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的立場與路徑選擇

時間：2024-10-12 01:55:27 行政管理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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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的立場與路徑選擇

　　【摘要】知識產權的國際立法是必然趨勢，其業已確立的和將要確立的國際知識產權規則以及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值得深思。面對知識產權擴張問題，中國需要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加強國內知識產權法治建設，及時調整自身立場，并出臺相應對策，維護我國在國際交往中的利益。

中國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的立場與路徑選擇

　　【關鍵詞】國際法知識產權歷程特點中國立場

　　隨著世界各國聯系的日益緊密，知識產權保護也成為全球性的問題，尤其是隨著經濟貿易的全球化發展，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制度逐步形成并完善。但由于世界各國國力的不平等，導致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了國際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構建，并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因此，我國需要從國際法的視角來分析、探討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從而維護我國在國際多領域交往中的利益。

　　國際法視野下知識產權的發展歷程

　　知識產權是從一國之內的立法逐步發展成為國際立法的，這是全球化發展的必然趨勢。知識產權的國際化是一個不斷變化和強化的過程，具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第一階段是采取雙邊條約的形式，主要是由參與技術交流和貿易活動的國家間簽訂雙邊協議。據不完全統計，在1843年到1886年，歐洲國家間簽訂的這種雙邊協議達30多個，內容主要涉及到工業產權、版權保護等方面。這在貿易發展早期對知識產權應運起到了一定規范和保護作用。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第二階段是從《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開始直至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成立前。隨著各國貿易的頻繁和技術成果交流的不斷深入，原本的雙邊協議方式已經難以滿足規模日益龐大的國際市場，為此各國希望能夠締結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在1878年，巴黎舉辦了工業產權國際會議，經過討論并最終在1883年形成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當時一共有11國簽署了這一公約，這也是國際社會上第一個為保護工業產權而制定的多邊協議，它標志著知識產權保護在國際法領域進入了多邊條約時代，這一公約對未來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有極大影響，它其中的一些條款至今依然是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準則。在1886年，包括美國在內的10個國家在瑞士首都伯爾尼簽訂了《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至此，在國際法領域形成了以工業產權與版權為主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之后，在這兩大公約的主導下，具體的知識產權公約不斷增加，工業產權與版權保護內容不斷擴充。

　　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第三階段為WIPO的成立到TRIPS(《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協議的簽署階段。為了進一步貫徹和執行《巴黎公約》和《伯爾尼公約》，簽署公約的國家決定成立一個專門的行政組織來對這兩大公約進行管理，于是在1967年宣布成立世界產權組織，并簽署《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該公約于1970年生效。1974該組織并入聯合國，成為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WIPO是一個專門解決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問題的組織，當國與國之間因知識產權問題而產生矛盾糾紛時，WIPO起到協調解決的作用。WIPO在處理國際知識產權問題上具有權威性，是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組織化的標志。

　　在國際法領域，知識產權保護的第四階段為TRIPS協議階段。二戰極大破壞了世界經濟，戰后各國為了發展貿易而簽訂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但這一協議主要側重于貨物貿易，而沒有就貿易可能產生的知識產權糾紛問題進行討論。然而隨著技術的進步，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中的影響愈來愈大，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也因此出現了嚴重的貿易摩擦。發達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進行技術的研發，而發展中國家卻無視知識產權而肆意竊取發達國家的新技術，這形成了一種非關稅壁壘，損害了發達國家的利益。為此發達國家開始就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在國際范圍內展開討論，經過多方爭論，終于在1990年達成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草案，次年正式通過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即TRIPS協議。這一協議擴大了知識產權的范圍，并將一些新興的知識產權納入其中。之后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關貿總協定演變為WTO組織，TRIPS協議也成為WTO結構下的一個子協議，用以解決各種因知識產權而引起的矛盾糾紛。

　　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發展特點

　　通過對國際法視野下知識產權制度發展階段的分析，可以看出知識產權的國際化進程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知識產權國際化對世界各國技術交流與貿易產生了較大影響。各國對于知識產權的國際化有較強的認同感，國際知識產權的保護規則逐步確立起來。因此，隨著知識科技的發展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國際法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必將逐步增強。

　　其次，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國際標準逐步趨于同化。以往的知識產權國際法要么注重程序性規范，要么注重實質性。而TRIPS協議則既注重程序又注重實體。TRIPS協議促使各國在程序上和實體上履行知識產權保護，并趨于一致。如在知識產權保護的程序上，TRIPS協議在臨時措施、損害賠償以及民事程序等方面都有明確的規定，為各國的執行提供明確的指導。

　　最后，國際法領域的知識產權立法日益多元化。TRIPS協議首次將知識產權保護直接納入到國際貿易體系之中，雖然TRIPS協議是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協議，但從這一協議的具體實踐來看，除了解決貿易領域產生的知識產權摩擦等問題外，它還與生物的多樣性、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有密切關系，因此這一協議也便具有了多元性，這也是未來國際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發展方向。

　　國際法視野下知識產權擴張性問題

　　知識與科技越來越成為推動生產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各國也加大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尤其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愈加完善，而且國際化擴張趨勢明顯。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表現：

　　一是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斷擴張。傳統的知識產權保護主要有專利權、商標權和著作權三種，但隨著科技的發展，原本的知識產權保護結構已經難以覆蓋新出現的技術，可以說科技與社會的進步不斷推動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擴大，如一些國家紛紛將商業方法、基因技術等這些原本不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內的專利納入保護范圍。即便原有的知識產權領域也在不斷擴張，如對于商標權的授予，原本僅局限于平面和立體標識，而如今一切可以作為識別的標記都可申請授予商標。同樣，國際法中的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也有所擴大，如知識產權國際規則TRIPS協議也將一些非傳統的知識產權納入保護范圍之中，如商業秘密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等。

　　二是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標準進一步提高。TRIPS協議作為一個國際性公約，為了考慮各國情況，在知識產權保護水準方面屬于基本的最低標準，但實際這一標準對于發展中國家以及不發達國家來說依然較高。而且近年來，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進入了后TRIPS時代，發達國家極力提升知識產權的保護水準，保護強化。目前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傾向強調對產權擁有者的保護而忽視了通過產權的維護而達到公平競爭、造福社會的目的。

　　三是知識產權正在成為國際市場競爭的重要工具。知識產權的設立本意在于鼓勵創新，但隨著知識產權的不斷擴張，它逐步成為國家間進行貿易競爭的工具。對于知識產權的過度保護已經阻礙了技術的創新，并影響了正常的市場競爭。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始終存在保護過度與知識共享的矛盾，在造福社會與保護產權人權力之間難以達到平衡。

　　四是知識產權的擴張侵蝕了社會公共利益。在國際社會中，技術發達的美國、歐盟等國是知識產權強國，因此，為了維護本國的利益，西方國家極力推動各種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雙邊協定、多邊協定或區域協定來強化知識產權，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私權得到最大化擴張，這侵蝕了公共利益。在全球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國際法視角下的知識產權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法律領域的問題，它的規則更直接影響各類貿易規則，成為一國在國際貿易與經濟交往中謀取利益的重要工具。通過國際知識產權法，西方國家的跨國企業往往利用技術產權的優勢實現行業的全球壟斷，在國際市場中攫取了更多利潤。而發展中國家以及不發達國家則在國際市場中毫無競爭優勢，且因知識產權保護規則而利益受損。這也導致很多不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常常以生存權、生命權以及發展權等為由，反對對知識產權進行過度保護。

　　知識產權國際法治的中國立場及路徑選擇

　　面對知識產權擴張的問題，中國需要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及時調整自身立場，并出臺相應對策，維護我國在國際交往中的利益。

　　既要重視中國的大國地位，也要關注本國實際情況。國際法領域知識產權的發展只能是不斷進步，而不會降低保護水準，因此，面對國際知識產權問題，中國需要進行自省，并積極調整應對策略。面對國際知識產權保護與國內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中國需要在沖突中找到兼容之法。如果要這些國際公約能夠得以全面實施和執行的話，這一方面需要各國放棄本國的傳統，能夠自我約束，遵循公約內容;另一方面，各國之間也要相互包容和合作，共同達成知識產權保護的最終目標。國際法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確立體現了國際經濟秩序，保護制度的確立過程也是各國實力角逐的表現，國家的重要性在這一過程中體現出來。在國際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形成的過程中，像美國等發達國家往往在規則制定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甚至表現出知識產權霸權主義。因此，要想制定較為合理公平的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需要重視大國在規則制定中的影響，但同時也要對大國進行約束，防止其憑借知識產權優勢而形成知識產權保護的過度擴張。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需要在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制定過程中發揮自己的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國際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的談判，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也促使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形成更加科學合理的體系。

　　盡管中國對待國際法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應該持積極、樂觀的態度，努力適應國際知識產權的發展，但與此同時，中國需要根據國內的實際情況來堅定自己的立場。中國依然是人均GDP水平不高的發展中國家，并面臨著巨大的人口壓力，因此要想促進經濟的發展，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要與社會發展水平相匹配。中國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并不完善，但經濟發展依然是頭等要務，不能因為在知識產權保護上盲目追隨西方發達國家而阻礙國內發展。

　　重視知識創新，積極應對新變化。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各國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密，中國發展也必須積極與國際接軌，所以中國的知識產權戰略也不能脫離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需要正視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發展與變化，做到知己知彼，并調整自己的知識產權保護策略積極應對新形勢，這樣才能夠積極與國際接軌，參與到國際競爭與合作之中。

　　知識與科技在未來社會發展中的影響越來越大，可以說未來的市場競爭便是知識產權的競爭。我國近年來也更加重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據WIPO統計，我國2012年的專利申請量首次超過了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這是我國科技創新水平不斷提高的表現。但與此同時，不能忽略的問題是，我國的專利質量并不高，所以還必須重視知識的創新，在當今時代，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是提升國家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重視我國的特有資源優勢，實現國際協調。在傳統觀念中，中國的科學技術都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所以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中國處于弱勢，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僅僅是在維護發達國家的利益。這種觀念具有狹隘性，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確立，除了考慮科技產權保護外，還需要考慮文化多樣性、傳統知識以及基因遺傳資源等等因素，而中國幅員遼闊，自然資源十分豐富，悠久的歷史賦予我國雄厚的人文底蘊，不同地域也孕育出不同的民族文化，這些方面是我國特有的資源優勢。中國應該從這些方面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這也是我國成為知識產權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在遺傳資源保護方面，我國在2009年修訂的《專利法》中，對遺傳資源保護做出規定，對于違法獲得或違法利用遺傳資源而形成的發明創造，不授予專利，依據遺傳資源進行的發明創造在申請專利過程中，必須表明該遺傳資源的來源。這一規定表明了我國對于遺傳資源的重視與保護，使之成為知識產權戰略的一部分。面對發達國家超越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現狀的要求，中國需要利用國際協調機制來與之對抗協調，為此，我國必須重視自身所具備的資源優勢，并制定相應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爭得國際話語權。在參與國際談判的過程中，中國應該最大限度的爭取發展中國家以及不發達國家作為同一陣營的盟友，對抗知識產權霸權主義，促使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更加合理和公平。

　　參考國際保護標準，制定國內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既不能脫離國際規則，也要注重國內的實際發展水平，所以在國內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的制定上，需要分析和參考國際保護標準。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較晚，且走過了較為艱難的歷程。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形成過程中經歷了從國外移植相關規則到不斷本土化的發展歷程。而人們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態度也從抗拒到逐步認可，如在《專利法》出臺時，國內曾產生較大抗議，認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并不高，對知識產權進行較為嚴厲的保護不利于中國的發展，但時至今日，中國的法制化水平大大提高，人們對知識產權保護也持認可的態度，之后我國逐步完善了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我國對知識產權的相關立法都經過了多次修改，而且最初的修改大都是為了與國際接軌，保證中國順利加入WTO組織，之后有關知識產權立法的修訂也大都與適應國際貿易發展形勢、解決貿易摩擦有關，而且中國都是以積極的態度來完善自身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不足。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完善需要參考國際保護標準，但與此同時也應該防止盲目跟風，需要對我國的實際狀況與國際形勢做出正確判斷。

　　順應國際發展趨勢，加強我國的知識產權法治建設。知識產權保護對于我國來說屬于舶來品，我國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法治建設也經歷曲折的完善過程，這是順應國際發展趨勢的。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能夠推動本國科技的進步和發展。而且在現代社會，科技便是生產力，能夠帶來巨大的財富價值，而知識產權本身也成為市場競爭力要素。知識、科技的重要性使得人們意識到應該對創新主體的利益進行保護，所以產生了現代知識產權制度。如今，知識產權已經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著國家競爭力，我國也應該順應這一形式，積極制定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推動知識產權法治體系的完善。目前我國已經出臺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并明確了發展目標，即到2020年，我國將建設成為一個知識產權管理和保護水平較高的國家，以知識產權的完善保護來激勵創新，推動社會發展，這是我國知識產權法治建設進步的重要體現，也對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形成有推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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