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的經濟倫理思想及當代思考

亞當斯密的經濟倫理思想及當代思考

　　論文關鍵詞:斯密問題　經濟倫理　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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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斯密問題”自德國的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提出，已爭論了二三百年，至今尚無定論，但如果把斯密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結合起來考慮，把他的哲學和經濟學思想看作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來探討的話，“斯密問題”其實并不存在。本文對斯密的經濟倫理思想進行梳理，分析“斯密問題”的源起及存在的意義，指出其對我國構建市場經濟倫理制度方面的啟示。

　　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之父，他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杰出貢獻是他在1776年出版了《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簡稱為《國富論》，而在此巨著出版前的1759年他的《道德情操論》出版了。這兩本著作凝集了斯密一生的心血，被認為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兩部偉大著作。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國富論》可說是家喻戶曉，而他的《道德情操論》遠不如《國富論》普及。其實，斯密本人把《道德情操論》看得遠比《國富論》重要得多，他一生的大部分心血都傾注在對《道德情操論》的修訂和完善上。從1759年首版到1790年去世，斯密對《道德情操論》先后進行了六次修改，而《國富論》恰恰是在對《道德情操論》修改的過程中完成的，我們沒有理由推崇《國富論》，而忽略《道德情操論》，而應把兩本書一起來解構。實際上，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斯密的《國富論》是他的《道德情操論》的哲學課題的繼續，《道德情操論》為《國富論》奠定了心理基礎。沒有《道德情操論》作為思想之根，是不會結出《國富論》這個豐碩之果的。本文追本溯源，把二者結合在一來探討斯密的經濟倫理思想。

　　1.斯密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

　　斯密的經濟倫理思想，體現在他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兩本著作中，集中概括，就在于他對道德人和“經濟人”的論述。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論述人性原理。他認為，作為生物的人類，是由感情驅動的，是利他的，他把利他界定為“同情心”，這種“同情心”“來自人們的沖動和情操而不是來自其理性。”他說，每個人都有一個“內在的我”，起著“公正的旁觀者”的作用，用一種不容忽視的聲音去贊成或譴責我們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行為。在這里，斯密把利他看成人性的特點，是與生俱來的。同時他論述利他心是人所共有的。“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樣，決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備”，即使是“最大的惡棍，極其嚴重地違犯法律的人，也不會全然喪失同情心”。他論述所謂的“同情”，不僅包括為他人幸福而感到高興的情感，同時包括當看到或想象別人的不幸時所產生的“哀他人之所哀”的感情。“正是這種多同情別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這種抑制自私和樂善好施的感情，構成盡善盡美的人性。”他把作為人的本性的這種同情心，看成是人類社會賴以維系、保持和諧的奧秘。斯密認為，人類社會由于人人具有利他的本性，會自發協調人們的行為，調整社會秩序，從而利他主義成為整合道德世界的統一原則。他認為，在自由的市場經濟社會里，“‘個人’這一概念是隨著相互的權力、責任和義務才形成的。道德規則不僅承認個人的尊嚴，也承認其相互關系。如果人類沒有基本接受的道德規則的話，社會將會崩潰。”。由此，道德規則對整個社會秩序發揮著重要的制約作用，從而成為自由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和前提。

　　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經濟人”的假設，并作了系統的論述。“經濟人”是經濟活動中具有強烈利己心的個人，他以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為動機，以攫取財富為目的。在《國富論》中，斯密描述到:“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屠夫、釀酒家、烙面師都是在斯密筆下具有利己心的“經濟人”。他把利己主義看作人的一種本能。既然人們都是出于利己心而與他人進行經濟交易及其他形式的社會交往，那么，整個社會又何以能步入良性循環軌道呢?社會資源如何實現優化配置?接下來，斯密描述了市場機制自發調節最終能達到社會和諧。他寫道:“由于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盡可能用來支持國內產業，都努力管理國內產業，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會的年收人盡量增大起來。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由于寧愿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這表明一種思想，即自利的“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要受到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制約，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是自然秩序，就是經濟活動中的自發競爭。這只“看不見的手”能使整個社會實現利己和利他、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有機統一。在斯密看來，“經濟人”的經濟行為盡管出自自利的經濟理性，但是，當他努力為自己的資本找到最有利于它的用途的時候，這只“看不見的手”使其自然而然地選擇最有利于社會的資本用途，其追求自利的行為不自覺地向與他利、社會公利相一致的方向，從而有效地促進他利與社會公利的實現。

　　2.關于“斯密問題”源起及爭論

　　“斯密問題”并非由斯密本人提出，而是德國的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們提出的，對于誰是最早提出者，學界尚無一致意見。德國的歷史學派經濟學家盧約·布倫塔諾指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于1776年早期，我們知道，斯密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論》一書，表明道德行為僅是那些喚起無所不知，公正的旁觀者的同情心的行為……然而在《國富論》的研究中，他卻完全同意了愛爾維修的觀點，在書中，對人性、對自利是人類社會行為的唯一原動力的論述完全表達出來”。從其論述中可知，他指出斯密著作中存在矛盾和對立。這就是斯密在 《道德情操論》中描述了人性原理，即人具有同情心，是道德人，是利他的。而在《國富論》中，他又提出自然人的假設，人是利己的，他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基于人性認識基礎上形成的對立和沖撞，掀起了關于“斯密問題”(也叫“斯密悖論”)的論爭。

　　自從德國的歷史學派發現并提出“斯密問題”以來，關于 “斯密難題”的爭論，持續了二三百年，至今學界仍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一直以來存在兩種絕然相反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斯密難題”存在，斯密思想是前后矛盾對立的。具有代表性的，如前蘇聯著名的經濟學說史專家盧森貝提出“二元”說，斯密在《情操論》中研究的是道德世界，出發點是同情心;在《國富論》中研究的是經濟世界，其出發點是利己主義，他沒有把兩個世界聯系起來。fsl國內著名的經濟學家陳其人在1985年指出:斯密既研究人的物質生活，又研究人的精神生活，研究精神生活時，他是唯心主義者，認為人總有一種抽象的同情心，這見于他較早的著作《道德情操論》;研究物質生活時，他是唯物主義者，認為物質生活受經濟規律的支配，這見于他的代表著作《國富論》。第二種觀點認為“斯密問題”其實不存在，斯密的思想體系的是前后一致的。國內著名經濟學者陳岱孫指出:“我們認這個所謂二書中存在的‘亞當·斯密問題’，不是一個實際，而只是一個假象。”翻譯過《道德情操論》的著名學者蔣自強也認同這一觀點。萬俊人指出的，“我們只要了解斯密時代的知識狀況，并仔細解讀斯密的這兩部作品，所謂的‘斯密問題’并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問題。”也就是說，“斯密問題”在斯密本人那里并不存在，“斯密問題”的意義在于，斯密首先提出了經濟與倫理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并以自身的方式解決了這一問題，從而實現早期自由市場經濟社會的協調運轉。

　　從關于這一問題的著述來看，越來越多的學者持后一種觀點。筆者認為，如果把斯密經濟倫理思想看作一個體系，而不是把它割裂開來的話，“斯密問題”其實不存在。就斯密自己看來，他的理論體系是一個密切聯系的統一體，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廣義的哲學家，連著名的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認為，經濟學是一種與世界觀分不開的學問。的確，在斯密的時代，經濟學跟倫理學體系未分開，政治經濟學是道德哲學的一個分支從屬于道德哲學。斯密之后，近代學科開始分離發展，經濟學和倫理學走上日益相互背離和相互疏離的道路，各自成為獨立的學科，從而在現實中造成經濟跟倫理關系的矛盾和緊張，使得在現代社會中存在物質生活的豐裕與精神生活的貧乏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如果這一問題不解決的話，勢必影響市場經濟有效運行基礎，在現實中造成危害。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不得不深入反思這一問題，并探討解決之道。

　　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是劃時代的著作，他的經濟倫理思想為資本主義早期的市場經濟的運行奠定自由法則，即使在今天，對我國市場經濟制度的完善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對于自身，如何實現個人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豐富、完整、統一，從而到達自身的和諧;對于社會，如何協調利己與利他、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從而實現社會和諧，應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的課題。斯密的經濟倫理思想通過指出當時資本主義經濟和倫理之間的統一性，論證了當時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實現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統一，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一致，從而為從不同的方面解決當時的矛盾沖突提供了合理化的理論論證，也為我們今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思考經濟與倫理的復雜關系提供了理論前提。

　　3.關于我國建構市場經濟倫理制度的思考

　　在我國長期計劃經濟年代，由于主流意識形態主張集體主義至上原則，大肆宣揚集體利益，貶抑個人利益，極大的壓抑和扭曲了人們追求個人合法利益的心理，導致利己與利他不協調，從而不能有效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創造性，中國經濟一直徘徊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大。美籍學者孫隆基指出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不協調導致的后果，“戶國人認為抹殺了個人，就可以造成無私的集體主義精神。這種效果，可能在革命時期出現過，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有如紙上談兵�，F實生活中看到的是，抹殺個人，并沒有促進集體的公益，徒然造成了個人的不發展而己。這種不發展狀態，既沒有私，也沒有公，而是一種公與私兩敗俱傷的狀態。”

　　自80年代以來，我國啟動經濟改革，并順利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個體追求個人利益，社會利益也得到促進，在經濟獲得突飛猛進的增長的過程中，我們忽略市場倫理制度的構建，因此，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人們的道德水平開始下降，見利忘義、惟利是圖、金錢至上、損人利己等種種不良現象滋生蔓延，誠信缺失，假冒偽劣產品盛行，合同履約率逐年下降，利己和利他、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沒有實現有機協調，在現實生活中導致嚴重后果，損害市場經濟的健康成長。實現效率追求與道德追求的統一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所在。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通過適度的倫理制度設置與建設，將主體的效率追求和道德追求協調起來，使自利與他利及社會公利實現統一，從而實現自身的和諧，并由此達到社會和諧。

　　關于經濟倫理制度的構建，筆者認為，既不能單靠道德來規范，也不能單靠法律來約束。道德靠良心、內心的信念、社會輿論的力量、傳統的習俗等來維持，它沒有強制性，只是一種軟約束，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很容易土崩瓦解，起不到應有的懲戒作用。而法律具有強制性，可以起到事前的威懾和事后的懲戒作用，是硬約束，應兩者結合起來建構，目前，我國構建市場經濟倫理制度任務緊迫，在建構中，應把傳統道德精髓與現代法治精神有機結合起來，把道德規范和法律制裁有機的結合起來。我國歷史悠久，傳統道德觀念深深根植于國民思想中，塑造中國獨特的民族性，它是中華民族的根，不能不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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