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壩文化彩陶研究

四壩文化彩陶研究

　　摘 要：四壩文化是中國西北地區青銅時代的一支考古學文化，因首次發現于甘肅省山丹縣四壩灘而得名。四壩文化彩陶經由馬廠晚期“過渡類型”發展而來，并與齊家文化以及新疆天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有過密切的接觸與交流。四壩文化彩陶對研究中國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彩陶的發展演變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四壩文化;天山北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彩陶

　　一、四壩文化彩陶的發現與研究

　　四壩文化的遺址首先發現于1948年的甘肅山丹四壩灘，1956年安志敏撰文首次提出“四壩文化”的命名�，F階段經過系統發掘的遺址有民樂東灰山、酒泉干骨崖、玉門火燒溝等遺址，此外經過考古調查發現有四壩文化遺物的遺址有大冬灣、沙鍋梁、鷹窩樹、六洋壩、西灰山、東嶺崗等遺址。

　　依據《民樂東灰山考古―四壩文化墓地的揭示與研究》發掘報告，東灰山遺址分為四期。第一期時仍有少量馬廠晚期因素，表現在Z字形紋以及八卦紋彩陶盆上。第二期時彩陶數量增多并出現了許多新的因素，比如手形紋，這與新疆天山北路的手形紋相似，應是相互交流影響的結果。第三期時出現了多種彩陶母題出現在一個器物上的構圖方式，如(M23：2)就出現了棋盤格紋、對頂三角紋、S形紋、三角紋、變體蜥蜴紋同時出現在了一件腹耳壺上。

　　干骨崖遺址位于甘肅省酒泉市。依據李水城對干骨崖墓地的分期，第一、二期時垂線紋開始表現得很潦草，重垂線紋變得粗重，下擺位置出現倒刺，口沿處的菱格紋也顯得不是很規整。附耳壺腹部也出現潦草的菱格紋，口沿處的菱格紋有的簡化為直線。第三期出現了許多新的因素，比如彩陶尊的出現，此尊形器兩側繪粗細相間的豎條帶紋，中間用橫條隔出兩個長方形空間，上面一空間繪上下疊置的兩列六組“∞”字紋;下面一空間繪上下疊置的三列九組“∞”字紋。第四期的彩陶雙耳罐、單耳罐口沿處開始用倒鋸齒紋的裝飾手法，這在其他遺址是沒有的，可能為地區性差異。該期出現了人物舞蹈紋，多繪制在單耳罐、雙耳罐、附耳壺的腹部，并且多是成組出現的。該遺址的彩陶紋飾普遍較為濃重，較其他地區顯得潦草，這可能與干骨崖遺址作為四壩文化晚期階段的代表彩陶開始衰落有關。

　　火燒溝遺址位于甘肅省玉門市�；馃郎线z址與東灰山遺址年代大體相當，彩陶母題也大體一致，表現在兩者口沿處多以Z字形、菱格紋為主，腹部有回形紋、網格紋，腹中部有重垂線紋和菱格紋。但也有地方性差異，東灰山遺址有較多的彩陶盆而火燒溝遺址卻較少;火燒溝遺址的雙大耳罐卻不見于東灰山遺址。

　　大冬灣遺址位于甘肅省玉門市。該遺址采集有數片動物紋樣的彩陶片以及網格紋等幾何形紋樣的彩陶片。該遺址的這些動物形紋飾少見于其他遺址。

　　沙鍋梁遺址位于位于甘肅省玉門市。該遺址采集有三件彩陶。其中一件彩陶雙耳盆，器口內繪豎線組成的幾何紋，部分脫落不清，外表僅在口沿出殘留少許橫條帶紋。其中一件彩陶雙大耳罐口沿處繪豎線分隔的密集網格紋，器表繪三角紋。另一件為筒形蓋罐，器表繪橫條帶紋，其間飾以連續菱格紋。此外玉門市博物館收藏有兩件沙鍋梁遺址的彩陶，其中一間為彩陶雙耳罐，腹部繪垂線紋，另一件為彩陶單耳罐腹部繪四組并列的四組Z字形折線紋。其雙大耳罐的形制跟火燒溝遺址的同類器相似，其年代也應相當為四壩文化中期。

　　鷹窩樹墓地位于甘肅省瓜州市。該遺址一件彩陶雙大耳罐口沿處及腹部底端飾粗橫線紋，腹中部飾三列豎條帶紋;另一件為彩陶雙耳罐，口沿處飾菱格紋，腹部飾垂線紋。這兩件彩陶與干骨崖遺址的彩陶風格相似，其年代也應相當接近四壩文化晚期。

　　六洋壩遺址位于甘肅省高臺縣。從其采集的彩陶雙耳罐口沿處以菱格紋為主要母題，腹中部飾以網格紋，腹中部飾折線紋來看其形制和彩陶花紋皆與東灰山等遺址同類器相似，其年代也應相當，應為四壩文化早中期階段。但其采集的一件彩陶雙耳小罐腹部裝飾連續垂弧紋則不見于其他地區同時期的四壩文化彩陶。

　　西灰山遺址位于甘肅省民樂縣。該遺址臨近東灰山遺址，其文化面貌也與東灰山極為接近，其年代也應相當。從其采集的彩陶片來看，西灰山四壩文化彩陶主要以網格紋、回形紋、折線紋等為主要母題。

　　四壩灘遺址位于甘肅省山丹縣。其彩陶的紋飾特征來看相當于火燒溝遺址的第二期。其彩陶紋飾主要繪制在雙耳罐及腹耳壺上，口沿處有Z字形紋以及菱格紋裝飾，其腹耳壺口沿處的菱格紋稍顯潦草與干骨崖早期階段相似，其下限可能到四壩文化晚期。

　　東嶺崗遺址位于甘肅省酒泉市，該遺址于1987年由北京大學與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的聯合調查隊發現，僅采集有四壩文化的2件彩陶片，其中的一件上繪有較濃稠的黑彩網格紋，另一件繪有黑彩折線紋、三角紋。

　　二、彩陶紋飾的來龍去脈以及文化聯系

　　四壩文化口沿處裝飾菱格紋的風格在“過渡類型”時期即以出現，但其菱格紋中間多填充以網格紋，而菱格紋在馬廠類型中也有，只不過不是作為口沿處的裝飾，在有的雙耳罐的腹部也有菱格紋的裝飾�？梢姶朔N紋飾是“過渡類型”借鑒的馬廠類型的的因素后來裝飾在口沿部位，而后被四壩文化簡化為實心的菱格紋。

　　腹部網格紋在馬廠類型時期也已作為其彩陶紋飾的主要母題，或是作為大圓圈紋的填充或是作為腹部菱格紋的填充圖案，但是作為大面積在腹部出現時已到“過渡類型”時期，四壩文化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傳統，但到四壩文化晚期時腹部大面積的網格紋逐漸減少以至消失。

　　腹部折線紋也是馬廠類型典型的構圖母題，其更早的源頭是半山類型，但是馬廠類型的折線紋與“過渡類型”的折線紋又有所區別，馬廠類型的折線紋可能是蛙紋的一種簡化，并且折線紋的最外一層也無實線加粗的繪畫方式，到“過渡類型”時期最外層的一條折線紋開始變粗，到四壩文化晚期時折線紋逐漸消失。

　　四壩文化雙耳盆上Z字形紋的構圖母題直接的來源是馬廠類型雙耳盆上的八卦紋圖樣，“過渡類型”時期加以簡化并一直延用到四壩文化早期階段。

　　細密交錯的斜線紋在馬廠類型時并未發現，反倒是“過渡類型”時期新出現的母題，這種紋飾在新疆的天山北路文化中也有發現，這可能是兩地區相互交流影響的結果。

　　三、所涉及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問題

　　天山北路墓地的彩陶雙大耳罐腹部裝飾網格紋的特點與東灰山等遺址的同類器相似，屬于四壩文化早期階段的遺存。雙耳罐口沿處裝飾對頂三角紋腹部裝飾幾何形紋飾，此等彩陶母題雖不是四壩文化彩陶的風格，但是其卻與“過渡類型”彩陶相似。且細密折線紋組成的交錯斜線紋最早也見于“過渡類型”，可見馬廠晚期后的“過渡類型”到達河西走廊東端時并未停止前進的步伐而是繼續東進到達新疆天山地區。但是天山北路乙組的飾橫向折線紋的雙貫耳彩陶罐并不是四壩文化的因素，此外天山北路文化的“松針紋”彩陶圖案、弧背銅刀、有銎釜、連珠形銅泡、砷青銅、土坯等更早的源頭在西亞、中亞、以及歐亞草原等地。

　　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大約在公元前二千紀，當“過渡類型”到達河西走廊后可能發生了分化，一支留在當地發展為四壩文化，另一支進入哈密地區并遭遇“筒形罐文化系統”而形成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并且這兩個地區在四壩文化早期一直到四壩文化晚期階段時仍然保持了密切的交流。

　　四、結語

　　四壩文化彩陶中口沿處的Z字形紋、八卦紋是繼承“過渡類型”彩陶的因素，而這些更早的源頭是河西馬廠類型。口沿處的菱格紋以及變體蜥蜴紋可能是繼承“過渡類型”彩陶的某些因素并加以改進的結果。手形紋、人形紋等因素可能是受新疆以及更遠的中亞地區的影響�；馃郎线z址的雙大耳罐是受齊家文化影響產生的，但是其彩陶紋飾卻是四壩文化的因素，其網格紋、折線紋都能在四壩文化的其他器物上找到母題。犬形紋等動物圖案可能是四壩文化先民們根據自己的生存環境獨立創造的文化因素。而分段式的構圖方式也已經孕育在過渡“過渡類型”彩陶文化中。四壩文化早期一直到晚期階段都與新疆哈密天山北路文化都保持了密切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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