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論將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現(xiàn)代化的批評家
論文摘要：李健吾的文學批評雖然在表面上看來深得法國印象主義的精髓。但仔細梳理的話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核心卻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成分，即法國的印象主義只是為表，而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才是里。換句話說，李健吾是想用印象主義的理論來收束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使之更富有操作性，更符合文學現(xiàn)代化的要求。
論文關鍵詞：印象主義的批評；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批評的獨立性；自我；妙悟
很久以來，人們對李健吾先生的評論，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說、散文、翻譯作品和法國文學研究理論上．即使談他的文學批評，大多也只是會談到他于1935年——1936年年問因書評而引起的和巴金、卞之琳的兩場筆墨“官司”。但是毫無疑問，李健吾還是一個成就卓著的文學批評家。由于他與法國印象主義的淵源，一直以來，李健吾的批評都被稱作是印象主義的批評，或者是印象鑒賞的批評，他自己也樂于承認這樣的概括。但是近年來，有許多評論者注意到了他的批評中不僅有法國的印象主義，也有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成分，因而他的批評又被稱為中國式的印象主義批評。但是，在我看來．縱觀李健吾的文學批評理論．法國的印象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并不只是份量輕重的問題，而是表里的關系，即法國的印象主義為表．而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為里，雖然完全中國傳統(tǒng)式的文學批評所占的地位與份量不大．卻是他文學批評理論的核心所在．是我們理解他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一把鑰匙。
一、表面上看來，他深得法國印象主義的精髓
從源流上說，印象主義其實是唯美主義的余波。而唯美主義強調藝術的獨立，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因而印象主義提出“為批評而批評”。此外．印象主義者很看重批評家的主觀介入和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他們非常贊同王爾德提出的唯美主義觀點，認為批評也是一種創(chuàng)作，甚至認為“最高之批評．比創(chuàng)作之藝術品更富有創(chuàng)造性”。因而印象主義者主張應以個人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從事批評。而在文學批評的本質上，李健吾所持的“自我發(fā)現(xiàn)論”，就是把批評當作是“自我發(fā)現(xiàn)”的一種手段。“猶如書評家、批評家的對象也是書。批評的成就是自我的發(fā)現(xiàn)和價值的決定。發(fā)現(xiàn)自我就得周密，決定價值就得綜合。一個批評家是學者和藝術家的化合．有顆創(chuàng)造的心靈去運用死的知識。他的野心在擴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認識，提高他的鑒賞，完成他的理論。(批評)本身也正是一種藝術。”可以說，李健吾的獨特之處就在于他肯定了批評本身是一種藝術。這樣，批評者就有了他自己的存在，而不必以作者的是非為是非。更不必如伺候東家一樣伺候作家，看作家的臉色，因為“作者的自白(以及類似自白的文件)，重述創(chuàng)作的經過，是一種經驗；批評者的探討，根據作者經驗的結果(書)，另成一種經驗”。批評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批評者有闡釋的自由。因此，當《愛情三部曲》的作者巴金表示批評者的“拳頭會打到空處”的時候．李健吾并不是臉紅心跳、誠惶誠恐地收回自己的意見，而是坦然道：“我無從用我的理解鉗封巴金先生的自由．巴金先生的自白同樣不能強我影從。”他捍衛(wèi)了批評的尊嚴，因為批評“是一種獨立的，自為完成的．猶如其他文學的部門．尊嚴的存在”。在他看來．批評的位置并不如很多人以為的那樣尷尬，批評家不需要同作家“攀親戚”．批評和作品是兩種互為需要的藝術。批評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批評者有闡釋的自由。維護批評的尊嚴當然不以貶低創(chuàng)作的地位為代價，批評者和創(chuàng)作者是平等的，但更是謙遜的、取對話的態(tài)度。批評者的謙遜并非意味著批評主體的喪失，而是恰恰相反，批評主體的確立不表現(xiàn)為教訓、裁斷，甚至判決的冰冷的鐵面．而是以“泯滅自我”為條件．并且在與創(chuàng)作主體的交流融匯中得到豐富和加強。因此，對于批評者來說，作品并非認識的對象，而是經驗的對象；批評主體在經驗中建立和強化．并由此確立批評的獨立性。
倘若批評是一種獨立的藝術．那么批評也就是一種“表現(xiàn)”，表現(xiàn)“它自己的宇宙，它自己深厚的人性”。于是而有“所謂的風格，或者文筆”。風格即是“人自己”，表現(xiàn)自我，同時就“區(qū)別這自我”．“證明我之所以為我”。其難在于一個“誠”字。近年來，批評界不時冒出一兩聲對文采的呼喚．李健吾的議論可以使我們豁然開朗：批評要有文采，但這文采決不是外加的甚至外人的“潤色”，它“是內心壓力之下的一種必然的結果”。
由此出發(fā)，李健吾把“自我”作為批評的“根據”。文學創(chuàng)作中“張揚自我”雖然不是新鮮事，但在批評中。“自我”卻一直被忽略。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健吾建立起了一種批評的自我意識，他認為強調“自我的發(fā)現(xiàn)”的結果就是必然宣告“批評的獨立”，批評也就由充當文學的附庸而轉為一種獨立的創(chuàng)造“藝術”。
印象主義的哲學基礎是相對主義和懷疑論，認為宇宙萬物永遠都處于變動的狀態(tài)，不可能真正把握客觀真實，一切所謂“真實”都無非是一種感覺，是相對的、主觀的。這樣，印象主義者就特別強調以個人的感覺與印象去取代外在的既定的批評標準�；蛘哒f，干脆否定任何批評標準。
由此出發(fā)。李健吾也否定批評中存在任何客觀的固定的標準。對于許多批評家都特別關注作品的所謂“客觀意圖”。他認為是不存在的，因為即使是作者本人也不一定就能說得清楚，那么批評家就更加無從解釋了。更何況人與人的差異極大。同樣的事物也會有不同的解釋。所以任何解釋也都無所謂是否合乎標準。所以，李健吾的批評重在對于作品的整體的審美把握。首先是作品，首先是閱讀，首先是體味。“批評的對象也是書”，“凡落在書以外的條件。他盡可置諸不問”。首先“自行繳械，把辭句、文法、藝術、文學等武裝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準他們的態(tài)度迎了上去”。要用“全份的力量來看一個人潛在的活動，和聚在這深處的蚌珠”，要“像一匙白松糖漿，喝下去，爽辣辣的一直沁到他(作者)的肺腑”。否則，“缺乏應有的同情”，就“容易限于執(zhí)誤”。他強調直覺，強調感受，“批評的成就是自我的發(fā)現(xiàn)和價值的決定”。據說如今有的批評家很少讀作品，或是淺嘗輒止，他們的批評隔靴搔癢，戳不到痛處，也就難怪了。
二、實質上。他是在將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理論現(xiàn)代化
正如溫儒敏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中所說：“中國傳統(tǒng)批評思維方法不無精微之處，在和世界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批評理論的比較中。中國古典形態(tài)的批評確能獨具特色。一般而言，我國傳統(tǒng)批評多采用的詩話、詞話、小說評點等松散自由的形式，偏重直覺與經驗，習慣于作印象式或妙悟式的鑒賞。以詩意簡潔的文字，點悟與傳達作品的精神或閱讀體驗；另有一種傳統(tǒng)批評的路數(shù)則截然不同，那就是作純粹實證式的考據、注疏和索隱。但是不管哪一種，都不太注意語言抽象分析和邏輯思辨，缺少理論系統(tǒng)性。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批評所依賴的不是固定的理論和標準，而是文人大致相同的閱讀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欣賞力和判斷力，這些都是溝通批評家與作者、讀者感受體驗的橋梁。”
如果我們拋開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主義與術語．仔細看一看李健吾所作的許多評論，用心體會一下的話，就會發(fā)現(xiàn)李健吾雖然被冠以印象主義，但他對許多作家作品的精微的議論卻更令人想起中國古典的文學評論，如《文心雕龍》、《人間詞話》等等。他之所以推崇印象主義，是因為它從本質上與中國的古典文學批評是相通的，李健吾是想用印象主義的理論來收束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使之更富有操作性。更容易符合現(xiàn)代化的要求。
至于具體的方法．就是“把他獨有的印象形成條例”。“印象”不是所有人的印象，而是他獨有的�；谒總�人的修養(yǎng)、經驗、知識和人格的印象，“條例”即規(guī)則，即綜合。要通過理性分析來完成。不妨說。李健吾的批評是一種以個人的體驗為基礎，以普遍的人性為指歸。以淵博的學識為范圍的瀟灑自由的批評。用他自己一再引用并欣賞的印象主義批評家法郎士的話說：“好批評家是這樣一個人：敘述他的靈魂在杰作之間的奇遇。”
用李健吾自己的話說。批評的過程主要分為兩步：第一步，形成“獨到的印象”；第二步，將這印象適當條理化，“形成條例”。我們發(fā)現(xiàn)。這兩步雖然并不復雜。但卻融合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學批評方法，一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中偏重直覺與經驗，習慣于作印象式或妙悟式的鑒賞的方法；一是注重理性判斷的批評方法。這兩者各有各的優(yōu)點，當然也會有各自的缺點，但很顯然，李健吾更偏重的是中國感悟式的批評理論。但是，他也看到了這一批評方法的致命缺陷，那就是在中國社會進人近代之后。文學批評越來越要兼具文化信息傳播的功能，光靠悟性的點撥是不行了，理論化、明晰化、系統(tǒng)化就勢必成為批評所要追求的目標。而傳統(tǒng)批評只有革新拓展，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而當務之急，是依助西方批評理論方法來刺激調整固有的批評思維方式。在這個方面，王國維早已走在前面，《(紅樓夢)評論》振聾發(fā)聵，從根本上調整了批評的思維方式。但這樣巨大的改變勢必會引發(fā)爭議，且效果難以理想。李健吾則選取了一種更加溫和，更有繼承性的方式，那就是在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方法的基礎上，從西方理論中借鑒一些東西融合進去——這就是李健吾的文學批評理論的核心。
最后．本文以香港評論家司馬長風對李健吾的評價作結：“他有周作人的淵博，但更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溫柔敦厚，但更為圓融無礙；他有朱光潛的融會中西，但更為圓熟；他有李長之的灑脫豁朗．但更有深度。他的作品為中國文學批評樹立了典范……再進一步說，沒有劉西渭，30年代的文學批評幾乎就等于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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