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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吐魯番研究的典范-季羨林《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讀后
99年秋天，照例去北京國際展覽中心看每年一度的國際圖書展覽，逛了一上午國內部分的書展，看到的都是一套套的重印書，感到人困體乏而又一無所獲。轉到國際展臺的德國部分，眼前忽然一亮，一本樸素大方的英文書映入眼簾，書的封面上“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季羨林”這幾個熟悉的名詞馬上吸引住我，翻開精裝的封面，內封上寫著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代如下：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Transliterate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and New York, 1998.這就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季先生著《新疆博物館藏甲種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殘卷》的英文本，由季羨林先生轉寫、翻譯和注釋，得到德、法兩國吐火羅語學者W.Wenter和J.-J.Pinault的協(xié)助，由總部分別設在柏林和紐約的跨國出版公司Mouton de Gruyter于1998年出版，列入Wenter教授主編的《語言學的趨向叢書》（Trends in Linguistics），作為其中《研究與專著》 （Studies and Monographs）系列的第113種出版。
現(xiàn)藏新疆博物館的這批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殘卷，是1974年冬在焉耆七個星（錫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前的一個灰坑內發(fā)現(xiàn)的，共44葉，雙面書寫婆羅謎文。八十年代初，新疆博物館把這批寫本的照片送給季先生，請季先生解讀。季先生很快辨認出這是用甲種吐火羅語（Tocharian A）所寫的《彌勒會見記》劇本。從此，季先生開始解讀這部“天書”。
說這部吐火羅語的著作為“天書”，一點也不過分。熟悉語言學的人都知道，二十世紀初以來在新疆發(fā)現(xiàn)幾種滅絕千年以上的古文字材料，其中尤以吐火羅語最難解讀，因為吐火羅語屬于印歐語系的西支，而發(fā)現(xiàn)的地點卻在印歐語系各種語言分布區(qū)域的最東端，其中不少詞匯早已變形或消失，給解讀帶來極大困難。而熟悉新疆出土各種民族語言資料情況的人知道，相對于同時出土的死語言----于闐語和粟特語的材料來說，吐火羅語的資料要少得多，而且大多數(shù)是從新疆各地的寺廟和洞窟廢墟中挖掘出來的，往往殘缺不全，不像敦煌藏經(jīng)洞出土的一些于闐語和粟特語寫卷，長逾千行，而且完整無缺。季先生解讀的這部“天書”，也同樣是殘缺的，每葉的左邊都有約三分之一的部分被火燒毀，給解讀造成更多的困難。
說這部吐火羅語的著作為“天書”的另一層意思，是因為它的價值連城，極富研究旨趣。首先，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因為過去發(fā)現(xiàn)的吐火羅語材料較少，雖然經(jīng)過近百年的研究，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通過這部殘卷的解讀，可以增加辨識的吐火羅語詞匯，可以積累吐火羅語的語法形式，可以弄清一些吐火羅語名詞和動詞的變化形式，進而可以討論和檢驗前人關于印歐語系諸語言的關系問題，這一問題還牽扯到新疆發(fā)現(xiàn)的吐火羅語材料引發(fā)的一個更大的學術爭論問題，即印歐人的起源問題。其次，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過去對操吐火羅語的龜茲文化的認識，主要是通過漢文史料和僧人傳記，而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卻提供了比較完整的龜茲古代佛教著作的典范，使我們可以透過它來了解龜茲佛教的淵源、小乘佛教在龜茲的流行、龜茲譯經(jīng)的水平等問題。最后，因為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是一部劇本，而新疆吐魯番和哈密出土過從吐火羅語譯出的回鶻文本《彌勒會見記》，這就給我們認識西域戲劇的形式、內容和傳播途徑，提供了絕好的材料。
季先生當然十分清楚這部吐火羅語文獻的價值，所以，在接到這批資料時，雖然已經(jīng)年逾古稀，卻毅然決定利用早年在德國學習的吐火羅語知識，來解讀這部“天書”。
八十年代，季先生曾經(jīng)在北大主持過一個“西域文化讀書班”[1]，我也曾忝陪末席，受益良多。由此，與季先生往來較多，所以在季先生解讀這個殘卷的文字和研究相關內容時，時而讓我查找一些西域語言文字資料，特別是于闐語資料。季先生的關于這部吐火羅語文獻的研究成果，對于我們理解西域文化很有幫助；他對古代西域彌勒信仰的考察，以及他翻譯的與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內容相關的于闐語文獻，對于我研究于闐的歷史與文化，更是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因此，我一直關注和收集季先生有關這個殘卷的研究成果。
在這本英文書出版前后，我所知道的季先生前期研究成果發(fā)表在以下書刊中，現(xiàn)依出版年代順序列之于后[2]：
《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6-19頁。
《文物》1983年第1期，42-44頁。?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43-70頁。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7頁。
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I, Reykjavik 1987, pp.70-76。
Studia Indogermanica et Slavica. Festgabe fur Werner Thomas zum 65.Geburistag,
Munchen 1988, pp.141-151。
《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23-39頁。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3-14期，1989年，250-259頁。
《中國文化》創(chuàng)刊號，1989年，36-43頁。
《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4-15頁。
《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71-74頁。
《知の邂逅：佛教と科學——冢本啟祥教授還歷記念論文集》，東京佼成出版社，1993年，93-99頁。
《中亞學刊》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4頁。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3-8頁。
《出土文獻研究》第3輯，中華書局，1998年，212-216頁。
《中亞學刊》第5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4-8頁。
季先生前期發(fā)表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的成果，主要是用中文寫成。后來考慮到吐火羅語研究這門學科的國際性，加上Wenter教授的鼓動，最終決定用國際學術界最通行的語言----英語來發(fā)表全部轉寫、翻譯和注釋，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這本英文新書。
這本書主要由四部分組成。
一、《導言》，介紹殘卷的發(fā)現(xiàn)經(jīng)過、外觀，提示E.Sieg與W.Siegling在《吐火羅語殘卷》（Tocharische Sprachreste）中發(fā)表過的《彌勒會見記》殘卷、回鶻文殘卷和翻譯，以及漢、藏、于闐、粟特、巴利、梵文中的內容相近的文本，概述第一、二、三、五幕的內容，最后是一些技術性的說明。
二、《殘卷的轉寫、翻譯和注釋》，這是對44葉，88面殘卷文字的全面整理，由于編者的精心安排，書中的轉寫和翻譯都是頁面相對排印的，十分便于讀者對照，而注釋則附在每一面翻譯的后面。
三、《索引》，包括焉耆殘卷中出現(xiàn)的所有詞形和它們出現(xiàn)的葉、行數(shù)索引，根據(jù)詞根分類列出的所有動詞詞形及含義索引，其他所有非動詞詞匯的釋義索引。
四、《圖版》，用銅板紙印制的殘卷全部88面圖版。
可見，這是國際學術界典型的古文書整理考釋之作�！秾а浴诽崾净厩闆r和前人研究成果，以及殘卷內容；轉寫、翻譯、注釋構成全書的主體；詞匯索引是古代語言研究的著作必不可少的，特別是像吐火羅語這種沒有真正的詞典的研究領域，更是如此；圖版可供其他學者核對本書的轉寫。
現(xiàn)在，這部英文大著已經(jīng)收入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季羨林文集》第十一卷，題作《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書前有漢文部分，只有《導言》，沒有轉寫、翻譯和注釋，但《導言》中關于本書性質說明，對Maitreyasamiti與Maitreyavadanavyakarana兩者區(qū)別的辨析，敘述巴利、梵、于闐、粟特、回鶻文中的彌勒資料，以及討論彌勒信仰在印度的萌芽和在新疆的傳播，都比英文本要詳細得多，如討論于闐文資料時，根據(jù)R.E.Emmerick教授的英文譯本，把于闐文《贊巴斯塔書》（The Book of Zambasta）第二十二章，即于闐文本《彌勒授記經(jīng)》全部翻譯成漢語，還加了一些Emmerick原書所沒有的注釋，對中文讀者十分方便。我想，如果季先生把全部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都譯成漢文，集中出版，對于國內研究西域歷史、語言、宗教、戲劇的學者，都是十分有益處的。
讀完季先生的這部大著，掩卷沉思，不由得浮想聯(lián)翩。
自從1983年開始，季先生就擔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一職，除了在組織上和指導思想上推動敦煌學的健康發(fā)展之外，季先生還身體力行，以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的研究，開拓了敦煌學研究的新領域。
所謂“敦煌學”，原本主要是研究藏經(jīng)洞出土的寫本文獻，以后逐漸擴大到石窟、壁畫、漢簡乃至周邊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獻和遺存的古代文物，新疆吐魯番、和田、庫車等地出土的文獻，理所當然地成為敦煌學研究的對象。從八十年代初以來，國內學人把敦煌學看作是“吾國學術之傷心史”，奮起直追，希望在敦煌學領域里打個翻身仗�，F(xiàn)在看來，中國學者在主要利用漢文史料從事研究的北朝隋唐五代文學、歷史、經(jīng)濟、法制以及敦煌本地歷史地理等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不必再“傷心”了。但讓人憂心的是，敦煌學的范圍極其廣泛，我們在佛教、道教、摩尼教方面，在于闐語、粟特語、藏語文獻方面，都和國際學術水準相距甚遠，而國內龐大的敦煌學研究隊伍中，仍然有許多人固守那些漢文世俗文書，炒冷飯，使得國內的敦煌學研究，正在日益走進困境。
在1988年北京召開的敦煌學研討會上，季先生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這種看法獲得國內敦煌學人的認同，但要真正去體認這句話的豐富內涵，不妨讀一讀季先生這部英文著作。季先生以古稀之年，克服重重語言障礙，用國際通行的英文，解讀“天書”般的吐火羅語文獻，在向來被認為是研究西域古代語言文字中心的德國出版這本專著，把中國的敦煌學研究成果，推向了世界。
我總是覺得，在季先生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學術傳統(tǒng)和中國人文精神的完美結合。他以中國人文精神，感化我們奮發(fā)向上；他用歐洲學術傳統(tǒng)，教導我們精湛謹嚴。
共2頁: 1 [2] 下一頁 論文出處(作者):
讀鄒振環(huán)著《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一書所想
《水經(jīng)注疏》版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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