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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貧困人口的群體認同與社會融合
摘 要:本文側重從心理與文化的角度城市貧困。通過調查認為,由于城市貧困人口大多認同貧困群體,從而在心理上拉開了與非貧困群體的距離,出現了與分離的趨勢,這不利于社會融合。城市貧困人口認同貧困群體會形成貧困群體文化,將更不利于他們的社會融合。因此,城市反貧困行動不僅要有助于城市貧困人口擺脫貧困,而且還要有助于他們的社會融合。關鍵詞:城市貧困人口;貧困群體;認同;社會融合
城市貧困人口是一個處于劣勢地位的少數人群體,它的出現是我國社會變遷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大量的國有、集體職工下崗失業,致使城市貧困人口迅速增加。城市貧困群體處于較低的社會地位上,尤其在當今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情況下,他們可能會越來越遠離主流社會,因此,他們必然面臨著群體認同與社會融合的問題。
認同概念及城市貧困人口的群體認同問題
認同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他認為,認同就是個人與他人、群體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①這一解釋已經表明,個人與他人或社會保持一致的過程,就是認同。他當初提出認同這一概念時,僅把它作為一種心理防御機制,這是將認同理解為一個主客體相結合的過程,通過仿效榜樣的行為,滿足個人的歸屬感。簡金斯對認同的含義做了考察,他指出認同有兩個含義,第一,同一性,即兩者之間的相同或同一;第二,獨特性,它表現為在時間跨度中所體現出來的一致性和連貫性。由此可見,“認同”揭示了“相似”與“差別”的關系。“同一”(或相似)與“差別”是認同的兩個不同的方面。一個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個群成員之間的相似性同時也構成與其他人的差別;裟撬惯M一步從時間與空間兩方面分析了認同。從時間的角度看,認同指時間上的連續性。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的認同是指在較長跨度的時期中可被識別和辨認的某些較為穩定的屬性和 特性。從空間的角度看,個人認同是指把個人的各個方面結合成某種連貫性的結構性模式,而社會(或集體)認同則是散布在空間中的人們之間所具有的相似性。當然,這種相似性不是絕對的相同和一致,而是異中之同。認同還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認同事實上只能理解為過程,理解為‘成為’或‘變成’!
認同可以分為社會認同和個體認同。社會認同是有關某個集體的共同認同。簡金斯認為,社會認同包括內在和外在兩方面:前者是指群體認同,即群體成員在主觀上所具有的群體歸屬感;后者是指社會分類,即社會對某一成員的群體歸類和劃分?梢,社會認同是群體認同和社會分類這兩個過程互動的產物。在簡金斯看來,社會認同是人的社會性的具體體現。“社會認同是人作為社會存在的一個特征或屬性”。社會認同乃是我們對關于“我們”是什么人和“他們”是什么人的理解!皼]有社會認同,事實上就沒有社會”。所有人的認同在某種意義上均是社會認同。個體認同與社會認同相對應,個體認同也涉及內在和外在兩方面:內在方面指的是個人在主觀上的自我認同;外在方面則是社會對個人的分類和綜合評價。個體認同是個人人生經歷的綜合,但它并不排除社會認同。實際上,個體認同融合了個人的各種社會認同成分(如年齡、性別、職業等),是各種社會認同要素在個人身上的獨特的綜合。個體認同與社會認同因而構成辯證的統一。
認同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首先,人們必須對“我(們)是誰?”有一個定位和概念。人的社會化過程,同時也是認同的形式和定型的過程。認同使人有了一個本體的支點,它是人們對自己以及與他人的關系的定位。換句話說,在某種意義上,認同是對自己在社會中的某種地位、形象和角色以及與他人關系的性質的接受程度。缺乏這種可接受的認同,人們就會陷入認同危機,處在彷徨和焦慮狀態。其次,人們不但在心理上對自己有一個認識和接受態度,而且對“他人”的認同,即“你(們)是誰?”“他(們)是誰?”也有了解和分類的必要。為了進行社會交流和互動,人們首先要對對方的身份、社會特征或社會認同有一個大概的識別,即對他人進行社會分類,人們總是根據某種分類規則和范疇而將別人放在社會結構中一個恰當的位置上。對他人進行社會分類是我們建構自己的認同的另一種方式,“對他人的分類是我們可以用來建構我們自己的認同的資源”。
城市貧困人口的群體認同是指貧困人口對自己是否屬于貧困群體的認識,是其對貧困群體的歸屬感。貧困群體盡管不是個實體,不是一種制度化的身份,但是一種社會標簽,一種社會地位的標志,對他們來說,貧困群體的身份是客觀的,是社會對其進行社會分類的結果,那么,城市貧困人口是否認同貧困群體?他們如何看待貧困群體的身份?
本研究運用實證調查(采取問卷的形式,進行抽樣調查)的,通過對調查資料的分析得出結論。調查在2002年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之間進行。問卷通過北京豐臺區民政局在豐臺區發放。豐臺區所有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為調查的總體,共向豐臺區所屬的各個社區發放了350份問卷。問卷回收了314份,問卷回收率為89.7%,其中有效問卷308份,問卷有效率為88%。調查結果使用SPSS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城市貧困人口的貧困群體的認同
貧困群體也是一種身份。身份認為,社會身份的形成是個過程。在模糊的群體關系之中,這是相同類別的人群就其相似性的強化過程,也是不同類別的人群之間就其差異性的強化過程,強化的結果產生了類型的分化。社會身份是有關個人在情感和價值意義上視自己為某個社會群體成員以及有關隸屬于某個群體的認知。這種兩人以上的社會群體分享著共同的身份,是一種相同的社會類別,群體的屬性就是其基本特征。城市貧困人口通過在社會互動中強化其身份,獲得對其是否屬于貧困群體的認同。
1.城市貧困人口對貧困群體的認同
為了解城市貧困人口對貧困群體身份的認同,我們在問卷中首先問到了這樣一個:“您認為社會是否可以劃分出貧困群體和富裕群體?”調查結果表明,回答“是”的有200人,占64.9%;回答“不是”的只有8人,僅占2.6%;而回答“說不清”的有88人,占28.6%;其余的人未回答。由此可見,大多數的城市貧困人口認為社會上已經可以劃分出貧困群體和富裕群體。
在城市貧困人口對以上相應的社會現象作出評價之后,我們問到了涉及被調查者自身的問題,“您認為您是否屬于貧困群體?”。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結果是,回答“是”的有246人,占79.9%;回答“不是”的有15人,占4.9%;回答“說不清”的有37人,占12.0%;其余的人未回答。由此可見,大多數的被調查者認為自己屬于貧困群體,只有很少的被調查者認為他們不屬于貧困群體。還有一小部分人對此的回答是“不清楚”,他們在這一問題上表現出現了模糊的認同。
2.認同的因素
城市貧困人口對貧困群體認同上的不一致為我們進一步分析留下了空間,具有哪些特征的貧困人口認同貧困群體?為此,中選取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身體狀況及家庭人數作為自變量。性別變量為定類變量,職業變量分為“有職業”與“沒有職業”兩種情況,這兩個變量可以轉變為虛擬變量。而其他的自變量都是定序變量,也可看作定距變量用于統計分析。
把城市貧困人口對貧困群體的認同作為因變量,而由于因變量是一個超過兩個選項的定類變量,因此可以采用多元邏輯回歸的來分析這些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多元邏輯回歸是在因變量的構成類別中選擇一項作為基準類,然后構成一組對數比率方程組,將基準類的概率與其他類的概率進行比較。本研究將因變量對貧困群體的認同中選擇“說不清”這一類的作為基準類,然后比較具有不同特征的城市貧困人口選擇“是”和“不是”的概率與選擇“說不清”的概率的差別。多元邏輯回歸的回歸系數分析結果表明,只有在選擇“是”的職業因素和選擇“不是”的身體狀況因素的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水平較低,分別為0.003和0.05。
從回歸系數檢驗的顯著性水平來看,顯著性水平越低,表示自變量越有可能對因變量有影響。由此可以看出兩個趨勢:第一,是有職業的城市貧困人口選擇“說不清”的可能性比選擇認同貧困群體的可能性要高,就是說更可能在貧困群體的認同上持模糊的認同;第二,身體狀況越差的城市貧困人口選擇“說不清”的可能性比選擇不認同貧困群體的可能性要高,就是說這些人口更可能在貧困群體的認同上持模糊的認同。
城市貧困人口對貧困群體特征的認同
美國社會學家薩姆納提出,根據群體成員對待群體的立場和態度,可把群體劃分為內群體與外群體。凡是成員感到自己與群體關系密切,對群體的歸屬感強的群體,就是內群體。外群體是指凡是自己沒有加入的,由他人組成的,或這群人與自己無關的群體。
1.城市貧困人口對貧困群體特征的認同
城市貧困人口認同貧困群體,就是把貧困群體作為內群體來看待的。內群體的劃分依據完全是心理性的,因為它主要依賴成員對群體的認同而不必然依賴交往。內群體的形成,也就是心理群體的形成,是在個體廣義的自我概念中鑲嵌進去一個“成員”的類別意識,以便個體通過群體獲取僅僅依靠個體無法獲得的東西,是個體對一個外在的、相對抽象的群體所具有的類特征表示認同的結果,是個體分別的、自主的選擇。②
內群體所具有的群體內部的一致性就表現為貧困群體的特征。那么,城市貧困人口在心理上區分貧困群體與非貧困群體的依據是什么?他們所認同的貧困群體具有哪些一致性呢?事實上,對于貧困群體的特征具有哪些特征,是個有爭議的話題。從認同的角度看,由于群體認同是有邊界的,認同的邊界是我們確立貧困群體與非貧困群體界限的依據。我們借助于“理想類型”的方法來說明貧困群體的特征。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理想類型”的概念指的是一種“理想的”的類型,它只是現實中不存在的一種理想狀態,“在現實中這種極端的類型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我們為研究的方便而作的一種抽象。我們設想的貧困群體的“理想類型”是:貧困群體的成員具有愛面子的心理、較低的自尊心、較低的自我價值感、冷漠的人際交往觀、孤獨無助感、壓力感、宿命感和不公平感。
通過抽樣調查可測量出城市貧困人口所具有的貧困群體特征。通過詢問被調查者是否同意“我不愿讓別人知道我家窮”、“我經常感到自己不如別人”、“經常感到自己是個無用的人”、“由于貧困,我不愿與人交往”、“經常有孤獨無助的感覺”、“我感到生活的壓力很大”、“我感到自己改變不了貧困的命運”及“我感到社會是不公平的”這些說法,從回答中就可反映出他們所具有的貧困群體特征。
為綜合反映城市貧困人口對貧困群體特征的認同,我們對以上貧困群體的特征進行因子分析。首先,這八個進行因子分析的貧困群體特征之間的相關系數,相關系數的結果表明,它們之間的相關系數值都比較大,除了有一個相關系數值小于0.3以外,其余的都大于0.3。而相關系數值越大越適合做因子分析。另外,從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測度值的計算結果來看,它的值為0.904。一般認為,當KMO的值大于0.9時,表明對觀測量做因子分析有非常好的效果。
因子分析運用主成份分析法抽取因子,根據此分析法產生的特征值,結果有一個因子被抽取。其因子負荷值在0.612至0.808之間,相差不大。最低有0.612,表示所抽取的這個因子與不公平感的相關程度最低,而最高在0.808,表示所抽取的這個因子與宿命感的相關程度最高。但總體看來,由于因子負荷值相差不大,所抽取的這一個因子與這八個方面的特征的相關程度最低都比較高。因此,這個因子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上述八個方面的特征,而這八個方面的特征反映了城市貧困人口對貧困群體特征的認同程度,因此,我們將這個因子命名為“認同度”。
因子分析所抽取的一個因子對變量的解釋力可用這個因子所解釋的方差占所有變量總方差來衡量。從分析結果來看,這一因子解釋了所有變量總方差的53.967%。
2.影響認同的因素分析
通過對城市貧困人口所具有的群體特征的把握,就可以判斷出他們對貧困群體的認同程度。在因子分析的過程中,對應分析結果中的因子,每個觀察值都會生成一個因子得分,因子得分反映了每個被調查者對貧困群體特征的認同,把這些因子得分作一個新變量保存起來作為因變量,仍然把城市貧困人口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狀況、身體狀況以及家庭人口數作為自變量,分析這些自變量的差異是否會導致他們對貧困群體特征認同的差異。由于自變量是二分變量或定序變量,而因變量的因子得分是一個定距變量,因此,可以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分析這多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
回歸方程的回歸系數分析結果表明,只有文化程度的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水平最小,為0.049,通過了概率為0.05的檢驗。文化程度影響城市貧困人口對貧困群體特征的認同,文化程度對因變量的影響是正向的,即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對貧困群體特征的認同程度也就越高。其他自變量的回歸系數及標準回歸系數值都很小,而且都不能通過概率為p<0.05的檢驗。這表明,這些其他的自變量的變化對因變量的變化沒有影響。
城市貧困人口的融合
正如克拉頓和阿克羅夫的少數人貧困所強調的身份的作用那樣,人們會根據他們自己的理想身份做出行為的選擇。貧困者第一種可能的選擇是接受主流社會中的主流文化所賦予他們的身份,即不認同他們的貧困的身份,但是這種選擇的后果可能是這個人不被多數主流文化的成員所認同;這種選擇同樣可能在心理上給個人造成負擔,因為這要求個人成為一個“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會接受這樣一個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第二種可能的選擇是適應由現實的狀況所決定的社會分類的身份,對貧困者來說,就是接受貧困的身份。這是與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種身份都有其理想的行為模式,對反面身份而言,這些模式和主流社會的主流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對個人來說,這種反面身份可能較為容易適應,但同時這種身份對個體地位是不利的。
進一步從文化的層次看,由于結構變動導致了處于劣勢地位的少數人群體的產生,處于劣勢地位的少數人群體的存在一旦不再是暫時的,而是較為長期的現象時,我們就不得不考慮其中的文化因素的。這里所說的文化是一種群體的價值觀和態度,以及由它們所決定的行為特征。因為文化代表著一種生活的持續性,它是處于劣勢地位的少數人群體成員適應社會生活的結果。由于群體成員的適應能力不同,這種結果在文化上表現為,要么是劣勢群體的成員認同代表社會主流文化的優勢群體文化,但他們卻不能享有優勢群體的地位,在一種扭曲的理性文化中求生;要么是劣勢群體的成員不認同優勢群體文化,生活在自己的劣勢群體文化中。
調查結果表明,城市貧困人口大多認同他們屬于貧困群體的身份,具有較強的貧困群體歸屬感。他們對貧困群體的認同基本不受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狀況、身體狀況和家庭人數這些自變量的影響,而且他們對貧困群體的認同程度也不受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狀況、身體狀況和家庭人數這些自變量的影響,從而使貧困人口作為一個群體在這些自變量方面表現出了很強的一致性。
城市貧困人口認同貧困群體的結果是與社會的分離,而不是與社會的融合。認同與融合這兩個概念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認同的概念揭示了“同一”與“差別”的關系,“同一”與“差別”是認同的兩個不同的方面,而融合就意味著“同一”。城市貧困人口認同貧困群體,就意味著他們與貧困群體達到了“同一”,與非貧困群體出現了“差別”,表現出社會分離的傾向;相反,如果他們不認同貧困群體,則意味著他們與貧困群體形成了“差別”, 與非貧困群體出現了“同一”,表現出社會融合的傾向。由于城市貧困人口認同貧困群體,就會把自己看作為貧困群體的一員,與社會上非貧困群體區分開來,這樣就可能在其心理上拉開與社會距離,從而逐漸遠離主流社會,與主流社會斷裂開來。因此,他們由于認同貧困群體必然面臨社會融合。
從認同與融合的角度看,城市反貧困的措施不僅要有利于城市貧困人口減輕貧困的程度,而且更要有利于城市貧困人口的社會融合。實現社會融合的前提條件是社會參與,只有在社會參與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社會融合。所以,在城市反貧困行動中,為有利于城市貧困人口的社會融合,城市反貧困的措施應注重城市貧困人口的社會參與,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讓他們通過廣泛的社會參與來實現社會融合。
從文化與融合的角度看,它提醒人們在制定城市反貧困對策時,不僅要注重物質方面的反貧困行動,而且還要注意幫助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群體認同感,防止貧困文化的產生。正如劉易斯所指出的那樣,“減少物質貧困本質上不可能減少貧困文化,它是一個完整的生活方式”。因此,通過加強社會文化整合的行動來消除導致貧困的社會文化基礎,是城市反貧困行動中的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貧困文化產生的一個重要條件是貧困人口的長期化和固定化,幫助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群體認同感,防止貧困文化的產生就需要強化城市貧困人口的貧困人口社會流動機制,使貧困人口中不斷有人擺脫貧困,給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不讓貧困人口長期化和固定化。增強貧困人口的流動性,可以阻止貧困群體認同的“內卷化”建構,阻止貧困文化的形成,有利于城市貧困群體的社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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