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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淺談傳統倫理思想中個體道德自我價值實現的雙向路徑

        時間:2024-08-08 21:17:26 哲學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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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談傳統倫理思想中個體道德自我價值實現的雙向路徑

          論文關鍵詞:道德自我 倫理自然主義 道德理性主義 價值實現

          論文摘要:以道德理想主義為精神主旨,以“內圣外王”為人生坐標,追求德性和“道德自我”的精神建構與價值實現,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精神內核和個體生命價值理想主題。道德自我的建構與價值實現兼具倫理自然主義與道德理性主義相統一的特征;通過道德實踐奉獻于社會以及通過修養提升個體人格,是道德自我價值實現的根本途徑和最終目標。

          中國傳統社會對德性、道德價值的重視和開掘的思想歷史精深厚重,建構道德自我并積極實現自我道德價值與個體生命自然本性和人生價值追求密切關聯,個體道德品性的獲取、持守和行為實踐以及道德自我的建構與價值實現兼具倫理自然主義和道德理性主義的雙重特征。

          一、道德自我價值實現的倫理自然主義路向

          倫理自然主義以自然主義人性作為哲學前提,從所謂一切人都具有的、永恒的、不變的生物本性、心理本能產生的需要中推論出人的道德,把德性奠定在經驗性東西之上。儒家表現出鮮明的倫理自然主義思想特征和思維邏輯,道德自我以“生動活潑怵惕惻隱之仁心”的善性良知和人性本心為價值基源,以仁愛和忠恕為價值推展力量,追求和實現在人我、群己關系中道德自我的價值。

          (一)道德自我德性價值的自然基源:善性良知以及反求諸己的回返。人性和人心所內在具有的自然和潛隱特質,是人們追索人類區別于其他物種的特有價值和本質的由來已久的根本問題。盡管中國歷史上和思想界有眾說紛紜的“性無善無惡論”、“性惡論”、“性三品論”等論點,然而以孟子為端啟和代表,后經宋明時期程朱、陸王等人進一步光揚的“性善論”、“良知良能說”是中國倫理思想中廣為認同和占主導性的道德本性和價值起源論。孟子認為,“仁,人心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公孫丑上》),仁義禮智之善性是“人之所異于禽獸”而存的本質、本然屬性以及人天就的良知良能!熬铀,仁義禮智根于心”,“人之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以性善和良知為價值基礎,堅信“人人可以為堯舜”、“亦有仁義而已矣”的樂觀、普適性道德理想。南宋時期朱熹認為“理在天地問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只是這理,在天則日‘命’,在人則日‘性’!薄叭柿x禮智是性之體,性之中只有仁義禮智!(《朱子語類》卷五)“仁義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孟子集注·梁惠王上》)“蓋天自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大學章句》序)程朱認為人性就是所謂“天命之性”或日“天地之性”,其亦“仁而已矣”,是百行萬善的根源,以天理高度將人性本善予以普遍化。南宋“心學”思想家陸九淵認為,“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此吾之本心也”(《與曾宅之》)。仁心良善是“我固有之”、人皆有之、普遍和永恒的“本心”。陽明肯定說,“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答陸靜原書》)!傲贾迸c天理照應,“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傳習錄中》),以心外無理、“心理合一”的本然良知說,揭示人性和道德自我的內在價值基源。當代新儒家熊十力對儒學原典研究后指出,“人性本善乃《周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共同倡導的,是儒學人性論的本質所在”。以清澈純一、本心始源的性善論對傳統儒學思想作了精辟概括。積善成性是人生要務和根本,自在的良善和良知本性決定了個體道德修養基本途徑及其意義在于通過后天反求諸己、返身而誠和自我慎獨的道德修養,超越于內在自然欲望和外在世俗功利的誘惑而回復良善本心?鬃訄猿帧盀槿视杉,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要求學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表達“君子求諸己”的自反修養特征。孟子強調存心養性、反躬自反求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南宋時期陸九淵認為通過存心、養心、求放心以“保吾心之良”,主張“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陸九淵集·語錄下》);陽明認為真正的學問功夫只是克己內求,通過克除私欲障蔽達到復明天理良知,“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傳習錄上》),對自身行為動機的自反求責,正是對自我德性的自然主義價值基源的肯定和持守。

          (二)道德自我自然價值的推展:仁愛和忠恕。當代海外新儒家杜維明概述說:“儒家傳統中的自我被看作各種關系的一個中心,是在一個不斷擴展的人類關系周圍中的自我發展;儒家思想本體的宗旨,其核心的價值,是人際關系中的個人道德化!盵7](P336)具有善性人心的具有價值推展的內在力量和良善愿望,“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孟子·公孫丑上》)。仁愛蘊涵了道德自我與主體德性在性善、良知的潛隱和可能性基礎上的自覺提升和推展,其內容體現為:首先是孝悌和親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論語·學而》)其次是愛人、仁民和泛愛眾,“樊遲問仁,子日:愛人”(《論語·八佾》),孔子主張“弟子人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孟子提倡“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再者以“仁”泛愛萬物,理學家張載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乾稱上》),程顥提出“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的論斷,倡揚以天性自然的仁愛超越自身而輻照于自然萬物。朱熹將“仁”的價值延展程序概括為:“仁如水之源,孝悌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三坎也!(《朱子語類》卷二十)形象表達和體現“仁”心自然流露、自覺推展的潛在機理和良善追求。仁愛精神以忠恕為“吾道一以貫之”的原則和為人處事的根本方法,“盡己之謂忠”,“忠”是道德主體以恭敬虔誠的態度去盡性命之道,負責任、行端正、守信用,表達不僅獨善其身,而且能夠兼善天下的積極處世精神,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正蒙·誠明》)。“推己之謂恕”,“恕”表達的對他人的理解、尊重、體諒和寬容,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仁愛、忠恕精神深切表達個體對內在道德價值的固持、外展以及自我超越的愿望,是體諒、同情、設身處地地了解別人處境和情緒,自覺把自身的善性、愿望以及情感由己推人和由人推己的移情力,“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正蒙·中正》。希望達到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得益彰,“忠恕所以致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二程遺書》卷十五)。傳統思想中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豪情,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抱負,則體現了以自我的善性和仁愛精神推延至人倫群體、家國天下,實現“體物愛人立人之極”的宏遠和至善道德追求的愿望。

          二、道德自我價值實現的理性主義機理

          當代新儒家梁漱溟、馮友蘭等人對儒學總結為,與向外作用于物并戰勝自然的科學理智或知識理性相對應,向內保持良知,完善自身的道德或人文理性是人類特質的理智和覺解精神的重要表現。傳統倫理思想中以理性節制感性欲望、格物致知的道德理性主義,是道德自我價值實現的重要機理。

          (一)道德理智和格物致知的修養論。道德和德性表現為具有“是非之心”的知識、理智和明智,對人倫關系、道德準則的理性把握和恰當運用是道德自我價值實現的重要途徑和表現。儒家重視“知”和“智”在道德修養、道德實踐中的作用,“知”能幫助認識自己和他人,“知己者,智之端也,可以推以知人也”(《王文公文集》卷二十六),“自明然后能明人”(《陸九淵集·語錄上》),“事之至難,莫若知人;事之至大,亦莫若知人”(《陸九淵集》卷十八)。德性之知能使道德主體有效地區分善惡是非,做到抑惡揚善、擇善而行,是道德實踐的前提條件,“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未知,焉得仁”(《論語·公冶長》),“智也者,言乎其不蔽也”(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卷下),“知明然后能擇”(《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一)。理性之“智”使人們在道德選擇中從容中道,使道德實踐獲得持久動力和目標,“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離婁上》)!爸恰睂崿F著仁、義、禮等德性的自覺把握和恰切圓滿,“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中庸》)。劉邵等人認為,“智者,德之帥也!薄耙悦鲗⑷蕜t無不懷,以明將義則無不勝,以明將理則無不通”(《人物志·八觀》)!暗铝x之所成者,智也”(王符《潛夫論·贊學》)。道德理性體現并來源于后天堅持不懈的學習、實踐經驗和克服情欲沖動的主觀意志努力,“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茍子·勸學》),“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強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茍子·性惡》),“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大學章句·補格物傳》)“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之彼而歸諸此也”(《朱子全書》卷三)。理性體現在個體心志能在博雜紛擾的現實生活中自我裁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茍子·解蔽》)。通過理性求知和志意的作用,達到“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茍子·勸學》),以格物窮理、敬義涵養的修養過程提升道德認知水平、實踐能力以及個體人格,體現了道德主體性的理性主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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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義制利、以理節欲的道德理性觀,F實生活中人呈現著自然欲望、自利追求方面的事實,人欲不可滅卻,具有自然性、必然性、當然性,出乎于天(然),內在于人性當中,“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荀子·正名》),“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夫性必有欲,非人也,天也。既日天矣,其可去乎?”(羅欽順《困知記》)茍子認為:“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茍子·性惡》)在紛紜復雜、生生不已的欲望追求中,順從自然本性而放任發展,必然會產生爭奪、殘害等惡行,“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同上)。人類社會的進步和文明,人生睿智理性之處在能自我克制、化性起偽和循善求理,自覺“矯飾人之情性”使之合乎正義,“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茍子·王制》)。本于人倫道德而以義制利、以禮矯情、以理節欲、克制謙讓,使人類達到群居合一、多力勝物,“主而忘身,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利不茍就,害不茍去,唯義所在”(賈誼《新書·階級》)。“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于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于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于我矣”(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七)。人們的理智能力在于克制私欲以彰明天理,回復心之全德。天理不是先在的,也不是獨立自在的,它存在于人欲之中,依托于并通過人欲展示自身,而人欲的合理滿足正是天理的內在要求!吧w天理皆從人欲中見,人欲正當處,即是理,無欲又何理乎?”(《陳碓集·別集》卷五《與劉伯繩書》)“人心本無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到好處,即天理也!(《陳碓集·別集》卷五《無欲作圣篇》)“天下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為皆有于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爾后有為,有為而歸于至當不可易之為理;無欲無為又焉有理!(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卷下)“禮雖為天理之節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見!式K不離人別有天,終不離欲而別有理也!(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八)在欲求享用中互相謙讓和自我節制,以理性節制感性或物質欲望,做到“以義制利”、“順理而行”是人理性修養的崇高表現。道德理性主義具有精神保證和砥礪作用,是道德自我價值的重要體現和實現機制。

          三、自然主義與理性主義相統一的道德自我行為實踐

          道德自我把握和溝通世界的存在方式,既表現為道德知識和道德情感,也體現為個體意志自由的實踐理性,通過身體力行、躬身實踐,以實際行動成就自我的實在價值,并不斷提高修養境界。道德自我能主動將高尚的道德意識外化為行動和在行為中自覺體現善性良知,成就和展現自身道德本性,實踐倫理自然主義和道德理性的統一。在自然方面,表現為善性良知的倫理沖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宋明理學從性善出發認為,仁義善性的持守和流露在于個體行為能達到“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周敦頤《通書·誠下》),“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朱文公文集》卷四《答程允夫》)。道德踐履是人性本善、本誠的內在要求,陽明認為,良知向外發動、顯露出來就是行,包括意念、感情和動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答顧東橋書》)。王夫之提出,“知行相資以為用”,“知天理者,善動以化物”(《讀鑒通論》卷二)。德性實踐能時時防私欲于未萌之先而達到“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的純然境界。傳統倫理在肯定知行一致基礎上,更重視實踐中個體道德自我善性和良知德性的增進與磨礪,茍子提出,“學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厘;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茍子·儒效》)。朱熹強調,“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朱子語類》卷十三)。儒學肯定道德之知、之情與道德行為,還強調行重于知,認為行動是善性和良知的彰顯以及檢驗真知、意誠的尺度,“故圣賢教人必以窮理為先,而力行以終之”(《朱子文集》卷五四《答郭希呂》),“知之愈明,行之愈篤;則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朱子語類》卷一四)。南宋張拭認為:“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論語解·序》)王夫之在“習成而性與成”基礎上,強調“行而后知有道”(《思問錄內篇》),“力行而后知之真也”(《四書訓義》卷十三),“知之盡,實踐之而已矣”(《張子正蒙注》卷四)。顏元認為“習行”是明道、“性與習成”的根本途徑,“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吾輩只向習行上做工夫”(《顏習齋先生言行錄》)。通過實踐功用不斷增進內在良善本性和德性內在價值,是道德自我涵濡性情、致知益善的價值追求和理性主義實現途徑。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代表的倫理思想,以倫理自然主義為理論基礎,確證道德自我的性善、良知的價值基源以及仁愛、忠恕的價值推展力量;以理性主義強調后天的致知進學、以義制利和以理節欲;通過道德實踐的外在價值、修養和人格境界的內在精神保證,建構和闡明了嚴整、完備的個體道德自我價值實現的脈路和途徑,具有堅實的理論說服力和現實明證性,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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