促進市場制度的創新，降低資本持有人的轉換成本。
盡管轉換成本成了資本持有人進行財政性遷移的成本負擔，但是，這并不妨礙資本持有人在遷移時對地方公共產品供給情況進行權衡的基本結論的正確性。相反，它為地方政府提供了信息和激勵，讓他們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務和稅收水平，以降低資本持有人遷移的機會成本。
四、結論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明顯看到蒂布特模型在城市層次上的擴展含義：城市管理者提供一組公共服務的菜單，潛在資本持有人在相互競爭的城市之間選擇出他們所偏好的城市，這一過程將顯示出資本持有人對地方公共產品的需求。顯然，我們的分析與蒂布特模型提出的重要假說是完全一致的。
本文的主要結論是，地方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直接影響資本持有人在城市之間進行“財政性遷移”，盡管我們是借助了蒂布特模型推導出這一結論的，但我們發現，在存在著遷移的鎖定效應或轉換成本時，這一結果也成立。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分析拓展了蒂布特模型所涉及的范圍。同時，這些結論也支持了那些試圖提高城市舒適收益、改善軟環境來增強城市競爭力的政策主張。
注釋：
�、儇斦赃w移，是詹姆斯.布坎南對蒂布特模型進行評價時提出來的概念，他認為那些社區間遷移的人是由于財政因素引起的，他們能夠給遷入社區帶來稅收上的增加。
�、谑孢m是對任何消費的現實的描述，但我們對于它的重要性的認識仍然是有限的。大量的西方微觀經濟學關于政策與舒適供給以及家庭滿意度之間關系的研究為我們重新認識高素質勞動力城市間的遷移動機提供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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