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的想象力讀后感1500字
“他是激進傳統(tǒng)的激進糾偏者，是對社會學課程滿腹牢騷的社會學家，是屢屢質疑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是既倡導個體手藝也呼吁民眾行動的辯護士，是深懷絕望的樂觀主義者，是充滿干勁的悲觀主義者�！奔亓值倪@段話或許是對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的很好刻畫。作為一位“特立獨行”的學者，米爾斯短暫的一生，留下的作品中，或許《社會學的想象力》最為人了解。
半個多世紀以來，米爾斯的這本《社會學的想象力》名聲在外，甚至成為一些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的入門必讀書目，但或許正如本書中文新版譯者李康老師所說，“它不是面向大一新生，而是面向所有打算回顧一下自己或長或短、有深有淺、間喜間悲的社會學生涯的學人�！币虼�，“它不是人云亦云者所薦由零開始的入門教程，也不是半通不通者所見一切歸零的解構檄文，而是將悟未悟者所鑒重整積累的反思讀物。與其說它能教給你什么是社會學的想象力，不如說它更能提醒你什么不是社會學的想象力�！比绻皇菍⑵淅斫鉃槊谞査箤Χ兰o五六十年代美國社會學主流的批判和反叛，或者認為他通過此書“確立”了一種獨特社會學方法論，或許都是對本書的誤讀。這本書講的更多的是我們怎樣看待我們生活的世界與我們自身，這也是社會學的經(jīng)典理論預設——無論它被稱為結構與行動還是個人與社會。
米爾斯敏銳的觀察到學術與政治間的復雜關系。哈貝馬斯曾整理出來三套關于學術與政治之間關系的模型，即決斷論、科技行政及實踐論。決斷論模式以政治領袖和官僚之間的截然分工為基礎。具有強烈意志、有能力自行采取立場的領袖，善用具備了事實信息且受過專業(yè)訓練的官僚之服務，至于公民，只能對在技術上正確地執(zhí)行了的領袖之主觀決定表示贊同。而在科技行政的模型里，非理性的決定乃是多余的。決策的前提在決策過程中會自行成形，并受技術可行性的支配，卻對技術可行性本身沒有置喙余地，政治領導于是變成了行政管理，政治參與甚至說不上是由民意來直接表達贊同，而是完全淪為接受技術上的必要。至于實踐論的模型，既不懷疑就技術與實踐決策之間的關系進行理性探討的可能性，同時，進行討論的公共領域也未消失，學術與公眾意見之間進行持續(xù)的溝通，成為了一種公認的必要，進而促成政治的公共領域的組成，在這樣的公共領域中，技術性的知識與方法可以和依附于傳統(tǒng)的自我意識產(chǎn)生開通的互動。讀后感·實踐的問題可以轉變成學術的問題，而這些學術的問題一旦獲得厘清，又可以用學術信息的形式，回饋給具備了解能力的公共領域。在這種意義上，米爾斯的看法或可歸入第三種模型。
作為韋伯著作的英文翻譯者，米爾斯的這本書中時現(xiàn)韋伯思想的痕跡。韋伯指出“理性化與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著對他的生存狀況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米爾斯同樣認為現(xiàn)在“創(chuàng)造歷史的`進程超出了人們根據(jù)所珍視的價值調試自身的能力”，人們無法看清自己面臨的處境，深處一個“焦慮與漠然”的時代，或者說是所謂的“大眾社會”，因此他們需要一種心智的品質，一種視角轉換的能力，分析個人所處時代的生活歷程，歷史以及二者的交織，理解并把握自己的境況。
而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由過去的歷史塑造，那么在理解我們面臨的“公共議題”時就不能忽視歷史分析，借由“社會學的想象力”，即“將個人困擾與公共議題結合起來，在結構和個人、歷史與傳記、宏觀與微觀之間穿梭”，透過對歷史結構中權力的分析，跳出工具理性造就的“鐵籠”，重拾人類理性和自由的價值。而作為一名社會研究者，在個人生命體驗與學術生活的激蕩之中，反思作為一名學者的定位與志業(yè)，向人們指出那些想當然的思維危險。換言之，用米爾斯在《治學之道》文末的話來說，就是“理解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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