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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魯迅小說所用字和詞進行定量統計
魯迅層給予《紅樓夢》極高的評價,將其視為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和中國古代文學的巔峰之作，他的高度評價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紅學”的發展，以下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魯迅對《紅樓夢》學術研究貢獻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
一、魯迅《紅樓夢》研究的學術貢獻
毋庸諱言,發端于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現代學術體系的建構,是在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的直接影響下開始的,其中學術研究方法的引進、西方學者慣用之思維方式的借用以及一些新術語的引進介紹,奠定了中國現代學術體系的基礎。從文學史研究和20世紀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建構和發展的角度看,魯迅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也明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他針對中國古代文學缺少真正悲劇所提出的批評就是一個例子。就《紅樓夢》研究而言,魯迅提出的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論斷、概念如“人情小說”、“悲涼風格”等,均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鮮明的時代特色。其研究成果不僅有助于后來者繼續深化對《紅樓夢》的研究,對20世紀中國學術體系的建構和學術方法的演進,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首先,魯迅在對以《紅樓夢》為代表的優秀古典小說的研究中,始終具有清醒、自覺的史家眼光和文學史意識,將其納入中國小說史乃至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視野之中,并在總結概括中國小說的發展演變進程中審視《紅樓夢》的思想藝術價值�；诖�,魯迅給予《紅樓夢》極高的評價,將其視為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和中國古代文學的巔峰之作。
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魯迅的高度評價,奠定了《紅樓夢》在20世紀中國學術界和廣大讀者心目中不可動搖的“經典”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紅學”的發展。特別是魯迅在他那個時代,就一方面將高鶚之續書與前八十回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給予續作較高評價;另一方面辯證地看待問題,看出了其他續作硬寫一個拙劣的大團圓結局的致命缺點。魯迅在比較原著和各種續作后指出:“《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于寫實的,而那結果也并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斗篷的和尚。
……然而后來或續或改,非借尸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后快。
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①其次,魯迅在《紅樓夢》研究中,并不局限于對作者作品的分析,而是站在審視中國文學史發展演變的高度,將作者生活的時代和作品產生的有關歷史文化背景納入其小說史研究框架中,給《紅樓夢》一個準確的定位,使其研究做到以點帶面,從局部走向整體,具有深廣博大的特色。如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論述《紅樓夢》是在第二十四篇,但早在第十九篇魯迅就在“人情小說”的名目下論述《金瓶梅》,因為他看到了此書對《紅樓夢》的深刻影響。而在第二十六和二十七篇,在論述清代狹邪小說和俠義小說時,仍注意到它們所受《紅樓夢》的影響,這就給讀者以十分清晰的發展演變線索,是真正具有文學史眼光的分析論述。
再次,魯迅在《紅樓夢》及其他古典小說研究中所使用的一系列概念和研究方法以及框架模式,具有開創性意義,對撰寫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指導思想和框架模式產生了重大影響。以《紅樓夢》研究為例,魯迅在整整一章的篇幅中,既有對作者生平和作品產生之時代背景的論述,又有對作品流傳情況和版本的分析研究,由此可見魯迅深知“知人論世”之法。他的論述既有對作品主人公形象的分析,也有對整部作品故事情節的概括,更有對作品藝術特色的論斷等。其中魯迅對賈寶玉這一人物形象的精到分析及獨特判斷如“悲涼之霧,遍被華林”及“愛博而心勞”等語,早已成為不易之論。再如他對《紅樓夢》前八十回“僅露‘悲音’,殊難必其究竟”②以及對后四十回“雖數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與所謂‘食盡鳥飛獨存白地’者頗符,惟結末又稍振”③的比較性分析評價,都顯示出極高的藝術鑒賞品味和對作品思想意義的深刻理解。
最后,魯迅在《紅樓夢》研究以及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所提出和使用的一系列名詞術語,均具有學術獨創性和示范性,盡管有些概念的內涵外延在今天看來不夠周密、嚴謹,但在那個時代代表了此類研究的最高水平。例如他提出“人情小說”概念,并稱《金瓶梅》、《紅樓夢》等為“人情小說”之代表作,就是一個很好的小說類型劃分范例�！叭饲樾≌f”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作為和“神魔小說”、“諷刺小說”等平行的概念提出的:“當神魔小說盛行時,記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猶宋市人小說之‘銀字兒’,大率為離合悲歡及發跡變態之事,間雜因果報應,而不甚言靈怪,又緣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故或亦謂之‘世情書’也�！雹芩^“銀字兒”,是指宋代說話人所講述的小說故事,因講述這些小說時以銀字管吹奏相和,故有此稱。魯迅在論述明代之人情小說時把《金瓶梅》列為代表作,在論述清代之人情小說時則視《紅樓夢》為代表作并給予極高的評價:“至清有《紅樓夢》,乃異軍突起,駕一切人情小說而遠上之,較之前朝,固與《水滸》《西游》為三絕,以一代言,則三百年中創作之冠冕也。”①由此既可看出魯迅對這兩部杰作之內在聯系的認定,也可看出魯迅對“人情”或“世情”之內涵的認定。不過,對于“人情”與“世情”兩個說法是否完全可以互換,學術界至今仍有爭議。
在筆者看來,魯迅提出這些概念重在題材差異,意在區分小說類別,并不看重同一類別中作品的藝術水準是否一致。如在人情小說中既有《紅樓夢》這樣的巨著,也有《玉嬌梨》、《平山冷燕》這樣的平庸之作,而在神魔小說名下也不乏《西游記》這樣的杰作。認真考辨魯迅對這兩個術語的使用,似乎“世情”小說側重于展示社會風貌和針砭時弊,而“人情”小說則更側重于刻畫人物情感世界,重在對人性的揭示。如《金瓶梅》和《紅樓夢》都被魯迅視為人情小說的代表作,但魯迅對前者的評價是:“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并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故世以為非王世貞不能作�！雹诙谡劦健都t樓夢》時,他的重點始終在于闡釋他對寶黛悲劇的理解、對賈寶玉內心悲涼情懷的剖析以及對曹雪芹感時傷懷之“自敘”性創作的肯定:“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雹圻@“在先”的人情小說,顯然包括《金瓶梅》。對此,陳平原在其《小說史:理論與實踐》中有專門章節論述魯迅如此分類的學術意義及對后世影響,如“后世的小說史家幾乎無不借重魯迅的小說類型設計;……正是在與前代和后世的小說史家的對話中,魯迅的小說類型理論確立了其獨立地位。”④魯迅把《紅樓夢》視為“人情小說”代表作的意義,還在于這是對中國古代小說一貫將其中荒誕不經、鬼神狐妖的內容視為當然的一個“反動”�！都t樓夢》正是在借描寫日常生活傳達人生哲理方面達到極高造詣,才為魯迅看重:“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⑤魯迅在這里最為強調的,應是曹雪芹如何能夠將普通平庸繁瑣的日常生活素材,改造加工為煥發出濃郁詩意的文學巨著。魯迅晚年在一次大病初愈后曾寫過一篇《“這也是生活”……》,其中有一段可以說明為什么他會對《紅樓夢》所寫的普通生活有那樣深刻的理解:“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墻壁,壁端的棱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雹薜拇_,日常生活之所以值得關注和表現,不僅因為它潛藏有審美的種子和詩意的空間,更因為它就是構成現實人生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之一,對世人精神情感世界的影響無時無處不在。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關于《紅樓夢》的創新性研究,還在于他在冠以“清之人情小說”的標題下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分析《紅樓夢》,從作品版本到作者生平,從思想內容到藝術特色,以及對后世同類作品的影響。這種論述形式對后來的文學史撰寫影響極大,以致后來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小說史專著,都把《紅樓夢》作為專章論述。當然,有些文學史在論述《紅樓夢》時沒有冠以“人情小說”的名目,但都給了《紅樓夢》整章的篇幅。
在談到《紅樓夢》對后世小說的影響時,魯迅特別注意從小說類型演變角度以及社會生活角度進行分析,如分析《兒女英雄傳》及其作者所受《紅樓夢》影響時,魯迅把目光放在《紅樓夢》所表現“人情”之影響演變方面:“比清乾隆中,《紅樓夢》盛行,遂奪《三國》之席,而尤見稱于文人。惟細民所嗜,則仍在《三國》《水滸》。時勢屢更,人情日異于昔,久亦稍厭,漸生別流,雖故發源于前數書,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揚勇俠,贊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義。其所以然者,即一緣文人或有憾于《紅樓》,其代表為《兒女英雄傳》;……文康晚年塊處一室,筆墨僅存,因著此書以自遣。升降盛衰,俱所親歷,‘故于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復,三致意焉。’(并序語)榮華已落,愴然有懷,命筆留辭,其情況蓋與曹雪芹頗類。惟彼為寫實,為自敘,此為理想,為敘他,加以經歷復殊,而成就遂迥異矣�！雹龠@里魯迅從作者身世及思想境界角度評判作品的思想藝術成就,深得社會歷史批評真髓,當是此類批評的范例。
關于《紅樓夢》的主旨,在蔡元培的“索隱說”和胡適的“自傳說”之間,魯迅原先頗傾向胡適的自傳說,后來有所改變而更加強調文學創作的虛構性。而作為胡適、魯迅共同之好友的俞平伯,原先贊同胡適的觀點,后來有所變化,轉而接近魯迅的看法。
如俞平伯在1940年已經認為:“《紅樓》原非純粹之寫實小說,小說縱寫實,終與傳記文學有別�！岱侵^書中無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當處處以此求之,處處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強求其通,則鑿矣。以之笑索隱,則五十步與百步耳,吾正恐來者之笑吾輩也�！雹谄鋵�,無論是魯迅還是俞平伯,他們對胡適的批評不僅在于對具體作品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涉及對胡適在所謂“科學方法”指引下去“整理國故”的看法,認為這樣做有局限性。為了進一步體會魯迅觀點的深刻,再看另一位“紅學”名家吳宓的觀點。在其《〈紅樓夢〉新談》中,吳宓運用西方近代小說理論,對《紅樓夢》有這樣的概括性評價:
“《石頭記》(俗稱《紅樓夢》)為中國小說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構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國小說中,亦罕見其匹。西國小說,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長,然如《石頭記》之廣博精到,諸美兼備者,實屬寥寥。英文小說中,惟W.M.Thackeray之《TheNew-comes》最為近之。自吾讀西國小說,而益重《石頭記》。若以西國文學之格律衡《石頭記》,處處合拍,且尚覺佳勝�！雹蹍清低饷绹鴮W者的意見,認為結構謹嚴是僅次于作品主旨的衡量小說是否杰作的必要條件,而《紅樓夢》恰恰符合此點。相比之下魯迅似乎沒有對《紅樓夢》的結構給予格外關注,更多地贊美其語言特色。吳宓以西方近代以來的小說理論為價值尺度,其對《紅樓夢》的分析不乏精彩之處,也開創了運用比較文學理論研究《紅樓夢》的先河。但整體而言,他的研究有生套西方理論之嫌,有些分析也顯得牽強。
此外,筆者以為還應該格外關注魯迅在論述寶玉形象時所提出的“悲涼之霧,遍被華林”這一論斷之價值,及其對20世紀中國文學風格研究的影響。悲涼作為美學范疇有兩層涵義,一指作品風格,一指作者心態。
至于悲涼作為文學人物或作者之心態,導致其產生的因素則比較復雜。第一,由于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特別是在黑暗勢力面前無能為力而產生悲涼感。第二,由于對自己一向認為神圣、視為生命的事業(如學術)感到失望從而導致人生理想破滅而走向悲涼。第三,對自己置身其中又深深迷戀的文化傳統感到失望而又無力拯救的悲涼。第四,對宇宙永生、人生短暫而又無力改變這種結局所產生的悲涼。第五,由上述各點導致對自身存在、人類存在的價值感到懷疑、痛苦但又無法解脫而產生的悲涼。從主體角度看,只有真正具有孤獨感的人才會感到悲涼,悲涼與孤獨往往是同時出現于心靈之中。因此,無論個人多么痛苦絕望,但只要他還能創作,他就不會走向頹廢或死亡,魯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了寶玉的悲涼,也正是曹雪芹的悲涼,誠如其所言:“在我的眼下的寶玉,卻看見他看見許多死亡�！雹僭谶@個意義上,說《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表現人生之死亡的大書,當為確切之辭。筆者以為,如此看待魯迅針對寶玉所使用的“悲涼”一詞,才比較接近魯迅的用意。
魯迅這近于蓋棺論定的說法極大影響了20世紀的中國文學研究,且不說有多少研究者使用“悲涼”概念分析人物心態、界定作品風格,也不說有多少研究者對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冠以“悲涼”特色,單單“悲涼”一詞對于20世紀中國文人思想情感的影響,就是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的。誠然,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文化日趨衰敗的狀況,為文人提供了創作悲涼之作的生活基礎,科舉制度的廢除更是從根本上切斷文人進入統治集團的合法途徑。而中國古代文學中源遠流長的“悲涼”傳統,也會對那些雖已接觸、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與文學思想,但情感上依然對傳統文化高度認同的中國現代文人產生深刻影響。例如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對立的雙方,雖然文學觀念截然對立,但其作品的風格卻都趨于深沉悲涼。更有甚者,是那些積極從事新文學運動的代表性人物,在“五四”之后經歷的迷茫和失落,更使得他們的創作呈現出無可掩飾的悲涼與荒寒。
因此,可以說魯迅這一論斷在很大程度上延續和強化了這一傳統對20世紀中國文人的深刻影響。加上20世紀中國社會的動蕩不安,就使得“悲涼”這一概念不僅具有文學史和學術史意義,更具有思想史和知識分子心靈史的意義。
以下我們再簡單評述王國維有關《紅樓夢》的研究,以進一步對比映照魯迅相關觀點的學術思想史價值。王國維最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借用叔本華哲學于1904年所寫的《〈紅樓夢〉評論》,這是20世紀中國學術界運用西方哲學理論研究《紅樓夢》的第一篇論文,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v觀王國維此文,其最大學術價值在于運用叔本華哲學,斷定《紅樓夢》是一部徹頭徹尾的悲劇、一部悲劇中的悲劇。值得注意的是,王國維與魯迅一樣,認為寶玉是體現《紅樓夢》悲劇精神的唯一人物:“彼于纏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脫之種子,故聽《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讀《胠篋》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所以未能者,則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志漸決,然尚屢失于寶釵,幾敗于五兒。屢蹶屢振,而終獲最后之勝利。讀者觀自九十八回以至百二十回之事實,其解脫之行程,精進之歷史,明了精切何如哉!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寶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為獨深,而其希救濟也為尤切�！雹谒恼f法與魯迅論寶玉的“悲涼之感”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整體而言,王國維論《紅樓夢》更多是從哲學角度,而魯迅則更側重于從文學史角度進行評價,這是他們的不同之處。
二、“紅學”與“魯學”視野中的魯迅《紅樓夢》研究
由于一些客觀原因如資料搜集的限制,魯迅在《紅樓夢》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些關于作品版本、作者生平等方面的具體觀點和見解,在今天已經過時或者不夠全面,但他對《紅樓夢》的思想藝術價值所作出的整體判斷依然有價值。
筆者曾對“紅學”界一些研究者的論著以及常見的中國文學史中有關《紅樓夢》部分的論述進行過統計,發現在眾多的研究論著中,魯迅有關《紅樓夢》的論述最常被引用的應為以下五處:
1.(寶玉)于外昵秦鐘蔣玉函,歸則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兒如襲人晴雯平兒紫鵑輩之間,昵而敬之,恐拂其意,愛博而心勞,而憂患亦日甚矣�！瓨s公府雖煊赫,而……頹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庇]面,……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①
2.至于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
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傊杂小都t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俏恼碌撵届缓屠p綿,倒是還在其次的事。②
3.《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續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寶玉,卻看見他看見許多死亡;證成多所愛者,當大苦惱,因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災樂禍,于一生中,得小歡喜,少有罣礙。
然而憎人卻不過是愛人者的敗亡的逃路,與寶玉之終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紅樓夢》時的思想,大約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續作,想來未必與作者本意大相懸殊。③
4.高爾基很驚服巴爾扎克小說里寫對話的巧妙,以為并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卻能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像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袊�沒有那樣好手段的小說家,但《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④
5.在中國,小說是向來不算文學的。在輕視的眼光下,自從十八世紀末的《紅樓夢》以后,實在也沒有產生什么較偉大的作品。⑤此外,魯迅在《小說史大略》中有一段堪稱經典的對《紅樓夢》的評價,也常為學界引用:“人情小說萌發于唐,迄明略有滋長,然同時墜入迂鄙,以才美為歸,以名教自飾。李贄、金喟雖盛稱說部,而自無創作,亦無以破世人拘墟之見,但提挈一二傳奇演義,出于恒流之上而已。至清有《紅樓夢》,乃異軍突起,駕一切人情小說而遠上之,較之前朝,固與《水滸》《西游》為三絕,以一代言,則三百年中創作之冠冕也。”⑥在20世紀后半葉影響較大的幾部中國文學史和“紅學”研究者專著中,均有對魯迅上述論斷不同程度的引用。如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在論述《紅樓夢》的第八章第三節的結尾,引用了上述五段中的第二段,這也是該章唯一一次引用現代紅學研究者的成果。相形之下,該章在提及其他紅學研究代表人物如蔡元培、胡適等人觀點時均不提具體人名且持批判態度,而將魯迅此段引文放在該卷第三節的結尾,具有蓋棺定論的作用,由此可見作者對魯迅論斷的重視。又如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集體編寫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也是在第三卷專門論述《紅樓夢》的第七章第五節,在評價《紅樓夢》的藝術成就時也引用這一段,是該章中唯一一次引用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并且同樣是對胡適、蔡元培等人的觀點予以不點名的批判。
周汝昌是20世紀中葉以來“紅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這樣評價魯迅的《紅樓夢》研究:“只要細讀《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代人情小說———紅樓夢》,就會看出,魯迅在蔡胡兩家之間,作出了毫不含渾的抉擇:棄蔡而取胡。并且昌言指明,‘自傳說’開端最早,而論定卻最晚。應當體會到,魯迅下了‘論定’二字是筆力千鈞,他豈是輕言妄斷之人?……更應著重指出的,是魯迅并非照抄別人的文字見解,他自己作了更多的探索,而且有超越別人的識見。這才真正夠得上是‘學’的了�！雹�20世紀50年代初因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而爆出名的李希凡和藍翎,在其論著中更是不止一次引用魯迅的有關論述,作為他們文章的立論出發點。如李希凡的《沉沙集———李希凡論紅樓夢及中國古典小說》中,就多次引用上述數段魯迅的論斷作為自己評價《紅樓夢》的理論基礎。在該書的《極摹人情世態之歧》一文中,李希凡寫下這樣高度評價魯迅研究的話:“魯迅給予《紅樓夢》以如此高度的評價,而且是早在二十年代,的確顯示了他的小說史家的深邃、卓識的眼光。”②另一位“紅學”研究名家蔣和森,曾在寫于20世紀80年代的有關《紅樓夢》的長文中兩次引用魯迅的話作為理論依據,③不過沒有一次是魯迅評價《紅樓夢》的內容,而是魯迅就其他話題所發表之議論。這本身頗耐人尋味,因為就蔣氏此文的題目看,他所評述的內容,本該很適合引用魯迅有關《紅樓夢》的論斷。那么,這是否說明他對魯迅的“紅學”研究多少有些不以為然?而且,從蔣和森其他“紅學”論文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受到了魯迅的影響,如“中國文學從《詩經》開始就歌頌愛情,雖歷千年而不少衰,發展到明清更是廣及于戲曲小說。但那些作品雖然各有沖擊封建社會的意義,卻總是跳不出一個范圍,即大都不脫‘郎才女貌’、‘夫貴妻榮’、‘五花誥封’這類愛情理想和人生追求。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才完全打破了這種傳統的格局”。④蔣和森這段話雖沒有明指,但顯而易見脫胎于魯迅的那句“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⑤當代學者陳平原在《小說史:理論與實踐》中談到清代小說時,也是引用魯迅的“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作為對《紅樓夢》的最高評價。⑥至于其他學者之引用和評價,限于篇幅無法一一列舉。自然,由于魯迅特殊的思想文化和文學領袖地位,很多學者都會對魯迅的《紅樓夢》研究給予高度評價,也會在相關研究中引用魯迅觀點作為自己立論的出發點。所以,要正確判斷魯迅研究的價值以及對“紅學”研究的影響,還是要回到學術研究本身,具體分析魯迅的研究是否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為此,看看作為“新紅學”代表人物的胡適、俞平伯如何評價魯迅的有關研究,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參考尺度。①胡適在1928年寫的《白話文學史》“自序”里這樣評價魯迅的小說研究:“在小說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雹�1936年11月,胡適的學生蘇雪林致信胡適,攻擊魯迅。胡適在12月14日的復信中卻高度評價了魯迅:“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雹鄄贿^,對于魯迅有關《紅樓夢》的觀點,胡適似乎沒有什么評價。
再看俞平伯,首先要注意他與魯迅的“師友淵源”關系: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是魯迅老師章太炎的老師,因為此段關系,俞平伯曾把自己小時與俞樾的合影照片復制品贈送給魯迅。其次,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引用了俞樾有關《紅樓夢》的兩段評述。再就是《中國小說史略》正式出版時,魯迅將俞平伯當時有關《紅樓夢》研究的主要觀點列入書中并給予足夠的重視。那么俞平伯對于魯迅的《紅樓夢》研究以及小說史研究持怎樣的態度呢?
1923年秋,俞平伯應聘到上海大學教授中文,負責中國小說的講授課程,為了備課,他想通過周作人向魯迅索要一份《中國小說史》講義。④當年8月5日,他寫信給周作人:“下半年擬在上海大學教中國小說。此項科目材料之搜集頗覺麻煩,不知先生有何意見否?魯迅先生所編之《中國小說史》講義,不知能見賜一份否?”⑤俞平伯應該沒有從周作人處得到此講義,因為這時周氏兄弟已反目成仇,而剛從南方回到北京的俞平伯尚不知情。后來俞平伯是通過孫伏園從魯迅處借到《中國小說史》講義,看后又由孫伏園歸還魯迅。當年9月2日,俞平伯返回上海前寫信給周作人:“我明日擬偕紹原南下,因事冗路遠,未能再走詣一次,至歉!《小說史》講義在魯迅先生處借得一冊,覺得條理很好。
原書仍交伏園奉返,請您晤他時為我致謝�！雹捱@個“條理很好”雖是正面性評價,但考慮到兩人之間的準師生關系,也不算是很高的評價。
至于俞平伯對魯迅《紅樓夢》研究的態度,應該是屬于抽象肯定而具體忽視。俞平伯在其紅學專著中,基本沒有提及魯迅,沒有對其“紅學”研究觀點進行肯定性評價。⑦綜上所述,作為“新紅學”的代表人物,胡適和俞平伯對于魯迅的小說研究成就給予較高評價,但對于其《紅樓夢》研究及有關論斷并未給予特別關注,這既與魯迅沒有專門的“紅學”論著及主要成就為文學創作有關,也與他們兩人在“紅學”研究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關———大概他們感到自己已站在群山之巔,所以對于其他人的研究,多少都抱著俯視的態度。
至于“魯學”研究界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雖然很長一段時間內對魯迅的學術成就評價較高,但實際上并未給予足夠關注,這只要看看數十年來影響最大的兩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就可以明了。唐弢的三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和錢理群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都把魯迅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在所有作家中只對魯迅用了兩章篇幅進行論述。但即便如此,它們闡述的重點仍是魯迅的文學創作成就,而對其學術研究卻論述甚少,對于《中國小說史略》則更是一句帶過,沒有具體評價�？紤]到二者的文學史屬性,自然會把論述重點放在作家作品和相關時代背景的討論,但對魯迅的學術研究處理如此簡略,不僅反映了作者所受時代背景制約的局限,也反映了現代文學研究界整體上忽略魯迅的學術成就這一狀況。從20世紀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建構和發展演變的角度,魯迅本應列入被重點考察的對象,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
因此,從學術思想發展史角度,審視魯迅的《紅樓夢》研究以及他在研究過程中所體現出的現代學術視野,并分析他的相關研究對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產生的影響,是一個較為迫切的工作。
三、魯迅“作家”身份與治學關系及其現代學術意識
魯迅不僅是偉大的小說家,也是藝術鑒賞力極高和理論分析能力極強的文學理論家。作家與學者的雙重身份和視角,對其學術研究有著復雜深刻的影響。整體而言,這有利于魯迅準確深刻地把握《紅樓夢》的思想藝術性,特別是他對《紅樓夢》藝術特色的體悟和分析,確實有只眼獨具之處。這也給后世一些主要以作家身份研究《紅樓夢》者以寶貴的啟示,如魯迅之后的張愛玲和近年來劉心武、王蒙等人對《紅樓夢》的研究,其實就體現了他們作為作家的獨特視角和經驗。且不說他們的研究成果和結論是否正確、深刻,單單考察他們的“紅學”研究是否受到魯迅影響以及如何受到影響,就是很有價值的研究課題。
魯迅對《紅樓夢》的語言評價極高,對其寫實性風格評價也很高,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多次對其他小說的語言特色給予格外的關注和評價,這其實與魯迅自身的小說家身份有極大關系。對此已有學者給予注意,如臺灣學者龔鵬程就曾特別論述魯迅的小說家身份對其治學影響:“《小說史略》中對小說的文字功夫,討論極多,如謂《孽�；ā贰鑼懏斈芙鼘�,而形容時復過度,亦失自然。蓋尚增飾而賤白描,當日之作風固然如是矣’;……詳看這些評語,我們就會發現它確實是一位作家寫的小說史。里面對于‘如何描寫’著墨甚多,金針度人,不乏甘苦之談。比起一般只從主體意識、社會背景、淵源影響論小說史者,確實掌握了文學的特性,不愧為小說之史�！雹俨贿^,值得一提的是,魯迅的此類評價,對20世紀幾部文學史的寫作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此我們稍作對比:
《紅樓夢》在藝術上的巨大成就,還表現在它所具有的那種不見人工痕跡的反映生活的本領。天然無飾,或者說巧奪天工,這是曹雪芹的一個很大的天才特色。在《紅樓夢》中,一切是顯得那樣的血肉飽滿和生氣勃勃;一切是顯得那樣的紛繁多姿,然而又是那樣的清晰明朗。生活,在《紅樓夢》中的再現,好像并沒有經過作家辛苦的提煉和精心的刻劃,只不過是按照它原有的樣子任其自然地流到紙上,就像一幅天長地闊的自然風光,不加修飾地呈現在我們的窗子面前一樣。其實,這都是經過作家的慘淡經營才能達到如此的境界。②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③至于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是還在其次的事。①雖然所引第一段沒有直接引用魯迅的論述,但顯而易見受到了所引兩段魯迅論述的影響。
此外,魯迅對《紅樓夢》中有關內容的摘引以及摘引方式也值得關注,不僅顯示出魯迅很高的文學鑒賞水平和小說家特有的欣賞角度,而且能看出其別致新穎的學術視角和善于從第一手資料中加工提煉出內在主旨的學術眼光�！吨袊≌f史略》中對《紅樓夢》中有關寶玉的大段摘引有兩段,一段是為了說明寶玉的“愛博而心勞”,所引內容為戚本第五十七回中寶玉去看黛玉,因黛玉休息不敢造次,遂與其他丫鬟談笑,反遭黛玉冷落以致傷心流淚事。另一大段則是為了闡釋“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的觀點,所引內容為戚本第七十八回中寶玉因晴雯之死想去吊唁卻未能如意,遂往黛玉、寶釵處尋求慰藉也未能如愿,最終遂將滿腔悲憤絕望及因晴雯之死所產生的痛惜悲涼之情,傾泄于為“姽婳將軍”所做挽詞中一事。從前八十回看,這兩回對于塑造寶玉的性格以及表現寶玉的悲涼孤獨心境和對舊傳統的反叛思想非常重要,魯迅摘引這兩段確實極有眼光。
實事求是地看,很多文學史和小說史對《紅樓夢》整體思想意義和藝術成就的分析評價,特別是對作品藝術特色如人物性格心理的分析和語言特色的闡釋,對作者創作心態的分析,并未超越魯迅。魯迅的學者身份對其文學創作也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如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寶玉這一形象和《紅樓夢》“悲涼”風格的界定和認同,必然會影響他個人的文學創作,在大致同時期醞釀和寫作的《野草》,其美學風格就不僅受到西方和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也明顯受到彌漫《紅樓夢》全篇之悲涼氛圍的影響。限于篇幅此處不再展開論述。
魯迅在對《紅樓夢》以及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所體現的學術獨創性和自覺性,也值得給予足夠關注。在此僅從20世紀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建構發展角度,簡單闡釋魯迅的重要貢獻。
1931年,陳寅恪在談到當時中國學術界狀況時曾表示不滿:“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求本國學術之獨立,此今日之公論也。若持此意以觀全國學術現狀,則自然科學,凡近年新發明之學理,新出版之圖籍,吾國學人能知其概要,舉其名目,已復不易。雖地質生物氣象等學,可稱尚有相當貢獻,實乃地域材料關系所使然。古人所謂‘慰情聊勝無’者,要不可遽以此而自足。西洋文學哲學藝術歷史等,茍輸入傳達,不失其真,即為難能可貴,遑問其有所創獲。社會科學則本國政治社會財政經濟之情況,非乞靈于外人之調查統計,幾無以為研求討論之資。教育學則與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今日中國多數教育學者庶幾近之。至于本國史學文學思想藝術史等,疑若可以幾于獨立者,察其實際,亦復不然�！雹诳梢�,陳寅恪是從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從建構既接受西方現代學術觀念又承繼古代優秀學術傳統之中國學術體系的高度看當時學術界的狀況,所以認為問題甚多。其實早在20世紀初葉,學術界一些遠見卓識之士就意識到建構現代學術體系的重要性。如陳寅恪就針對在引進外來文化和承受傳統文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買珠還櫝”①(即只接受其合理內核,拋棄其不合中國國情之形式)、“新瓶裝舊酒”②等原則性意見。王國維也對當時學術界存在的照搬外來文化、學術研究的“無用之用”及學術獨立等發表過很多真知灼見,其對中國古代戲曲史和甲骨文的研究等更是將中西學術觀念和學術研究方法結合的典范,具有開創性意義。陳寅恪從學術思想史和文化史角度對王國維的貢獻給予極高評價:“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雹燮鋵嶊愂蠈ν鯂S的評價,正可以用來評價魯迅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領域作出的貢獻,因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正是一部與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同樣具有開創性和奠基性的著作,是一部堅持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強調個人獨到見解的杰作。魯迅之前,冠以“小說史”等名目而出版的著作不是沒有,如191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蔣瑞藻所編的《小說考證》、191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錢靜方的《小說從考》以及1920年泰東書局出版的張靜廬的《中國小說史大綱》等。但這些著作要么只是簡單的資料長編,要么只是照搬西方小說理論而對中國小說發展缺少系統和深入的了解。④因此,魯迅的著作一出即受到學術界的一致稱贊,并引起相關的學術探討。如陳寅恪就曾以“間接對話”方式對魯迅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工作給予關注。當時,胡適、魯迅等人都對《西游記》中孫悟空等人物形象原型的來源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陳寅恪也寫了《西游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等文,表明自己的觀點與胡適、魯迅不同,并特意注明是“此為昔日吾國之治文學史者,所未嘗留意者也”。⑤陳氏此文發表于1930年,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出版于1925年,并在1930年修改后再版,所以陳氏所言應是有所指。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魯迅的古典小說研究是具有開創性和奠基性的,且在當時達到了一流水平,才會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整體而言,魯迅的《紅樓夢》研究對后世學者的影響是重大和深刻的,但由于其輝煌的創作成就以及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巨大影響,致使其學術成就無形中受到忽視冷落。
誠如前面所指出的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即“魯學”和“紅學”長期都保持較高的研究水平,但二者之間的溝通和交流一直較少,而且對魯迅的學術成就都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忽略。無論是《紅樓夢》還是魯迅,其文學地位和思想地位都曾被過度拔高,使部分研究者對魯迅的《紅樓夢》研究產生偏見和抵觸,從而使魯迅的觀點要么成為確保“理論正確”的擋箭牌,要么被有意無意地忽略。魯迅被引用最多的幾段關于《紅樓夢》的論述,具有較高的概括性和整體性,引用方便,不僅適用于評價《紅樓夢》,也適用于評價其他文學現象甚至文化現象。久而久之,人們反而忽視了魯迅論斷的具體內涵和學術價值。
“紅學”界對魯迅的“紅樓研究”采取“抽象肯定、具體忽略”的態度,有其復雜原因。魯迅在其《紅樓夢》研究中借“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等論斷指出了作品的思想價值,重點放在分析寶黛愛情悲劇特別是賈寶玉個人精神世界上,而沒有過多談論其反封建思想意義。囿于1949年后某段特殊時期的文學研究環境,相關研究者不得不更加重視研究《紅樓夢》的思想性,過分強調其反封建色彩。此外,單從賈寶玉這個人物看,魯迅強調更多的是寶玉的內心感受,是“愛博而心勞”,是其無奈的一聲嘆息。而后人更多看重的是寶玉的叛逆思想和行動,是所謂的吶喊和反抗。另外,在對作品版本和具體內容的考證上,魯迅也沒有更多更深入的跟進性研究,也使得他的觀點難以對后來的“紅學”界產生具體而實際的影響。
誠如很多文學史研究者和魯迅研究專家所言,中國小說自古無史,有之,則從魯迅始。而20世紀的“紅學”,盡管在魯迅同時期有王國維、蔡元培、胡適等人的研究,但魯迅依然能夠獨樹一幟,提出很多具有獨創性的觀點,其對作品的理解和概括性論述對后來的影響也極為深遠,早已超出對《紅樓夢》進行闡釋的范圍。至于這些影響的具體表現,筆者以為可以分為直接(或顯性)影響和間接(或潛在)影響兩種方式,兩者比較,后者更為重要。所謂直接影響,就是魯迅的研究直接而具體地影響了他所在時代以及后來研究者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模式,如他對《紅樓夢》悲涼風格的概括、對寶黛愛情悲劇與人類終極命運的追問等,都深刻影響了后來的“紅學”研究、小說研究。所謂間接影響,就是魯迅在《紅樓夢》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概念等以及在古典小說研究中所形成的研究模式和一些很有價值的思路(如他多次提及的對中國文學史寫法的思考等),都對20世紀中國學術史的建構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只是這些影響長期未能進入主流學術界的視野,有些研究者雖從魯迅的研究中獲益良多,卻因種種原因不愿或不敢直接提及自己所受魯迅的影響。此類間接影響的另一種表現就是魯迅的《紅樓夢》研究在經歷時間的考驗后,早已和他的其他學術思想、文學創作等一起,共同構成了我們對“魯迅”這個文化符號的全部想象。提及魯迅,自然會提及他的小說、雜文,他深刻的批判與啟蒙思想,也會提及他的“悲涼之霧,遍被華林”、“愛博而心勞”等關于《紅樓夢》的天才評判,所有這些共同構成了魯迅的豐富性和完整性。
結語
總之,魯迅在對《紅樓夢》和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過程中所使用和提出的一些學術理念和觀點,證明他在那時就已做到中西學術的融會貫通,為中國現代學術體系的構建作出了重大貢獻。誠然,如果按照現代學術規范要求看,還不能說魯迅的《紅樓夢》研究已自成體系,但其研究已經初具規模并且框架初成。然而,迄今學術界對魯迅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雖已有要提升到從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的高度進行研究的共識,但具體成果依然甚少。加之“紅學”研究界和魯迅研究界之間的溝通尚存在很多不足,使得相關研究進展緩慢。為了更好地對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史和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史進行總結,就必須對這些不足加以改進,對此我們有理由給予樂觀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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