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中的價值判斷與倫理考慮
學家們對于經濟學中的價值判斷一直持一種非常曖昧的態度，盡管在經濟學中有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和規范經濟學（normative economics）的劃分，但是經濟學家們在經濟學中是否應該加入價值判斷仍然莫衷一是。我曾經在一篇有關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道德情操論》（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的讀書筆記中闡述了對于價值判斷的看法1 。在那篇筆記中，我原則上同意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觀點，即雖然區分"經驗事實"和"價值判斷"在中是極其困難的，但是，在經濟學研究中堅持"道德中立"的原則，拒斥"那種認為經濟學可以而且應該從一種特殊的'經濟觀點'中汲取價值判斷的糊涂觀念"，是任何一個嚴肅的經濟學家必須秉持的理念。但是韋伯同時也指出，"無疑這并不是說，僅僅因為價值判斷最終依賴于特定的理想，因而從根源上說是'主觀'的，就必須從一般科學討論中排除價值判斷"2 。當然，韋伯這種引起許多非議與誤解的"無涉個人意念的價值判斷假設"，有其濃厚的背景和學術話語背景，這個背景就是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發生在歐洲的歷史與社會認知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有關科學論的"價值判斷論戰"3 。對韋伯方法論應該進行的必要澄清之一，就是盡管韋伯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就是致力于獲得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但他從來沒有試圖說明社會科學研究與價值判斷沒有任何關聯。在我看來，問題并不在于經濟學中應不應該涉及道德和價值判斷，而是道德和價值判斷應該以何種方式進入經濟學研究以及經濟學家應該以何種姿態面對經濟學中的價值判斷問題。
經濟學的倫淵源是大家已經熟悉的事實，在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是廣義上的道德的一個分支，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 1933-）還指出，直到不久以前，經濟學還是劍橋大學道德科學榮譽中的課程。這些事例是判斷經濟學本質的傳統實例，由此，阿馬蒂亞·森認為，經濟學不的"非倫理"（non-ethical）特征與它作為倫理學一個分支而起來的事實之間存在著矛盾4 。盡管經濟學與倫理學和道德哲學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內在關聯，但是在經濟學的發展的歷程中，特別是經過馬歇爾和薩繆爾森的拓展，經濟學逐漸地拋棄了它的倫理學淵源，在前提假定和論證范式中都發展了它的工程學特征和數理形式。隨著經濟學家們在經濟學的知識生產體系中不斷強化這個趨勢，我們看到，經濟學逐漸脫離和淡化了倫理學的。被稱為"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不僅在中回避了規范分析，而且還忽視了人類復雜多樣的倫理考慮（ethical consideration），而在一個真實的世界中，這些倫理考慮會實實在在地影響人們的實際行為。在那些研究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家的眼中，這些復雜的倫理考慮本身就是基本的不可回避的事實存在，它是真實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規范判斷問題，對于這一點的闡明，是阿馬蒂亞·森對實證主義者的一個非常智慧和有力的挑戰。實際上，經濟學有兩個基本的發展源泉，一個是工程學，一個是倫理學。工程學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是注重邏輯的推演和判斷，而忽略與人類行為密切相關的倫理問題，不關心人類的'終極目標和價值判斷，因而也就不能回答著名的蘇格拉底問題（Socratic question）所提出的"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這樣的疑問。但是在經濟學的發展歷史中，它的工程學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而倫理學的一面卻遭到了漠視，這對于經濟學的發展是一種非常不利的趨勢，可以說，與倫理學隔閡的日益加深是經濟學出現貧困化現象的重要的原因之一，盡管我們不能斷言這是唯一的原因。
在經濟學的研究中重新引入價值判斷和道德哲學的智慧，是包括阿馬蒂亞·森在內的許多現代經濟學家試圖恢復經濟學與倫理學淵源關系的一種努力，這種努力表現在他們對于經濟學基本假設和論證范式的反思和重新表述上。經濟學教科書所灌輸給經濟學學生的對于人性假設的固執的偏見，是影響經濟學價值趨向的重要因素。主流經濟學把理性的人類行為等同于選擇的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of choice），并進而把它當作自利最大化。但是，在阿馬蒂亞·森看來，這種嚴重忽視倫理考慮的人性假設既不是對于真實世界中人性的最佳近似，也不能說明自利最大化就是導致最優的經濟條件。阿馬蒂亞·森從兩個方面提出了倫理考慮對于人性假設可能提供的補充，這兩種考慮分別是"倫理相關的動機觀"（ethics-related view of motivation）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ethics-related view of social achievement）。"倫理相關的動機觀"是關于人類行為的動機問題，這個動機是與人類的倫理觀念和道德判斷有著緊密聯系的；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是關于社會成就的判斷，這個觀點認為對人類的社會成就的評價是一個富有倫理性的命題，這對于彌補現代經濟學單一的人性假設是一個有益的補充。也就是說，由"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所提出的深層問題，是對現代經濟學中基本人性假設的一個非常重大的修正，應該在現代經濟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阿馬蒂亞·森的著作中，經常出現對于主流經濟學的富有智慧的詰問和質疑，這些論述值得我們仔細地研讀。他認為，"自利理性觀（self-interest view of rationality）是對'倫理相關的動機觀'的斷然拒絕。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實現自己追求的東西只是理性的一部分，而且其中還可能包含對于非自利目標的促進，那些非自利目標也可能是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或者愿意追求的目標。把任何偏離自利最大化的行為都看作是非理性行為，就意味著拒絕倫理考慮在實際決策中的作用。""把所有人都自私看作是現實的可能是一個錯誤；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作是理性的要求則非常愚蠢�！噲D用理性要求來維護經濟理論中的標準行為假設（即實際的自利最大化），就如同領著一隊騎兵攻擊一只跛足的驢"5 。當然，在阿馬蒂亞·森的論述中，否認人們總是唯一地按照自利原則行事并不意味著堅持認為人們總是不自私地做事，他承認自利動機在人類日常交易和決策中的主要作用，但是他的理論又同時提醒人們，用自利最大化來描述人類的行為是武斷的、簡單化的、不符合真實世界的現實的，實際上，存在著人類行為動機的多元性和復雜性。這種反思對于現代經濟學特別是福利經濟學有著重要的意義。
現代主流經濟學中關于人類行為基本假設的根深蒂固的"自利理性觀"，來源于對于亞當·斯密學說的嚴重的曲解和誤讀，這種誤讀導致人們不但不能完整地理解斯密理論的精粹，而且給現代經濟學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阻礙。喬治·斯蒂格勒（G·J·Stigler）有一篇著名的隨筆《國家之船上亞當·斯密的旅行》（Smith's travel on the ship of the state ），在開篇中說："《國富論》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石的一座輝煌的宮殿。它的廣泛基礎是，'雖然精明的原則并不總是支配著每個個人的行為，但卻影響著每一個階級或階層中的大多數行為'。追求個人利益的強大動力將使資源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促使勞動者們辛勤地工作，促使發明者開辟新的分工領域--簡言之，它支配著那些自由放任的國家并使之富裕起來。"6 在這里，斯蒂格勒將共有的精明（prudence）理解為"自利主導著大多數的人們"，并將它作為斯密整個學說的核心和基石。這種誤解或者說曲解至今都是主流的經濟學理解斯密的主要方式。而事實上，包括森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指出，這種概念的偷換對于完整地理解斯密的理論是非常有害的，盡管在《國富論》中，斯密講述了廣為流傳的自利的屠夫和釀酒師的故事，但是在他同樣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強調了他本人思想中的斯多葛主義的源泉："根據斯多葛派的理論，人們不應該把自己看作某一離群索居的孤立的個人，而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的一個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國民總體中的一個成員"7 在斯密的學說中，廣泛的自利被用以解釋分工和互惠貿易的普遍性，但是這并不能說明，斯密就此便認為自利或自愛（self-love）是一個美好和諧的社會的充分條件。實際上，正是斯密自己，從來就反對將人類多元的經濟動機描述為一種單一的追求，他甚至強烈地指責哲學家們試圖把所有事情簡化為某種單一的品德的不良傾向，他對哲學家們這種"特別的鐘愛"始終持批判的態度。但是，對于斯密來說，恰恰是他的后來的繼承者們將這種他所憎恨的"特別的鐘愛"強加在他的身上，如同斯蒂格勒的隨筆中所顯示的，他被信奉者們尊為"自利"的宗師，這對于斯密來說真是莫大的諷刺。
在談到"亞當·斯密與自利"的時候，森說："亞當·斯密在他的任何一部著作中都沒有對自利的追求賦予一般意義上的優勢"，"如果對斯密的著作進行系統的無偏見的閱讀和理解，自利行為的信奉者和鼓吹者是無法從那里找到依據的。實際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提倡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現代經濟學把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主要缺陷。"8
1 王曙光：《學的道德中性與經濟學家的道德關懷——〈道德情操論〉讀書隨筆三則》，《辭海新知》雜志，第六期，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10月。
2 馬克斯·韋伯：《道德中立在學和經濟學中的意義》、《社會和社會政策中的客觀性》，選自韋伯《社會科學論》，華夏出版社，1999年。
3 參見：[德] 迪爾克·克勒斯：《馬克斯·韋伯的生平、著述及》，中譯本，出版社，2000年。
4 阿馬蒂亞·森：《經濟學和倫》，中譯本，商務印書館，2000年。
5 同注4。
6 原載于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Fall 1971。中譯本譯為《斯密漫游于國家學說》，收于《經濟學家和說教者》，喬治·斯蒂格勒著，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0年。
7 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9。
8 阿馬蒂亞·森：《倫理學和經濟學》，中譯本，商務印書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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