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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與大眾文化
論文關鍵詞：巴赫金狂歡化理論大眾文化
論文摘要：國內學界對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話理論、復調小說與狂歡詩學。隨著文化研究的興起，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成為大眾文化研究的熱門話題。從理論發生學角度看，狂歡化理論并不能直接挪用為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話語資源。因而，理清狂歡化理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合理關系，并且以當前中國大眾文化現象為現實觀照去發掘巴赫金狂歡化理論對大眾文化研究的啟示意義就顯得尤為重要。
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米哈伊爾·巴赫金的思想足跡涉及哲學、語言學、詩學、符號學、美學和文化歷史學等諸多領域。學界對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話理論、復調小說和狂歡詩學。二十世紀中后期，源起于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思潮興起，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成為約翰·多克、費斯克等大眾文化研究學者廣為引證、剖析的理論資源，鮑爾德溫等人主編的《文化研究導論》一書也將巴赫金列為最具影響力的文化理論家之一。川(P202)
巴赫金研究在當前中國學界炙手可熱，爭論頗多，呈現出眾聲喧嘩、雜語共生的態勢。就其狂歡化理論而言，學者們聚焦于狂歡理論是否“想像催生的神話”展開對話與爭鳴;①同時，對于狂歡化理論能否被挪用為當前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話語資源，觀點也是莫衷一是。②由于巴赫金理論架構的龐雜和未完成性，其在傳播與接受中存在種種誤讀，本文在文化研究視閡中考察狂歡化理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合理關系。
一、狂歡化理論與民間文化
巴赫金從民間文化的歷史源頭出發，以歌德《意大利游記》中對1788年羅馬狂歡節的描述為史料，結合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拉伯雷的創作實踐，提出了自己的狂歡化理論。狂歡節、狂歡式與狂歡化是狂歡化理論的三個核心范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巴赫金提出了狂歡化的重要概念。狂歡化淵源于狂歡節，而狂歡節的源頭則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農神節和民間儀式，它盛行于古希臘、羅馬并延續至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節慶、儀式和慶典活動。“國王加冕和脫冕儀式的基礎，是狂歡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這個核心便是交替與變更的精神、死亡與新生的精神。狂歡節是毀壞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時代才有的節日。r>[2](P163)狂歡式意指一切狂歡節式的慶賀、儀禮、形式的總和，它是一種沒有舞臺，不分演員和觀眾的游藝。巴赫金分析了狂歡式的四個范疇:1.等級制取消，人與人之間建立一種自由、率真、隨意而親昵的新型關系，人們的行為、姿態、語言都從階級、年齡和貧富差異中解脫;2一種插科打渾式的情景喜劇;3.俯就，一切被狂歡體以外的等級世界觀所禁錮、分割、棄絕的東西又重新結合，神圣/粗俗，崇高/卑下，明智/愚蠢等二元對立重新訂立盟約;4.粗鄙，一種讀神式的、降格的與肉體下部相連的摹仿與譏諷。以上四個范疇不是關于平等與自由的抽象言說，而是通過生活形式加以體驗的具體感性的游藝儀式的“思想”。當狂歡式轉化為文學的語言時，就是所謂的狂歡化。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是巴赫金狂歡化理論的直接來源，猶如古羅馬神話中的雙面門神雅努斯，中世紀的人們生活在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的兩重場域中。與等級森嚴、死氣沉沉的官方文化相比，民間文化提供了一種虛擬的空間，它以廣場語言和笑文化為主要表征形式，以一種錯亂、顛倒、自我嘲弄、自我模仿的方式為蕓蕓眾生繪制了生活世界的烏托邦。巴赫金對民間文化的挖掘和闡釋頗具開拓性意義，主要表現為:其一，發現民間詼諧文化的重大意義;其二，重新認知民間文化與官方文化之間的關系。
巴赫金擇取當時學者疏于關注、處于邊緣化地位的拉伯雷的小說①作為文本考察對象，試圖敞開被遮蔽的豐富的民間詼諧文化資源。巴赫金總結了民間詼諧文化的三種基本樣式:其一是各種儀式、演出形式，諸如各種狂歡節類型的節慶活動，各類詼諧的廣場表演等;其二是各種詼諧的語言作品;其三是各種形式和體裁不拘形跡的廣場言語，如罵人話、賭咒、起誓等。民間詼諧文化重視“物質—人體下部”意義，以小丑和嬉皮士般的瘋癲形象、怪誕現實主義的美學風格反映和傳達著民間思想觀念。“笑”的復雜內涵表征著民間詼諧文化的豐富內涵，在巴赫金看來，狂歡節的笑是全民的大眾的笑，這種笑是在擺脫等級束縛和俗世煩惱后的自由的民主的笑;同樣，這種笑包含著雙重意義:兼具歡樂/興奮與冷酷/譏諷，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新生。一方面，民間文化以節日的名義、廣場式的語言、降格化的滑稽改編，為處于教會和封建專制統治下的民眾構建了烏托邦的自由王國;另一方面，民間文化總是包蘊著給舊秩序“脫冕”和為新秩序“加冕”的雙重內涵，這種將民間文化視為一個流動的、更新與衰亡交替的獨特視角無疑印證了民間詼諧文化的生命力，也反駁了那種將民間文化視為純否定性或純消遣性的現代化的粗暴解釋，從而大大提升了民間文化的地位。
巴赫金始終堅持以官方文化為參照系來闡釋民間文化，他之所以選中拉伯雷的作品是因為其呈現出的反古典主義教條和非官方性②。巴赫金認為，民間文化以詼諧形式與教會和官方嚴肅文化相抗衡，民間節慶活動的狂歡儀式完全擺脫了教會和官方的束縛，崇高的東西被降格和貶低、物質—人體下部的意義得到彰顯，民間文化通體彌漫著與官方文化對立的氣息，“在狂歡化的世界上，一切等級都被廢除了，一切階級和年齡都是平等的”仁’](溯)。由此可見，巴赫金在充分展示民間文化蓬勃生命力的同時，也過分夸大了民間文化的烏托邦色彩。民間文化與官方文化之間存在一種復雜的張力:民間文化總是試圖以笑聲和詼諧的方式戰勝官方文化的主要思想、形象和象征，并試圖用“物質—肉體下部”語言去改換官方話語。民間文化通過節日宴飲、廣場游戲等特定的時空背景，以滑稽、怪誕的表現形式，構建著極具理想色彩的對立于官方意識形態的“第二生活空間”。同時，民間文化與官方文化又存在一定的相互轉化的關系，巴赫金分析了節日的兩面性，它們既有作為宗教和官方意義存在的一面，又有作為民間狂歡節的廣場的一面，“從中世紀官方宗教儀式和世界觀中被排擠出去的詼諧，在每個節日的屋檐下都筑起非官方的，但似乎是合法的巢。m[3](P95)事實上，民間文化的許多儀式表演都是對官方活動的戲仿，比如假面舞會。尤為可貴的是，巴赫金也認識到民間語言對官方意識形態或高雅文化的影響，“從民間深處帶著民眾的(粗俗的)語言闖人正宗文學和高級意識形態領域，在創作諸如卜伽丘的《十日談》，拉伯雷的小說，塞萬提斯的小說，莎士比亞的正劇和喜劇等世界名著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a[3](P83)
綜而論之，巴赫金以一種獨特的史學觀充分挖掘了拉伯雷小說的民間文化資源①，其狂歡化理論闡釋的對象始終是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而并非大眾文化，因此從理論發生學角度看，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并不能直接挪用為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話語資源。要理清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與大眾文化間的合理關系，首先必須梳理民間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錯綜聯系;其次是以當代大眾文化現象為現實觀照，闡明狂歡化理論的啟示意義。
二、民間文化與大眾文化
民間文化與大眾文化是兩個極易混淆的概念，從詞源學出發，民間文化對應的英文應該是"folkculture"，大眾文化的英文表達則有兩個:"massculture”和“popularculture"。麥克唐納曾對民間文化進行界定，“民間文化必須是為一個有凝合力的社團所生產，它清醒意識到自己在干什么，而且始終把握著生產方式，故而能夠保證其產品的明確身份。>,[a)(rza)在麥克唐納看來，民間文化直接源于下層民眾的生活經驗，它是民眾自發的、有機的經驗總結和自然表達，既不受惠于高雅文化，也不與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合謀。民間文化宛如普通民眾的私家花園，自然生產、獨立于外界的紛紜煩擾。民間文化在某種程度上近似于民俗文化，它形式多樣、風格繁雜;其傳播形式以口頭傳播為主，涵蓋民間戲曲、歌謠、傳說、神話、街頭雜耍、說書曲藝等。普通民眾是民間文化的主要生產者、傳播者和消費者。麥克唐納對民間文化的定義與雷蒙·威廉斯將文化界定為“一種總體的生活方式”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事實上，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霍加特在1957年出版的《文化知識的用途》中，前半部分以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追懷了童年時代的美好時光，那種有機的工人階級社區文化無疑是典型的民間文化樣式;書的后半部分則敘述美國大眾文化對工人階級社區文化的破壞。民間文化與大眾文化也處于復雜的張力關系中。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眾文化?massculture與popularculture曾經都被用來指稱大眾文化，massculture一般用來指商業氣息濃郁、由大眾傳播手段生產出來的文化形式，比如肥皂劇、好萊塢電影與禾林小說②，這種意義上的大眾文化具有貶抑含義。Popularculture是目前學界對大眾文化的約定俗成的稱呼。如果對大眾文化進行“理論的旅行”，會發現形形色色的大眾文化概念。以霍克海默、阿多諾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將大眾文化斥之為“文化工業”，認為大眾文化既是對淳樸的民間文化的沖擊，也與高雅文化截然對立，它缺乏創造性、重復而單調，僅僅是資產階級國家生產出來的用以麻痹工人階級意志的文化垃圾。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斯圖亞特·霍爾則注重從權力角度定義大眾文化，認為大眾文化是形形色色的權力斗爭的場所，這一視角源于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它一反“生產決定論”模式，認為文化意義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受眾的解碼。以《理解大眾文化》、《電視文化》等蜚聲中外的約翰·菲斯克援引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概念，認為文化資本的擁有起著鑒別階級利益、推動階級差異并使之自然化的作用，“那些被社會認為‘高級’的文化形式，如古典音樂、美術、文學或芭蕾，都與有社會權力的人們的口味不謀而合。而下里巴人或者大眾文化形式則受到下層社會人們的喜愛。文化與階級密切相關。},[sl(m}一“s)杰姆遜將大眾文化視為對應于后現代主義社會的文化形態，其主要表征形式為拼貼、復制、無深度、碎片化、零散化;鮑德里亞則在消費社會中闡釋大眾文化。
通過上述梳理，可以發現大眾文化的產生背景、表征形式、傳播途徑和接受群體均與民間文化差別明顯。然而，大眾文化與民間文化之間又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學者約翰·多克的論述最具代表性。約翰·多克極力反對現代主義將工業、后工業時代興盛的大眾文化與前工業時代的民間文化等斬斷聯系。他例舉澳大利亞電視中的“愚人形象”和巴赫金狂歡化理論中的“愚人”，認為“現代主義最大的神話就是認為前工業時期的通俗文化和19,20世紀的大眾文化之間沒有任何延續性。對此，我懷有異議，不斷出現的愚人形象就體現著這樣一種延續性。,}(s}}pz}s}巴赫金所展現的民間文化中滑稽、天真、淳樸、反陳規舊習、牢騷滿腹、游手好閑而又虛偽搗蛋的愚人形象，如今頻繁地出現在各類電視節目中，成為大眾文化敘事中的重要角色。約翰·多克還援引羅蘭·巴特在《神話學》中對“角力”場面的生動再現，意圖表明大眾文化與民間文化之間并非已然斷裂。筆者以為大眾文化有著兩方面的淵源:其一是官方與文化產業的有效運作，比如云南省連續推出的《云南印象》原生態歌舞集;其二是源于具有悠久傳承的民間文化，比如中國古代四大民間傳說相繼被拍成電視劇，東北二人轉也成為劉老根大舞臺的看家本領并且在各大城市轟動演出。可以說，大眾文化(諸如電視劇、廣告)十分重視從民間文化中吸取養料，民間文化所弘揚和倡導的“愛情/家庭倫理”等已成為大眾文化敘事的重要主題。
三、幾點啟示
學界對巴赫金狂歡化理論的質疑基本上是緣于對民間文化研究所持的不同的史學視角，“狂歡化理論正如史學家所說有不少缺陷，與其說是誰掌握了‘史實’的爭論，倒不如說是從什么視角選取、甄別與釋讀史料的史觀之爭。;}}}}}zis>由于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存在著對狂歡節考察的史料欠缺(關于狂歡節的直接史料只提到歌德的《意大利游記》)，加之巴赫金本人遭受蘇聯集權意識形態壓迫等原因，后輩學者往往質疑其對狂歡節描寫的真實性，甚至懷疑“狂歡節”是巴赫金虛構的反諷蘇聯政權的烏托邦。再者，狂歡節的意義在當代社會也逐漸由民間廣場的“第二生活”蛻變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代言;狂歡作為一種公眾的節慶活動正在日益縮減，但是，“狂歡活動作為一種文化模式仍然強烈地影響著20世紀大眾文化，例如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學類型，電視和音樂。},}s}}rzsa)以當前中國大眾文化現象為現實觀照，可以發掘出巴赫金狂歡化理論對大眾文化研究的啟示意義。
首先，巴赫金以一種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去發現民間文化的意義，以一種“對話”的開放思維呈現了民間文化的強大生命力。民間文化、官方文化與大眾文化處于一種變動的復雜的場域中，民間文化既與官方文化相對立，但其詼諧的語言、仿擬的風格又往往被官方文化吸收、堂而皇之地進人所謂的高雅文化;民間文化也可以將官方語言轉化為“物質—人體下部”語言，將官方邏輯改寫為民間邏輯。隨著日常生活審美化和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大眾文化已經突破其邊緣地位、日漸突顯為重要的文化形式。大眾文化在與官方文化、主流意識形態的博弈中，可以借鑒民間文化資源，構建起理想的“公共領域”(publicsphere)和“第二世界”，從而實現有效的協商和對話。當今許多相聲、小品節目，以大眾文化的運作和傳播方式，結合民間文化資源如民間話語、習俗等，以滑稽、反諷、插科打渾的方式機智地將官方邏輯轉化為民間邏輯，借助大眾文化的表征形式，進行著意識形態的交流與對話。例如，相聲和小品已經成為中國觀眾廣聞樂見的娛樂節目，“忽悠”、“不差錢”等民間語言也通過電視媒體的傳播成為大眾的“口頭禪”。如此看來，民間文化要想延續傳承并且擴大其社會影響，有賴于大眾文化的敘事與傳播模式;而大眾文化要想在“意義”和“意識形態”的爭鋒中與官方文化談判與協商，并且構建一種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就必須重視和聯系民間文化。
其次，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認為狂歡文化是全民參與的文化，它駐足民間廣場、構建起民眾生活的烏托邦。這一獨特視角啟迪我們:大眾文化不僅具有法蘭克福學派所謂的“壓迫”性質，還應該具有烏托邦性質。大眾文化的“烏托邦”或曰“解放”功能有賴于民間文化，大眾文化敘事應該走向民間、從民間文化中攫取素材和話語風格。
巴赫金在談及果戈理的創作時認為果戈理的創作素材和幽默風格都是源于烏克蘭的民間節慶文學(如滑稽故事、小品、諷擬語法)、學校怪誕的現實主義因素以及民間笑謔文化;他在談到馬雅科夫斯基等未來派詩人的創作時也十分強調民間文化源泉。①因而，大眾文化要想轉化為風光無限的文化產業，民間話語資源不惜為可供借鑒的重要向度，“民有、民享、民用”(威廉斯語)將會是其無法繞行的必經之途。大眾文化必須避免曲高和寡，以民間的話語、廣場的演出形式和貼近現實生活的審美訴求為民眾構建起“第二生活空間”的烏托邦。比如，京劇振興是我國文化界熱議的話題，筆者認為，作為精英或高雅文化樣式的京劇，如果要走出身陷的低谷、并且在后工業/后媒體時代盛演不衰，就必須經過唱腔、扮相、舞臺時空、題材和傳播媒介等種種轉換之后，才有可能融人當前繁盛的大眾文化。
最后，大眾文化的許多元素只有在民間詼諧文化中才能孕育出來，官方文化中不可能存在，比如以笑為代表的愉悅功能。大眾文化消解深度模式、以解構的姿態戲弄人情世態，其對愉悅功能的追求與民間笑文化異曲同工，小沈陽在春晚之后迅速成名就可以解讀為大眾文化對民間詼諧文化成功收編的范例。此外，在巴赫金看來，民間文化對“物質—人體下部”的描寫迥異于大眾文化中泛濫的色情描寫，是一種前色情或超色情的怪誕人體。大眾文化敘事中的欲望書寫也可以參考民間文化，在身體敘事和欲望敘事的漩渦中保持清醒的姿態，從而擺脫低俗的色情渲染并且回歸民間文化的詼諧品質。
毫無疑問，巴赫金狂歡化理論的被發現、被譯介和被接受是我國學術界的一件大事。由于巴氏狂歡化理論的開放性思維和對話姿態，它已經在中國人文社科的眾多領域被介紹和研究。從文化研究視域出發，探討狂歡化理論與大眾文化的合理關系及其對當前中國大眾文化的啟示意義，不失為一種有益和必須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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