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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主義翻譯學中的交往觀
論文關鍵詞:建構主義翻譯學;交往觀;實踐哲學;交往理性;共識性真理;言語行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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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建構主義翻譯學的理論基拙有實踐哲學、交往理性、共識性真理觀、言語行為理論等等，但是交往觀是始終貫穿在建構主義的各個理論基礎之中的。探討了交往觀是如何體現(xiàn)、貫穿、連接各個理論基礎的，并堅持以語言為本體，最終實現(xiàn)正確、合理的理想的交際。
我國的翻譯研究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到%年代后期，經(jīng)歷了語文學研究階段、結構主義現(xiàn)代語言學階段、解構主義階段，而這幾個理論都有其缺陷與限制，要么是語言決定論的極端，要么有主體意志過分張揚的弊端。在對這些翻譯研究范式的批判與反思基礎上，有學者提出了建立建構主義翻譯學來解決原有這些理論所存在的問題。
所謂建構主義翻譯學，是一種以交往理論為基礎，以建構主義思想為指導的翻譯研究，并把這一研究對象作為獨立的學科知識體系來建構，是一種重建性質的研究。它的哲學基礎是實踐哲學，理性基礎是交往理性，真理觀是共識性真理，語言學基礎是言語行為理論。所有這些理論基礎都是和交際理論分不開的，都是在言語行為中來研究，可以說，建構主義翻譯學雖然強調(diào)翻譯研究應該回歸到語言研究的間題上來，要以語言為研究主體，但是也是非常強調(diào)翻譯活動中的交際交往問題的，并且交往觀始終貫穿在建構主義的各個理論基礎之中。
從哲學基礎上來看，以前的翻譯研究如傳統(tǒng)語文學、結構主義語言學、解構主義翻譯研究，都有著各自的哲學基礎。語文學的翻譯研究是與古典知識論哲學和直覺主義哲學密不可分的。它的缺陷是不能給我們提供更多方法論的東西。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研究主要依靠認識論主體哲學。但是它過分壓抑了人的主觀創(chuàng)造性和能動作用，是靜止和封閉的。解構主義翻譯研究的哲學基礎是哲學解釋學，而哲學解釋學的語言觀是一種元語言學的語言觀，只是對語言自身的反思，而不指向現(xiàn)實世界。這是海德格爾存在主義哲學的一部分，忽略了對語言的研究，而主要關注翻譯活動中其他次要因素。比如西方有些學派提出的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建構主義的翻譯研究指出:就翻譯研究而言，對語言之外的各種要素的關注都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但是如果要想建立起翻譯學的知識體系，語言要素仍是最主要的要素，離開對它的研究將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任何翻譯活動都是以語言作為主要媒介的。建構主義的翻譯研究在哲學基礎上是從理論哲學向實踐哲學的轉向。這種實踐詮釋學是一種本體論的真正回歸，是回到人的社會實踐。翻譯是一種特殊的人類交往實踐，而交往實踐活動是人類生存的主要實踐活動，所以翻譯研究的哲學基礎只能是實踐哲學。人的生存實踐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生產(chǎn)實踐，一是交往實踐。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中，人們所從事的社會實踐活動主要是人們的社會交往實踐，它主要是一種理解與解釋的活動。哲學的實踐轉向幫我們走出了原文與譯文文本的對立關系，走出了觀念文本，從現(xiàn)實世界和人類社會實踐的角度來觀察翻譯活動，把它看成是人類交往實踐的重要形式，是一種信息的交流和知識的共享，是一種文化間的互動性活動。交往是社會進步的巨大動力。只有這樣來認識翻譯，才能尋找不同文化間交往的普遍性規(guī)律和合理的交往模式。
交往活動的核心是理解，而理解是借助語言來實現(xiàn)的，所以翻譯也不能偏離對語言本體的研究，要把關注點放在實際中使用的語言，即言語問題上，要以對話式的日常語言為研究對象，探討言語行為的內(nèi)在規(guī)律，使語言成為溝通觀念性文本和現(xiàn)實文本之間的橋梁。建構主義從原來其他翻譯研究范式的語義—句法翻譯模式變成語義—語用模式。在具體的翻譯活動中，我們就不能不關注語境問題。它是這種轉變的具體體現(xiàn)。人們在長期的社會交往實踐中要遵循兩種規(guī)則或者規(guī)范，一種是構成性規(guī)則，讓人們說出語法正確的句子;另一種是協(xié)調(diào)性規(guī)則，這才能使人們說出得體的言語。前者是人的語言能力問題，后者是人的交往能力問題。這些協(xié)調(diào)性原則是根據(jù)語言規(guī)律和社會行為規(guī)范構建的。享有同一文化并操同一語言的交際雙方為達到互相理解，順利進行交際的目的，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守這些原則。自覺得遵守原則者，指受過交際和語言的專門訓練，懂得恰當進行交際并自如得使用語言的人;不自覺地遵守原則者，指未受過交際和語言的專門訓練，但在統(tǒng)一社會及語言環(huán)境中生活的人。他們在同一環(huán)境中進行語言實踐，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久而久之交際和使用語言的規(guī)則便自然成為其交際的原則了。翻譯是一門交際藝術。既然在社會語境中，人們說話是一種交際的過程，在翻譯時我們也要注意把這種交際的信息表達出來。翻譯過程其實涉及到兩個階段:一是譯者與原文作者的交際階段，即譯者閱讀，理解全文的過程，交際的媒介是原文;二是譯者與譯文讀者的交際階段，即譯者進行翻譯表達和讀者閱讀與接受譯文的過程，交際的媒介是譯文。如果說達不到譯者與原文作者的同一，達不到譯者與讀者的同一，讀者就會難于理解或接受原文，就會導致交際的失敗。比如(紅樓夢》英譯本里有一處用語不得體的問題。在“金鴛鴦三宣牙牌令”這一場面中，賈母所行令中的一句“這鬼抱住鐘馗腿”譯作“坊his leg the ghost -catcher he's caught"，將劉姥姥的“大火燒了毛毛蟲”譯作“A big fire bums the hairy caterpillar"。賈母身處賈府多年，大小場面都經(jīng)歷過，文化雖然不高，談吐卻句句文雅，而譯文卻將“鐘馗”譯作俗語“ghost一catcher"，顯得賈母無知且淺薄。而劉姥姥是個粗俗樸實的農(nóng)村老婦，沒有文化，沒見過大場面，卻能說出“caterpillar”這個拉丁學名來，讓人覺得困惑了。這就讓人物角色說出了不得體的語言，沒有實現(xiàn)原文要刻畫的兩個人物形象，沒有達到交際的目的。
建構主義翻譯學的理性基礎是交往理性，是一種理性的重建，完全不同于語文學的直覺主義的非理性基礎，結構主義的目的一工具理性基礎，解構主義的懷疑主義反理性基礎。這三種理性基礎都有著各自的局限性，在翻譯活動中顯現(xiàn)了不同的矛盾。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傳播與交往活動，是屬于人類社會交往活動中的精神交往形式，應該遵循社會規(guī)則和規(guī)范，遵循理性原則。那么在交往活動中的理性原則自然就應該是交往理性了。建構主義的翻譯學理性基礎是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他認為，人際交往中最重要的是道德理性，又稱實踐理性，核心內(nèi)容是承認和尊重一定的規(guī)范標準。同建構主義的哲學基礎一樣，同樣要求在人際交往中的言語者使用最得體，恰當?shù)恼Z言，要遵循語言規(guī)則之外的協(xié)調(diào)性規(guī)則。我們在翻譯中就要注意不但要譯出正確的句子，還要譯出得體的句子。例如“We know what you have done"這句話，如果是警察審問疑犯，可譯為“你干過些什么，我們是很清楚的。”但在實際情況中，周恩來曾對已退休的澳大利亞工黨議員說的這句話，卻被翻譯成“你做過些什么，我們是知道的。”這樣翻譯就完全忽視了語境，違反了協(xié)調(diào)性規(guī)則，甚至會引起誤會。鑒于目前翻譯領域中存在的嚴重的不平等現(xiàn)象，即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中間的不平等，一種文化殖民主義和文化霸權，這種交往理性有助于建立平等互重的翻譯模式。
不同的翻譯研究范式起真理觀是不同的:語文學是以心靈真理觀為基礎;結構主義范式是以符合論真理觀為指導;解構主義范式以本體論真理觀為依據(jù);建構主義的翻譯學研究是以共識性真理觀為指導的。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就是以共識性真理觀為真理基礎的。共識性實際上是一種主體間性與主客間性的統(tǒng)一。在主體間的交往中，人們不僅要尊重語言的規(guī)律性，更要承認和服從社會所認可的規(guī)則。在真理觀理論中，同樣強調(diào)語言的協(xié)調(diào)性規(guī)則。人們在交往中不是以陳述是否與事件相符為真假的判斷依據(jù)，而是參與者對溝通事件背后的理據(jù)有共同的理解并且接受其有效性。哈貝馬斯的共識性真理觀要求在共同體內(nèi)如果要達到共識，就要有交往，交流，爭辯與商討，要靠一貫理想的語境，這種語境要求所有參與者既有語言能力又有交往能力，彼此遵循語言使用中的協(xié)調(diào)性規(guī)則才能使交往各方達成共識�？催@樣一個例子:
"He' s been in his~all day,”the landlady said downstairs. "I guess he don’t feel well.I said to him Mr . Anderson，you ought to go out and take a walk on nice fall day like this, but he didn't feel like it.。”
這是海明威的著名小說'Ihe Killers的一段對話。房東太太顯然文化層次很低，與其說話風格(如語法錯誤“He don' t")相吻合。如果翻譯成:
“他整日在房間內(nèi)，”房東太太在樓下說。“我估計他感到不適。‘安德先生，你理應出去散步，這樣的大好秋光是很適宜散步的’，但他不感興趣。”
這個譯文就是不成功的，不等效的，我們看到的好象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說話文給給的貴夫人了。如果改譯成:
“他整天呆在屋里，”房東太太在樓下說。“我猜他不舒服。‘安德先生，你應該出去散散步，這樣好的秋天氣候，散步多適宜啊!’可他不感興趣。”
這樣就符合其語境了，反映出了說話人的人物形象。
共識性真理觀有利于翻譯研究的語用學轉向。哈貝馬斯采用了言語行為理論作為交往理論的語言學基礎，這樣才能更好地反映翻譯的本質，體現(xiàn)翻譯活動的特點，有助于把傳統(tǒng)的語義一句法模式轉變?yōu)檎Z義一語用模式。哈貝馬斯提出的普遍語用學理論，肯定了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指出我們說話實際是一種社會行為，我們不僅要說出讓人理解的句子，即遵循語義一句法的構成性規(guī)則，同時還要具有交往資質，知道如何進行正確交際的社會性規(guī)則與規(guī)范，即語用規(guī)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普遍語用學的有效性要求，即陳述問題的真實性，人際關系的正確性或恰當性，表達自我時的真誠性等有效條件。翻譯活動是一種社會的理解和解釋活動，是跨文化的，也是跨語言系統(tǒng)的。翻譯文本的語境是一種可能性的語境，是一種開放的語境。譯者對原作的理解只能在這種可能的語境中進行。而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觀中，一切與語言內(nèi)部結構無關的因素都被排除在外，言說主體是價值中立的，語境被視為理想的，而非開放的。解構主義的元語言學具有形而上學性質，不是經(jīng)驗語言學范疇，而翻譯中使用的語言學的現(xiàn)實世界的，是經(jīng)驗性的。我們實際使用的語言是言語而不是封閉的語言，是索緒爾所說的外部語言學，是有言語主體和實際語境參與的語言。他認為言語是沒有規(guī)律的，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在實際使用中，人們要遵循語言使用的協(xié)調(diào)性規(guī)則，言語行為是社會性行為，是有規(guī)則的。這種語言學理論即言語行為理論是建構翻譯學的語言學基礎，既是經(jīng)驗的，又是開放的，克服了前兩種語言觀的缺陷與不足。言語行為理論是從語言表達層面與人際關系交往層面同時展開的，語言表達的正確性與交往關系的得體性有機結合。在實際交往中，只說出語法正確的句子是不夠的，還要選用得體的句子，比如語氣，表達方式，稱謂的使用等等，這種能力是一種交往能力，是人們在長期實踐中掌握的。再看.7M1C1的'lfie Open Window中的這樣一句話:
"My aunt will be down presently，Mr, Nuttle"，said a very self一possessed young lady of fifteen, "in the meantime you must try to put up with me.”
有人譯作:
“納特爾先生，我姑姑一會兒就下來，眼下由我來陪你。”說話的是一位穩(wěn)重老練的小姑娘，年紀只有十五歲。
文中的Nuttle是一位落魄的神經(jīng)病患者，遵醫(yī)囑四處拜訪一些名望貴人來作為治療。所以人們都以一種降尊纖貴的態(tài)度對待他，言談中的鄙夷溢于言表。文中的這位小姑娘的話就體現(xiàn)了這點。她言語中的put up with隱含著一種盛氣凌人的態(tài)度，所以不能簡單的譯成“由我來陪你”，最好譯為“此刻你恐怕得委屈一下，讓我來陪你一會兒。”
在翻譯活動中，涉及到譯者與作者，讀者之間的關系，處理譯語文化與源語文化的問題，譯者不論處于強勢文化還是弱勢文化，都應遵循平等交往，知識共享的原則�，F(xiàn)在出現(xiàn)的“文化轉向”說法，只是翻譯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該把文化研究與語言研究相結合，研究本體仍然不能脫離語言本身。
以上分別論述了建構主義翻譯學的各個理論基礎，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不論是哪個理論基礎，都非常強調(diào)交往原則。即人是在一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生存的，避免不了社會實踐活動。而翻譯是這些實踐活動中的一種。在交往中，人們就必須遵循交往的規(guī)則，受到一定的制約。人們的話語或言語就要得體才行。在翻譯中，具體就體現(xiàn)在要考慮語境的作用和影響。因為語境是翻譯的基礎，翻譯取決于語境，這已成為翻譯界的定論。由此我們知道，要建立建構主義的翻譯學，就要時刻抓住交往理論這一基礎，堅持以語言為本體，實現(xiàn)正確的、合理的、理想的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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