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蘇俄民訴法典中的“不中斷原則”及其鑒戒價值

略論蘇俄民訴法典中的“不中斷原則”及其鑒戒價值

摘　要：在目前的民商事審判實踐中，每個案件經常需要開庭數次乃至多次，每次庭審之間往往間隔過長，由此造成了“審限內的訴訟遲延”，并引發多種弊害。這是由于我國《民事訴訟法》并無開庭審理應連續進行的規定，法官在決定開庭期日及審理次數上的主觀隨意性過大。對此可引進蘇俄民訴法典中的不中斷審理原則以為矯正�！　￡P鍵詞：蘇聯法　民事訴訟　職能原則　不中斷原則　　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繼受蘇聯法，在此基礎上，結合自身實際，逐步創建起了新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盡管60年代以后蘇聯法在形式上即不再對中國法發生直接影響，但此前吸收的蘇聯法“基因”已經被深深地植進當代中國法律之中，并成為新中國法律源流的一個重要分支而無法輕易抹往。當前，我國正努力實現法制現代化之目標，在此進程中，就學界而言，很多學者已經較為熟悉西方國家的法律并力求加以公道移植，但于此同時對蘇聯法律后來的發展則關注不夠、知之甚少。我們以為，從兼收并蓄、博采眾長的應然態度來看，這顯然多少是有些情緒化或非理性化的現象。實在，從淵源來看，蘇聯法與大陸法系本身即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且在指導思想和具體制度方面也與我國現行法律有著頗多相似之處，故其對我國當前乃至今后的法制建設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鑒戒作用，蘇俄民訴法典中的“不中斷原則”即為其中一例�！　∫弧ⅰ安恢袛嘣瓌t”之規定及其涵義
　　按照前蘇聯以及其他東歐國家的法學理論，民事訴訟法之基本原則可以劃分為兩大類，即決定訴訟程序之組織基礎的原則和直接適用于審判活動的原則，前者稱為組織原則，后者稱為職能原則。 適用于案件庭審過程的不中斷原則即屬于職能原則。該原則的主要內容為：對每個案件的開庭審理都要不中斷地進行，只有在規定的休息時間，才可予以暫時停頓。案件的審理從開始到結束（或者到案件的延期審理）之前，法庭無權同時審理別的案件。 與此密切相關的還有直接原則和言詞原則。
　　由不中斷原則出發，具體衍生出以下規則：
　　其一，審判組從審理案件到作出判決應不加更換。若某一審判員離往的時候（例如因�。�，案件就必須延期審理，并且應當以新的審判組重新審理；
　　其二，由于某種原因必須延期審理案件的時候，本案就應當從頭開始重新審理；
　　其三，在案件審理中斷期間，該審判組不能審理其他案件；
　　其四，案件審理終結后，法院應當立即作出判決。
　　從以上規定分析來看，不中斷原則的確立，在于使審判職員能夠根據其從案件審理活動中得出的鮮明的熟悉來作出判決，即對一個案件只要還沒有作出判決，審判職員就不應當分心往審理別的案件， 否則將會由于此種分心而直接影響對該案件的正確判決，且會使得審判的進程由于不連貫而變得疲沓乃至遲緩。由此可見，不中斷原則既有助于保障訴訟公正，亦有利于進步訴訟效率，具有雙重意義。
　　當然，對于法庭審理的不中斷原則，有些加盟共和國的立法答應在適用上有一種例外，即對于特別復雜的案件，法庭可以延期作出說明理由的判決，期限三天，而在這個法庭上只公布判決的主文部分。從公布判決起到作出終極形式的判決之前這段時間，法庭則有權審理其他案件�！　《�、“不中斷原則”對完善我國民事審判制度的鑒戒價值
　　（一）無人關注之“審限內的訴訟遲延”
　　就現行立法而言，我國《民事訴訟法》并無開庭審理應不中斷進行之規制。從審判實踐來看，各級法院在審理民商事案件的過程中，每個案件經常需要數次乃至多次開庭，每次庭審之間往往有相當之間隙，其間審判職員普遍同時穿插審理其他數個乃至十數個案件，故無論何種訴訟案件，能夠在一次開庭審理后迅速結案的實屬少見。對此現象，迄今固然未見直接的負面評價，甚至被以為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然而在我們看來，這種“審限內的訴訟遲延”并非具有自然的公道性。具體而言，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二條固然規定了延期審理的諸種適用情形，但實踐中不僅“必須到庭確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有正當理由沒有到庭的”情況并未幾見，而且當事人在庭審過程中“臨時提出回避申請的”亦非普遍。至于不少當事人為施“緩兵之計”而以“需要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證據，重新鑒定、勘驗，或者需要補充調查的”為由申請法院延期審理，更非其單方愿意所能奏效。事實上審判實踐中各次開庭審理間的前述中途停頓在盡大多數情況下均屬法官“惰怠”、“獨斷”之結果，而非當事人等程序參與之實然。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此類停頓并非訴訟之必須，而屬審限之虛度，故“審限內的訴訟遲延”由此而生矣。在此背景下，僅以普通程序為例，我們不禁要問：六個月的審理期限并不算短（鑒定期間等還要剔除在外），但直接、間接地用在案件審理上的有效時間是否有60天呢？答案恐怕是不言自明的。假如這一判定能夠成立的話，那么除少數重大、疑難的案件外，審判實踐中大多數審理期限之延長（最長總計可達15個月），恐怕便不是那么必要、那么公道了，由于其有違訴訟經濟之原則。但令人遺憾的是，不僅承辦案件的法官理直氣壯地視此為天經地義，就是訴訟當事人也對此表現出相當的“寬容”和十足的“耐心”。對此，我們以為這本身便是一種異常。 　　（二）“審限內的訴訟遲延”之主要弊端長期以來，關于我國各級法院審理民商事案件普遍超出法定期限之題目，因其違法性質顯而易見，故此極易引起當事人及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并時常招致廣泛批評。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00年9月28日專門發布司法解釋，要求各級法院嚴格執行案件審限制度。 此后，超審限題目固然尚未因此而得到根本杜盡，但確實已經大有好轉，這無疑是令人欣慰的。然而，由于“審限內的訴訟遲延”具有較強的“隱蔽性”，故迄今為止除了顯而易見的外顯弊害也即延時耗日、本錢徒增等之外，更多的內隱弊害則仍然未能被人們所充分熟悉。鑒此，顯有必要逐一透析，從而為“處方”的給出提供“確診”之“病灶”。
　　1、直接導致了當事人訴訟程序上的不經濟乃至不利益。眾所周知，當事人之所以進行訴訟，顯然系以追求實體上之利益為目的，故此為實現此類利益所需之程序運作即不應當過于“閑適”乃至時斷時續而“無所事事”，這樣未免太過“奢侈”，從而給當事人造成訴訟程序上非理性的“高消費”也即不經濟乃至不利益，進而影響到對實在體上利益保護之效果。事實上，當事人如若經過“本錢核算”以為收支難以平衡或者明顯處于“收不抵支”之窘境，則完全有可能會在日后放棄訴訟維權之機會。
　　2、有違民事訴訟所奉行之言詞和直接原則。所謂言詞原則，系指法院與當事人之訴訟行為均須以言詞方式為之；所謂直接原則，則指作出裁判的法官應當是此前直接聽審的法官，也即只有親身參與了調查證據以及聽取了當事人雙方之法庭辯論的法官才可以作出本案裁判。上述兩項原則乃是現代民事訴訟之基本法理，對于防止法官擅斷、實現訴訟公正具有重要意義。相比之下，對訴訟案件多次間隔開庭的結果，極有可能造成案件承辦法官對數度擱置之涉訟事實的記憶模糊，從而不得不借助查閱卷宗來“恢復記憶”，并以此作為裁判依據，這樣一來，實在質已經與間接審理和書面審理無甚差異。
　　3、不利于對案件事實的正確認定。這是由于，對案件審理過程的人為分割不僅使得法官對前期庭審過程中所形成之心證變得模糊不清，而且也輕易造成雙方當事人和證人、鑒定人等對相關事實的記憶衰減乃至于完全喪失，從而使得對案件事實的正確認定困難重重。
　　4、在間隔性多次開庭的情況下，往往易使當事人和訴訟代理人產生疲沓感而失往參加訴訟之***；對于盡大多數旁聽者來說，同樣無法忍受審理過程的不時中斷，故往往只得中途而退。這樣一來，法院審判活動對當事人以及社會成員的法制宣傳、教育作用必將會在實際效果上大打折扣。
　　5、更為嚴重的是，在目前情況下，由于我國的法治環境并不理想，司法***尚未根除，故法庭審判活動的不時中斷以及庭審過程與裁判形成之間隔，客觀上為某些心術不正者提供了可乘之機，且極易使案件承辦法官受到外界干擾，從而直接障礙司法公正之實現。
　　（三）“不中斷原則”對“審限內的訴訟遲延”之矯正功能為了盡量避免并無實際意義的上述間隔性多次開庭所引發的“審限內訴訟遲延”及其在各方面的弊害，我國法院不應該再續現行實務之偏頗操縱，主要由案件承辦法官憑借自由裁量來決定擱置法庭審理之事由以及下次開庭之期日。我們以為，在這個題目上，作為應對方案，引進蘇俄民事訴訟法典中之不中斷原則應當是極有針對性的。如前所述，民事訴訟案件的開庭審理直至作出裁判的整個過程，應當自始至終不中斷且在不更換承辦法官的條件下來進行，在法庭審理從開始到終結（或者依法延期審理）的整個過程中，本案承辦法官應當一心專用而不得分心審理其他案件�？傊�，案件的不中斷審理應當成為我國民事訴訟的常態，而中途擱置（例如延期審理）則應為例外。如此這般，則“審限內的訴訟遲延”之所有弊害均將得到有力的遏制�！　∪�、導進“不中斷原則”之相關制度保障及現實可能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蘇俄民事訴訟法典中之該項職能原則與其自身的某些具體制度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沖突，故在審判實踐中實在施效果也因此而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具體來說，由于蘇俄民事訴訟法典答應當事人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提出新的證據，故此案件經常需要延期審理，而延期審理后重新恢復審理時又必須從頭開始， 這樣就會不可避免地造成另外一種情況下的訴訟遲延。就我國情況而言，現行民事訴訟法典中亦有因當事人于庭審中提出新的證據而需作延期審理之規定，但是，隨著2002年4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之施行，這一情形已經從制度上得到了根本性的矯正。該項司法解釋的制定、出臺與實施，一改我國民事訴訟中長期實行的證據隨時提出主義為證據適時提出主義，確立了舉證時限制度和證據交換制度。 據此，若當事人在自行約定或者法院指定的舉證時限內不提交有關的證據材料，便會被視為放棄舉證權利，產生證據失權之法律效果。鑒此，既然案件審理所需之相關證據事先已經過當事人定期提出，并且法官還可以（或者應當）在開庭之前組織雙方當事人交換證據、整理爭點，那么開庭審理的集中化也即對爭點集中展開證據調查便已成為順理成章之事。在此基礎上，通過一次經充分預備的言詞辯論期日即結束審判之應然目標已經有了付諸實現的制度性保障。總而言之，無論是從民事司法實踐來看，還是從訴訟法學理論來說，我們均以為，為了公道加快訴訟進程，限制法官在決定開庭審理期日以及審理次數上的主觀隨意性，鑒戒蘇俄民事訴訟法典中的“不中斷原則”，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適時增加民事案件的開庭審理應當集中、連續進行之規定，無疑具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和現實可行性。
　　通過一次經充分預備的言詞辯論期日即結束審判之應然目標已經有了付諸實現的制度性保障�？偠�言之，無論是從民事司法實踐來看，還是從訴訟法學理論來說，我們均以為，為了公道加快訴訟進程，限制法官在決定開庭審理期日以及審理次數上的主觀隨意性，鑒戒蘇俄民事訴訟法典中的“不中斷原則”，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適時增加民事案件的開庭審理應當集中、連續進行之規定，無疑具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和現實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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