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唯物史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之建立論文

探討唯物史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之建立論文

　　作為20世紀學術史上一個重要門類的社會經濟史，其產生和發展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重要媒介的，其體系、內容、特征乃至成敗得失皆與唯物史觀相關聯。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域幾乎是唯物史觀派學者的天下。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探索中國社會性質的社會史大論戰直接催生了社會經濟史。

　　尤其是1933年《讀書雜志》停刊后，由論戰開啟的社會經濟史研究一發而不可收，煥發出勃勃生機，并呈現如下三方而的特征:其一，開始從政論向學術過渡。社會經濟史研究與政治斗爭脫節，不再與某一黨派的政治路線密切配合，而以求真為本位，偏重學理的探討，遵循學術的規則。其二，從理論方法的激辯轉向史料的搜求整理。如何運用唯物史觀把握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確定各階段社會性質是論戰時期各方關注的焦點，論戰退潮后由虛入實，各種經濟史料的搜集、整理被視為當下急務。其三，專題研究取代了通觀泛論�；\統討論中國社會歷史發展形式缺乏必要的學術基礎，難以產生實效，按部就班的常規性斷代專題研究遂成為社會經濟史領域的主要工作形態。以往學界對1930年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上述變動有所涉及，但目光多聚集于人多勢眾的陶希圣“食貨”一派，對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和作品缺少必要的關切。本文即擬以民國時期著名經濟史學者馬乘風①為個案，從“食貨”派之外的另一視角窺探中國經濟史研究由草創到成型的曲折歷程。

　　馬乘風以運用唯物史觀研治中國經濟史而聞名。至于馬乘風因何而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結緣，由于缺乏關于馬氏早年讀書和師承情況的詳細材料，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斷，馬乘風乃是被當時的新思潮所席卷而傾向唯物史觀。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實驗主義遭到厭棄而馬克思主義風靡一時。馬乘風當是受到這一風氣的熏染。此其一。其二，河南同鄉、左派學者稽文甫大概對馬乘風的思想觀念有所影響。此時，馬乘風信從唯物史觀主要出于學理方而的原因，而與黨派背景、政治信仰無涉。

　　一、關于公式主義的反思

　　馬乘風的《中國經濟史》是社會史論戰的直接產物，“帶著論戰時期的戰斗氣氛”②。其論戰色彩集中體現在“諸家批判”一編中，涵括“與李麥麥論春秋時代之階級斗爭”、“與陶希圣論中國社會史諸問題”、“與葉青李麥麥論墨子所代表的階級問題”、“顧領剛古史辨批判”、“與王宜昌論治史方法及中國之用鐵時代”五個方而。此外還有對于馬札亞爾水利社會說的辯駁等。這些內容都是論戰的延伸。③有書評稱:馬著“在貧弱的中國社會史研究的今日，總算是一部比較可看的書;單以前三篇而論，大體上沒有很大的錯誤，這一方而由于馬君方法論的握緊，同時得力于過去幾年間的論戰亦復不少�！雹儆纱丝梢婑R著與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密切關聯。

　　以《讀書雜志》為主戰場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在思想文化領域激起了巨大波瀾。然而，橫空出世、根基淺薄的社會史論爭學術上的流弊很快顯現出來。論戰參加者大多是理論先行，但在理論方法的運用上又陷入嚴重誤區。馬乘風的《中國經濟史》上承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余波，對論戰進行了學風和方法上的反思。馬乘風感慨道:“新近一般研究歷史科學的人，對于新興的歷史科學只知道一點皮毛，到運用時連這一點皮毛也保不住;對于舊有的歷史資料又舍不得出一番苦力，作一番整理融貫的功夫，所以沒有確定的把握，堅決的認識，明白的主張，把史料和理論胡亂一湊敷，便動筆抄呵，寫呵，結果，理論被歪曲得不成樣子，史料被割裂得不像東西，你問他寫的什么，說的什么，一百個回答是有一百個‘莫名其妙’。”③這指明了論戰參加者在理論方法和材料兩方而的失足。

　　社會史論戰的最大弊病在于公式主義。論戰參加者提出五階段論、三階段論、四階段論等各種社會發展的公式⑥，簡單移植套用于中國歷史進程，這五花八門的公式成為論戰時期的一道奇觀。社會史論戰的要角郭沫若日后坦承道:“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無諱言，是犯了公式主義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義的公式，往古代的資料上套�！雹唏R乘風反對社會經濟史研究中迷信公式的做法，主張“不以多樣的社會形態遷就簡單的公式才算是最進步的史學家的態度”⑧。他對一些學者墨守五種生產方式學說表示質疑:“‘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構成社會經濟發展之相關的諸階段’。這樣的歷史劃分是否完全正確，到現在成為一個重大的疑問�！雹嵩隈R乘風眼中，信從唯物史觀并不必然要遵循其生產方式演進的程式和鐵律。

　　二、重視史料真偽和材料擴充

　　從一味強調理論方法到重視材料是社會史論戰高潮過后唯物史觀史學的新動向。社會史論戰時代，參與者多將理論方法上的討論作為頭等大事，而將文獻材料問題視為小節。當時的唯物史觀學者多屬于馮友蘭所謂的“釋古”派:“往往談理論太多”，“是談哲學，而不是講歷史”;“往往對于史料，毫不審查，見有一種材料與其先入之見解相合者，即無條件采用。至于與此相沖突之材料，則置之不理，并不說明何以置之不理”。①時人意識到，撰述一部貫通古今、包羅萬象的經濟通史尚非其時，當下應“多作史料的考證與專題研究”②。當時一般學院派經濟史研究尤重史料整理，主張“對歷代經濟史實，純為客觀的整理敘述，不必急為論斷”③。陶希圣及食貨派的經濟史研究也以史料工作為優先。

　　在此風氣之下，以理論為中心的唯物史觀學者也作出了適當調整。馬乘風力圖克服社會史論戰時期的弊端，公開承認史料考證的必要性:“漢學家的治史方法，雖然有許多地方，不能令我們同意，但是，他們對于史料的審思明辨的考證，卻是最值得領教的一種方法”①。 馬乘風對經濟史研究所用材料的真偽十分留意。在考察西周土地分配時，他首先意識到厘清文獻問題為先決條件，沒有盲目信從《周禮》，而以《詩經》、《國語》依據③。他認為，《周禮》關于井田制度的記載，不過是“在書傳上搜集些關于土地的術語，而以按級進位的數字補綴之”⑥。關于周代的井田問題，馬乘風主張應以《孟子》樸素的記載為準繩，而不能輕信后世不斷發揮引申的井田論:“時經千余年之久，一般篤古守舊之士，對于井田制度，只有迷信，沒有批判，只有高筑，沒有損毀，于是井田制度愈來愈完全，愈修愈美麗，正因為這樣，所以愈加減失其在歷史上之素樸的而目”⑦。

　　馬乘風嚴厲批評王宜昌的治史方法，指出“無批判的引用古書之危險性”。他指責王宜昌迷信古書，對于古人的話無條件的相信，對于古文古字無限制的附會，對于偽書偽事無批判的拿來作證，在治史方法上比漢學家又后退了一步。王宜昌誤信《管子》、《越絕書》、《山海經》的記載，不問史料是否可靠，只跟著莫爾干的指點去附會，把莫爾干所指各時代的特征，一一在中國古書中湊付出來。要確立殷代己經用鐵的結論，需提供強有力的憑證，不能單靠偽書上的一字半語⑧。他稱贊郭沫若在論詩書時代的中國社會時，“先把史料的來源問題弄清楚，郭先生這樣的謹慎小心的去剖析史料，較之王先生無批判的附會瞎鬧，高明萬倍”⑨。

　　在當時主流學風的影響下，一方而，馬乘風注意史料證據的準確性，采取審慎態度;另一方而，他還盡量擴充材料來源，最突出的是利用甲骨文研究上古經濟。馬乘風說:“對于商代社會經濟性質的認識，為兩種困難所限制……第一是史料上的困難，文獻記載缺乏，甲骨文字的出現會予我們以若干便利”，但研究尚不充分⑩。社會經濟史學者對甲骨文的使用自然不拘于文字學。

　　三、從社會形態史到社會經濟史的轉變

　　社會史論戰后期，社會性質和社會形態史逐漸落地生根為社會經濟史。學者己認識到:“為欲繚解中國社會的本質，而從中國經濟史著手，實為正確的方法�！雹蹠r在中山大學的陳嘯江坦言:“近來我國學人，過分重視社會發展形式論，研究者每以公式為前提，而以事實嵌入其中，其結果則成為公式之例證史而非真是之社會經濟史�！雹蘖碛姓撜叻Q:“對于中國社會經濟史之研究，為一般人認為所迫切需要的一門學科，數年來，曾有不少的學者，企圖以新的史學方法整理中國歷史，但空論多而實際的探討少，零文多而系統的敘著少。"⑦1931年陶希圣編著出版一部《西漢經濟史》，內容簡略，篇幅短小，僅3萬言。1934年12月《食貨》半月刊創刊和稍后成立的食貨學會，催動了社會經濟史的專題研究，關于各時代、各方而的論文紛紛涌現，但貫通性、綜合性的論著尚付諸網如。而1935年馬乘風《中國經濟史》一書的問世，彌補了這一空白。

　　論戰時期，一般所謂社會史基本是社會形態發展史，社會形態問題是討論的中心，也是出發點和歸宿。社會史的主要任務是考察社會形態的演進，進行定性分析，而非描述普通的經濟現象和經濟活動。研究者的注意力幾乎完全圍繞社會性質和社會形態的確定而展開的，各種理論、模式爭長競短。論戰高潮過后，社會史出現轉向，經濟史成為社會史的基礎，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全而系統的考察開始出現。馬乘風《中國經濟史》的出版標志著唯物史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體系初步確立。馬著既包括對農業、工業、商業等經濟部門的考察，又涉及生產、交換、分配等各環節，同時兼顧到階級關系、政治結構、戰爭軍事等制約經濟發展的要素。這種結構和內容的布置安排，奠定了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余論

　　1930年代中國社會發展史向社會經濟史的調整轉向，意義重大，最顯著的是推動經濟史學融入民國學術主流，為一般學院派所接納。當社會史論戰硝煙彌漫之際，主流學界和多數學院派學者基本持一種不以為然、冷眼旁觀姿態，“無論是傳統的記誦派，還是新起的科學考證派、疑古派，都不太理會這些爭論”⑥。論戰之后社會經濟史則滲入主流學術界，表現有二:一是經濟史研究成果不斷在主流學術刊物發表。除1931年創刊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后更名為《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外，《史語所集刊》、《燕京學報》等時或刊載經濟史的專題研究，二是一些學院派學者開始涉足社會史研究且取得了可觀的成績，較突出者如史語所的勞干、全漢升、燕京大學的齊思和、周一良、連士升等。社會經濟史不再是一般知識階層(包括革命理論家)可以天馬行空縱橫馳騁的論域，而變為職業學者的專門之學⑦。社會經濟史研究己經接受通行的學術紀律和規范的約束和馴化，特別是受到科學理念和實證法則的洗禮。陶希圣及“食貨派”即是因克服單一社會科學化路線、接受實證方法影響而風行于史壇的。這表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己逐漸步入學術化的運行軌道。

　　民國年間中國經濟史學的產生發展是體現學術與政治的互動關系的一個典型。經濟史研究由解答政治議題發端，而后駛入學術化之途，最終上升為現代史學的核心門類。政治變局、意識形態角逐為經濟史的發生提供了初始的驅動力。社會經濟史論與政論糾結纏繞在一起，由某種政治理念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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