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踐到理論民族地區新農村建設的戰略思考論文
內容摘要:新農村建設作為治理“三農問題”的戰略選擇,旨在實現農村社會的現代化,構建和諧社會。應如何深化新農村建設,需要從戰略的高度加以思考和研究。本文在對湖北民族地區調查的基礎上指出了新農村建設中存在的誤區,就新農村建設的戰略思路進行了理性分析,進而提出了“城鄉協調互動、生態與經濟良性循環、加強制度革新”等建設性建議。
關鍵詞:農村地區 民族地區 新農村建設 戰略思考 對策研究
新農村建設是黨和政府在新形勢下為治理“三農問題”而提出的著眼長遠、統攬全局的戰略舉措,是我國農村現代化的重大歷史任務和推進器�；谛罗r村建設的“整體性、系統性、全局性、長期性、復雜性”,我國要有效推進其新農村建設的穩步健康發展,就需要基于戰略的高度從理論上來加以思考和認識。本文在調查的基礎上經理性分析,提出若干理性思考,以更好地推進新農村建設,為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理論基礎。
新農村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
新農村建設作為我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不僅是在新形勢下治理“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而且是支農惠農政策的深化,是一項全社會的事業,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廣泛參與。因而,新農村建設不僅僅是農村工作—農村干部的事、農民自己的事及農業部門的事。事實上,農村工作只是社會大系統的部分工作,農村和城市是相輔相成的。因此,社會的各行各業都要積極地加入到新農村建設的偉大實踐洪流之中,“服務農民、支持農業、發展農村”—既要發揮農民的主體性,又要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激發各行各業支持新農村建設的熱情;既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又要促使城市經濟的有效發展,以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輻射帶動作用。
新農村建設的目的是促進城鄉協調互動發展
新農村建設戰略提出的現實背景之一就是城鄉差距擴大,農村在現代化進程中被邊緣化,農村城市社會發展失調。因而,新農村建設是基于農業生產綜合能力的提高來強化農業的基礎地位,夯實城鄉協調發展的物質基礎。城市與農村是人類社會的不同表現形態,二者互為市場,相輔相成—農村發展好了,不僅可以為城市發展提供基本生活資料和原輔資料,為城市發展輸送更多的建設者(如農民工等),而且可以成為城市工業產品的重要市場;城市得到了有效發展不僅可以為農村發展提供更好的各種服務,而且將會吸納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因此,新農村建設戰略的實施不僅僅是促進農村社會的進步,而且是實現城鄉社會協調互動發展的重要途徑和理性選擇。
新農村建設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生態建設的關系
生態建設與農業經濟發展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為因果、協同發展的共生關系,農村地區在推進新農村建設時就應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來正確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基于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相統一的原則,把生態環境及其建設放在基礎地位,把經濟發展作為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的必然要求和最終體現,促進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的良性結合,實現生態平衡與經濟平衡相一致的目標,使經濟發展與自然資源的承載能力相協調,從而實現生態與經濟的動態平衡與良性循環,這是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環節和根本目標。
新農村建設沒有統一模式
基于農村地區的地理、氣候、交通等自然條件及社會狀況的差異,各農村地區在具體實施新農村建設時就應在有效把握新農村建設內涵的基礎上“科學規劃、分類指導、因地(時)制宜、統籌兼顧”,從而突出地方“特色”,做到“同中求異”。因此,各農村地區在進行新農村建設時,其不同地方和區域要根據自身的'特征和現實狀況(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積極探索并實踐符合當地客觀狀況和農民意愿的新農村建設模式,允許農村地區各地的新農村建設要基于其“起點差異、進程快慢、水平高低、方式各異、模式不同”而呈現出“百花齊放”的良好格局。 農村經濟不能簡單等同于農業經濟
調查表明,一些地區在推進新農村建設時,把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擺在首要地位,不僅通過大力發展現代農業以實現農民增收,合理引導城鄉產業布局及其發展,這本是新農村建設的題中之義,但卻誤把農村經濟等同于農業經濟,從而不利于新農村建設的進一步順利開展。事實上,農村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農村經濟除了第一產業的農業外,第二、第三產業也應涵蓋其中,只是從整體上講“工業經濟、服務經濟等”在農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低。因此,少數民族地區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不僅要通過對傳統農業的改造來建立現代農業,而且要大力發展第二、第三產業(如農產品加工、服務業、勞務輸出等),以實現農村社會的健康、快速、和諧發展。
大力發展農村教育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要使農村地區的新農村建設得到有效持續發展,大力發展與新農村相適應的農村教育就顯得甚為必要和迫切,這不僅是農村社會得到有效發展的基礎性條件,而且是加快農村實現現代化和小康的重要保障,關系到新農村建設及和諧社會構建的全局。需要指出的是,農村教育不僅僅是指農村義務教育,如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技能培訓)在目前顯得更加突出;同時,基于職業教育內容(農業使用技能及第二、三產業技能),農村教育要“三教”有機結合,以實現“三教的有機統一”,這是農村教育的必然選擇和趨勢,從而造就“有文化、有技術、會經營、善管理”的新型農民。當然,成人教育不僅僅是單指農民自身,還應包括廣大農村工作干部及技術人員,農村干部素質的提高也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
構建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并完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
新農村建設作為實現農村現代化的一種戰略決策,給“三農問題”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可以說新農村建設與“三農問題”的治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調查表明:目前的三農問題“不只是農業經濟和農民負擔問題,還是與集體經濟聯系在一起的農村社會組織的解體”(周建明,《建立發展的社會緯度》,2007),這一點還未被人們所充分認識。因此,建立并完善與集體經濟相應功能相對應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農村義務教育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社會保障、農村中介組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等)勢在必行。同時,政府應“有所為,有所不為”,大力發展農村社會事業,完善公共產品的供給機制,從而為新農村建設提供豐富的、足夠的、適合的公共產品,提高公共服務質量。
加強制度的改革與創新
新農村建設偉大戰略的提出標志著我國農村社會處于一個新的轉型時期,其現實依據是“現代化、全球化、市場化”不斷深化和現代科技及社會不斷進步的客觀事實。生存環境一旦變化,與此相應的一切文化都要發生變遷和調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因此,“要實現新農村建設及其發展目標,需要構建相應的制度框架,才能更好地適應這種復雜的大環境”(陸益龍,《新農村建設的制度需求與供給》,2007),這是新農村建設得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的經濟、政治、文體等領域已發生了較明顯的制度創新及其變遷。就目前農村地區實踐新農村建設的現狀來看,新農村建設迫切需要以下幾種制度的改革及創新:農村戶籍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及流轉制度;公共財政制度;不合理的農業價格政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當然,基于新農村建設的整體性、長期性和復雜性,這些制度的改革和創新不僅是一個長期的漸進過程,而且要“因地(時)制宜、以點帶面、突出重點”。
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雖然是以恩施州民族地區新農村建設為個案提煉的,也許會有一些認識上的局限性,但仍然帶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我國農村地區在具體推進新農村建設時,要基于戰略的高度把上述幾個方面有機結合起來,不可偏廢任何一方;同時,還應結合當地“三農問題”自身特征和實際狀況進行深入調查和研究。惟其如此,我國農村社會才能在新形勢下按照“新方法、新思路、新機制”把新農村建設真正落在實處,讓人民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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