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實踐哲學與生活世界理論優秀論文
當胡塞爾從理性批判的角度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之后，實際上也蘊涵著哲學主題與根據的變化。西方哲學家不僅意識到生活世界是其哲學研究無法懸擱與回避的一個基本事實，而且將其作為自己哲學探索的出發點。胡塞爾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以現象學的方法誘發了一種從認識論的視角來建構世界的概念。在胡塞爾之前，笛卡爾、特別是康德揭示了主體或意識是世界的存在何以可能的基礎。在笛卡爾那里，普遍的懷疑不僅沒有使我們失去什么，反而從“我思”的實在性構建起了“世界的確實性”；而在康德那里，意識作為使經驗世界成為可能的先天條件，意識的統一性正好與世界的統一性是同時的。繼康德之后，胡塞爾在論歐洲科學危機的文章中，從理性批判的角度引入了生活世界概念。
胡塞爾針對當時自然科學客觀主義遺忘自我的理想化傾向，堅持認為生活世界是現實的奠基性的層次，并將自然的生活世界引入到先驗的發生中來。從“生活世界”出發，胡塞爾所做的努力是“探討絕對屬己和徹底自明的基礎，他想用現象學的方法來解釋日常生活實踐和世界經驗的內在知識領域，前謂語領域和前范疇領域以及被遺忘的意義基礎領域。生活世界的非課題性與奠基性特征，不僅指明了一條揭示生活世界這種意義基礎的途徑，同時也奠定了科學與哲學的出發點與歸宿。生活世界作為“原初的經驗世界的領域”，對科學的劃分與科學“理論一邏輯的下層結構”起著“基礎的作用”;作為與“純粹主體相關”的世界，對各種特殊的世界起著整合、“統一的作用”。然而，生活世界作為認識建構的產物，即從具有認知功能的單個主體構造出客體、交互主體乃至整個自然的和社會的世界，不僅重新回到無懈可擊的主體性之中，帶有主觀相對性的特征，而且也遭到了來自現象學陣營內部與外部的哲學家的批評。但是，生活世界所具有的非課題性與奠基性等核心內容則啟發了他的后繼者并為其所繼承和發展。
從開端上擺脫認識構造的理論，立足于人的生存實踐來說明生活世界的原始構成，是繼胡塞爾之后哲學家們共同努力的方向。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率先將現象學“面向實事本身”的方法論原則，貫徹于對“此在”生存論的原本性探詢中，通過“此在”日常的生存方式，拓展出一片融生命與世界于一體的‘共在”天地。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發揮了海德格爾“在世存在”這一概念，重新詮釋了現象學的世界概念，通過個體經驗之間的肉體知覺和語言交流，說明了世界不是我思的產物，而是在主體際相互知覺、相互體驗、相互作用的關系紐帶中，“把極端的主觀主義和極端的客觀主義結合在一起”的“場”。維特根斯坦、伽達默爾與哈貝馬斯則分別在《哲學研究》、《真理與方法》、《交往行動理論》等不同的著作中，殊途同歸，表達了同一種思想傾向，即將語言作為一種交往活動、一種生活實踐的基本形式，以“語言游戲”與生活形式的統一，生成人類社會；以語言的問答邏輯，鋪陳出“經驗生活的整體”；以語言交往行為的網絡為媒介，構架起“交互理論的生活世界概念”從而在語言的本體論上的先在性、實踐論上的優先性與生存論上的基礎性方面說明了生活形式與語言使用、行為實踐與世界展現的同構性與統一性，以及生活世界背景的基礎性與統一性。
無論當代西方哲學家立足于人的何種生存活動來構建生活世界并形成怎樣的哲學理論形態，“生活世界”本質上并不是一個理論的構想，而是人的生存必須面對的一個基本事實。即使胡塞爾從認識論出發來建構生活世界，但他仍堅持認為，生活世界是現實領域，是一個永遠為我們預先存在的“具有原初的自明性的領域”。每個實踐、每種科學都以生活世界為前提。每個人，或人的群體及其創作物也都隸屬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不僅是通過知覺實際地被給予的、被經驗到并能被經驗到的唯一實在的世界，因而構成了規定我們確定目標、行為選擇邊際的“地平圈”，而且它對客觀的科學世界、主觀的特殊視界具有‘奠基的作用”、“統一的作用”。胡塞爾對生活世界的界定，以及由之所蘊涵的認識與實踐、世界與實踐的內在關系，不僅使被傳統哲學視為虛無的日常意見和行為的實踐成為奠基性的層次，而且為日后哲學家從認知主體下降到實踐主體、從先驗領域下降到生活世界當中奠定了基礎。誠如哈貝馬斯所說的那樣，生活世界構成的不是個體必須克服其偶然影響的環境，也不是一種把個體當作整體的一部分加以包容的容器�！吧钍澜缡侨粘＝煌鶎嵺`的核心，它是由扎根在日常交往實踐中的文化再生產、社會整合以及社會化相互作用的產物”。人的交往實踐既生成又植根于與他人他物打交道的生活世界中，因而生活世界這一概念本身所內涵的行為實踐與世界展現的同構性、同一性，便意味著‘生活世界背景不是供我們隨意驅使的，同樣，我們也不能把一切都置于抽象的懷疑之下。和一切非主題知識一樣，生活世界所具有的當下而潛在的直接性，不僅賦予我們生存所依賴的背景知識，并且成為我們所處的世界的解釋坐標或表現坐標。這種背景知識由共同的言語情境構成了一個中心，將“個體的生活歷史和交互主體地共有的生活形式都一同交織在生活世界的結構之中，并且一同參與著對生活世界的總體化。
生活世界的直接性與總體性的統一表明：生活世界表面上看起來是透明的，但實際上它卻是一個諸如社會與歷史、仇視與信賴、真假與善惡等各種要素相互混雜、相互糾纏在一起的整體因其非對象性的整體性避免了被認識或理論作為對象加以把握，而猶如一片無法穿透的“灌木叢”。盡管如此，生活世界是我們無法質疑而又不得不面對的生存現實與背景知識。社會的各部分如文化模式、合法制度與個性結構生成于斯，也發展于斯，各種生存視界、各種價值的`文化解釋系統的分化與歧異，也只有在生活世界的經驗語境中才能得到整合、統一并獲得秩序化，所以，無視或試圖懸置這個基本事實的哲學必定會為生活世界所淘汰、所懸置。
人的行為實踐與生活世界的同構性與同一性，凸顯了實踐問題的重要性，由此也便有了所謂“實踐哲學”的復興。在復興實踐哲學的口號下，無論當代實踐哲學隱藏著向外作用的動機是什么，也無論在實踐的基點定位上存在著怎樣的分歧，從根本上說，當代實踐哲學的問題域與理論包容量都是傳統實踐哲學無法比擬的。當代實踐哲學本身雖然表現為理論形態，不過它的指向卻是實踐的，并試圖以實踐的思維方式來反思人的實踐行為及與其相關的一切基本問題。
如果生活世界是最基本的存在事實，那么哲學思辨必須從這個基本事實開始;如果說生活世界與人的行為實踐具有同構性與同一性，那么實踐必然進入哲學視界，并成為哲學的主題，從而一改傳統哲學重理論輕實踐的傾向。從歐洲大陸到英美哲學界，哲學家們從不同的文化背景出發，從不同的角度與層面觸及了實踐問題。在德國，盡管人們總是習慣于把海德格爾的哲學與形而上學相提并論，然而正是海德格爾在把胡塞爾的意向性意識行為變為自我的事實意向性時，不僅使生命與世界具有一種根本的內在關系，而且使生命概念具有了實踐的含義。海德格爾對此在的現象學分析，實際上無可辯駁地確定了實踐的原初性和基礎性。他從人的生存論的方法論原則出發，用對“此在”的生存顯露根據的展示方式，揭示了人不僅早已總是在其有情緒的現身、領悟和言談的實踐開放性中，被拋入并組建著與他人他物的“共在”世界，而且只有通過人自身的生存樣態開顯、揭蔽與澄明自己的存在與意義。海德格爾的哲學顯然是一種對人的生命實踐的洞見，它不僅深化了實踐哲學的一些基本問題，將實踐哲學提高到一個新的層面，也直接推進了實踐哲學的復興。海德格爾之后，伽達默爾與哈貝馬斯“都試圖把偶像化的抽象理性重新放回到其語境中，并把理性定位在它所特有的活動范圍內”。從而以人的語言對話與交往實踐為支點，來思考與說明語言與世界、文化與歷史、社會與實踐等諸方面的哲學基本問題。在法國，薩特基于個體實踐的“人學辯證法”，梅洛。龐蒂立于知覺行為的“知覺現象學”以及列維納的“第一哲學”即倫理學都顯示了對實踐問題的關注。而以維特根斯坦為代表的英美行為理論對語言行為的分析，則與歐洲大陸的實踐哲學復興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哲學中，語言被喻為“語言游戲”不再是主體意識的產物，而是一種生活實踐或‘生活形式”�！罢Z言游戲”作為“生活形式”，不僅指明了語言與社會的實踐一存在關系，而且凸顯了語言的實踐性質。
實踐問題的凸顯，隨之而來的是哲學的思維方式與問題域的轉變。雖然當代哲學家關于實踐并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但是他們卻以人的不同生存方式表達了一個共同的價值取向：訴諸實踐，并以實踐的思維方式來思考哲學問題。所謂實踐的思維方式就是從人之為人的自身存在根源去理解人自身，“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體”的基本生存活動去理解人與社會、文化與歷史等。所以，哲學應隸屬于它所反映并必須回到現實的生活世界，內在于哲學的種種觀念不可能由思想本身來實現，而應當在生活世界的實踐中把自己呈現出來，并在歷史形態中使自己豐富起來。因為實踐行為不只是人的一種特殊的活動方式和生存方式，而且構成了人存在及其生存境遇的基本內容。人的生存實踐乃是人自身以及一切活動的基礎。生存實踐的合理性構成了生活世界的各個部分，如文化模式、合法制度以及個性結構等的基礎，因而文化、社會及個性結構等，都應訴諸它們所生成的根基一--實踐，離開了這個根基，一切問題都將無從談起。在這個意義上，當代哲學最終顛覆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古典關系，確定了實踐思維方式具有先于認知思維方式的優先性，而實踐思維方式的優先性無非是實踐的優先地位在哲學中的認可與確立。當代哲學基于實踐，以實踐作為自己的反思對象，實際上既是對人的生存樣態進行批判地反思，也是對人自身以及一切認知理論、社會歷史、文化觀念與意義價值的存在前提的反思。所以，當代實踐哲學既不同于只研究認識可能性與條件的傳統的理論哲學，也決不同于只研究人際行為的原則而僅限囿于道德與政治領域中的狹義的實踐哲學，而是在反思與研究人的生存實踐過程中，深入到人類生存的具體境況而著眼于人的生存與命運，從原始的、最基本的生活事實來揭蔽人生與社會，解讀文化與歷史，因而它所涉及的問題域，無論從深度還是廣度，都是古典實踐哲學所無法比擬的。
實踐思維方式的基本特性是由實踐本身的基本特性決定的。當代實踐哲學對人的實踐活動的不同理解與界定，表明人類實踐活動所具有的多向度、多層次、多樣性與多義性。實踐本身所具有的復雜內容、特點和結構，決定了由之所顯現的實踐思維方式的紛繁復雜性，也決定了由之所探索的理論問題的歧異。但是，當代哲學實踐思維方式的生存論轉向，就是要把人的生存實踐作為人的思維的最本質、最切近的基礎。從這個基礎出發，既使人可以從更基本更基礎的層面來了解自己，也使哲學找到自己更深層、更廣闊的生存論意義。但是，這決不意味著當代實踐哲學對實踐的理解完全超越了傳統實踐哲學的藩籬。首先，它仍習慣于從人的某些外顯跡象，諸如社會的意識、文化、語言等方面來界定實踐的內涵，并將意識活動、文化活動與語言符號活動等作為區別于動物生命活動的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作為人類社會進化與發展的最基本的、最原初的社會行為。其次，立足于人的單子式的獨立個體從人的心理的、生理的個體發生學來解釋人所特有的實踐活動。無論是胡塞爾通過意向性一意向性行為一意向對象三位一體來構成主體化、價值化的實踐哲學;還是海德格爾以一個“此在具有生命活動的個人”的生存活動;還是伽達默爾和哈貝馬斯從人的個體語言資質的發生學來解釋人的語言對話與社會交往行為的實踐哲學等，在實質上都是把實踐理解為個體化了的實踐。再次，當代實踐哲學的局限性，究根尋源在于它對人的理解方式上并沒有超越傳統哲學的限囿，即按照理解動物種的知性邏輯和理性思維方式來把握人的類，從人與動物相區別的某一特定機能、某一特殊的活動現象來理解人，把人和人的生命只是理解為一種由某一專門化的行動器官一生理或心理所具有的意識的或語言的先天結構與功能所決定的特種生命存在形式和特殊的生命活動。
在一定意義上，當代實踐哲學與傳統哲學一樣，的確從人的身心結構與功能的某一特異規定性、人類活動的某一環節，發現了人類與動物種的區別、人類社會活動與動物種生命活動的區別。但是，當他們將人界定為有意識、會說話的動物，因而是唯一能夠在其生存活動中探詢和言說“存在的意義”和“存在真理”的主體;是唯一能夠在其符號化的活動中超越自然，創造其生存的“文化世界”、“意義世界”及“生活世界”時，在實質上并未抓住人之為人的類的根本性、原初性。當他們將意識活動、文化活動與語言符號活動等作為區別于動物生命活動的人的特有的生存方式時，這實際上僅僅是從具有多義屬性的復雜的社會實踐活動的一個層面、一個角度、一個環節來分析人的社會生存活動，完全忽略了意識活動、文化活動、語言符號活動及其他一切社會活動都以物質生產實踐為其形成與發展的“歷史的真正基礎”，并受它的制約。所以，它既無法把握人的真正生成本源與人的類本性，也無法理解人的類活動與動物種的生命活動之間的本質區別，而只是看到由人的物質生產進一步所產生、所形成的與動物種的生命活動相區別的某個社會活動環節或某一實踐層面。那么，從人的社會歷史活動的某一中介環節、某一實踐層面出發，并將其所構成的某種規范性原理作為人類社會歷史一以貫之的基礎和總體性指導原則，來說明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世界之間的關系時，就容易在片面夸大某一社會活動環節、某一實踐行為的分析與研究中，使其理論帶有“方案”的色彩。
總而言之，生存實踐不只是人的一種特殊的活動方式和生存方式，而且構成了人的存在的基本內容。作為我們生存的基本事實，生存實踐本身就是生活世界與社會歷史或構成了生活世界與社會歷史。如果人的生存實踐、生活世界與社會歷史是最基本的存在事實，那么，哲學的反思活動就必須從這個最基本的存在事實開始。哲學把實踐作為自己的基礎并以實踐的思維方式去思考人與自身、人與世界之間的關系，表明哲學對自己本身認識的深化，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新的基點，也表明了哲學在其發展進程中不斷地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與自我更新，逐漸走向成熟的必然發展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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