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認識論抱負
論文關鍵詞:科學知識社會學 認識論 知識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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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已經成為當前研究知識屬性問題的一條重要進路。近來，SSK的認識論抱負，關于知識的觀點也越來越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鑒于此，在與傳統認識論的比較中闡釋SSK的認識論抱負，通過比較SSK與傳統認識論一脈相承的研究旨趣和研究進路上的差別，表明其對知識研究的重要意義。
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SK)自80年代以來，逐步進入國內學者的視野。從其稱謂來看，SSK與社會學有著天然的聯系，其思想淵源可以直接追溯到科學社會學和知識社會學的傳統，因此在科學哲學家看來，SSK的社會學抱負是顯而易見的。同時，SSK最初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是以一種“反科學”的姿態出現的，很多學者將SSK看作是一種解構科學客觀性的事業來看待。所以，更多關注它對傳統科學哲學的背離以及對傳統科學觀的批判，這事實上忽略了SSK的認識論抱負，以及SSK對認識論的一種積極貢獻。近來一些學者已經意識到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認識論抱負，開始挖掘其完全不同于傳統認識論的研究進路對知識本性問題所作研究的重要意義。
SSK有著強烈的認識論抱負，其核心主張是以一種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方式對科學知識進行描述性研究，并得出科學知識產生過程中社會因素起決定性作用的結論。
SSK的這種認識論抱負早在知識社會學的代表人曼海姆那里就有體現。曼海姆希望用社會學的實證方法來研究人類思想。由于深受德國思辨哲學的影響，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帶有極強的認識論色彩，他希望通過經驗調查、描述和結構分析來說明社會關系在社會生活中如何影響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同時通過認識論方法考察社會與思想的關系。他試圖表明，構成知識信念的是社會而不是個人，主張知識社會學應關注社會環境，而不應僅局限于對個人思想的關注。因此知識社會學的任務是:“通過大膽的承認知識與存在之間的關系，來解決知識受社會制約的問題，并用它們來檢驗我們的理論。……知識社會學的目標就是將得出的結論變為最可靠的真理，因而更接近于把握解決有關問題的方法論。
SSK繼承了知識社會學的這種哲學旨趣，并進一步將“知識”范圍擴大，把一直被知識社會學排除在外的科學知識也納入自己的研究領域。在SSK看來，要想對知識的本性問題作全面的考察就不能將科學知識置于這種分析之外。一直以來，知識社會學家和科學哲學家都認為，與文學、藝術、宗教相比，科學知識在認識論上具有特權地位，科學知識的內容本身，即科學理論，不受社會歷史和環境因素直接影響，是完全由自然界決定的，科學知識是對客觀世界的鏡式反映。“科學知識理應排除在社會學分析之外，免于社會學劫難”。但隨著發現語境和辯護語境二分的消解，奎因對觀察語言和理論語言區分的批判使得科學知識的認識論特權地位岌岌可危。
受這些思想影響，SSK認為個人的經驗和理性不是知識何以產生的有效來源，“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既不表示它的個體成員們的感覺經驗，也不表示可以稱之為他們的動物性知識之總和的知識。因此我們的文化所具有的知識—正像它在我們的科學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一一并不是關于任何一個個體都可以為自己而經歷或者學習的某種實在知識。……是編織而成的故事”。因此社會學因素對于科學知識是決定性的，科學知識與其他知識形態一樣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它不能免于社會學的拷問，因而也必須接受社會學的分析。
所謂社會學的分析就是對科學知識的具體產生進行經驗研究。在此前提下，他們或者關注科學爭論如何受到利益驅動，或者將爭論還原到歷史語境之中，或者討論爭論結束的機制，或者從人類學視角在實驗室這個特殊的語境中描述科學知識是如何產生的，以局外人的眼光和術語描述實驗室生活。雖然SSK內部各個學派之間在觀點和研究進路上存在很大差別，甚至對于一些問題的觀點是針鋒相對的，但是他們也有一些共同之處。
1.知識何以可能:從知識如何為真到知識如何建構
SSK首先關心的是“知識何以可能”，“知識的有效性如何”的問題。在這一點上，SSK與近代認識論一脈相承。我們知道，近代認識論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人如何獲得知識，關注認識的來源、范圍及其客觀有效性的問題，而在當代認識論研究中，主流的學派更加注重對知識之所以成為知識的辯護條件的研究，使得辯護成為當代分析認識論的核心問題。奎因所倡導的“自然化的認識論”事實上表明，認識論的中心任務要發生改變，從一種規范的認識論走向一種描述的認識論�？蛑螅敶J識論的發展呈現出一種多元的趨勢。SSK盡管是社會學分支，但由于它的對象是知識，特別是科學知識，所以它不僅仍然具有認識論抱負，而且也與社會認識論結合，具有規范性的抱負。它主要從社會的維度探討了知識的產生。在實踐中，SSK將“知識何以可能”的問題轉化為科學知識在生產的語境中，是如何被科學家共同體社會建構出來的。因此，知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問題也必須回到知識生產的語境中考察。
圍繞這一問題，SSK內部學者的研究進路和觀點并不相同。愛丁堡學派代表人物巴恩斯和布魯爾主要是在知識與社會環境條件、社會結構的互動中考察知識的產生和有效性問題。他們認為，以往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對知識與信念的區別預設了知識的真實性，這樣就等于將知識等同于永恒的真理。但從其產生看，知識并不是真信念，知識必定會受到歷史條件、社會環境等外在影響，它是與特定背景或語境中進行的特定實踐或程序相聯系并通過學習獲得或繼承的，在此意義上說，知識是一種文化產品。
在知識的有效性問題上，布魯爾和巴恩斯首先對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知識解釋模式進行了批判，并指出，無論經驗主義還是理性主義都是建立在對個人經驗和理性分析的前提之上，由于個人經驗和理性所固有的問題并不能為知識提供可靠的前提。知識的可靠性不是通過個人的辯護得到的，而是依賴于集體的權威。知識的可靠性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社會問題，因此需要也必須接受社會學的分析，科學知識也不能除外。
實驗室研究學派則深入科學知識產生的語境—實驗室中，以一種人類學和民族志的方法考察科學知識具體的產生過程，并考察了知識產生過程中科學家的選擇與決定如何與知識相關，將“知識何以可能”的問題轉化為科學知識是如何在實驗室中被生產出來的，在知識生產的過程中，叨耳些因素參與了知識的建構。由于實驗室中生產的知識有很強的語境相關性，因而對其進行辯護也必須回到實驗室的生產語境中進行。
2知識的屬性:知識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不是普遍的而是語境的
知識的屬性問題具體而言是指，知識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是普遍性的還是語境性的，這涉及到SSK從根本上如何看待知識。這個問題構成了SSK關于知識理論的一個核心，同時也是其論證經驗方法合理性與必要性、主張一種社會認識論的前提和基礎。
當代傳統認識論認為知識與信念是相分的，將知識界定為一種經過辯護的真信念。無論理性主義傳統還是經驗主義傳統都將個人看作獲得知識和對知識進行辯護的單元。所不同的只是理性主義傳統將理性(推理規則)看作知識的來源和可靠性的基礎，而經驗主義傳統將個體經驗看作知識的來源和可靠性基礎。因而，在SSK看來，傳統認識論是一種個體主義的認識論，這種認識論并不能對知識的來源和有效性(特別是科學知識)進行很好的說明。
SSK認為個體的經驗和理性都不能為知識提供可靠的基礎。知識只是存在于一定社會環境、文化傳統中的信念系統。“信念產生于一定的環境和文化之中，因而不可能超越環境和文化的影響。同時社會文化環境又會隨時間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因此，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人，對相同的事物就會有不同的信念，沒有任何一種關于自然的信念是準一合理或是準一的真理”。于是就產生了自然信念的多樣性，這與維特根斯坦所表達的“語言游戲”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處。維特根斯坦把語言看作一種實踐，語言的使用就像做游戲一樣，處于不同“語言游戲”中的人會有不同的語言，遵循不同的游戲規則，因而“語言游戲”具有多樣性。
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和“生活形式”的思想不僅突出了語言的實踐性還表明了語言的社會性。維特根斯坦指出，“不存在私人語言”，由此推知，知識也一定是在某一共同體內成員所共同享有的。由此，巴恩斯將知識界定為已被群體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正確的信念。同時，巴恩斯指出，科學知識與其他知識一樣，也是一種信念體系，因而也受到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任何術語只有在一定的語境中才會有意義，而這種語境必須是群體共享的語境，私人語言在這里是沒有價值的。在這個意義上，巴恩斯指出:“事實是被集體界定的，任何知識體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體認可的陳述。
愛丁堡學派另一代表人物布魯爾也在對個體主義認識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表明，“對于社會學家來說，人們認為什么是知識，什么就是知識。知識由信念組成。社會學家關注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被人類群體制度化的，或者被人類群體賦予了權威的信念。我們用‘知識’這個語詞來專門表示得到集體認可的信念”。諾爾一塞蒂納也指出:“專業成員的團體是科學中社會和認知組織的相關單位。”從而強調“認知共同體”是科學認知的基本單元。
由上述關于知識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SSK否認個體是獲得知識和辯護知識的有效單元，個人的經驗和理性不足以保證知識的有效性。知識只是一種得到集體認可的信念系統，它植根于社會文化之中，被某個共同體所擁有和承認，在這個意義上說，知識是集體的，而不是個人的。對知識的考察必須關注社會因素在何種程度上對知識的內容產生影響。
另一方面，知識不是一種經過辯護的永久不變的真信念，而是作為一種具體的、特定條件下的認識結果而存在，是在特定社會情境之中形成并通過一個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它們都是由一定的社會群體在特定社會維度影響下，針對當時當地的客觀對象所形成的認識，因此不具有普遍有效性。知識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種語境性。因而在SSK的視野中，知識是一種集體所有的知識，是一種語境中的知識。對此，科爾在《科學的制造》一書中引用了科學史家杰佛達·埃爾卡的說法:“對于事物和客觀科學真理，為沒有上下文的依賴關系進行辯護，為沒有文化依賴關系的隨意信仰辯護，這就等同于信神和信鬼。”
實驗室研究派也通過自己的研究表明:科學事實是科學家在實驗室中建構出來的，這種建構具有很強的語境偶然性和不確定性�？茖W知識并非純粹理性的產物，而是滲透著商談和決定的結果。科學成果只是以一種去語境化的形式呈現出來，科學知識本身是與語境相關的，是一種地方性的知識。
3.重視知識產生過程:用回到科學實踐代替語言分析
盡管SSK對知識的關注是與傳統認識論一脈相承的，但在研究進路上，卻代表了一條不同于傳統認識論的方式。SSK從社會維度切入知識問題的研究，關注知識(特別是科學知識)產生的具體情境、知識有效性辯護中存在的社會因素等問題，對科學知識進行因果性說明，這些都與傳統認識論形成了鮮明的差別。也正因如此，SSK受到更在多來自傳統科學哲學和認識論內部的漠視和敵意。
自啟蒙運動以來，哲學家一直將科學知識視為“自然之鏡”，這種觀點在科學知識和世界的關系上持一種反映論的實在論觀點，認為存在一個獨立于我們認識之外的客觀世界，科學知識作為一種真命題的集合是對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映。既然科學知識與世界之間是一種真實摹寫的關系，那么我們可以通過對科學知識(關于世界的表征)的證明和辯護達到對真實世界的理解和把握，而對作為世界表征的科學知識的辯護則需要運用一種語言分析的方法。邏輯經驗主義的科學哲學正是在這種科學觀的影響下，認為科學知識的發現及辯護語境是相分的，科學哲學所關注的僅是科學知識的辯護語境，于是邏輯經驗主義采取一種語言分析的方法對科學知識進行邏輯分析和合理性重建。
羅蒂、庫恩和奎因等人在批判了傳統科學觀，使科學知識的認識論特權地位受到威脅的同時，也使邏輯經驗主義對科學知識的研究方法受到了質疑。既然發現語境和辯護語境不可分，那么對科學知識本性的考察必然要回到科學知識的發現語境中。從本質來看，發現語境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因為“發現”一詞仍然暗含了一種反映論的假定。按照SSK的觀點來看，科學知識并非被發現、而是被生產和制造出來的，因此回到發現語境事實上是回到科學實踐中，不僅研究客體，包括科學家本身都成為考察知識所不能忽視的內容。
同時，SSK繼承知識社會學的傳統，深受后期維特根斯坦思想的影響，將知識看作存在于一定社會文化之中的信念系統。既然語言本身已是一種社會實踐，一種生活形式，那么由語言所組成的知識不僅是一種實踐的表征，其本身也是一種社會實踐形式。因而對其本性的考察正如對語言意義的考察一樣，要在具體的使用中，即具體的實踐中進行。因此，SSK的研究或是回到某一科學爭論歷史中，從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對爭論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或者以局外人的身份深入實驗室對某一具體知識的產生過程進行人類學考察。
4.語境主義策略:用知識產生的地方性代替知識辯護的普遍性
SSK在實現以經驗社會學方法對科學知識進行因果性分析的構想時，已經暗含了一種拒斥科學知識客觀性和普遍性、將知識還原到具體語境中的假定，可以說一種語境主義的策略已經暗含在SSK的理念和方法中，“在譏諷著前輩們執著于追求純粹的客觀知識和普遍倫理的幼稚的同時，一批人在大呼‘理性缺場’的情境中，義無反顧地轉向了語境主義和相對主義”。
語境主義策略本質上取決于SSK對知識的看法。SSK繼承了庫恩將科學知識看作一種集體財產的看法，認為“知識是文化或亞文化成員的共有財產，作為各自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代代相傳，其可信性依賴于集體的權威，對它的使用和應用決非服從于抽象的邏輯術語的描述，它只能從人們在特定的語境中為了特定的目的而進行的特定行為的關系中被理解”。因此，為了理解知識的產生和發展，“就必須參與它的使用語境，必須關注它的使用者的特定的實踐目的”。在SSK的視野中，科學知識并不因其對客觀世界的符合而獲得可信性，事實上，在他們看來這種符合論是不可能成立的�？茖W知識的可信性源于集體的權威，那么知識并不是惟一確定的，對知識的理解也不可能是脫離語境的，因此我們對于知識的理解和評價必然要回到產生它的語境中，將知識置于特定語境中，置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下進行。
這種策略與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境思想之間有很強的連續性。后期維特根斯坦主張語言分析應回歸日常語言，回到生活實踐，從而使語境的涵義從原來邏輯結構層面擴大到行動領域、實踐領域，他強調了一種語境對意義的規定性。語境在后期維特根斯坦思想中包含兩層含義，其一是在具體的使用中，句子間上下文的關系，包括對話人正在談論的主題;其二是使詞或句可以被雙方理解的共同的生活背景、語言習俗和社會建制。語境主義策略表明，科學知識的產生是與語境相關的，這一方面表明知識并非具有普遍性和反映論意義上的客觀性。另一方面也表明知識并非主觀、任意的。因為語境中的各種因素為科學知識提供了規則和約束力。
我們發現，“語境”在SSK學者那里至少包括了以下兩層涵義:其一，知識產生時，科學家所處的特定歷史背景、構成科學家背景信念的社會文化因素。比如在巴恩斯和麥肯奇對19世紀英國遺傳學爭論的分析中，皮爾遜和巴特森各自所處的階級、特定的意識形態和利益構成了我們理解這場爭論的語境。這種涵義的語境在一定意義上是外在于知識的。其二，實驗室中，科學研究的索引性，即科學活動的境況偶然性，包括科學家選擇的偶然性、實驗室操作的地方性等特征。
這一策略具體表現為兩種研究進路，一種是回到歷史，在具體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語境中討論科學理論與一定社會利益的關系問題，將某一理論歸因于某種特定的社會環境因素，通常是一種宏觀的進路。另一種是回到現場，以一種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人類學方法對科學知識形成和接受的實踐過程進行描述。前一種進路主要代表是愛丁堡學派在“利益模式”引導下對歷史上科學爭論所作的研究，后一種進路主要以拉圖爾、伍爾加、諾爾一塞蒂納所做的實驗室研究為代表。
SSK主旨是倡導一種經驗主義、自然主義的方法對知識進行描述性研究。在這種主旨下，一部分理論家提出了系統的科學研究的綱領，另一部分學者則在此綱領的引導下進行了大量實踐研究、案例研究，這些案例涉及多個自然學科，從時間來看，既有對科學史上著名案例的還原式研究，又有對當代科學實驗室的人類學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在給學術界帶來巨大反響的同時也受到責難。原因在于SSK的研究方法與傳統科學哲學大相徑庭，結論往往被看作是反科學客觀性的。正是這些原因使得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遭到大量批判甚至是漠視。一些傳統科學哲學家并不把SSK作為競爭對手，這樣的一種批判和漠視事實上并沒有看到SSK在社會學方法背后的認識論抱負，因而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它關于知識的思想。
SSK中蘊含著豐富的語境思想，在歷史主義消除了發現語境(context of discovery)與辯護語境(context ofjustification)二分的影響下，SSK更加重視知識的語境性，愛丁堡學派理論建構和經驗研究以及實驗室研究都說明科學知識何以是語境依賴的，知識在動態維度中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
知識問題一直是哲學關注的中心話題，從什么是知識到人如何認識，對知識的提問方式盡管發生了改變，但人類對知識本性的探索從未有過變化。從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以來，對知識的研究轉而成為對知識的載體語言的研究，因而，當代主流認識論是采取一種語言分析的方式研究知識屬性問題，以邏輯經驗主義為代表的傳統科學哲學也是沿用這一思路對科學知識進行分析。
長期以來主流的探究知識問題的學派忽視了SSK的成果，正像英國學者庫什在《哲學與知識社會學》一文中指出的:一直以來，英美分析哲學并沒有將科學知識社會學看作是自己的對手而加以足夠重視，這樣導致的一個嚴重后果是，“在戰后的大部分時期，以分析哲學為主的認識論學者都忽視了證明是知識的一種來源;他們忽視了諸如集體信念或集體證明和集體認識這樣的現象;而且他們沒有關注認識活動的組織過程。這種奇怪的無視已經使認識論無法闡釋科學知識的生產和維持了”。而科學知識社會學所作的工作正是對傳統認識論的一種校正與補充。
科學知識社會學代表了當代對科學知識進行研究的一條重要進路，他們并不將知識看作經過辯護的真信念，而是看作一種集體認可的信念，并且不對知識和信念作本質區分。更明確地說，這種差異不在于從“辯護”到“認可”，而在于從“個人辯護”到“集體辯護”，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區別，源于對知識的不同理解。傳統認識論將知識看作個人認識的獲得物，因而無需對認識主體進行區分，個人只要對自己的信念進行充分辯護，就可以聲稱自己擁有知識。但在SSK看來，知識并非被個人而是被集體所擁有的，是集體認識的成果。知識不是個人的，但又必須通過個人認識達到，于是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主體間不同的認識如何比較，怎樣達成共識，最后呈現出的統一知識是如何得到辯護、如何被認可的。上述問題都將SSK對知識辯護的研究引向社會維度。在此意義上說,SSK仍然是在探討“知識何以可能”的問題，只不過對知識的理解發生了變化，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它與傳統科學哲學和認識論產生了分歧。SSK明確主張:對知識與信念進行對稱性考察，對知識的成因進行因果性說明，科學知識一樣不能免于社會學的話難。
當今，SSK對科學知識的考察已經越來越與一種科學哲學的實踐轉向關聯在一起，共同表明一種新的研究趨勢，即在實踐中研究科學知識的產生和發展，將對科學知識的研究從一種語言分析式的研究轉向一種描述性的經驗研究。這樣一種研究將有可能為我們解決科學哲學和傳統認識論的困境提供一種可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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