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李覯的經濟倫理思想
[論文摘要]作為北宋一位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傾向的哲學家和具有進步傾向的思想家，李覯的思想在當時及后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他提出的調和義利的經濟倫理思想，對當時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聯系到兩宋時期正值理學興起，對義的過分強調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人們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從而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李覯的經濟倫理思想就顯得更為可貴。他的經濟思想主要反映在“理財乃所謂義”的義利觀和包含平土均田等內容的財富生產、分配和消費倫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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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李覯；經濟倫理；義利觀；生產倫理；分配倫理；消費倫理
李覯(公元1009-1059年)，字泰伯，是我國北宋中期一位具有進步傾向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亦是“慶歷新政”理論上的支持者。他關心時政，處處以“康國濟民為意”，有大量著作、政論問世。他把從唐代楊炎、自居易等人進步經濟思想中所呈現的新趨向加以集中、擴展，并給予論證，成為我國古代社會后期第一位對經濟問題作比較全面探討的思想家，在中國經濟倫理思想上起到了重要的承先啟后作用。
關于李覯經濟思想的研究，以往學界一般從經濟管理、經濟法制等視角進行研究，對其經濟倫理思想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間。加之如今學界倡導學科方法之間的相互借鑒，本文將借鑒經濟倫理學等學科的方法，試圖對李覯經濟倫理思想進行全面的論述。
一、“理財乃所謂義”的義利觀
從“道德本質上是社會經濟關系”這個角度來看，義利之辨理所當然成為經濟倫理學范疇體系的統帥。義指道義，指人類社會活動及人際關系中應當遵循的最基本、同時也是最高的道德準則；利指利益，即能滿足人類生活需要的物質利益或功利。
如何處理好兩者的關系，對國家的政治、經濟、倫理及社會風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幾千年來對義理取向問題作了反復的討論。從孔子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的“何為日利?亦仁義而已矣”，回到董仲舒的“正其誼不應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回，重義輕利的思想一脈相承。
北宋之初，反傳統先鋒李覯在當時積貧積弱的社會局面下，總結和吸收了前人關于義利之辨的思想，首先公開置疑不言利(西漢中葉以后，逐漸成為中國古代經濟倫理思想主軸)的觀點，提出了義利雙行的義利觀。
任何關于社會經濟倫理的學說，都必須建立在人性論的基礎之上，李覯的義利觀是以他的《禮論》為思想基礎的。李覯認為：“禮”是人的一切行動和全部生活的最高準則。從“禮”的起源和產生出發，“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為之節文者也。人之始生，饑渴存乎內，寒暑交乎外。饑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李覯認為“禮”是順應人們物質欲望，解決人的物質要求而產生的“節文”。他為“禮”賦予了實質的物質內容，把禮歸還到實在的物質生活中去，告訴人們，人的物質欲求，不僅不是過錯與惡的表現，而且是合乎禮的規定，是“禮之大本”。
李覯注重功利，提倡樂利，認為“飲食男女”是“人之大欲”。他指名批駁儒家“亞圣”孟軻的“何必言利”的論調，認為“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把利和欲看作是違反仁、義的惡事，不許人們“言利”、“言欲”，這完全是“賊之人生，反人之情”。李覯認為，言利求欲，只要符合禮的規定，就不是貪與淫。義和利兩者是可以統一的。他明確指出：“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為之節文者也。”此“性欲”指的是人的發自內在本性的各種欲求。禮與人的本性欲求之間是可以統一的，兩者之間是可以調和的，禮是能滿足人性的要求，而不是只對它加以限定。這里需要注意，李覯雖批駁孔孟等人的論調，但指出孔孟并非不求利、不言欲，他們求的是大利、爭的是大欲。
李覯提倡利欲，講求功利，但并未否認、排斥道義。他認為義是禮的別名，而禮是“為而節之之謂也”。因此義也具有相同的功能。他認為不論是國家還是個人，都應該節用，量人以為出。特別是統治者，更不能利欲過度，“與眾同利則利良民。不與眾同利則兇人。兇人嗜利，盜之所由興也。”李覯反對揚雄在《法言》中所說的“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并進一步指出，眾人之所以多欲，是統治者剝削造成的。所以，他主張利欲不能過度，不可無節制的追求，特別是統治者，切不可貪得無厭，這樣必然會因欲得禍，其宗旨在于“損上益下，與百姓偕樂”。
李覯基于義利雙行的觀點，認為傳統儒家奉行的“貴義賤利”是本末倒置。他指出“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于財用……是故賢圣之君，經濟之士，比先富其國焉。”于此提出‘治國之實，必本于財用”，把義利觀引申到治理國家上，為后來的“慶歷新政”提供了理論準備。李覯認識到社會物質財富對國家的政治禮教、人們的道德風貌起到的決定作用。要使國家富強，不是通過增加賦稅，加重人民負擔來實現的，而是要強本節用!如何強本，基于北宋積貧積弱的社會現狀，他積極吸收借鑒儒法兩家思想的精華，渴望能為當時的狀況找到一個有效的藥方。他認為應該在實行王道的前提下運用法的手段來治理國家，譬如帝王應率民以法令等等，以求達到強本富國的目的。
二、有關財富生產、分配與消費等的經濟倫理思想
李覯是一個注重生民實際利益的思想家，對人民的衣食生計極為關心，因此，他特別注意研究經濟領域的各種問題。
(一)關于財富生產的倫理思想
北宋中期，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已經三位一體，肆無忌憚地兼并農民土地，極端兇殘地壓榨農民，剝削農民。針對這種日益嚴重的土地兼并，“以農為本”的李覯專門寫了《平土書》和《潛書》等著作。他提出平土均田，主張恢復《周禮》的井田制，抑制大官僚、大商人兼并中小地主和農民的土地，這也是李覯關于財富生產的經濟倫理思想的重要內容。
李覯認為“生民只道食為大，有國者未始不聞此論也，顧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雖盡智力弗可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獲，末也。”認為解決土地問題才是治國安民的根本之策。為了解決土地這個根本問題，李覯反復強調他的平土均田、抑制土地兼并、制止兩極分化的主張。“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長，貧者日削，雖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歲有禮儀，民不可得而教也。堯舜復起，末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
在平土均田的基礎上李覯認為產生貧富不均、階級對立的根本原因是土地所有制，初步看到了產生階級對立的經濟根源；要解決貧富不均、從而富國的根本辦法是平土均田；提出“人無遺力，地無遺利”和“人各有事，事各有功”的“民富國強”的主張。另外，李覯還強調人力的作用，主張不違農時，適時耕種；反復強調恢復井田制，強本抑末，后本薄末，這里李覯的重農輕商、強本抑末的主張是對商賈兼并土地的限制。
(二)關于財富分配、消費的倫理思想
關于財富分配，李覯主要主張抑制豪強兼并的思想和行為。宋代以來，商品經濟得到了迅速地發展。地主階級中兼營商業的人日益增多，出現了許多新的矛盾。
李覯在《富國策》中，把“同輕重之權”作為重要的富國之策，一方面主張對富而強的大商人和不富不強的小商販采取抑制的政策；另一方面，在《周禮致太平論》又主張對那些只富不強的“富厚之子”采取“平起徭役，不專取以安之”。這種抑商和安商并重的思想和政策，是當時商人資本和地主經濟既矛盾又結合的反映。同時，李覯極力反對大地主集團毫無節制的榨取。
在財富消費方面，李覯以肯定“利”、“義”出發，提出了“奢侈有制”的主儉論，李覯根據當時社會上分配不均嚴重影響消費的情況，提出“上下有等”的分配消費管理原則，即在官僚統治集團內部實行“上下有等，奢侈有制，在勢則尊，無列則賤”；對于一般人民，他提出“富不得獨文，貧不得獨質，萬金之居，與下戶為伍，則飽食之余，無所復用”，叭‘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異，皆深衣而已；則貧者安也。”可見，他雖然提出了“奢侈有制”的主儉論，但僅僅是在反對富者在消費上的豪奢浪費，而不是反對富者本身。
三、李覯思想對當時及后世的影響
宋代是一個尊崇儒學的時代，傳統的貴義踐利論具有廣泛的思想基礎。隨著商品經濟發展，義利爭辯逐漸深入，本來“明義利”之爭辯的目的是為了重申義利關系，以便在價值取向和輿論導向上正確引導民眾，以消弭或減輕商品經濟大潮中的拜金主義趨向。但在思想爭辯過程中，理學家們卻矯枉過正，走入極端，不僅反對不顧公利只講求私利的行為，甚至于對所有的求利行為都一概否定。他們認為天理、人欲是完全對立的，所以應該克服人欲、摒棄對利的追求，保持以天理為內容的本性。理學家們要求淡化功利意識與追求，固然有其積極的社會價值和作用，但若在經濟思想上視義為公、貶利為私，一蓋摒棄功利意識則又讓原本客觀的義利關系走向曲高和寡的道德教條處，這不僅形成了理學家空談性命、不務實際的學風，也使理學的義利觀失去了對社會的積極作用，于國于民皆為不利。
在這樣的思想和學術背景下，李覯作為一位“憤吊世故，警憲邦國”的思想家認識到理學派在義利觀上“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張屬誤國誤民之論，堅持提出自己的獨特主張，比如李覯所提倡的義利觀，在當時就有著重要的思想解放意義。他大膽指名批判孟子，公然同歷來儒家奉為神圣不可侵犯的“何必言利”的“圣訓”唱反調，這尤其是非比尋常的，在儒家的“貴義賤利”論已成為封建正統經濟思想之后，敢于以這種方式對它進行批判的，當以李覯為第一人。他的思想，為當時的思想界帶來一股清風，亦為后世陳亮。葉適等的經濟倫理思想提供了一定的學習及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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