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科學知識社會學對曼海姆理論的繼承

淺談科學知識社會學對曼海姆理論的繼承

　論文關鍵詞：曼海姆；SSK；繼承

　　論文摘要：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對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具有重大影響；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一些重要觀點都可以看到曼海姆理論的“影子”。本文目的在于通過述評二者主要理論觀點的相似性，探討從知識社會學到科學知識社會學發展的某種歷史繼承性。

　　在某一社會中，當只存在單一的“整體性”的觀念的時候，我們往往會意識不到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思考方法、觀點乃至思想；更為根本的是，我們還意識不到在所有的層次上我們是按照既定的方式進行思考的。“這個世界與人們所相信的東西之間有什么聯系?婦巴里·巴恩斯在回顧關于知識的社會學研究中以這樣的疑問句式來表達這一視角的重要性，并且指出，“而這個問題，至少從原理上講，是一種較為成熟的關于知識的社會學理論所必須回答的問題。”在這點上，曼海姆與后來的愛丁堡學派的是基本一致的，——知識社會學是“關于人們實際上是如何思考的問題。這些研究的目的不是調查思維過程如何出現在各種教科書之中，而是調查它作為集體行動的一種工具，實際上是如何在公眾生活和政治活動中發揮作用的。”

　　對卡爾·曼海姆知識社會學部分理論的解讀

　　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是對20世紀發生的人類思想的“困惑”的最直接的回應。“知識社會學的基本研究任務是，確定在思想史上逐漸出現，并且處于不斷變化過程之中的各種各樣的觀點。”這其中包含了兩層涵義：一、思維是集體的思維；二、知識是集體思維的結果。

　　“從意向角度來說，知識社會學的探討并不是單一個體及其思維過程開始，之后便以直接運用哲學家的方式繼續研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種種抽象高度為目的。[2]此時，曼海姆向我們傳達了這樣的一個信息，人類的思想困惑是由于判定人們原有的、并是從來沒有意識到過的指導思想的各種思維方式相互沖突而暴露在人類的共同視野之下所產生的“恐慌”。我們認為曼海姆的考察是深刻的。聯系到西方社會的近代史，曼海姆看到了兩種不同的思想方式的“沖突”——“在這里，一方面是作為處于支配地位但已經命中注定要走向衰落的貴族的思維方式而存在的神話；另一方面則是正處于上升過程之中的和地位低下的城市手藝人階層所具有的帶有更多分析色彩的思想習慣。由于這兩種道德決定都至少存在兩種可供利用的標準，而且，由于每一種宇宙事件和社會事件都至少存在兩種說明，所以，他們對人類思想的價值持懷疑觀念就不足為奇了。

　　曼海姆業已指出應當從社會整體來對知識進行考察——這也是知識社會學到后來的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共同堅持的。“因此，我們的目標是，首先，在思想領域中極其徹底地提煉和完善對意義的分析，從而能夠以對各種各樣思想風格之特征的越來越詳細的描述，代替那些部分的說來不具有明確特征的術語和概念；其次，極大地完善用于重建社會史的技術，從而使人們能夠——不是把那些分散的孤立事實，而是——把社會結構當作一個整體來覺察，也就是說，把不斷相互作用的社會力量組成的網絡當作一個整體來覺察，而各種各樣的觀察方式和思維方式，就是通過那些現在和在不同的時代呈自身的實在，從這種社會力量的相互作用網絡之中產生出來。”這就是說，既然社會是由各種情境所構成的，我們對各種的情境理解又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地位、思維方式等等而作出，我們不能為這許多的不同解讀劃定一個共有的標準，只能用對方的立場來理解對方，簡言之，我們看到的關于社會情境的說法都是相對的。——“另一方面，顯而易見的是，只有當人們把一種人類情境的參與者們所具有的關于這種情境的觀念，把他們如何在這種情境中體驗他們的緊張，以及把他們如何對這些如此設想的緊張作出反應也都考慮在內的時候，這種情境的特征者才是可以描述的。”對于這個問題曼海姆沒有進一步地深入下出；因為在這樣一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十分“合理地”進一步提出以下問題：理解“人類情境的參與者關于這種情境的觀念”既然是一種有限的“理解”，那么關于科學的觀念的理解也理所當然是一種有限的理解，也就應當置于曼海姆所說的知識社會學的整體考察之下，但是他卻在這里出現了動搖，——曼海姆承認了科學在知識社會學分析中的“特殊地位”。如果說在關于科學在知識社會學中是否具有特殊地位的問題上曼海姆犯了一個令人窒息的自我矛盾的話，那么，將知識社會學的理論主張貫徹到底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他們挑戰科學的“神圣權威”的勇氣則是令人敬佩的。

　　曼海姆指出，意識形態這個概念在經歷了從原來的僅僅是表達一種觀念的術語轉變為現代意義上的具有“否定意義”的政治詞語之后，與之有關的“什么東西是真的?”的問題就是必須給予理解的。對立的階級在反對他們的對手時，經常指責其思想體系是“虛假的”。曼海姆指出，“如果人們不使一種觀點本身處于必須指責它是意識形態的挑戰作出回應的地位，這種觀點和解釋就不可能再指責其他所有觀點是意識形態。”既然所有的觀念就是各個既定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地位的反應，就不能指責其他社會集團對自己利益地位的訴求是“虛假的”，其實這恰恰表明了一種“真實”的東西，是一種用自己的社會集團的思想方式、信念進行的表達，“無論通過憑借某種一般原則而保證某個人擁有思想，還是通過著手把某種有限的觀點(這種觀點通常就是某個人自己的觀點)稱為超黨派的和富有權威性的觀點，都無法使思想具有絕對性。”我們可以在這里感受到曼海姆的分析與大衛·布魯爾提出的強綱領中“反身性”原則十分明顯的相似性。

　　與歷來的飽受批評的科學知識社會學所顯露的相對主義不同，曼海姆主張的是一種與馬克思社會學相似的關系主義。因為他認為只有通過參照那些本身也是從歷史經驗中產生出來的知識“建構”，人們才能夠系統表述歷史上那些可以理解的知識。正如他明白的指出的那樣，“這意味著，人們并不是根據各種見解、陳述以及體系，所具有的表面價值而接受它們，而是根據表達它們的人所具有的生活情境來解釋它們的。所謂的關系主義就是某種特定的情境之中的各種意義成份是一種在既定的思想框架中的互補性的相關，這種意義上的共存關系并不導致相對主義“我們必須徹底認識到構成我們的世界的各種意義，都只不過是一種從歷史角度被決定的、使人得以在其中生存并且持續不斷地發展的結構，而決不是某種絕對正確的東西。”

　　對于任何對社會進行分析的理論來說，無論其原來的出發點是怎樣的，必然會走向一種價值性的評價。既然已經承認了對社會——歷史問題的理解必須置于總體性的情境之下，我們就必須將某種特定方面與其他方面進行參照；在這種參照過程中，對某些方面進行強調、選擇，才能夠達到對這種特定方面的理解。這樣的一種理解最終會“導致某種評價性程序”——也許是基于同樣的理由，“各種規范和價值觀念都是從歷史角度和社會角度被決定”。在曼海姆看來，尋求一種“實在”是所有的理論必須的，而他所引入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正是尋找在思想中發揮作用的那種“實在”的途徑與必須。緊接著，曼海姆就順理成張地在他的知識社會學理論中引入了關于“觀念”的評價標準，于是，在他看來所有在社會中的各個發生著對立的社會集團都在尋求“自己的實在”，這樣一來，“它(實在)對于其中的每一個群體和階級都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這是毫不奇怪的”。

　　對于科學知識，曼海姆并沒否認近代以來被建構起來的關于科學一些“標志”，他沒有對以實證主義為精神的科學進行直接的批評，而是指出“隱藏在實證主義之中”的科學觀念，本身就植根于某種明確的世界觀之中，并且是與一些既定的政治利益集團密切聯系。
　SSK對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的繼承

　　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理論對后來的知識社會學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一，他對于知識社會學的提法類同于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反身性原則”，即在知識的社會學考察中，要以與知識社會學對其研究對象同樣的要求來要求自身；二，他表明了構成知識信念的是社會而非個人，主張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重心應該放在社會環境中而不是限于個人的思想，“嚴格說來，說個人能夠思考是不正確的”。馬爾凱(M·Mulkey)評價說，曼海姆的相對主義研究綱領接近于科學哲學的后庫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對自然科學知識普遍一致性的盲從。

　　科學知識社會學也被稱為建構的知識社會學。建構的知識社會學來源于愛丁堡學派的重要人物巴恩斯的主要理論觀點。巴恩斯則從解釋學維度積極建構其“利益模型”，認為傳統知識社會學將數學及自然科學知識拒之于門外是錯誤的，科學知識也應置于社會學研究之下，服從社會學因果分析，“對于社會學的研究而言，應當把所有制度化的關于自然信念的體系看做是同等。”巴恩斯進一步指出，科學知識的產生過程只能用一種方式來解釋：要么作為默禱的產物，這就是無私利性的個人被動面對實在的產物，如笛卡兒主義者所理解的，科學家頭腦應脫離科學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類的主觀因素去觀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環境中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個人或群體所生產。巴恩斯主張后者，他認為科學理論的評價和接受與否也是在科學家個人偏愛及群體利益追求中得以進行的，科學知識本質上是在個人偏愛與群體利益相協商的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產品，是在特定群體利益，有時是在民族利益驅動下得以建構的社會產品。

　　在《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一書中巴恩斯著力說明了其關于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觀點。巴恩斯指出，自然信念具有多樣性，但是人們卻很少對其持有和使用的信念進行反思，或者反思的結果僅僅是這些信念是事物本來面目的再現，行動者將其看成為不需要任何解釋的“常識”，而將與其相異的信念當作是反常的；巴恩斯認為關于科學的信念也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已確立的科學中的活動通常都是受某種關于世界的理論指導。現在，這個理論可能被看做是關于世界的一個圖景或一種描述；但它并不是從世界中產生的，而是強加給這個世界的。婦巴恩斯否定了存在關于自然的信念的是合理的或者是真理的可能性，“真實的’像‘好的’一樣是一種制度化的標簽，人們用這類標簽根據社會已確立的標準對信念或者行動進行篩選。”接下來，巴恩斯通過對信念、行動與決定論之間關系的分析展開其要求的對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科學變遷的因果解釋。

　　雖然科學知識社會學被稱為建構的知識社會學，但這并不意味著關于知識的社會建構觀點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首創。其實，早在曼海姆那里就孕育了關于知識的社會建構觀點的端倪。曼海姆指出，“在這個時代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方式及其結構之中，存在著某種與這個時代的人們建構真理觀念有關的線索——他們正是從這種與這個時代的人們建構過程出發，把某種觀念確立為關于一般的真理本性的觀念的。”我們認為，能夠體現知識社會學傳統的并非科學社會學而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不但堅持了知識社會學的基本主張，而且對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擴展到包括科學知識在內的所有知識，另外，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許多原則都直接來源于知識社會學，我們完全可以將其稱為知識社會學發展的第二階段。

　　布魯爾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制定了“強綱領”，他認為所有知識，都應該進行徹底研究，沒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學知識本身的絕對的、先驗的或真理的、客觀性的本質之中。強綱領認為“知識”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科學知識，而且包括其他時代和其他文化中相當于科學知識作用的神話、宗教等各種信念系統，科學知識與其他信念系統具有同等地位，因而也應該與其他知識體系一樣接受社會學方法的研究。“強綱領的一個最著名的實質性論題是，一切科學都是受利益驅使的。然而，承認科學中持續存在的利益并不等于必然要贊成這種利益的出現，因為有些利益可能腐蝕社會學家對科學的理解。”我們認為，布魯爾實質上是試圖從方法論的角度來回答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留下來的問題。

　　對曼海姆而言，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是一種“歸因方法”。每一種觀念、思想、思想方式都是具有視角的觀念、思想、思維方式，這種視角應當從決定它的各種社會勢力來進行理解。具體而言，歸因可以分為“按照意義進行的歸因”與“按照事實進行的歸因兩個層次來進行”。前者的意義在于“使隱含在一個思想體系之諸分散的片斷之中的思想體系整體明確地表現出來——歸因為某種“核心世界觀”。但是，曼海姆補充道，這種歸因并沒有解決核心世界觀真實性問題。后者的意義則在于學術發展的重建提供最大限度的可靠性。對于科學知識社會學來說，對于一種理論的合理性、有效性以及真實性的要求都隱含了一種假定，——這種假定就是我們的理論需要合理性、有效性、真實性的支持，而且這種要求是理所當然的，是無用置疑的；對此，科學知識社會學認為，這種理所當然的假定正是我們需要加以考察的。曼海姆試圖通過歸因的方法來發現隱藏在各種知識中的“假定”，而這些假定就是我們相互之間在“知識”上各不相同、相互矛盾的原因，而通過對此進行知識社會學的研究，來探索化解“知識”之間的沖突與對立的方法，為人類在思想上的困境找到出路。巴里·巴恩斯在其《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一書中一再強調的就是，理論的合理性僅僅是來源于我們在思維過程中早已經認同的思維方式，而且，以有效性與真實性等等標準來區別理論的正確與否，本身就是無效的，這正如當西方人以他們的關于“神”的宗教觀點來看待野蠻民族的圖騰時，認為后者是無法理解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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