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西斯蒙第人本經濟倫理思想
論文關鍵詞:人本倫理思想 倫理之維 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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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西斯蒙第作為18世紀末19世紀初小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代表，其思想對當時大工業社會取代小手工業小生產的勝利的反映有其科學合理的一面。西斯蒙第這一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具有豐富的以人為本的內涵，其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真正客體是人而不是財富，經濟學應考慮大多數人的福利以及經濟學研究應當有倫理之維的思想，對我們當今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然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在現代文明已經發展的國家里，形成了一個新的小資產階級，它搖擺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并且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補充部分不斷地重新組成。但是這一階級的成員經常被競爭拋到無產階級隊伍里去，而且，隨著大工業的發展，他們甚至覺察到，他們很快就會完全失去他們作為現代社會中一個獨立部分的地位，在商業、工業和農業中很快就會被監工和雇員所代替。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例如在法國，那些站在無產階級方面反對資產階級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的，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替工人說話的。這樣就形成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西斯蒙第就是這個學派的首領，對法國來說是這樣，對英國來說也是這樣。
馬克思、恩格斯這里所說的西斯蒙第(1773-1842)是瑞士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其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地位也許并不如亞當·斯密、約翰·穆勒等那么突出，甚至也不能和薩伊相比，但其寫于1819年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卻成為他在經濟學界的成名作。正是在這部書中，他喚起人們注意不受控制的工業主義所帶來的危險和潛伏的危機，指出了經濟危機的性質和無限制的競爭、生產過剩及消費不足所帶來的危險，并預見到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日益增大的裂痕，因而號召進行社會改革。他的上述觀點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對后世的凱恩斯等經濟學家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熊彼特指出，西斯蒙第最后上升到了這樣一種地位:“人們對之表示尊敬已經成為禮貌。部分地，這是由于同分析的成就并無牽涉的態度;他宣講這樣一種福音:經濟學的真正客體是人而不是財富。
筆者的目的在于:在對西斯蒙第的這種以人為本的經濟倫理思想進行梳理的基礎上，理出對當代經濟建設與經濟學研究的意義。
一、經濟學的真正客體是人而不是財富
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在其著作中聲明:“真正的政治經濟學，即為討論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并以此作為其著作的名稱。馬克思也認為“李嘉圖曾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當作一般生產的最有利的方法，當作財富生產的最有利的方法。……他企求為生產的生產。從此，政治經濟學的主流看法中都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在于增進國民經濟財富。例如薩伊就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闡明財富怎樣生產、分配和消費的科學。
同薩伊一樣，西斯蒙第是以斯密的門徒身份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的。他的第一本經濟學著作《論商業財富》就屬于第一批熱情擁護斯密歐洲大陸貿易自由主張的作品。然而12年后，由于西斯蒙第觀察到某些國家尤其是英國的新工業秩序對城市和農村工人生活所起的破壞性作用，其在為布魯斯特的《愛丁堡百科全書》寫的一篇文章中卻表現出了與斯密的正統追隨者相對立的立場。他“認為這些國家，這些民族都走錯了路，他們雖然努力設法補救，但是災難愈益嚴重。這種思想在隨后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得以深化。西斯蒙第不同意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上述看法，他認為政治經濟學是政治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認為研究“人的物質福利是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西斯蒙第在界定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時認為:政治經濟學不能只是考察財富生產，而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質福利的科學。財富只是人類物質享受的象征，只是一種使人獲得物質幸福的手段。人類進行財富生產只是為了滿足自身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自身的物質、精神享受水平。“財富和人口并不是國家繁榮的絕對標志;國家繁榮的標志在于財富和人口的比例”;“只有增加了國民享受，國民財富才算增加。并指出:“亞當·斯密是以抽象的方式來看財富的，而不考慮財富與應該享用這種財富的人的關系。西斯蒙第在評價李嘉圖時認為:“他根本不考慮人的問題，他只說這門科學的目的就是無限制地增加財富。李嘉圖曾經說過，只要一個國家實際的純收人不變，它是由1000萬人或是由1200萬人組成的，都是沒有關系的。對此，西斯蒙第憤怒地質問道:“怎么?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嗎?因此，西斯蒙第認為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根本錯誤在于把手段和目的顛倒了。
二、經濟學應考慮大多數人的福利
西斯蒙第不僅認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應是人而不是財富，而且還認為政治經濟學不能只考慮少數人致富的問題，更要關注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福利問題。西斯蒙第認為“在某個國家里，如果廣大人民群眾經常感到匾乏，生活極不穩定，意志被挫折，精神被研喪，人格被貶低，即使上層階級獲得至高無上的人類幸福，充分發揮一切才能，享有一切人民權利，有盡人間的樂事，這個國家仍然是一個被奴役的國家。“社會的財富只有當它能為每一個階級造福，才是人們所期望的。……如果不考慮從事勞動的人，而只考慮那些應該享受的人，這種勞動就會變成可怕的災難。因此，西斯蒙第從對生產和消費的研究轉移到了生產和分配的研究，他認為無論個人或全社會的幸福，都不在于生產和生產力的發展，而在于所創造的財富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在他看來，分配問題不僅僅是個經濟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倫理問題。這個倫理問題的公平性在于，分配應該在一切參加生產的人中進行合理分配，才使人們得到幸福。并且，西斯蒙第認為“積累國家的財富決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是使全體公民都能享受所代表的物質生活的快樂。”西斯蒙第批評亞當·斯密的學說是只有利于富人更加富裕的學說，斯密只看到，所有擁有財富的人都關心財富的增加。因此，就聽其自然好了;他在使自己致富的同時也會使國家富裕起來。而西斯蒙第認為富人有時用增加新產品的方法來致富，有時卻用竊奪原來應該屬于窮人的一大部分財富的方法來致富;有的人有能力在自由競爭中致富，有的人卻沒有這種能力。因此西斯蒙第認為斯密的學說對西方文明社會的進步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在工業能力方面有了令人不可思議的發展;但是，在許多人民階層中也產生了可怕的痛苦。因此他始終呼吁應對弱者實行權利保護:“我們把政府看成應該保護弱者不受強者欺侮的保護者，……為了人們由于自己不能獲得的財富的增加而受危害，這種保護權力是極其必要的。
正是由于西斯蒙第認為政治經濟學應當考慮大多數人的福利，因此，他幾乎始終呼吁亞當·斯密所摒棄的政府干預，而反對自由放任。西斯蒙第認為，在自由放任條件下，“最強有力的人就會得到自己所要得的利益;而弱者的利益將失去保障;因為人們的政治目的就在于少損失多得利。在這各種利益互相斗爭的競爭中，不合理的事幾乎常常在邪氣占上風的情況下得到社會力量的支持，而社會力量自以為是大公無私的，事實上它也會干出這種事的，因為它不問青紅皂白，總是同情強有力者。……(所以)，我們就會看到個人利益是一種強取的利益，個人利益常常促使它追求違反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甚至歸根結底可以說是違反全人類的利益。西斯蒙第一針見血地揭開了自由放任的利己主義的本質乃是個人至上，弱肉強食。
此外，西斯蒙第還從生產與消費的關系的經濟學分析中得出結論:“要增加工業和人們勞動產品的銷售額，不在于增加富人的收人，而必須增加窮人的收入。假若總是讓勞動人民的收人增長低于產出增長的水平，就勢必導致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西斯蒙第的上述思想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漸為人們所接受。約翰·穆勒就認為“如果人民大眾從人口或任何其他東西的增長中得不到絲毫好處的話，則這種增長也就沒有什么重要意義。顯然，約翰·穆勒的上述論斷正是對西斯蒙第經濟倫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三、經濟學研究應有倫理之維
在西斯蒙第看來，既然政治經濟學的真正客體是人而不是財富，因此，它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只是空洞的抽象，而應該伴之以有“良心”的道德規范和倫理分析，應該以合乎道德規范的價值判斷為經濟分析的起點和歸宿。西斯蒙第站在倫理學的角度，肯定了良好道德對社會進步的作用。他說:“道德，即熱愛秩序、節約、儉樸和正義，正如促進社會的幸福一樣，對財富的增加也是有效的動力”。他認為“亞當·斯密對待科學的態度是有些過分拘泥于計算數字，然而從全面來看，科學既屬于感性又屬于想像，感性和想像不需要什么數字的。”并且認為“社會科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比各種自然科學問題復雜得多;同時，這種問題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樣。明眼人應該認識那些不應有的災難全是人為的，而被害人還是人。他對于災難不應漠然視之，置之不理，而不想補救的辦法。”面對“當時社會的一種風氣，在這種風氣下，人情的麻木不仁成為常態，更加重要的是，認為這是與任何人無關的事。”西斯蒙第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人們的物質福利，它的最終目的是人的幸福，所以政治經濟學是關于指導我們為人類謀福利的理論。西斯蒙第從人的需要和愿望出發，訴諸道德和感情，由此證明人的需要的首要地位，在他看來，政治經濟學應該隸屬于倫理學。西斯蒙第提出在政治經濟學中應樹立重視人和倫理觀念的思想，不僅表明了自己更多地從人和倫理的角度思考重大經濟問題，而且還成為以后大陸國家，特別是法國所謂“社會經濟學”的起源。
四、評析
西斯蒙第經濟思想和倫理觀念的轉變有深刻的歷史原因。西斯蒙第恰好生活在大機器工業在歐洲大陸剛剛開始發展的時期，這個時代的特征是歐洲資本主義經濟迅速得到發展，這種發展在英國已接近完成，在法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盡管封建統治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竭盡全力企圖阻止這種發展，但資本主義仍然在勝利地前進著。資本主義對封建主義的勝利，也就是大生產對小生產的勝利。在英國，直到18世紀中葉，英國還有一個人數眾多的小土地所有者和自耕農。根據當時近似的統計，他們連同他們的親屬，占王國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他們除了從事農業外，往往還從事部分小手工業生產，大多數的年收人額在60-80英鎊之間，這在當時可能保證他們過一種比較寬裕的生活。而到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小地產迅速被鄰近的大地產所吞并，據19世紀初的一項統計估計，1740年至1788年之間，英國小農場被大農場所吞并的數目大約為第一教區4-5個，也就是說，在不到50年的時間里，全國兼并了4萬到5萬個小農場[8]108。農業大生產對小生產勝利的結果，造成大批無產者流向城市。同時，機器的發明和改進，大工業的迅猛發展加劇了城市小手工業的分化和破產，他們中的少數人發財致富躋身于大實業家階層，而更多的則被拋向無產階級一邊。無產階級-、一這個與農業資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同時產生的階級，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所擁有的只是痛苦、疾病、文盲和早逝。“于19世紀20年代時住在英國，就會覺得其地是個抑郁寡歡的所在。盡管那里它在歐洲大陸的長期斗爭中取得了勝利，但是似乎被禁閉在國內從事于甚至更加險惡的斗爭。很明顯，任何人只要留心一下就會看到，正在發展的工廠制度對社會欠下了債，而且以可怕的速度在增長，清算的日子不能永遠延宕下去。
這與當代的經濟建設已經出現的諸多問題有極其相似的地方。例如一味地追求GDP的增加而導致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緊張，出現了諸多的環境、社會問題。英國《衛報》2007年4月9日公布的一項未來30年研究報告，認為從現在開始一直到2035年，地球人口將突破85億、財富分配不平衡、馬克思主義將在全球實現復興—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作出的預測。然而，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回顧近200年前的西斯蒙第的一些經濟思想，對于當代的經濟建設，仍然有方向性指導意義。
與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相比，西斯蒙第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思想有更多更科學合理的一面，其中尤其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弊端的強烈義憤和批判，是完全符合當時社會客觀事實的。西斯蒙第的以人為本的經濟倫理思想，對于解決我國目前經濟發展乃至世界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困境仍然有指導作用。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近3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給我國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自然生態環境正在急劇惡化:中國50年來已為自然災害付出2500億元的代價，資源耗竭、生態破壞和環境破壞的損失還未計算在內。世界銀行測算，中國的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已經占當年GDP的8%。社會關系緊張，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據國家統計局測算，2000年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 4的標準，急速上升到0. 417。加上富者種種灰色、黑色收人，現在實際指數正達0. 5，甚至0. 6。中國從原來收入平均的國家，已成為世界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劉仲蔡(原財政部長)在“中國財富論壇2005”開幕式上表示，中國20多年來的經濟連續增長，財富應增加更多，百姓應更加富裕。事實并非如此。
正是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重新回顧西斯蒙第的人本經濟倫理思想，對于我們當今和以后的經濟建設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第一，深刻認識西斯蒙第關于經濟學的真正客體是人而不是財富的觀念，將改變我們過去唯GDP是瞻的思路。改變我們顛倒目的和手段的錯誤做法，將政策的重點轉移到努力提高人民的福利層面上來，而不再是一味的追求財富的增長。
第二，重溫西斯蒙第關于經濟學應考慮大多數人的福利的倫理思想，要求我們不斷改善分配體制，努力防止貧富差距的擴大，保護社會的弱勢群體，努力提高低收人人群的生活水平，進而改善緊張的社會關系。不考慮社會中大多數人的福利，建設和諧社會不可能成功。
第三，西斯蒙第的人本經濟倫理思想還告訴我們，在經濟學研究層面上，要注重經濟學的倫理之維。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其《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曾對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日益加深的隔閡表露了良多感慨。他尖銳地指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經濟學研究與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的分離，使它失去了用武之地。”我們當前研究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如果忽視經濟的倫理之維和道德準則，將導致一系列社會矛盾的產生和激化，無法有序地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進程。
總之，西斯蒙第的人本經濟倫理思想告訴我們，在現代化建設中，不要忘記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最大多數人的福利的增加，不要一味地追求社會財富的最大化。建設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將人作為社會發展的根本，是正確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建設和諧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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