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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管理哲學模式探析
一、日本的管理哲學模式
管理哲學是企業或組織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它是管理科學的哲學基礎。企業除包括管理硬件即管理技術、手段和方法外，還包括管理軟件即企業的思想、精神、共同理想、共同價值觀等，這些管理軟件就屬于管理哲學的范疇。
任何管理都是某一特定文化環境的產物。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由于文化傳統、民族精神、價值觀不同，必然產生不同的管理哲學模式。日本管理哲學就是如此。日本是單一民族構成的國家，由于自然環境惡劣和自然資源貧乏，造就了日本民族強烈的危機感和極強的群體意識。日本人深深感到，必須與別人合作，依靠群體力量，才能與大自然抗爭，維持自身的生存。因此，自古以來日本人就有忠于團體、維護團體名譽、重視團體和諧的團隊精神。
同時，日本又是一個善于吸取外來優秀文化的民族。自大化改新到明治維新，日本吸取中華儒家文化的精華，并把它融入自己的民族精神之中。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從“和魂漢才”文化取向轉向“和魂洋才”，在制度和技術上全面效仿歐美，但在倫理道德上仍將儒學道德作為國民的基本準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雖然大力引進歐美先進的管理技術和方法，但是其價值觀、道德規范仍然建立在傳統儒學基礎之上。日本人以中國儒學為哲學基礎，同時注意吸收借鑒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先進的管理理論和方法，并將這些外來文化與本國國情、企業特點巧妙地結合起來，形成了有別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國的獨具特色的日本管理哲學模式。正是這種洋溢著濃厚儒家學說色彩的企業管理哲學，支撐著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使日本創造了戰后經濟發展的奇跡。
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管理哲學模式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以和為貴”的經營理念，強調團體內部的和諧與共同進取精神，使企業或組織形成上下團結一致、內和外爭；家族色彩濃厚的命運共同體。
號稱日本經營三大支柱的終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業內工會，其核心就是為營造職工對企業的“忠誠”意識和企業內“人和”的觀念。企業對職工終身雇用，使職工有穩定感；職工把企業當成“家”，從“家”中按照自己的年齡、資歷領取相應的工資；企業內即使出現矛盾包括勞資矛盾，都屬于家庭內部矛盾，由企業內工會解決。因此，企業具有濃厚的家族色彩。在這個“家”中，管理者象“家長”一樣愛護職工，職工蒙受企業之恩，“忠誠”于企業，為企業拼命工作。企業上下一致，體戚與共。
2．“以人為本”的經營理念，重視“人”在企業中發揮的作用，使企業職工心甘情愿地為企業效力。
根據儒家管理思想，日本企業在經營中推行“以人為本”的管理方式。他們不但重視經營中的硬條件，還重視軟條件(思想、文化、精神之類的東西)，注重發揮“人”的第一因素的作用。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企業最好的資產是人”。日本企業家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把“得人心”作為發揮“人”的內在積極性的前提，因而千方百計地照顧本企業職工的切身利益，使職工心甘情愿地為企業出力。他們特別重視“感情投資”，企業的管理者一般都熟悉每個職工的情況，親自參加職工家里的紅白喜事。企業還經常組織運動會：聯歡會、納涼會、懇談會、野餐會和外出旅游等，每次不僅職工參加，職工家屬也參加。
3．“以德為先”的經營理念，強調正人先正己的管理者作風。
日本管理哲學依據儒家“正人正己”的理論，突出道德導向，由自我管理而管理他人，十分重視管理者率先垂范和道德人格建設。日本經營大師稻盛和夫創辦的跨國企業——京都高科技陶瓷公司之所以在日本經濟長期低迷、企業大量破產倒閉的情況下仍立于不敗之地，除了他“以心為本”的經營哲學外，更重要的是他個人巨大的人格魅力感染著員工。他不斷培養自己的自律能力和美好心境，注意培養自己的意志力，提高做正確決定的能力。他的人格魅力贏得了全體員工的尊敬和信賴，激發出員工極大的工作熱情。被譽為“日本近代工業化之父”的澀澤榮一，倡導經濟與道德合一，提出“論語與算盤”并行不悖的“儒教資本主義”。他主張應嚴格遵循商業道德去獲取利潤。這些思想，在日本具有重大影響，被許多企業管理者不同程度的接受，并融入到日本企業文化和管理哲學中。
正是因為日本管理哲學具有上述特征，才提高了職工對企業的忠誠意識及工作熱情，使日本企業擁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忠心耿耿的職工隊伍和一批優秀的企業管理人才；同時，職工在同一企業內長期就職，使管理者十分熟悉職工的情況，有利于協調勞資關系，這種融洽的關系使企業形成上下同欲、齊心協力、氣氛和諧、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命運共同體，從而創造了戰后較高的市場占有率和勞動生產率。
但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機以后，隨著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的結束，日本的一些經濟學家曾提出廢除終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業內工會這種以造就員工“忠誠”“順從”意識為目的的經營方式和理念，因為它不利于人的能力和創造力的發揮。但是，由于許多大企業都是靠員工的忠誠和一致使發展起來的，這種意識已深深扎根于日本員工的心靈之中，因此，祟尚個性和創造性的西方價值觀念一直未能占據支配地位。
二、日本管理哲學模式的思想文化淵源
日本管理哲學模式是中國儒家管理思想與近代西方管理理論和方法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是中西文明結合的典范。
日本民族歷來善于吸收外來優秀文化。自大化改新，日本全盤接受了中國盛唐時期的文化，促進了封建制度的發展；到明治維新，日本又引進了西方文明，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樣，東西方兩大文明便在日本有機地結合起來，有人稱之為“懦教資本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大力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并與本國的傳統文化相結合，以獨特的經營管理方式，創造了現代的經濟發展奇跡。到七十年代，日本發展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這與它善于吸取東方文化遺產，并借鑒西方的科學文明成果有著密切關系。正是這種善于高度融合東方與西方、古代與現代一切有價值文化的能力，才使日本創造了戰后經濟發展的奇跡。
1．日本管理哲學模式之“源”——儒家文化
日本管理哲學是建立在凝聚著無數思想家認識成果及道德觀念的儒家學說基礎上的，源遠流長的中國儒家文化是日本管理哲學之“源”。
從大化改新到明治維新，日本人一直處在中國古典文化影響之下。當時倡導“和魂漢才”，吸取中華文明的精華。大約在公元6世紀，中國的佛教、道教、懦教幾乎同時經朝鮮傳入日本。公元603年，大化改新的積極倡導者——圣德太子提出一整套模仿中國政體的設想，頒布十七條憲法。第一條便規定：以和為貴，無忤為宗，把“和”視為一切社會交往的首要原則，強調社會成員之間要和諧。這種“和”的意識在企業管理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它體現在企業內勞資關系的和協、員工之間的和睦相處、團結一致上。而這種“和”正是中國儒家學說的最基本思想。
中國儒家學說奠基人孔子歷來主張“和”。它將先哲“和”的思想，用于政治、經濟方面，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于傾。”。其中“和無寡”意思是說一個國家在政治上做到“和”，則在經濟上“貧”不致缺乏。孔子的弟子冉有亦有句名言：“禮之用，和為貴。”認為維護等級、貴賤的“禮”的社會作用主要在于“和”。繼孔子之后，孟子也倡導“和”。孟子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地人三才中，孟子重人，重“人和”。孟子認為，“得到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民心的背向作為戰爭勝負和政治成敗的關鍵，就是“人和”思想在軍事、政治學上的應用。孟子重“和”，還在于它在天人關系上提出系統的“天人和一。”觀點，這是中華民族深邃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和人類文化寶庫中一顆燦爛奪目的明珠。
日本吸收中國儒家文化不是盲目地接受，而是根據本國的國情加以改造，并與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創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式儒家學說。中國儒學重“和”，這種“和”反映在價值觀上是一種“中庸之道”和“知足心理”，是強調和諧共存、維系現狀；而日本式儒學既吸取了“和諧”的精華，又強調開拓進取，強調團結和諧的共同進取。中國懦學強調“仁”，以“仁”作為倫理道德的核心；而日本儒學則強調“忠”，以“忠”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忠”在日本被放到倫理道德準則的金字塔尖，是涵蓋一切倫理標準的最高美德，而“仁”被排除在日本倫理體系之外，日本人在接受中國儒家思想時，濾掉了“仁、義、理、智、信”中的“仁”，而代之以“忠”，忠孝被視為百姓絕對的義務和責任。
這種日本式儒學的價值取向和道德倫理觀念，造就了日本人具有極大的向心力、責任感、自我犧牲精神和歷史使命感。日本企業的“團隊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日本懦學之核心“忠”的價值觀念基礎上。在企業中，一個人一旦被公司錄用，就意味著建立一種終身契約關系，他必須把一生都消耗在這個集團里，努力證明自己對所屬集團的忠誠。其忠誠程度通常是以為所屬集團所作出的犧牲程度來衡量的。“忠”是日本企業內在凝聚力的基礎，是團隊精神的精髓。正是日本這種獨特的文化動因，使其以獨特的經營管理模式(終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業內工會)踏上成功的現代化之路。
2．西方文明的沖擊
19世紀中葉，日本還處在幕藩統治時期，美國海軍艦隊迫使日本打開國門，強行要求通商，從此西方文化漸漸傳入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日本著手建設近代國家。整個日本社會進入大規模的文化轉型時期，即從明治維新前的全面接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和魂漢才”文化類型轉向引進西方文明的“和魂洋才”文化類型，倡導“脫亞入歐”，吸取歐洲文明精華。
這一時期，日本接受西方文明主要表現在從各種制度上盡取西方之長。明治維新以后，日本首先派專人去收集西方各國的信息資料，進行比較研究，區別優劣，確定具體領域的引進對象。如對現代企業經營制度，日本引進西歐的股份公司制度，并進行商法的制定。在教育制度上引進法國的學校區劃制度；警察制度上效仿德國；電報通信和鐵路技術學習英國；大學以美國為樣板；明治憲法和民法以德國為原型；刑法則以法國為樣板；日本帝國海軍學習英國皇家海軍，陸軍則受拿破侖帝國陸軍影響較大。當時的日本明治政府十分重視博采各國之長。雖然以引進英國的先進管理制度為主，但對西歐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也十分重視，如德國中央集權下經濟統制思想和富國強既念，法國的立法制度，美國的企業經營管理等。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幾乎成了西方國家的文化殖民地，日本人認為，在每一個領域都盡量采用最好的模式將會使日本加快自身現代化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很快接受戰敗的事實，大力引進美國的科技成果，使之擺脫戰爭的陰影，推動經濟的復蘇和騰飛。五十年代中期，日本引進了美國的企業常務會制度；六十年代引進了美國的事業部制以及經營決策制度。繼而在先進管理技術和現代管理手段兩方面大量引進了美國的方法，包括：統計式質量論，人事勞動管理和作業管理，動作研究和工程分析、價值分析、管理圖表等；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引進了美國用電子計算機進行管理的技術和處理技術。在引進這些先進的管理技術與方法的同時，日本注意將“引進”與日本國情相結合，注意消化能力與“配套”相結合，從而使引進的管理技術、制度和方法能迅速產生經濟效益。這一時期，正如日本管理學家高宮晉在《現代經營是什么》一書中所說的：“日本企業在戰后獲得迅速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勇敢地排除傳統和因襲的枷鎖，大膽的引進新的技術和方法，而且巧妙地將它與傳統的習慣相結合”。
3．東西方管理哲學的沖突與融合
日本式管理哲學是將東方的中國儒家思想與西方現代管理技術和方法相互融和而形成的一種經營管理理念，它既包括中國儒家管理思想的精髓，又包含現代西方的管理方法與理念，是以中國儒學為哲學基礎同時兼容西方管理精華的“東方管理學”，是東西方管理的沖突與融合，這也體現了整個日本社會經濟的共同特征——“論語加算盤”的資本主義，也就是用合乎道義的方式來發展經濟，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遵循道德倫理。
日本在其近代化過程中，并非全盤西化，在“軟件”的經營管理層面，仍然把中國儒家思想巧妙地加以運用，因而談經營管理則有“儒道”一說。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日本許多企業家都精通《論語》，曾有人說“孔夫子講道理，日本人實踐道理”。如著名豐田汽車公司三代領導人均以儒家學說指導商務活動。日本現代經濟學家伊藤肇指出，長期以來日本企業家只要稍具水準，都熟讀《論語》，孔子的教導對他們的激勵、影響甚巨。在日本企業家看來，儒家學說中“義利并舉”的價值方針，以“人為中心”的道德信念，祟尚“和諧”的人際關系，“正人先正己”的領導藝術等都具有推動經濟行為合理化、經濟活動秩序化的功用，完全可以為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文化底蘊和倫理動因，從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洋溢著濃厚儒家學說色彩的企業管理哲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雖然掀起了效仿美國管理的熱潮，但在企業的管理軟件上，還是保持了日本管理哲學的特色。日本的管理哲學與美國管理哲學有很大區別，但它也部分包容了美國管理科學的精華。主要表現在：
第一，在企業哲學上，美國注重企業管理中的“硬性三S”，即策略、結構、制度等，過分強調管理中的技術和理性，認為只有“硬性三S”才便于進行理性的、數學化的、合乎邏輯的、有條理的分析和研究；把“軟性四S”即人員、作風、技巧、最高目標等看作是“軟心腸”人的不科學管理，是在管理中講人情。日本企業不但重視“硬性三S”，而且重視“軟性四S”，在管理中重視感情、精神等因素。日本在引進西方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同時，注意提煉民族文化中有益的東西，使西方的唯理主義與東方的靈性主義巧妙地結合起來。
第二，在領導哲學上，美國人重視個人領導，日本人則強調合作領導。日本的管理者認為企業成功的關鍵是靠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因此，鼓勵員工參與管理，日本的管理者是“無情的情人”，既注重無情的“硬件”，又注重有情的“軟件”，企業對職工終身雇用，使職工有穩定感；而美國管理者則強調計劃、目標、任務、指令、規章、紀律對人的嚴酷無情，動輒解雇工人，美國企業實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日本企業則實行自下而上的管理，企業的重大決策，由生產、銷售等部門的第一線職工提出建議，然后上級領導進行集中，體現員工共同參與管理的原則。
第三，在組織哲學上。美國的各種組織中往往最高主管個性非常鮮明，他們常常表現出個人特質，而日本組織中即使是最能干的管理者也會與該組織融為一體；美國管理理論的哲學基石，要么是“經濟人”(古典管理理論以“經濟人”為哲學基礎)，要么是“社會人”(行為科學管理理論以“社會人”為哲學基礎)、“能動人”(管理中的Y理論是以“能動人”為哲學基礎的)、“復雜人”(管理中的Z理論是以“復雜人”為哲學基礎的)，就是不講“組織人”，而日本的管理理論不僅講人的經濟性、社會性、能動性、復雜性，還講人的組織性；美國人強調自我、獨立、個性、分離性身份，管理者更注重職務、權利、個人名義，日本人則強調“和”，認為“和為貴”。“和”在日本是一個重要的哲學范疇和管理概念，它是互助、合作、和諧、團體和團隊精神，管理者重視這種團體的和諧和團隊精神，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互信賴關系。正象日本經營大師稻盛和夫所說：“互相信任的同仁共同于事業，無疑任何困難都是可以戰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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