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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德治”思想的現代價值
[摘要] “德治”是孔子政治哲學的核心內容，春秋末年禮崩樂壞，其“忠恕”之道是實現“仁政”的必備條件，是社會生活秩序化的有力保障;其“制儀”之禮規范個人行為，是實現社會整合的工具和紐帶;其“德主刑輔”思想強調用道德維護統治，推動社會和諧運行。孔子“德治”思想的的實質是以道德為根基的儒家人性論，其意義不僅在于引領社會風尚，而且是社會發展戰略的終極關懷，對教化、規范、引導民眾行為向善有著積極影響。不可否認，孔子“德治”思想有其自身的理論困境，治理模式單一化，社會制度建設缺席，“德治”本身也有其歷史局限性。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利益沖突時有發生，批判地吸收孔子“德治”思想，有利于我們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保持清醒的認識，比如要充分發揮“德治”的功能，堅持“德治”與“法治”相統一，注意制度建設是國家治理的基石，治理主體的修養是治理的關鍵，人的價值是國家治理的元價值。
[關鍵詞]儒家政治哲學;德治;國家治理;孔子
春秋末年，禮崩樂壞，社會價值體系和政治建構被打亂。“禮崩樂壞的出現，不僅意味著夏商周‘三代’社會秩序的破壞，更意味著‘三代’社會秩序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精神本體的失落。”[1]在這種情況下，重建“周禮”，恢復禮制，尋求失落的精神本體，使被破壞的社會秩序得以復現、社會生活變歸有序，是時代賦予孔子的歷史使命。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時代造就了孔子及其政治哲學思想。在孔子的政治哲學思想中，“德治”思想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是孔子政治哲學思想的核心和價值之所在。本文擬從孔子“德治”思想的主要內容談起，探討孔子“德治”思想的基本功能及其困境，發掘傳統文化中“德治”思想的有益價值，以期對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
一、孔子“德治”思想的主要內容
“德治”是孔子政治哲學思想的內核，是其建立大同社會，實現家國同構、天下一體的理論基石，也是構建先秦儒家政治倫理的出發點�？鬃�“德治”思想的內容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1、“忠恕”之道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中，“仁”是一個核心概念，具有豐富的內涵，“按照最初的用法，‘仁’指某種雄性或陽性品格，特別指君王所具有的此類品格……然而，到了儒家那里，‘仁’逐漸變成了一種具有人道特征的道德品質”[2](P20)。這就不難理解，在孔子與其弟子之間的對話中，“仁”有多種不盡相同的用法。首先，“仁”是“愛親”之心，是對長輩的敬順。“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孝順父母、尊敬兄長是仁德之本。一個人只有做到愛自己、愛親人，從內心產生一種仁愛之心，才可能推己及人，從而做到愛他人、愛社會、愛國家。孝悌是仁道的根本，是德性的基礎。其次，“仁”是“愛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在這里，“愛人”的對象超出了“愛親”的范圍，從而獲得了“泛愛”的特性，“將‘仁’由‘愛親’推廣到‘愛人’，不僅體現了‘愛’由近及遠、由親而疏的量的變化，而且體現了質的飛躍”[3]。這種由“愛親”到“愛人”的拓展是“仁”的內涵的擴大，“泛愛眾”由家庭推廣到社會，這正是國家治理的內在要求，“仁愛”產生的家庭有序、社會和諧，是社會生活秩序化的有力保障。
在由“愛親”推及“愛人”的過程中，個體是如何實現由愛個人到愛大眾的呢?對此，孔子提出了“克己復禮”的思想。“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孔子這里所謂的“禮”，就是社會生活秩序化的問題。約束自己的行為，使自己的行為合乎于“禮”，這就是“仁”。由此可見，“仁”是孔子政治哲學的道德起點，是其理論得以建立的根基。綜其所述，“仁”不外乎包含兩點，即“忠”與“恕”。“忠”具有“忠君”“忠誠”“忠厚”的意謂，是對人內在本性的感召;“恕”則是指“寬恕”，以“寬恕”之心和“寬恕”之度愛人、體人。換句話說，“忠恕”之道指的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境界。在孔子看來，這是實現“仁”的必備條件。統治者施行“仁政”也就是要行“德治”，要常懷不忍人之心，常行不忍人之政。
2、“制儀”之禮
要實現對社會的“善治”，就必須具有健全的社會禮儀制度，也就是說要有健全的、合乎規范的社會生活秩序規則。在孔子的政治哲學中，這種生活秩序就是“禮”，即制度儀式、道德準則等。以“禮”為中心的倫理標準是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只有心存敬畏，方可自覺歸正。“‘禮’根據一個人在特定關系中所處的位置，制定出不同的標準以規定得體的行為。這樣一來，個體就會熟悉在人際關系中的不同義務和情感。在理想狀態下，不斷依禮而行，就會越來越體會到人際關系的價值。”[2](P25)“禮”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對人們的言行有具體的規定，國家治理必須具有合乎“禮”的規范，也就是要有評價是非、對錯的規章制度和價值標準。禮是人們行為的規范，是社會生活的秩序，有禮則安，無禮則亂。
孔子的“禮”對人的行為規范提出了許多具體的要求。有學者總結出了孔子“禮”的三種內涵指向：一是個人的精神修養、行為規范和做事準則;二是和諧有序的社會結構，它既可以體現為家庭結構，又可以體現為國家結構或社會結構;三是推動實現社會整合、社會統一的工具和紐帶。[4]應該說，孔子政治哲學中的“禮”，不僅是個人的行為規范和準則，也是社會整合的工具和紐帶。同時，“禮”還要以“仁”為道德基礎，換句話說，“仁”規定了“禮”，沒有“仁”就談不上“禮”。“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如果沒有仁德，怎么會遵循禮?因此，“仁”是“禮”的前提�？梢哉f自有社會組織建構以來，人類社會無不以各種“制儀”之禮來規范個人行為，制定社會規則。
3、“德主刑輔”主張
我們今天所說的“以德治國”大體上就是孔子所謂的“為政以德”。孔子曾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為政》)在這里，孔子用自然現象來比喻社會政治生活，認為如果國家的領導者施行德政，那么老百姓就會像眾星一樣拱著他�？鬃拥恼握軐W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之上的，“孔門論學，最重人道。政治，人道中之大者……孔門論政主德化，因政治亦人事之一端，人事一本于人心。德者，心之最真實，最可憑，而又不可掩。故雖蘊于一心，而實為一切人事之樞機”[5]�？鬃诱J為政治領袖要有德性，有德性才能行德政。另外，孔子還強調“孝”在德政中的重要作用。“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孔子認為在家行孝悌有條有理，這也是從事政治;在家有德性，為政才有德行。這也符合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邏輯。
在孔子那里，“德”是第一位的，是其政治哲學的基礎。但這并不等于說孔子不注重刑罰的作用，只不過是孔子堅持“德主刑輔”的為政之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孔子比較了兩種統治方式，一種是“刑罰”，一種是“德治”，認為兩種統治方式的區別在于是否有“知恥心”，其政治理想是主德化，主禮治。對孔子來說，“道德教化對于社會的真正穩定而言比刑罰還重要，因為僅僅以法令引導民眾，以刑罰規范其行為，民眾只是求得免于法的刑罰，卻沒有羞恥之心;而如果以道德來引導民眾，以禮來規范其行為，那么民眾就會因為有羞恥之心而不會做不符合道德或者不符合禮的事情，從而自覺地按照社會規范行事”[6]。“為政以德”，施行仁政，反對暴政，是孔子政治哲學的基本立場，可以說孔子的“德政”奠定了儒家政治哲學“仁政德治”的重德傳統。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安居樂業而又尊禮重德，就會推動社會和諧運行。
二、孔子“德治”思想的基本功能
孔子的“德治”主要是指統治者利用德性、德行去教化、感召社會成員，其實質是以道德為根基的儒家人性論�？鬃�“德治”思想的基本功能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教化功能
“德治”是以道德規范為本，強調道德在國家治理中的主要功能――教化，從這種意義上講，“德治”的教化功能就是道德的教化功能，“道德教化問題，一直是中國傳統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其指向的最終目標是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思想。中國古代獨特的倫理政治型文化決定了道德教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7](P77)。一言以蔽之，道德教化就是要充分發揮道德的作用，使社會成員認同并遵守既有的社會秩序和價值規范，以實現社會的和諧運行與良性發展。這就要求，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國家政權的管理者和利益相關者，一方面要“以德為根”，要自身有德;另一方面要用“德”去感召廣大社會成員，使他們遵守社會行為規范，用“德”來規范自身的言行，進而建立和諧的社會關系。
孔子主張“德教為先”的教化思想，其教化結果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國家社會的興衰。因此，“德治”的教化功能對國家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化的本質是根據一定的社會需要來培養人的實踐活動，是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維護社會統治和社會秩序的具體要求，是利用道德來影響社會成員的教育形式。“作為一定社會形態下的教育形式，總是要受到這一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支配。教育本身的這個特點就決定了在古代中國，教育活動要從屬于封建政治需要。因此道德培養居于教育的首位。”[7](P77)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德治”對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個治理良好的社會必定是一個道德高尚的社會，沒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幾乎是不可能的。鑒古而知今，充分拓展“德治”的教化作用，培養一大批社會主義事業的擁護者和接班人，是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關鍵之所在。
2、規范功能
“德治”作為國家治理的一種形式，它的規范功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形式的主觀性。“德治”所要實現的目標是使社會成員將道德規范內化于心，外化于行。這就要求個體首先將“德治”規范內化為自身的道德素質和行為標準，然后將內化的道德品格外化為個體的實踐活動。這種“內化”和“外化”的過程既是個體主觀情感的寫照，又是個體實踐活動的展現，因而其表現形式具有主觀性。其二，內容的客觀性。盡管“德治”的規范功能在其表現形式上具有主觀性，但在其內容上卻是客觀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是一定社會存在的反映。每一種社會形態都有自身的規范要求，如道德規范、行為規范、價值規范等。這些規范有的是其所處的社會形態所獨有的，有的是人類社會所共有的。“德治”的規范功能主要是對社會起規范和引導作用，在當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背景下，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統領，規范和引導人們的行為，這是社會主義德治觀的基本要求。德治的規范功能，有助于建立起合理的價值規范體系，為社會的和諧運行和良性互動奠定堅實的道德基礎。
3、引導功能
“引導”簡而言之即為指引和導向。“德治”的引導功能就是要發揮“德治”在社會生活中的引領作用，用道德來指引國家的現代化建設�？鬃拥恼握軐W為我們提供了“德治”的一些價值標準和行為引導，如倡導仁政，反對暴政，建立合乎“禮”的道德規范，以及重德愛民等。“德治”要做到崇尚仁德，發揮引領功能，首先要從優秀傳統文化中吸收有益成分。一個民族德行的養成受民族文化的影響，民族文化決定了民族德行的形態，而民族德行是民族道德的核心內容。因此，要發揮“德治”的引導功能，必須深入挖掘傳統文化的相關內容。其次，還應將傳統與現代、過去與未來結合起來，只有將傳統的道德規范、道德價值與當今的時代特征相結合，才能發揮“德治”的時代價值，釋放“德治”的現代光輝。“德治作為治理的多元事實或社會控制的多元格局的一種治理力量和存在形態，它在事實上是一種社會人文價值觀的歷史積淀，是一種戰略性的管理，而不僅僅是一種一事一治、一時一管的戰術性管理。”[8]因此，“德治”的意義不僅是引領社會的風向，而且是社會發展戰略的終極關懷。一個健康的社會形態，一定是道德高度發展的社會形態。今天，面對道德滑坡、價值失范的社會現實，必須充分發揮“德治”的引導功能，用先進的、符合時代潮流的道德規范引導社會的健康發展。
三、孔子“德治”思想的理論困境
孔子“德治”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為儒家人性論奠定了基礎，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但從國家治理的視域來看，孔子的“德治”思想也有其自身的理論困境。
1、治理模式單一化
孔子的政治哲學思想將“德治”推到很高的地位，強調“德主刑輔”的治理思想，把政治生活和道德教化合二為一，將政治與道德混為一體，這樣就容易將政治和道德的雙重統治權讓渡給君主，使君主不僅在政治上擁有最高權力，而且是社會成員的道德評判者，于是就出現了家國同構、天下一體的現象。這種缺乏法治基礎的社會結構模型為人治的泛濫提供了土壤，使君主在政治上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在道德上擁有絕對的話語權。為了維護自身的政治統治，君主勢必恩威并施、剛柔相濟，這種社會結構等級森嚴，人民的主體性喪失，廣大老百姓淪為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史就是明證。由于孔子的“德治”思想過分強調“德治”的地位和作用，忽視了“法治”建設，因此，從治理模式上看，其帶有單一化、片面化的傾向，是自上而下的。[9]而且，孔子的“德治”思想主要是從統治階級的立場出發的，主要是建議統治階級怎樣利用道德來維護自身的階級統治，統治者是唯一的治理主體，廣大老百姓是被治理者，是治理的客體。在這種治理模式下，治理主體與治理客體之間缺乏良性的互動，不利于社會矛盾的消解。
2、社會制度建設缺席
孔子的“德治”思想過分強調“德治”的作用，忽視社會制度的建構，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有問題的。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德治”只不過是國家治理的一個基本向度，除了要充分發揮“德治”的功能之外，還要加強社會制度建設。如果說“德治”是國家治理的“軟層面”，那么社會制度則是國家治理的“硬層面”。從根本上說，“德治”是社會成員行為的主體性活動，這種主體性活動帶有不確定性，而社會制度是對社會成員行為的硬性規定，是社會成員無論什么時候都必須要遵守的，帶有強制性的特征。盡管孔子“禮”的規定也有政治制度的意蘊，但其核心內容是維護封建等級制和宗法制的相關禮儀和規范的“制度”，而不是管理公共事務意義上的社會制度�？鬃�“德治”思想主要立足于發揮個體的內在德性，促使個體利用道德來規范自身的實踐活動，當個體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不能按照既有的道德要求來規范自身的言行時，“德治”也就失去了它的功效。在現實社會實踐活動中，由于個體之間存在差異，個體自身的修養程度參差不齊，因此并非每個個體都能達到孔子“德治”思想中預設的崇高精神境界。孔子所處的時代“禮崩樂壞”，其主要任務是要恢復周禮，這就決定了孔子的最初理論構思不可能建立在具體的社會制度架構建設之上，“孔子解決問題的著眼點主要不在于如何變革社會制度，推動社會發展，而旨在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各方面之間的關系，改變不良社會風氣，恢復原有的宗法社會關系，營造和諧的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穩定”[10]�？鬃�“德治”思想的理論前提決定了其在實踐層面的困境，正因為如此，他的思想在當時并沒有得到統治者的青睞。
3、“德治”本身存在歷史局限性
“德治”是國家治理的重要一維，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關鍵在于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離不開道德的指引。因此，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必須充分重視道德的作用，這方面，孔子“德治”思想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但是孔子所謂的“德治”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德治”，它帶有明顯的封建痕跡。“傳統‘德治’思想是有其鮮明的階級性和歷史局限性的。它為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服務，過分夸大道德在社會中的作用”[11]。另外，孔子所謂的“禮”只不過是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的，具有壓制個人的意味。荀子曾言：“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這表明“禮”的興起在于為封建統治服務，“禮”是對人生欲求的約束乃至壓抑，在“禮制”制度之下，社會生活千篇一律，缺乏活力和創造力，人的創造性被抹殺。除此之外，孔子所謂的“愛”也是有差等的愛，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愛，這不利于社會和諧，為后世所詬病。由此可見，孔子“德治”思想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沒有從人民的主體性立場出發，有其自身的歷史局限性。
四、孔子“德治”思想對現代國家治理的啟示
從國家治理的視域重審孔子的“德治”思想，我們發現盡管其有時代局限性，但是，孔子“重德”的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作用，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借鑒意義。
1、充分發揮“德治”的功能，堅持“德治”與“法治”相統一
國家治理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作為國家治理方略的“德治”以實現社會成員的道德自覺為目標，主要通過良好的行為示范、道德教化等方式展開，從某種程度上講，“德治”是通過對社會成員的引導，來實現社會成員的自我治理。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各種社會利益沖突時有發生，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道德失落、價值失范、社會多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等問題，這給我國國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為了有效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實現社會治理路徑的轉換，以新的治理體系代替舊的治理模式，進而實現社會的平穩轉型。在這方面，孔子的“德治”思想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借鑒，即應充分發揮“德治”的功能，喚醒人性中“善”的一面，實現人純真本性的回歸。當然，在倡導“德治”的同時，還應加強“法治”建設。“對于政治來說，人性的消極面是絕對不可以忽視的。治國既要追求應然，更要注重必然。必須如此而不僅僅是應該如此，是政治之為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12]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僅僅講“德治”是不夠的，在召喚“德治”的同時，還要充分運用“法治”的手段。國家治理應堅持“法治”與“德治”兩種治理手段相統一，二者不可偏廢其一，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為政的應然之路。
2、制度建設是國家治理的基石
制度建設是國家治理的基礎，沒有健全的制度作保障，就不可能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就要建立現代化的制度體系。在孔子的“德治”思想中，關于制度的設計主要是以“尊尊”和“親親”為原則的封建等級制和宗法制，其實質是維護既有的封建秩序，這種制度體系從根本上說是不利于社會發展的，有其歷史局限性。建立現代化的制度體系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制度建設在國家治理中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為制度規定了國家治理的行為規范和行為邊界，國家治理必須在制度規范下運行，權力必須被關進制度的籠子，才能保證治理活動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是因為制度具有相對穩定性，它能保證國家治理行為的持續性和長效性，如果國家治理活動不在制度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就會導致治理行為的隨意性和主觀性，其結果是使制度的合法性喪失，社會秩序陷于混亂。因此，制度建設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3、治理主體的道德修養是治理的關鍵
治理主體是治理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其能力和素質直接決定著治理效果。在現代國家治理過程中，治理主體超越了傳統意義上以政府為核心的單一主體，而是包括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民團體等在內的多元主體，治理主體由一元轉向多元，這是由社會分化程度不斷加深的社會現實所導致的。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自發的或者多中心的秩序是這樣一種秩序，在其中許多因素的行為相互獨立，但能夠作相互調適，以在一般的規則體系中歸置其相互關系”[13]。也就是說，現代國家治理的過程是多中心治理主體相互合作治理的過程。多中心治理主體是現代治理的顯著標志，為了實現各個治理主體之間和諧共處，就必須提升各個治理主體的道德修養，促使各個治理主體自覺遵守社會秩序，自覺約束自身的行為規范，共同維護社會和諧運轉。同時，各個治理主體的行為對社會成員具有示范作用。因此，必須加強治理主體的道德建設，不斷提升治理主體的道德修養。
4、人的價值是國家治理的元價值
孔子“德治”思想主張統治者通過道德的感化、引導來治理國家，反對通過暴力的方式進行統治，這表明孔子高度重視人的價值和尊嚴，人在孔子“德治”思想中占具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其“仁愛”思想的具體表現�？鬃铀岢龅�“德主刑輔”的政治主張，就是倡導統治者在治國理政的過程中要堅持“以德為先”，主要依靠道德來治理國家，反對濫用刑罰。在孔子看來，“德”是實現家國同構、天下一體的關鍵，沒有“德”就不可能實現社會的健康發展。“德治”和“法治”都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或手段，從根本上說，都是為人服務的，如果不以現實的人為出發點，不考慮人的價值，不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終極目標，“德治”和“法治”都是沒有意義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孔子“德治”思想的關鍵在于人。因此，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始終要堅持“以人為本”，要把人的價值看作國家治理的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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