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次琦的史學思想探析論文
儒家史學是在商周早期史官文化的基礎上,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初步奠定其理論框架的。強調史學必須為宣揚儒家學說服務與樹立;因損;結合的歷史觀,是先秦史學的主要內容。經過兩漢經學、宋代理學與明清實學三個主要階段,儒家史學不僅形成其各自的史學思想特色,而且,儒家史學思想日漸豐富與始終居于中國史學的指導地位。其中,將經世致用與實事求是精神較好地相結合,是宋代史學的主要特色,對明代、乾嘉以前的史學產生重要的影響。乾嘉以后,儒學由實學轉向注重訓話考訂的樸學,僅僅發展了宋代史學的實事求是精神。章學誠首先系統提出;六經皆史;說是乾嘉史學的主要特色之一。至中國近代,由于經世致用精神的回歸與私人藏書數量日漸增加,掌故學成為一種新的史裁與史學的旁支。中國史學數千年來發展的以上主要脈絡所形成的史學思想,對朱次琦產生明顯的影響,使形成于近代中國的朱次琦的史學思想,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的殿軍。
一、史學必須服務于儒學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萌芽時期,出現大批以《春秋》命名的諸侯國的國史,是先秦史學發展的最主要貢獻。針對由孔子編纂的《春秋》與其他《春秋》的區別,孔子率先提出史學必須服務于儒家學說的理論。據《孟子離婁》,孔子指出由其編纂的《春秋》的特點是:;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清人萬斯年對此解釋云:;《春秋》書拭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桿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洞呵铩分膭t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者,是指宜,即是儒家思想。因此,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強調史學的目的不僅是記錄史實,更要服務于儒家學說。
1858年,朱次琦開館家鄉廣東南海九江禮山草堂,以;五學;治學章、;四行;修身條教育門徒。其中,;五學;包括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與辭章之學。在《朱九江先生講學記》一文中,朱次琦開篇即指出其開館講學的原因:嗚呼!孔子殘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誼乖,豈不然哉?;誼;即是;宜;,意思與;微言;相同,是指闡發孔子思想的;微言大義;。因此,朱次琦講學就是闡發孔子思想,史學作為其;五學;的內容之一當然也是如此。在論述《春秋》、《明史》時,朱次琦也是強調其宣揚了儒家學說的;微言大義;。;《春秋》之作,懼邪說也。孟子其通《春秋》之微,告誡于百世者矣。;;《明史》屬稿,有布衣萬季野焉,史局諸臣鴻博選也,越六十年而書成,故史誼之精,獨越群史。;
擺脫漢唐章句注疏之學,注重義理闡述以成獨斷之學,是宋代儒學越漢唐,以重振先秦儒學的主要做法。其義理闡釋主要就是闡發儒學大義。對于注疏之學,朱次琦主張義理與訓話合一。;占今名家聲音訓話,去其違而終之經誼焉可也。
二、史學必須經世致用
將史學的價值定位為經世致用,首先體現于《春秋》的;微言大義;集中反映在所見世的哀、定、昭三朝歷史當中。至宋代,張載、程顆,程頤等均主張經世致用。張載提出;以禮治國;,二程認為,;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朱次琦認為致用是讀書的根本點。;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處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隨時而應天下國家之用。;具體到對《六經》的闡述時,朱次琦則多次強調經世致用與通經的重要性。朱次琦認為:;《六經》者,古人己然之跡也!读洝分畬W,所以踐跡也。踐跡而入至室,善人之道也。;;經誼,所以治事也。分齋者歧矣。經學,所以名儒也,分門者窒矣。;州甲《六經》是記載古人的言行事跡,學習《六經》必須探尋古人事跡背后潛藏的治國安邦的大道理,因此,學者必須博通經典,只有通經,才算是一名合格的儒者。史學作為經學的內容之一,當然必須做到經世致用。與此一致的是,在《復邑學曾廣文書》、《復友人言舉主書》、《三寄草堂諸學子書》等文章中,其弟子簡朝亮不斷強化讀書報國的思想。;所以圖報天子養士之意,即所以報國。;;今日之遇古人之風,永懷報國。;;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三、史學必須實事求是
史官文化的直筆傳承并非來自孔子,比較鮮明且大規模地提出史書必須遵循實事求是原則的是司馬光、鄭樵、劉放、吳繽、朱熹、歐陽修等宋代史家。在《新唐書糾謬·序》一文中,吳繽將史書的作用概括為事實、褒貶、文采三結合。以追尋事物的本真出發,宋代出現的一場疑經運動,提出以文獻以外的金石、碑刻等原始史料訂正史傳的失誤,使金石、考異成為宋代史學研究的新方法,也使史學轉向實證與研究歷史,在一定程度上開乾嘉樸學之先河。
譜書源于史官,因此,姚鼎、紀晌等均認為譜學即史學,朱次琦、簡朝亮也有此看法。;譜碟之學,史學也。1869年,朱次琦、朱宗琦兄弟二人用11年編纂完成《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將;直而不污;的信史與;信而有征;的實證作為撰寫譜書的主要原則。其中,臨文不諱、實事求是、考證源流、分辨正誤是其具體做法。有必要指出的是,朱次琦精于金石研究,惜其著述己佚。
四、史學的資治意識
從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開始,宋人的;資治;意識可謂蔚然成風。其主要表現有:一是地方志的編撰;二是出現奏議集、紀事本末體等;三是注重以史學重振儒學;四是借史書的編纂突出倫理綱常在歷史中的關鍵地位;五是以是否遵循從綱常作為評介歷史人物的最高標準;六是注重研究本朝史與撰寫野史筆記。宋人;資治;意識的諸種表現,在朱次琦的學者生涯中多有體現。
1.支持鄉人馮拭宗編纂《九江儒林鄉志》
《九江儒林鄉志》是繼《南海九江鄉志》之后廣東南海九江又一種志書。在《九江儒林鄉志·序》一文中,馮拭宗云:;鄉中老宿朱子襄征君,馮愛之封君建議輯之,征君并手寫采訪條款,己敦聘里彥次第采訪而募修焉。;萬印戶朱子襄即是朱次琦,《九江儒林鄉志》的采訪條款出自朱次琦筆下。因此,其編纂必然受到朱次琦的史學思想影響,如馮拭宗明確指出,;臨文不諱;是《九江儒林鄉志》列傳八卷的撰寫原則。同時,《九江儒林鄉志》以一卷的篇幅專論江防水利和廣東南海九江水患,明顯反映馮拭宗的實學精神和鄉上意識。
2.對通鑒體、紀事本末體的論述
朱次琦認為,;《資治通鑒》,史學之大用也。雖百世可為王者師矣。畢氏之續未逮也,然續者獨推焉。;;通鑒書戰者詳,兵謀之蓄也。;;紀事本末,其尋之也易,不亦宜備乎?;對于宋代史學出現的新體裁,由于其極強的實用性,并將這種實用性用于軍*戰爭,朱次琦均不遺余力地給予稱頌。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首先打破孔子所云的;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率先關注軍事史與戰爭史。在《荀子·議兵》中,荀子提出以德兼人、以力兼人與以富兼人的3種策略。宋儒呂祖謙也在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等下功夫。1852年冬天,任山西襄陵縣知府的朱次琦驚聞太平軍破武昌、安慶,據南京,北至揚州,于是撰寫了《晉聯關隴三難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一文,成為朱次琦唯一的論兵之文,惜全文己。在朱次琦晚年,偶有與門人論兵,將民心作為戰爭勝利之本,主張西器源于中國。;兵莫患于不堅,上下軍民聯為一體,我之堅也。;;泰西水法,而不必自泰西為之也,我用泰西也,非泰西而不必可為之者,泰西機器也,漏厄也,泰西用我也。;
3.以史學重振儒學
朱次琦認為,經學、儒學之分是由于學術分門而治所致的,其所提出的;五學;治學章也是其產物。在;五學;治學章中,朱次琦首列經學,次列史學。在論述經學與史學的關系時,朱次琦認為,;史之于經,猶醫案也。;;《書》與《春秋》,經之史,史之經也。;;通鑒、編年,《春秋》也,以此見治經治史,不可以或偏也。;朱次琦將史學作為經學的史料,認為《書》與《春秋》經史不分,因此,治經必須治史,反之亦然。朱次琦的;經即史;說,與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相類,但是,朱次琦旨在以史學重振儒學,與章學誠將經學降格為史學是不同的。由于經史相通,朱次琦主張運用以史證經與以史通經的方法注疏儒家經典。
4.以儒家倫理綱常評價人物
大節與小節相結合,重大節,略其小節,是中國古代評價歷史人物的方法。孔子傾向于將安邦定國者定義為大節,孟子、荀子則呈現貶低事功,趨于道德評判的強烈傾向。孟子、荀子與孔子評判標準的差異性,在宋代直接發展為朱熹、陳亮等人的義理與事功之爭。
四行;修身條是朱次琦育人的信條,內容包括:敦行孝梯、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與朱熹主張的道德審判的義理派相一致。由于鄉人掃地北不愛千金而愛其弟,也能使家人相愛,朱次琦認為掃地北是實踐孝梯的典型。在評價《三國志》時,朱次琦稱美作者陳壽不仁二朝的王朝意識。;壽自國亡入晉,當時相重,薦以為官于晉,終身未有之改,乃晉臣也,既為晉臣,不得不尊晉,晉之天下受之于魏,然則魏者晉之祖宗,陳壽所事之君,所北面事之者也。若以魏為偽,偽魏為偽晉也。如何行得?
5.重視研究本朝歷史
《國朝名臣言行錄》、《國朝逸民傳》、《性學源流》、《五史征實錄》、《晉乘》、《論國朝儒宗》、《紀蒙占》是朱次琦臨終前夕焚毀的7種著述。其中,;國朝;即是朱次琦生活的清朝。;晉之《乘》,楚之《禱機》,魯之《春秋》,一也。;《紀蒙占》是朱次琦根據1852年出使蒙占的見聞所寫的著作。因此,朱次琦的著述具有明顯的時代性。
與朱次琦大異的是,簡朝亮是以注疏經典著述迫近當下時代。對于《尚書》,簡朝亮認為,;《書》以道政事,今從事在《書》,不日是亦為政乎?;對于《禮》,簡朝亮強調:;《禮》時為大,夫時者,非謂其時俗也,謂其時義也。;《孝經》,簡朝亮則將其作為;導善而救亂之書也。;因此,簡朝亮是以回歸經典關注他所身處的中國近代。
五、倡明掌故學
掌故學是打通編年體、紀傳體與紀事本末體等的一種新的史學體裁。近代私家藏書著述豐富與經世致用興起,經濟有補實用,掌故則有資文獻。據朱杰勤的《龔定意研究》,;近數十年來,士大夫誦史鑒,考掌故,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定公開之。;近代掌故學始于龔自珍,同時期的俞正燮也極大地促進了掌故學的影響。俞正燮治學范圍相當廣,程恩澤認為,;正窮乃稗,稗窮乃注,注窮乃金石。;
首次將掌故學作為一種學科來教育門人,并取得顯著效果的是朱次琦。掌故學在;五學;治學章中緊隨經學、史學之后,朱次琦認為,;《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通《九通》,是謂不通。;;掌故之學,至頤也。由今觀之,地利軍謀,斯其矣。;;知掌故而不知經史,青吏之才也;經史之誼,通掌故而服性理焉,如是則辭章之發也。;凡關涉國計民生的政治、經濟、軍事、水利、文物、制度等均屬于掌故學的范圍,朱次琦將掌故學擺在一個等同于經學、史學的高度,體現他經世致用與救國救民的決心。
在《金明館叢稿二編》中,陳寅格這樣評價清代史學。;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沒有將經世致用與實事求是較好地相結合,這是陳寅格有此評價清代史學的原因。若于此意,朱次琦的史學思想是上接宋代史學,下連近代史學的。朱次琦的史學思想是其學術思想的一部分,了解朱次琦的史學思想,不僅有助于全面理解朱次琦的學術思想,而且能夠更加全面、深入地認識廣東近代史學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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