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講,之所以企業高管在與資本的薪酬談判中也有不能小視的力量,同時,企業高管與企業的中層和基層勞動者相比居于強勢地位,是因為,商品生產社會在很長的時期里,稱職的企業高管,屬于較稀缺的勞動者。他們是一個相當狹小的社會階層。與之相聯系的社會基礎狀況是: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低、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尚不足以支撐普及化的高等教育。
著眼于整體基礎條件的重大變化,與社會經濟文化尚處于不夠高的階段不同,現在,有能力成為出色的企業高管的勞動者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數量,都大幅度地提高了。能夠勝任企業高管的人選不再像以往那樣稀少了,不再是特殊的社會階層了。這樣的變化,對于全社會生產和生活、對于范圍很大的勞動者個體,都是意義重大的。這一十分重要的事實表明,企業高管的薪酬與其他層次勞動者的收入差距縮小的客觀基礎,正實實在在地形成中。目前這方面的現狀與過去相比已經有了很大變化。而且,高水平的現代大企業,其所需要的一線職工,也不再是單純的簡單勞動支出者了。他們中的很大部分,現在屬于專業技術人員或技術工人,是一定程度的復雜勞動支出者。原來那種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企業高管這一層次勞動者的社會基礎,一部分已不復存在、一部分已開始動搖。
客觀的社會發展進程在提示人們:就長遠的必然性講,不僅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有提高趨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局限性也不可能改變這個必然趨勢,而且,在此過程中,各類勞動者工資的相對差距將有縮小趨勢。當然,真要達到這樣的結果,還有賴于相關社會力量的主觀努力和社會經濟政策的適時調節。
企業總裁、總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的巨額薪酬,是當代社會相當引人注目的事情。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此,中國這樣快速發展中的國家同樣如此。例如,美國的大銀行或其他行業大企業的高管,幾千萬美元年薪已不在少數,更高者甚至年薪上億美元。要知道,這是作為企業高管的年薪,并不是資本的利潤分配。而美國的普通藍領勞動者的年工資不過3萬美元左右,F今中國,大企業高管年薪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而生產方式尚無重要變化的中國農村地區的很大部分,年收入低于1、2千元的農民數量依然龐大。與美國相比,中國大陸企業高管巨額薪酬與低層勞動者收入之比,是只高不低的。歸結起來,當今世界,與企業基層的一線操作工、單純性體力勞動者的微薄工資相對照,企業高管的巨額薪酬無疑是非常突出的。
那么,企業高管的巨額薪酬是否合理呢?對于這樣的問題,處于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得出的結論往往大相徑庭。我們在此,既要對相關的制度有所探討,更要分析基礎性的社會條件。
企業高管的巨額薪酬問題,此次美國的金融危機中表現得相當尖銳,也引起美國公眾的高度關注以至斥責。對于導致此次金融危機的原因,很大數量的學者和大眾,認為銀行等金融企業的貪婪經營,追求短期高額利潤、追求巨額獎金、罔顧已經形成的和潛在的巨大風險,是導致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因而學者、政府人士與公眾的相當多人,認為對銀行等金融企業高管的薪酬尤其是對巨額獎金,有必要加以限制。相反地,銀行的高管們并不認同這樣的看法。今年初,危機遠未過去,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眾多銀行,就紛紛傳出將發放2009年度巨額獎金的消息。同時也傳來了各國政府要對銀行高管發放巨額獎金加以干預的信息。上述情況說明,企業高管的巨額薪酬問題,不僅蘊含的深層次社會關系需要研究,其所涉及的相關社會政策和宏觀調節問題,同樣引人注目。
但是,如果暫且撇開宏觀性的社會經濟政策,特別是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政策問題,而是首先分析深層次的社會關系,那么,企業高管也是資本所雇用的勞動者。他們是資本雇用的能提供復雜勞動的高層次勞動者,就是現今人們喜歡講的高級打工者。所以廣義角度看,高管薪酬也是受勞資雙方達成的合同的約束;因而從根本上講,企業高管也不可能強迫資方(股東、董事會)接受對資本顯著不利的高管薪酬考核規則。資方一旦對企業高管不滿意,一般講,是否解雇該企業高管的主動權是在資方一邊。
實際問題并非如此單純。與此有關的實證研究方面,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在不少重要方面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其中有些重要內容,是企業經營管理、獨立中介機構對企業會計審核的實際問題。以下幾點就相當重要。
(1)以企業的利潤、營業收入為最重要的經濟指標,評價并衡量企業高管的薪酬,這對于資本為主導的市場經濟國家,是并無多大區別的通行做法。而且,確實,利潤為關鍵指標的衡量是有其必然性的。這一類衡量方法,雖然其著眼點是各個企業的效益,但全社會的整體效益就是建立在各個企業的基礎之上的?墒乾F今人們都知道,企業的會計報表反映的利潤、經營收入、資產、負債指標,并非完全決定于實際經營狀況。有選擇的會計處理方式及其他不正當手法,會程度不同地扭曲企業的實際財務狀況,中介機構的公正審計也不可能完全徹底地還原真相。
(2)雖然企業高管也是被雇用的勞動者,但與企業的中下層員工不同,他們在企業的戰略性或重大的管理活動中形成的各種社會關系,一定程度上是他所在企業的重要資源,是重要的社會資源。企業高管所掌控的這一類重要社會資源,反過來又成了他們與資本所有者討價還價的籌碼。企業高管在與資本的利益博弈中,是有相當大的力量的。一定程度上,這也就是成為經濟學家們重要研究課題的“內部人控制”問題。
從深層次看,當資本所有者真的完全脫離實際生產過程,不僅對企業的日常經營和管理一無所知,而且對企業的戰略性發展方向無法獨立作出判斷和決定,對企業兼并也無力決策,從而成了單純性的出資者和利潤占取者,那么,他在能力卓越的企業高管面前,必然處于相當被動的地位。
(3)從另一方面來看,某家大型企業或較大企業,在某位總裁、總經理的主持下,經過一段不短時期的經營管理,取得了頗不錯的業績;與此相聯系,企業的經營方向或經營重點、營銷網絡、內部管理、已經形成的人事關系等等,都程度不同地與該高管相關。這時候企業主要高管換人,雖然有可能使企業的經營走出一條新路,但也有相當大的風險。因而對于資本所有者說來,是否更換企業主要高管,往往是一個頗難作出抉擇的問題。只有在企業的業績和經營管理境況十分糟糕時,更換企業的主要高管,才往往成了必須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