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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黎立武《大學》思想芻議

        時間:2024-06-11 18:14:26 哲學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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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立武《大學》思想芻議

          黎立武,字以常,號寄翁,新余遞步人。景定三年(1262)入太學,咸淳四年(1268)擢進士第三,恩賜狀元。歷任鎮南軍節度判官、袁州通判、秘書省校書兼莊文府教諭、奉議郎、承議郎、軍器少監國子司等職。宋亡,他不愿與元貴族合作,潛回新余,在蒙山建“蒙峰書院”收徒講學,因他學識淵博,品行又好,前來受業者甚多,書院常有人滿之患。文天祥很敬佩他,說自黎立武的大名“震蕩以來,吾江西一佛出世,引領愿拜”。元朝的達官顯貴也很尊重他,美稱他為“蠻子狀元”(源于南蠻北狄之說),時有前來拜謁、請教者。

          摘要:在兼山學派中,唯有黎立武對《大學》思想做了系統的闡發,這對于我們了解兼山學派與《大學》思想皆有重大價值。黎立武的《大學》思想體現著“三綱領”的一貫性與“八條目”的一貫性,二者相互統一,將《大學》整體思想一貫于《周易》之“艮”。以“艮”立說是兼山學派的典型特點。黎立武通過“艮”闡述了“誠”“止”二理,深發了《大學》的工夫意涵,由此開啟了主體的天人合一之道。

          關鍵詞:黎立武;誠;止;艮;《大學》;一貫性

          黎立武,字以常,號寄翁,新余遞步人,宋入元的遺民學者,兼山學派之后學。據資料統計,在兼山學派的著作中,唯有黎立武的《大學本旨》與《大學發微》是對《大學》思想的系統闡釋[1]134,故通過對黎立武《大學》思想的分析有助于我們明晰兼山學派的學術思想,同時亦可幫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大學》文本。黎立武在《大學本旨》中直接采用《禮記・大學》的原版排序來進行注解,結合他在《大學發微》中對大學的思想論述,他的《大學》思想特點可歸結如下。

          一、“三綱領”的一貫性

          黎立武對于“大學”二字的解釋曰:“大學者,大成之學也,《學記》云知類、強立謂之大成,是以化民易俗,此大學之道也。”[2]740與之不同,朱熹以“大人之學”來解釋“大學”。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朱熹的“大人之學”強調了修身成人(大人)的內圣之路,其直接針對“得君行道”的外王理想;而黎立武的“大成之學”則在“大人之學”的基礎上突出了對外王道路的調整,強調以“化民易俗”的方式來建立皇極的外王理想。這表明,在黎立武生活的年代,“得君行道”的外王理想已經破滅,故只有轉而走通過教化以“化民易俗”的外王之路。與朱熹相比,黎立武對于《大學》體用之學的興趣點卻從政治轉向了教化[3]55-58。

          同朱熹一樣,黎立武在“三綱領”的闡釋中也體現著“三綱領”的一貫性。

          明明德,即自明之道也;新民,即明明德于天下,率仁、興孝之類,明民之道也;止于至善,即敬止、止仁之類,誠之道也。通三要論之,所謂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誠而明也歟?[2]740

          黎立武主張以《中庸》中的“誠”來解釋“明明德”與“新民”。“誠”能盡己之性,此就“明明德”而言;“誠”能盡人物之性,此就“新民”而言。黎立武與朱熹一樣,認為“明明德”與“新民”是“明”內與外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而黎立武進一步認為“明”乃“誠”也,至此,黎立武把“明明德”與“新民”兩綱領統一于“誠”。另一方面,黎立武認為“止于至善”與“誠”有著相互融貫的關系:“止于至善”即是要敬止、止仁、止敬、止孝、止慈和止信,這些正是“誠”之道;而“誠”能“盡人之性”進而“盡人物之性”,即“明明德”而“新民”,此正是“止于至善”之路。由此可見,黎立武以《中庸》之“誠”融貫了《大學》的“三綱領”,同時也通過“誠”把“止于至善”融貫于“三綱領”中,“三綱領”其實都是以“止于至善”為根據,僅“止于至善”此“一綱領”。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認為“止于至善”是“明”的目的,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于至善之地而不遷”[4]3,“止于至善”是“明”最終所要達到的境界,故“三綱領”是一個圍繞“明明德”而展開的持續的、向外擴展的過程。故“明明德”是本,是工夫的下手處,“三綱領”一貫于“明明德”[5]19;而黎立武卻體現著與朱熹完全不同的思路,他認為“止于至善”不僅是一個道德境界,同時還是融貫了“誠”的工夫下手處。因此,“三綱領”都圍繞著“止于至善”而生發,“止于至善”融貫了“三綱領”的始末,是“三綱領”的一貫之處。

          二者一貫之處的不同其實體現了二者對外王思路的不同側重。黎立武在對《大學》的注解中,體現了以《中庸》之“誠”匯通“止于至善”的詮釋進路,同時還一再強調了“止于至善”的樞要地位,努力彰顯了其工夫境界二而一的核心價值。這樣黎立武盡性修道而成教的思想便貫穿于《大學》文本始末,體現了黎立武外王思路從“得君行道”的政治之路到“化民易俗”的教化之路的轉變,其深層內涵暗合他以“大成之學”釋“大學”的思想。

          二、“八條目”的一貫性

          與諸宋儒一樣,黎立武也以“修身”為界把“八條目”分作兩類,認為“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6]737,而“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6]737。在“三綱領”的一貫性中,黎立武把“明明德”與“新民”二綱領一貫于“誠”,以此結合“八條目”的分類可看出,“八條目”同時也一貫于“誠”,故曰。

          大學之事其條有八,始之以致知格物,而道以明;終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而道以行;中之以誠意正心修身者,其本也。存諸我為誠于中,推諸物為心誠求之。是知誠意為八條之的,其大旨存乎誠。誠所以盡性,止所以存誠,止其所止,非所謂貫于一乎?[6]737

          這里所謂“止所以存誠”之“止”乃“敬止、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之意,即“止于至善”,在此黎立武重申了“止于至善”與“誠”的相互融貫性。當然,這種融貫關系也決定了一貫于“誠”的“八條目”亦有“止于至善”的始末貫穿;然而,如果說“三綱領”的一貫性是用“止于至善”的內涵去言說體用之學的工夫境界之路,那么“八條目”的一貫性則是直接以“誠”的深刻含義去言說體用之學的本體工夫之路。

          黎立武直接采納《中庸》的思想認為“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2]740。具體而言,“盡其性”即“盡己之性”,此乃忠道也;而“盡人物之性”即推己及人,此乃恕道也。作為“誠”的兩翼,“忠恕”之道正是具體的修養工夫,它融貫在“八條目”的始末。

          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非所謂忠乎?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非所謂恕乎?[6]737

          通過融貫于“八條目”中的“忠恕”工夫,主體最終可以澄澈本體之性。在《中庸》里,“至誠盡性”生發的是一種誠即性、至誠即盡性的“誠”、“性”關系,“誠即性,代表天人一貫,人由誠而性而天;而至誠即盡性,亦代表工夫即本體,性的真實意義乃在吾人至誠的努力中得到印證。”[7]121可見,“誠”是一種工夫,更是一個天道本體,工夫與本體不二。在這里,黎立武正是通過以《中庸》匯通《大學》的詮釋進路言說了“八條目”的工夫論內涵。

          三、《大學》整體思想的一貫性

          在黎立武的《大學》詮釋中,他不但以《中庸》之“誠”來匯通《大學》,同時還以《周易》之“艮”來綜括《大學》,在整體思想上,體現著明顯的一貫性。他在《大學發微》中言。

          《大學》其曾子之書乎!曾子傳道在一貫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曾子曰:“君子思不出位”,此艮象也[6]737。

          在《周易》中,“艮”就是“止”,所謂“艮,止也。”(《周易・艮卦・彖傳》)黎立武認為艮之意首先包含了“止于至善”。

          止如君止仁,臣止敬之類,《易》所謂艮其止,止其所也[6]738。

          止仁、止敬之類乃“止于至善”之質,故艮止即為“止于至善”。而艮止將動,需正其位,黎立武認為此法乃“誠”,故“艮”實際上也包含了“誠”之意。

          ……復乎正位,而造乎誠中……凡人之身所向者,明耳目之所感,境物之所遷,意馬心猿,何有底止?動而之妄,則天君主宰離位失所……誠形,動之際,此艮所以深明夫誠身之道[6]738。

          黎立武的《大學》思想總括而言即為相互融貫的“誠”“止”二理,而艮在闡明“止”之意的同時深明“誠”之道,故黎立武《大學》的整體思想僅一“艮”字,即一貫于艮。

          兼山學派自郭忠孝開創以來尤重《易》之“艮”,至黎立武亦沿襲此傳統,進而通過“艮”來一以貫之《大學》,并揭示其更加廣博而深邃的工夫論內涵,成為黎立武《大學》思想的典型特點。黎立武言。

          止又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時止則止,誠性內徹,理明欲凈,不累于形骸,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時行則行,誠明外融,八荒我闥,不累于物境,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由一身之外言之,庭之于家國天下一也,圣人舉而措之,皆行其庭之事也。內則自明明德,外則明明德于天下,動靜一道,光明可知,艮之妙旨蓋如此,其在虞書精一之旨[6]738-739。

          “艮”之意涵蓋了“止”與“誠”,勾勒了黎立武《大學》思想的整一個工夫論系統。在工夫中,“誠”與“止”乃“動靜一道”:從靜態方面來看,“時止則止”具體落實為“忠”的工夫,它要求工夫主體“內則自明明德”,使“誠性內徹,理明欲凈”;從動態方面看,“時行則行”具體落實為“恕”的工夫,它要求工夫主體“外則明明德于天下”,推己及人,使“誠明外融,八荒我闥”。“止”之靜為“誠”于本體處立基,從而保證了“誠”之動于行動過程中本性的澄澈無邪,而“誠”之動將“止”實現于工夫,從而使得“止”之境界獲得了現實性的品格。

          明德者何?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然此極至之理根于天性,隱于人心,是為至善之所……夫明德者,天命之本然;至善者,天則之當然[2]740。

          自本體而言,“誠”“明德”“至善”乃“性”也,根于“天”;自境界而言,“止于至善”乃是通由工夫向本體的回歸,自然也就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中國儒家從天命天道說性,即首先看到宇宙背后是一‘天命流行’之體,是一創造之大生命,故即此創造之真幾為性,而謂‘天命謂之性’也。”[8]53黎立武同樣把“性”視為溝通天人之際的“天命流行”之體,在這條天人合一的道路上,生命主體通過“誠”“止”二而一的工夫,不斷澄澈、擴充、實現本體之性,最終在回歸本性的流行中達到天人合一,而黎立武盡性修道而成教的內圣外王之路也通過此一貫在“艮”之下的工夫系統而展開。

          參考文獻:

          [1]孫勁松.兼山學派考[J].中州學刊,2005(5).

          [2]黎立武.大學本旨[Z].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Z].200冊.

          [3]劉成群.黎立武《大學》、《中庸》思想之考辨[J].昌吉學院學報,2008(5).

          [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5]楊佳.淺析朱熹《大學章句》[J].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3(4).

          [6]黎立武.大學發微[Z].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00冊.

          [7]高柏園.中庸形上思想[M].臺北: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88.

          [8]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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