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雜學觀與民間文學思想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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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中國早期民間文學的研究者、理論家,周作人通過自己廣博的學識、獨特的視角、深厚的情懷,在民間文學的整理和研究上傾注了很多心血。從神話到童話再到歌謠,處處都留下了他的痕跡。他的民間文學觀是復雜的,帶著個人的趣味,帶著精英主義的審視,但其對早期中國民間文學的影響、貢獻和開拓是不可忽視的。
關鍵詞：周作人；民間文學觀；人類學派；神話；《歌謠周刊》；
一、周作人的雜學觀
(一)周作人與傳統(tǒng)文化
周作人出生于清朝末年。他飽覽群書，涉及古文、英文和日文，所學之雜，可見一斑。他幼年在家鄉(xiāng)的私塾接受傳統(tǒng)的漢學教育，他的國文功底則源于大量閱讀。少年時期的周作人喜歡讀書，因而看了很多小說。在那段時間，周作人看《鏡花緣》和《聊齋志異》，繼而轉到《閱微草堂筆記》，把舊派文言小說的兩派都入門了。這種看“閑書”的習慣不僅使他學識廣博，也養(yǎng)成了他的“雜學觀”。閱讀《西游記》等神怪小說激發(fā)了他對神話的興趣，這為他日后接觸西方神話學、研究神話打下了扎實的理論基礎。
(二)周作人與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對周作人影響深遠。他18歲入江南水師學堂學英文，五年后被派往日本深造，開始習日文，這對他的思想和學術等方面的影響甚巨。周作人到東京留學，在這里接觸到西方進步的文藝思潮，這些都豐富了他的思想文化資源，奠定了學術基礎。
周作人喜歡讀雜書，他多次稱自己為“雜家”，并把自己對民俗等的研究稱之為“打雜”。他之所以做這些，是因為這些學問沒有人來研究，“如各門已有了專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來，另去做掃地砍柴的勾當去了”[1]。
正是他的文化多元和思想宜雜的觀念，讓他能夠欣然接受各種新舊學說，進而在不被學界關注的民間文學中開拓出獨特的園地。
二、周作人的民間文學思想
(一)周作人與神話
1、與神話的結緣
周作人在東京留學時接觸到西方的神話學，閱讀過《英文學中之古典神話》《神話儀式與宗教》等神話學書籍。周作人通過閱讀和學習，把一些重要的思想介紹進來，如人類學派關于神話學的比較研究方法。他認為人類學派的比較方法可以解釋如下現(xiàn)象:“如在一國見有顯得荒唐怪異的習俗，要去找到別一國，在那里也有類似的習俗，但是在那里不特并不荒唐怪異，卻正與那人民的禮俗思想相合�！盵2]也就是說，在發(fā)達文明社會中，如果有一些無法了解的怪異習俗，就去其他國家尋找相似的習俗，進而了解遺留下來的古老儀式的意義。
周作人在了解西方神話學時常常是能夠獨立思考的。他在推薦《希臘羅馬的神話》這本書時介紹了書中的一些觀點，還指出當前神話研究的.不足。周作人認為，一些研究者忽視對神話的儀式方面的研究，而神話是和儀式相關的，不注重儀式，自然對神話的研究會有不好的影響。
2、神話與改造國民性
對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來說，改造國民性從來都是一個不斷思考的主題，周作人亦然。他極喜歡希臘神話，并希望在希臘神話中尋找改造國民劣根性的治病良方�！拔覀冎袊穗m然以前對于希臘不曾負有這項債務，現(xiàn)在卻該奮發(fā)去分一點過來，因為這種希臘精神，即使不能起死回生，也有返老還童的力量，在歐洲文化史上顯然可見�！盵3]
他在關注希臘神話的同時創(chuàng)作了不少文章，如《人的文學》《平民文學》，表現(xiàn)了對普通大眾的關注。他在民俗散文《紹興的糕干》《七夕》等作品中，記錄人們的生活習俗，并試圖觀照這些習俗中美好良善的人性，塑造健康向上的民族性格。
3、中日神話觀比較
周作人對神話的研究大部分是在留學日本時期進行的，他研究過日本的神話以及一些民俗，并翻譯出《古事記》的上卷。這是日本最古老的史書兼文學書之一，上卷主要講的是日本的民族神話。在漢譯《古事記》神代卷引言中，他提出了中日對待神話的不同態(tài)度。
對這些不同的看法，周作人都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國人對待神話的態(tài)度常�；煜糯c現(xiàn)代，把古代的神話硬套進現(xiàn)代的理論里，如看到神話中長矛狀的東西就會認為是男根的象征，進而獨斷地認為日本的宗教是生殖崇拜，這當然不可取。周作人也介紹了日本人對待神話的態(tài)度:日本人把自己的國家稱為“神國”，把《古事記》的傳說當作真實發(fā)生過的事情。周作人指出，這種一味把神話當作歷史的做法是有點可笑的。
同時，周作人對日本的神話進行了追根溯源，認為日本的神話是受中國和印度影響。他肯定《古事記》的學術價值，也對它在文藝上的價值大加贊賞，認為其有獨特的精彩。從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對作品的藝術上的追求是他的個人趣味，也是他一生努力的方向。
(二)周作人與童話
兒童這一群體在五四時期受到許多知識分子的關注，魯迅在《狂人日記》里發(fā)出“救救孩子”的呼聲，而周作人的著手點是童話。周作人閱讀了不少關于研究兒童的書，高島平三郎的《歌詠兒童的文學》和《兒童研究》是周作人對童話研究的入門書。以后，他又讀了塞來的《兒童時期之研究》，并且通過閱讀認識到，兒童雖然在心理和生理上和成人有差異，但兒童也是完全的個人，需要尊重。
周作人認為，兒童應有自己的文學。他在1922年1月刊的《詩》上翻譯了日本學者李澤建的《兒童的世界》。他十分贊賞書中的觀點，并在譯文后附言:“大抵在兒童文學上有兩種方向不同的錯誤: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訓;一是太藝術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張多屬于前者，詩人多屬于后者。其實兩者都不對，因為他們不承認兒童的世界。”[4]因此，他說兒童文學要從兒童的視角進行創(chuàng)作，以“兒童為本位”。
(三)周作人與《歌謠周刊》
周作人對歌謠的采集與研究，在民國時期是超前的。早在1914年，周作人就在報紙上刊登啟示采集歌謠。1920年，歌謠研究會在北京大學成立，大規(guī)模的歌謠搜集和研究就此展開，周作人也應邀加入。1922年，《歌謠周刊》成立，周作人一度主持《歌謠》周刊的工作。在歌謠研究方面，周作人率先對謎語、方言歌謠進行研究，引起其他人對這些領域的關注;也是他先看到猥褻歌謠的研究價值，將猥褻歌謠納入歌謠收集之列。
他把歌謠的價值分為兩類，一類是文藝的，另一類是歷史的，也就是學術的。從文藝上說，他認為民歌對新詩的發(fā)展是很有意義的，這一點和劉半農不謀而合。周作人在發(fā)表于《晨報副鐫》上的《歌謠》(1922年4月13日)一文中提到:“民歌與新詩的關系，或者有人懷疑，其實是很自然的，因為民歌的最強烈最有價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摯與誠信，這是藝術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藝趣味的養(yǎng)成極是有益的。”
周作人十分看重歌謠的學術價值，但對歌謠藝術價值的缺乏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呼吁，在重視民間歌謠的價值的同時要看到歌謠的不足，如語言的粗劣、內容的粗俗。一味抬高歌謠的價值對新文學的發(fā)展不利，可能使新文學落入粗俗的窠臼。
三、對周作人民間文學觀的評價
周作人對我國民間文學的貢獻巨大。他大量翻譯介紹了國外民間文學的相關書籍和理論，如《古事記》，還翻譯了亞坡羅陀洛斯的神話學，弗來若的《希臘神話比較研究》，哈利孫女士的《希臘神話論》等，這些書籍的翻譯，填補了國內民間文學理論的空白，有力推動了國內民間文學向前發(fā)展。
他在翻譯的同時寫了很多文章，并且對日本和中國的民俗、神話、歌謠等做了大量比較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如他對歌謠的研究。他在日本研究了不少民俗，《心中》這篇文章中就論述了日本很常見的“殉情”現(xiàn)象，《江都二色》中則講述了中國古代的各種玩具。他的這些研究不僅有學術價值，也有切實的現(xiàn)實意義。
四、結語
周作人一生對民間文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民間文學的建立和發(fā)展都不乏周作人的印記。他針對民間文學的研究極大地擴展了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的維度和深度，他對改造國民性的思考，對兒童的尊重與關懷，對歌謠文藝價值的堅守，這些在民間文學研究方興未艾的現(xiàn)在，仍需要研究者回顧和學習。
五、參考文獻
[1]陶明志.周作人論[M].北京:北新書局,1934.2.
[2]周作人.夜讀抄[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17.
[3]周作人.我的雜學(大家小書)[M].張麗華,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12.
[4]周作人.自己的園地[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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