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電視游戲節目的文化屬性論文

時間：2024-07-19 13:42:31 文化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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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電視游戲節目的文化屬性論文

　　論文關鍵詞：電視游戲節目 “狂歡節” “文化工業產品” 平民文化大眾文化

淺談電視游戲節目的文化屬性論文

　　論文摘要：當前的電視游戲節目一方面具有“狂歡節”的文化特征。如詼諧和戲擬、反常規生活、主體為平民、形式雜多等，另一方面，它還具有“文化工業產品”的特征帶有商業化、復制化、技術化、強迫化的色彩。在中西文化碰搜與交流中的當代中國電視游戲節目兼具平民文化和大眾文化的雙重文化屬性。

　　仿佛一夜之間，游戲節目占領了各個頻道。從中央臺的《城市之間》、《幸運52》到地方臺的《快樂大本營》、《超級大贏家》等，據悉，最興盛時的游戲節目多達200余臺。面對如此火爆的游戲節目熱，批評界大抵持兩種態度：褒揚者稱其代表了“平民時代的走來”，貶抑者視其為“媚俗”、“膚淺”。當游戲節目的熱度尚未降下，新游戲節目（也稱益智類節目）《開心詞典》又廣受歡迎，收視率節節上升。現在，更新的游戲節目（也稱博奕類節目）《金蘋果）》又粉墨登場。

　　想要清楚地闡釋這種文化現象是困難的。但此現象的熱度又迫使我們不能不說，即使是冒著說不清楚的風險。

　　“狂歡節”這個概念本源自中世紀歐洲民間宴會和游行表演。它是平民大眾自己的節慶活動，區別于官方發動與操縱的諸如宗教、祭祀、慶典活動。第一次從文化史的角度對狂歡節進行深刻研究并使之成為獨創的重要學術概念者，是前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在巴赫金那里，狂歡節這個概念被賦予了更廣泛的含義—既代表一種觀察世界（人生）的特殊角度，即“詼諧（笑）的角度”，又滲透了一種人生體驗的特殊感覺，“狂歡節式的世界感受”。同時，狂歡節還包孕了平民化、多元、非中心、語言雜多等豐富內涵。無怪乎英國批評家特瑞·伊格頓斷言：“很少有像巴赫金的狂歡節這樣的現代批評概念，具有如此豐富的蘊含和歧義，刺激人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雖然在當代中國的文化語境中，任何“舶來”理論的運用，都難免有牽強附會、削足適履之嫌，但是電視游戲節目卻不能不讓我們聯想起巴赫金創造的這個既讓人著迷又歧義叢生的概念，原因在于游戲節目帶有極大的“狂歡節”特征。

　　首先，自始至終籠罩著游戲節目的氛圍是“笑”與“樂”，這從許多被冠以“快樂”、“歡樂”的節目名稱中就可以感受到。通過語言的擂科打渾和行動的“模擬”、“戲仿”，游戲節目達到其引人笑逗人樂的目的。比如《歡樂總動員》中的“超級模仿秀”板塊就有戲擬明星的味道，而某一期《夢想劇場》則戲擬經典劇目《羅密歐與朱麗葉》、《梁山伯與祝英臺》，變愛情悲劇為情景喜劇，這類詼諧與戲擬正是狂歡節與正統節目活動的原則性區別。狂歡節的詼諧（笑）恰恰是對正統活動的嚴肅呆板循規蹈矩的嘲笑與戲謔。正如巴赫金所說，狂歡節就是“對生活嚴肅性的完全擺脫”。

　　在狂歡節中，人們過著一種與非狂歡化生活相比幾乎“倒了個個兒”的生活。“高低尊卑之分一剎時仿佛不復存在，大家都接近了，每個人都可以輕松地對待他可能遇到的一切，相互間的不拘豐節和自由自在融會于共同的美好情緒之中。狂歡節取消了一切現實世界的等級關系、特權、豐L儀、規范和禁令，起作用的是另一套狂歡節邏輯、狂歡節秩序。它是平民按照詼諧原則組織的第二生活，是平民的節日生活，游戲節目中經常出現“整”明星、捉弄明星的活動，有時讓明星和普通人在同一游戲規則下平等競爭，明星可能顯示出愚鈍的一面，普通人卻可能流露過人的智蔥。名人頭頂上的神圣光環被大眾摘去，高雅與卑下、偉大與渺小、智憊與愚蠢不再水火不容，而是互相接近。人們在“第一生活”中被埋沒的潛能在“第二生活”中被發掘出來。少言寡語者變得滔滔不絕，笨嘴拙舌者變得妙語聯珠，怯濡者變得勇敢，拘謹者變得豪放。狂歡化生活的本質就是脫離常規，在某種程度上是“頭腳倒置”、“上下倒錯”的生活。

　　在巴赫金那里，狂歡節的主體是平民大眾，平民狂歡的場所是廣場。廣場意味著不受空間限制，開放、非中心、全民參與。若拿游戲節目與以往的綜藝晚會相比，可以看出，晚會是經過嚴格編排的、封閉或半封閉式的、嚴格區分演出者與觀眾。而游戲中雖然也有演出，卻是隨愈的，不用編排的。不預設結果，結果常常出人愈料。開放式的環境使表演者與觀眾的界限不復嚴格，人人都是參與者，既是演員也是觀眾。晚會節目的式微與游戲節目的興盛代表了“你演我看”模式的衰敗與新型的“人人參與”模式的崛起。演播廳是游戲節目的狂歡廣場，無數在場外撥打熱線、上網、發短信的參與者又使廣場的外延不斷擴大，織成一張無處不在的網。“在狂歡節上，人們不是袖手旁觀，而是就在其中生活，而且是大家一起生活，因為從觀念上說，它是全民的。

　　狂歡節的形式是雜多的，在巴赫金那里泛指一切狂歡節類型的民間節慶、儀式、表演和游藝活動。電視游戲節目也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雜燴：脫口秀、電視配對、游戲競賽、表演等形式同時雜揉在一個節目中，可謂眾聲喧嘩、雜語并存。它取消的是代表中心，權威、一元的“獨白”語言，代之以非中心、平等、多元的“對話”語言。狂歡節具有這種神奇的力量—讓一切不和諧的音符組成一個多聲部的大合唱，讓一切陌生乃至敵對的東西并行不悖，讓所有距離遙遠的事物變得接近、親近起來。

　　總之，在狂歡節中，人獲得的是原本被壓抑的天性的盡情張揚，是人性中詼諧、戲謔、狂放、自由的一面的盡情宣泄。在這種張揚與宣泄之中，人得到一種夢幻般的滿足，擺脫一切功利性和實用性的束縛。狂歡節使人暫時走入一個烏托邦的世界。

　　就在巴赫金對狂歡節文化聲贊美的表人物阿多諾、霍克海姆、馬爾庫塞等卻認為，現代大眾文化無非是“在對大眾的追逐中需要通俗、在對通俗的追逐中有愈地媚俗，骨子里則無非是瞄準了大眾的錢袋”。他們鄭重其事地以“文化工業”這一概念代替“大眾文化”。

　　從法蘭克福學派的角度來看，電視游戲節目正是一種典型的“文化工業產品”，它完全符合現代工業產品生產的程序、規則和要求。首先，電視游戲節目具有商業化特征。它并非大眾自發組織的，而是少數人在商業利益驅使下，以獲取利潤為目的策劃與實施的。在電視界競爭愈來愈激烈的今天，收視率幾乎成了高懸在電視人頭頂的“達摩克利特”之劍，“高收視率—或死亡”正在成為電視業生存競爭的法則。電視游戲節目往往因投大眾之所好而擁有極高的收視率，能給電視行業帶來豐厚利潤的游戲節目自然成為各電視臺趨之若鶩的對象。對于利潤的追求，給游戲節目打上了商業化的烙印。節目制作上的粗疏粗糙，內容上的淺薄無聊，已成為這類節目普遍存在的問題。 “文化工業”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復制化”。“復制”這一概念是德國思想家本杰明（W。Ben—jamin）提出的。在“文化工業”中，“復制”使眾多幕本代替了獨一無二的原本，使真品與及品的區分喪失了愈義。一轟而上的游戲節目熱帶來的是相互抄襲與模仿。你克隆我，我拷貝你，最后的結果是，各地的游戲節目如出一轍，連板塊設置都形成公式。到了這一步，藝術便由“創造”淪為“制造”，經過規格化、大量化、急速化的流水作業，生產出適銷對路的商品。這種經“復制化”原則制造出來的文化產品，表面上熱鬧紛呈、豐富多彩，看多了則是千篇一律，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更重要的，這種按照同一個模子鑄造出來的文化產品使得接受這種產品的人也有淪為同一模式的危險。

　　“文化工業”的第三大特征是“技術化”。電視作為一種電子媒介，是社會工業化、都市化，特別是技術化的產物。電視游戲節目從拍攝制作到傳入平常百姓家，人便成了節目運作過程中的零件，不是人控制節目，而是節目控制了人。工具理性取代價值理性，技術操作的純熟取代了人文精神的閃光。長此以往，一個本應被人性所能具有的無限豐富的可能性占據的舞臺被技術冷酷地占領。

　　“文化工業”還具在“強迫化”特征。布爾迪厄斷言：“電視是一種極少有獨立自主性的工具。”他因此認為電視是一種“符號暴力”，“符號暴力是一種通過施行者和承受者合謀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種暴力，通常雙方都憊識不到自己在施行或承受”。電視游戲節目難道不是制作者與大眾合謀產生的基力？制作者表面上為受眾口味牽制，滿足受眾需要，實際上通過提供整齊劃一的節目剝奪了受眾個人選擇的自由，以隱晦的方式對受眾施基和進行強迫。受眾表面上是擁有主體憊識的自由者，實際上在傳媒催眠術一般強大的力量下已失去自由，不得不接受傳媒基力的強加。一言以蔽之，不是大眾在塑造大眾文化，而是大眾文化在生產大眾。

　　電視游戲節目究竟是“狂歡節”還是“文化工業產品”或者說，電視游戲節目究竟是大眾的狂歡還是媒體的狂歡？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平民文化”、“大眾文化”作一下區別，這兩個概念在時下的理論界常常被混用。平民文化在現代大眾文化出現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為“民間文化”，包括民間故事、民歌、占卜、慶典、戲曲說唱、繪畫裝飾等。很顯然，早在中世紀就出現的狂歡節應歸入平民文化、民間文化之列。質言之，平民文化就是老百姓自己的文化，普通人的文化、庶民文化。它是與社會上層文化相對的，主要特點為“通俗”，創造者是老百姓自己。而現代大眾文化是伴隨著文化的工業化、都市化和國際化趨勢產生的，主要以電子交流為媒介。無論商業電影、流行小說、熱門音樂或電視節目，都是以吸引大眾消費為目的，其創造者和生產者是少數人，區別于群眾自發創造的民間文化，帶有深厚的商業特征。為了使文化產品更好地銷售出去，迎合有消費能力的大眾的口味，就是文化生產的首要目標。因而，現代大眾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媚俗”。

　　平民文化、大眾文化同屬于和“精英文化”相對的下層文化，具有非精英化、卑俗化特征。這是兩者的相似之處。但是，平民文化的核心是人本主義精神，而大眾文化則可能因其具有的工具理性而致使人性異化。

　　在當代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平民文化和大眾文化這兩類不同質的文化并非截然對立，而是因其內部成分的復雜性及中國特定的歷史和社會現實條件而呈現互相交叉、滲透、融合的狀態。電視游戲節目幾乎都濫麟于日本、港臺的同類節目，同時在其生產、運作、流通方式上遵循商業化原則，應屬于現代大眾文化，是“文化工業”的產物。但是，植根于中華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中國游戲節目不可避免地受到東方人審美傳統、習俗、觀念的影響。比如，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中庸之道”，實際上制約了節目向西方式的宜揚基力、性以及極端標新立異的道路上走去，而“載道”傳統也給某些節目賦予一定思想內涵和人文內容，如《開心辭典》的格調就相對較高。此外，對于某些民間活動的借鑒和移用（如《城市之間》）也使現有的電視游戲節目呈現較強的平民化色彩和狂歡節特征。

　　可見，兼具現代平民文化與現代大眾文化之特征的電視游戲節目，既是當代市民的“狂歡節”，又是大眾文化工業的“產品”或“商品”。兩種特征的兼備與當代中國正處于歷史文化的轉型期有關。轉型期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是一個舊的侄桔已經解除，新的侄桔還未來臨的時代。記載了時代的喧嘩與時代的困惑的電視游戲節目將往何處去？市場與受眾將是最終檢驗者與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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