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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家的生長空間
1.有家精神。自古以來我們生活在東亞季風區,條件不好,災變多,在幾千年的競爭中,每一個中國家庭都形成一種精神:靠自己的氣力拼搏、重視后代、勤儉積累、講究發財致富、敢于冒險。這已是一種準企業家精神,外國人都承認這一點。美國的幾位諾貝爾學獎的獲得者一談到中國的改革都說,“中國跟俄羅斯的最大區別就是你們的家庭,中國人跟他們不一樣”。我們現在經濟上的成功也證實了這一點。中國人善經營,不只是在中國大陸成功,在世界各地都是成功的。爆發危機的東南亞,現在已經逐漸恢復,主要是靠華人的努力,華人的企業家精神使這些地方的經濟重新煥發了活力。過往中國大陸領先世界幾千年,近代的落后,是由于制度、制度不行,經濟到一定的程度就停滯的緣故。而歐洲由于其制度的不斷演進,尤其是《拿破侖法典》頒布以后,果斷保護個人的產權,市場交易等使各方面都有了極大的發展。而我們現在在這些方面還很欠缺,憲法還未對私人財產權做出明確的規定,其他制度建設更未跟上。因此要使中國的企業家有發展空間,首先是修改憲法,加上保護非國有經濟,保護民營企業家的經濟權益的,同時要有具體的配套措施,形成一種自動實施機制。私人財產權的明晰與保護,是上盡大多數法律制度的基石。它的奠定,使這些法律有了自動實施、自我完善的動力,在這樣營造的法律氛圍中,企業家才能放開手腳,大展宏圖。
2.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也常抱怨,他們的活動舞臺太小,無法與國有經濟相比。現在的很多領域都沒有放開,這不但了發展,也直接影響了改革。城市改革中所有的人都有后顧之憂。大家都覺得改革深化以后,住房要交錢,醫療要交錢,子女也要交錢,于是大家都不花錢,內需不足,反而以為這是改革帶來的,致使各方面的改革 “有所顧忌”,難有作為。實在這是一種熟悉上的誤區。假如進行全面改革,真正放開管制,非國有經濟進進后,會使這些方面的供給充分起來,價格就會低落下來,人們就不會有后顧之憂。后顧之憂就是這些方面被國有的一些部分、一些產業所壟斷,為我們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質次價高”,所以形成不良的預期,影響了現在的改革與發展。
一旦放開了這些領域,非國有經濟會有更大的發展,由于真正賺錢的很多東西都在這些方面,而那些已經放開的領域往往輕易產生過度競爭,消耗非國有經濟的氣力以至于企業家難以發展。
3.歷史上中國總是兵荒馬亂,那時的企業家、有錢的人都要雇保鏢,建莊園,修宅子,保護他的生活,保護他的事業,形成一種微觀的環境。現在的企業家也是受騷擾不斷。怎么能有一個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這是所有企業家都很關心的大。工作環境不說了,大家都知道要減輕稅費、禁止攤派集資、不搞達標評選等,為企業家支起“塑料大棚”、“保護傘”。在生活環境方面,企業家也應該有自己的住宅區,富人的住宅區,世界各國全有。不同生活水平的人分開居住是非常公道的。在國外人們不像我們見面就問,你是不是處級、局級,以此來判定一個人。國外的人是問你住在什么地方,你住的地方就表示你的身份、你對社會的貢獻。這樣良好的居住環境,也是社會對這些人的回報。這種富人區的形成也有利于我們的農副產品和品上檔次。我們的優質化的無公害的農副產品為什么只能輸出到國外往,國內不行呢?國內那些有錢人都散落到居民樓里頭,裝修的時候,里頭裝得挺好,外面那門不敢裝,于是形不成對這些產品的成規模的需求。企業家、富人在消費上不敢露富,露富了就會惹來“紅眼病 ”,我們的產業結構怎么升級!世界各國的產業結構的上升都與消費結構變動有關,而這又是由富人帶動的,接著是中等收進的人,然后是低收進的人。
中國現在還沒有形成這樣一種社會分化。要真正形成這樣的社會階層,就應該創造便于其生存、發展的生活環境。越南首都河內的風景區西湖邊上已形成了富人區,所以那里的很多老板有了錢以后,不像中國人時興買綠卡,把錢轉移到國外,送子女出國,時刻預備撤,人家是腳踏實地地在國內創業,發展。
4.要使中國的企業家有生長空間,還應培育企業家市場。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及政府機構改革,大型國有企業逐漸脫離出來,離開了政府,進進市場。那么對于企業的領導人怎么辦?
現在的改革設想是建立一個國有企業的企業家市場,像足球界的教練員市場一樣,能者上崗,庸者“下課”。但是這個市場假如不跟民營企業家市場接通的話,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而是一種變相的干部儲備。只有民營企業家真正進往了,與國有企業的領導人展開競爭,這樣的市場才是同一的、實實在在的企業家市場,其中才會有真正的企業家出現,國有企業才有希看。
5.除此,還應支持家自己的組織。筆者曾到湖南懷化考察,移居到那里的民營企業家建立了一個自己的組織。他們大多數是邵陽市的商人,這個組織卻叫做保慶府同鄉會。這么做的原因是一旦叫邵陽市的企業家聯誼會或什么協會,市領導就會來掛名,很多部分趁此也會來弄錢。這個名字帶有半封建、半封閉色彩的組織,看起來可笑,但是實際運作起來非常管用,沒有官員參與。就是這個組織也是企業家跟政府談判的結果。這是能夠對政府制約的企業家組織。有一次有個企業家到歌廳往,被抓了,同鄉會跟有關部分談,那部分就是不放人,這時同鄉會發話了:“再不放人,明天罷市!”政府一聽就急了,命令那部分馬上放人。這個企業家組織看好一片地方,要求政府給他們開發權,拿到開發權以后他們招商引資,很快一個市場就搞起來了,懷化城區也隨之擴大了。他們叫做“前年一座山、往年一個坪(變成平地了),今年是一個市場,明年是一個城市”由此可知,舊上海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是有道理的。城市就應是企業家的樂園。城市是企業家創造的,這里是企業家居住的地方,由于企業家居住才引來了第三產業,方方面面的分工起來,很多的“寄生”,還有其他相關產業也隨之發展起來了。
我們現在提倡城市化,值得留意的是:城由“市”化。假如離開了市場,離開了企業家的活動,那就不是真正意義的城市,而是行政中心,注定要在市場經濟中衰落。所以說企業家組織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非常重要。這個組織也一定要由企業家自己來組織。懷化的保慶府同鄉會,其發起人是監事,監事是終身制,從而維護了這個企業家組織的穩定性;董事是隨便選,誰有錢誰當大的,這就從人與財兩方面保證了它的運作。其宗旨非常簡單,就是給成員以希看。企業家希看什么,組織就創造什么條件。第一步他們給企業家爭取權益,第二步搞開發,他們現在琢磨的是給企業家的子女辦學校,還預備辦,所以企業家們非常擁護、支持他們自己的組織。湖南其他的城市都不景氣,恰恰在懷化這里非常景氣,各方面發展蓬蓬勃勃,究其原因,就是有一大批企業家在活動,而且是有組織地活動。
6.生長空間還需要制度創新。首先是體制的創新。金融體制的改革停留在原來的所有制框架下是不可能搞好的,必須發育多種所有制的金融機制。一涉及金融改革人們總是把它跟政府捆在一起,設計各種政府指揮下的金融機構、運行機制與體制。實際上真正的金融是金融資本,是金融企業家。只有產生了金融資本,有了金融企業家,國家的金融才能良性發展,才能有機地和產業資本相結合。只有金融企業家與產業企業家相結合,非國有經濟才能有大的發展。但是我們現在對多種所有制的金融機構很少提到,而且對其低級形態:民間借貸、民間融資、民間銀號抱有很多的偏見,以為會產生很多混亂與罪惡。
實際上,古今中外,從國有的、民營的金融體系的發展總有那么一個從亂到有序的過程。假如是真正的民營了,金融企業家吸收資金后,就千方百計地想放出往,它就會有利益和風險的對稱。在國有銀行中,你是找不到這種對稱的,因此也找不到真正的企業家。光靠完善內部治理制度,對信貸員“管卡壓”,是解決不了資金使用效率的。沒有企業家的銀行,不是亂放款,就是不放款,惜貸,現在的國有銀行的行為就是例證。而沒有民營的金融機構與民營的產業資本的結合,那么整個國民經濟在新的階段的發展將受到極大的制約。資本市場也是這樣的題目。現在企業上市籌資的機會十分不同等,若公平公道,讓民營的好企業上市,那么股市就會有出人意料的改觀。另外就是放開地方證券市場。前些年,地方的一些二級市場如淄博市場,都是不錯的,但是現在都關掉了。在美國你可以看到,它的股票市場是三級,有全國市場、地方市場,還有柜臺交易。在不同級別的市場中風險是不一樣的,這樣各類企業家才能夠各得其所,自由地籌資。民營的中小企業要想發展,沒有多種所有制的金融機構,沒有幾級資本市場的銜接,是不可能有很暢通的融資渠道的。
其次是體制的創新。現在很多的稀缺資源,也就是民營家把握不到的一些資源,如文化資源、科技資源等,都在科研、等事業單位里面。要激活這些資源,為非國有服務,科教體制改革迫在眉睫。這些事業單位的改革不能簡單地企業化,這只會把它們又變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國有企業。現在改革了二十年的國有企業都沒改好,這些剛下海的新成員又會有多好的結局?
科教事業單位改革的要害也是要建立多種所有制,要民營化。不民營化,不建立在明晰產權的約束下,教師對學生的高度負責的基礎上,不建立在科技職員對科技成果高度負責的基礎上,是不會有科教興國的。俄羅斯搞了70 年計劃經濟,最后垮了,很大程度上就垮在它的科教體制。國家出資建立了眾多的科研與教育機構,維系著龐大的科教事業,每個家庭都有普希金詩集,每個人都能看報紙,但這只是重復,只是繼續,在中心集權的計劃體制下科教單位沒有創新的機制,更不可能往激發每個人的創新才能。誰也不創新,一個民族就僵化了,落后了。我們現在的體制就會導致這種情況!
7.土地制度和房產制度創新。這個在表現得非常明顯。我們農村中的能人大戶,假如要想發,就必須有土地的流轉與吞并,形成莊園經濟,這才愿意吸收技術,才能夠示范帶動農戶,城市里面同樣也是這樣。假如搞不好地產、房產,那么的這些十分稀缺的資源的利用就會非常差,是很大的。但是這也碰到很多的禁區。
8.行政及體制創新。它的要害還不在裁多少個機構,多少人,關鍵是轉變職能,大幅度地綜合及壓縮行政職能,減少審批權限,政事企分開,而且要把權力中心提供的所謂公***品、公共服務的一大部分都市場化。這些不是不能市場化。現在很多領導就是借著提供公***品、公共服務之機,凌駕于百姓之上,向老百姓收稅費,建立很多機構,養了很多閑人,實際上這些都可以市場化。例如湖南貧困地區的龍山縣,那里掃大街原來是環衛局的職工,花費多,效果差。現在這個縣城把城市清掃權招標拍賣,哪個公司投標低,掃得好,就由哪個公司來掃,結果掃得比原來干凈多了,而且還節省了政府大量的開支,過節過年也不用往看看環衛職工了。地方像這樣的例子多得很。這也包括教育。我以為,不但高等教育,甚至連義務教育里的一部分也完全可以市場化。過往湖南的民間教育非常發達,完全是民營,農民自己聘請老師,交的錢不比現在交得多,但老師教得可比現在好。農民為什么敢把自己的孩子交給老師,甚至讓他打手心,那時的老師負責任,講求教育質量,那時上四年學真管用啊!現在的農村孩子上四年學,回來什么都不會,假如沒有看電視,過幾天連字兒都忘了。所以我這說這個方面也應該轉變觀念。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政治***化。假如沒有***化,那么行政機關是不會真正改變作風,進步服務質量,也不會真正減少***。國家權力機構、行政機關若想真正轉變,讓老百姓滿足,必須來自百姓,面對百姓,必須有政治***化作為條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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