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謬誤”是一個經濟學術語。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對其解釋是,由于某一原因而對個體來說是對的,便據此而認為對整體來說也是對的,這就是合成推理的謬誤。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人們遇到的“合成謬誤”現象比比皆是,比如:某些經濟行為或經濟決策在微觀層面上是對的,但在宏觀層面上并不總是對的;或者,某些經濟行為或經濟決策在宏觀層面上是對的,微觀上卻可能是錯的。其實,在社會、政治、文化等領域也存在“合成謬誤”問題,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就會出現該類問題。
一、干部選拔任用中為何出現“正確”的錯誤
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干部選拔任用一直以來都備受關注。但在這項工作中也存在一定問題,這包括,選拔任用干部過程中存在一些不規范、不科學、不民主甚至違法亂紀的現象,群眾對此深惡痛絕。還有,即使從選拔原則、選拔條件、選拔程序、選拔方法等各個局部來看都是符合規定的,但結果卻會出現人與崗位的不匹配。以現在廣泛推行的干部競爭上崗為例。從確定崗位、公布條件、接受報名、資格審查,到考試測評、民主推薦、組織考察、擬任公示、黨委任命等,各個環節都嚴格按照規定進行,也就是說,從局部來看都是規范、科學、民主以及符合制度規定的,但有時結果卻是,一路“過關斬將”、“脫穎而出”的人選,無論是在組織還是在群眾看來都是不合適的。例如,外語專業畢業的博士從事后勤管理崗位、科技方面的人才從事安全保衛領導工作等。干部選拔任用的“合成謬誤”陷阱由此形成。
從深層來看,這一問題的產生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哲學層面上沒有很好地處理局部與全局的辯證關系。要正確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使局部與全局辯證統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既要尊重局部的利益、強調局部的發展、發揮局部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又要認識到,局部的利益要服務、服從于全局的發展、全局的利益。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只強調選拔工作中各個環節的正確有效、合乎規定,而沒有很好地從全局上把握好選準干部這個核心原則,就會出現局部工作流程游離于全局工作之外、選拔結果出現異常的現象。二是沒有很好地引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正當博弈。
簡單地說,價值理性追求的是行為固有價值觀的純粹信仰,而不在乎行為本身所采取的手段和所達到的目的;工具理性則并不關注行為本身固有的價值,而重視為達目的而采取的各種可能手段及其附帶后果,從而選擇最有效的手段行動。現代社會發展的結果往往是工具理性過分膨脹、價值理性相對萎縮。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也存在這種傾向,F在,我們的干部部門、組織部門出于干部工作公正、民主等方面的考慮,重程序、重手段的工具化傾向比較明顯,一定程度上對工具理性的追求超越了對價值理性的考量,其結果則是干部選拔任用過程中的工具手段無可挑剔,干部人選卻出現誤用。
二、以優化黨管干部原則尋求破解之策
多學科審視干部選拔任用中的“合成謬誤”陷阱,有助于從根本上認清問題,尋求有效的破解之策。在我國現行的干部人事制度框架下,擺脫干部選拔任用的“合成謬誤”陷阱,基本途徑主要有兩條:
第一,以強調組織權威為重點,進一步優化干部選拔任用的黨管干部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干部選拔任用的“糾偏”機制。在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邏輯中,黨管干部和民主集中制一直是我們特別強調的干部和組織原則,也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保障之一。但是,近年來隨著干部選拔任用改革的不斷推進和全面深化,這些原則和制度性規定有時會讓位于工具性的程序、手段等,干部選拔任用中民主的追求有所強化,集中的分量有所弱化,黨委和組織部門在干部任命中的“決定者”角色有所退化。這是一種進步,但也隱藏著不足。優化干部選拔任用的黨管干部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不是要回到一元化的委任制體制,也不是將卓有成效的干部選拔任用改革扼殺掉,而是在干部選拔任用的決定性環節切實發揮黨委、組織部門的權威裁決作用,在強調責任擔當的前提下對于程序、手段等工具性正確而結果明顯有誤的“合成謬誤”陷阱發揮矯正作用。但需要強調的是,在操作過程中要謹防借“糾偏矯正”之名、行“排除異己”和“拉幫結派”之實現象的出現。為此,干部監督部門、紀檢監察部門要有自己的責任和擔當,必要時要高舉干部選拔任用的責任追究之劍。
第二,以推進公開選拔為契機,進一步加大干部選拔任用的開放力度,建立起干部選拔任用的內外結合機制。干部選拔任用的“合成謬誤”陷阱,一定程度上與干部選拔任用的部門內、單位內、系統內體制相關。在干部選拔任用特別是競爭上崗的干部選拔中,往往因為能夠參與競爭的人選有限而不得不“矮子里面選將軍”,這是封閉的干部選拔任用體制造成的。一段時期以來,中央推進公開選拔領導干部工作,不僅提出公開選拔、競爭上崗是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的方式之一,而且明確規定公開選拔等競爭性選拔方式所占比重的具體指標要求。干部公開選拔制度設計的初衷,就是要解決在封閉體制內選人的弊端,擴大干部選拔任用的視野,探索干部選拔任用的內外結合機制。
體制外選拔領導干部,不僅能讓人們更好地行使參與競爭的權利,符合人民當家作主的憲法精神,而且有利于擺脫干部選拔任用的“合成謬誤”陷阱。干部選拔任用的內外結合機制,也將會帶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正當博弈的積極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