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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理學產生的歷史條件新探
提要：關于產生的條件，界認為，上是：封建后期，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統治地位，農民戰爭對財富平均的新要求和民族矛盾的尖銳；思想上是：經學箋注的沒落，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技術的等。筆者認為欠妥：庶族地主不是理學產生的階級基礎，農民起義的口號、民族矛盾尖銳與理學的產生沒有必然聯系；“以己意解經”和“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非自北宋才興起的學風，數學、天文、歷法、醫藥等科學與理學的產生無關。另外，宋初的“新舊黨爭”亦與理學的產生無關。理學是北宋立國的80年后的產物。當時，北宋政治上是：皇帝絕對集權或專制，對外屈膝茍安，兵變與農民起義頻繁，上層統治者極度荒淫，“3冗”嚴重等；思想上是：大力宣揚文治，學術上主張儒、釋、道合流，思想禁錮等。
關鍵詞：杯酒釋兵權 澶淵之盟 3冗 經筵 半部《論語》治天下
理學產生的歷史條件問題，是理學中的1個重要問題。本文想對此談點新看法，以向理論界專家們求教，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關于理學產生的歷史條件，理論界最權威的說法，是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等先生主編的《宋明理學史》。該書的《緒論》說：“在封建社會后期，地主階級勢力的遞嬗，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統治地位；農民戰爭對財富平均的新要求；民族矛盾的尖銳；這些構成了宋明理學所由產生的政治條件。經學箋注的沒落；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構成了宋明理學所由產生的學術思想條件。宋明理學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的這些歷史條件下孕育、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統治思想。”（1）具體來說，政治條件主要是：“隋末農民戰爭打擊了士族高門，唐末農民戰爭進1步打擊士族高門，包括唐朝新起的勛貴和大臣。”“經過這兩次農民戰爭，身份性地主退出了歷史舞臺，而庶族地主則因土地兼并的加劇與普遍存在而大量涌現，又通過科舉而參加國家政權。歷史上也還存在勛貴，也還有貴族的世襲，但是已不復作為1個階層而存在了。中世紀的等級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地主階級內部身份性地主與庶族地主的勢力遞嬗。” 農民戰爭的口號，“在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如赤眉提出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 ”“而封建社會后期，則明顯地轉而為財產平均的要求。裘甫、王仙芝、黃巢的‘羅平’、‘天平’、‘均平’、‘大齊’，王小波、李順的‘均貧富’，鐘相、楊么的‘等貴賤，均貧富’，李自成的‘均田免賦’�！詈笾赶蛄朔饨ㄍ恋刂贫取！泵褡迕芗怃J：“北宋的北邊和西邊，有遼、夏、吐蕃等政權。以后又有從東北崛起的金政權�！薄澳纤文┠辏庇峙d起蒙古政權，后來建立了元朝。明朝時期，北方的蒙古、東北的滿族，先后與明朝發生戰爭，最后建立了清朝�！保�2）學術思想條件主要是：“北宋時期州縣學校興起，書院林立，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學術領域出現了新情況。首先是經學箋注的沒落�！瓌⒊ㄖ�7經小傳》，廢棄漢儒專事訓詁名物的傳統，開啟了以己意解經的新風。……經學箋注的沒落，需要有新的學術思想以替換舊的學術思想。其次是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3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瓟祵W、天文、歷法、地理、地質、醫藥、生理學、農學等方面的新成就與探索、達到了可喜的水平。封建社會后期的科學技術著作如《夢溪筆談》、《營造法式》、《洗冤錄》、《本草綱目》、《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都無愧于當時世界的先進的科學技術著作之林�！保�3）
筆者認為：這些說法很值得商榷。
從政治條件看：第1，時間跨度有問題。侯外廬等先生的論述從隋末到清初，他們似乎忘了：理學產生于北宋中期。宋太祖是在公元960年建立宋朝的；宋初理學3先生最長者孫復，是在公元992年宋太宗3年——宋立國已32年才出生的。孫復倡導理學可能在50歲左右，因為《宋元學案》說：“宋興810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保�4）宋興80年還不夠孕育1種新學說么？因此，探討理學的產生，應著眼于宋初的80年，而不應主要到隋末或唐末、乃至明末或清初去找原因。
第2，庶族地主不是理學產生的階級基礎。如果說理學產生的階級基礎是庶族地主，侯外廬等先生也承認，庶族地主產生于隋末，盛于唐代，該階級并在唐代已通過科舉登上政治舞臺。那么，為什么唐代與宋初都沒有產生理學，非要等到北宋立國80年后才產生理學？庶族地主思想家們的思想會如此遲滯嗎？事實上，北宋中期創立理學的思想家，如2程、司馬光等，多為品級或豪族地主階級，根本不是所謂的庶族地主。這1點，侯外廬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中有詳細論證，認為：在宋代，真正代表庶族地主思想的是王安石的新學，而理學則是“世族豪貴顯官”的思想。因為“北宋道學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隸屬于舊黨，在政治上代表著品級性的豪族地主的利益�！保�5）
第3，農民起義的口號與理學的產生沒有必然聯系。既然農民起義的“均平”口號產生于唐代后期，那么，理學為什么要等到北宋立國的80年后才產生？2者在時間上難吻合。同時，認為中國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的口號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后期“轉而為財產平均”，也說不過去。中國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的真正口號1直是直指封建政權，根本不是什么“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和“轉而為財產平均”。如秦末陳涉首次起義就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6）黃巾起義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亦如此。（7）而“人身安全的保障”、“財產平均”等，只不過是義軍在起義過程中，爭取民心的某些具體政策而已。
第4，民族矛盾尖銳也不能說明理學的產生。中國古代1直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矛盾1直較尖銳，如春秋戰國、南北朝等時期。而且，南北朝時期民族矛盾的尖銳程度1點不亞于宋、明時期，為什么南北朝時期沒產生理學，偏北宋產生了理學？尤其是，北宋中期在理學先生們創立理學時，當時的民族矛盾并不尖銳，而是處于平緩時期。王安石的《本朝百年無事札子》（8）即可為證。怎么能說理學是在民族矛盾尖銳時期產生的呢？
從學術思想條件看：第1，“以己意解經”非自北宋才興起的學風。應當指出：“以己意解經”作為1種思維，不是自劉敞著《7經小傳》始，而是古已有之。早在先秦，《公羊》對《春秋經》的闡發，就已完全拋棄了箋注，取而代之的便是“微言大義”；漢代董仲舒、何休對《公羊》的解釋亦如此。那時為什么未產生理學？偏北宋中期的“以己意解經”才產生理學？而且，劉敞著《7經小傳》時，理學已產生。因為理學產生于公元1040年左右，劉敞生于公元1019年，他不可能21歲就著《7經小傳》。所以，他的《7經小傳》只是對理學思維方法的迎合，不是理學產生的思想前提。
第2，“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亦然。佛學與道教思想對儒經的滲透，不是宋代特有的現象，早在漢末至唐代，這種滲透關系就1直存在。將“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作為理學產生的1個思想根源，不妥。而且，理學先生們基本都排佛、道，標榜自己是純儒。
第3，宋、明在數學、天文、歷法、醫藥等科學上的發展與理學的產生亦無關。要知道，理學的創立者們，都不關注科學。即使是后來的1些理學先生如邵雍，最精通的是數術，而數術非科學。特別是，在理學先生們創立理學時，侯外廬等先生所說的《夢溪筆談》、《營造法式》、《洗冤錄》、《本草綱目》、《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都未問世。如其中最早的兩部著作《夢溪筆談》和《營造法式》，前者成書的時間約在公元1090年左右，后者成書的時間約在公元1100年；而北宋3先生創立理學，則在公元1040年左右。它們怎么能做為理學產生的科學基礎呢？更有甚者，宋、明時期的科學家基本上都是反理學的！當時，對理學的產生具有決定作用的著作是陳摶道士的《無極圖》，但《無極圖》不是科學，侯外廬等先生對此只字未敢提。
另外，在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中，關于理學產生的政治條件，還有1個“新舊黨爭”問題，即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與以司馬光等人為代表的守舊黨的斗爭。（9）不過，在《宋明理學史》緒論中，此說沒再出現。可是，在《宋明理學史》的正文中，此說又多次被提及。如該書在談到胡瑗時說，“要理解宋代理學，必須從理學與新學的對立這1線索著眼。理學與新學的對立在政治上即是舊黨與新黨的對峙，雙方分別以司馬光和王安石為首”；在談到石介時說：“石介對王安石新學頗多不滿”等。必須指出，王安石是在公元1042年登科，他的新黨與新學是在公元1069年前后才形成的，因為他是在此年參知政事，開始變法。而理學產生于公元1040年左右，理學與新黨的對立怎么能做為理學產生的歷史條件呢？尤其可笑的是：石介死于公元1045年，他連王安石新學的毛都未見過，怎能“對王安石新學頗多不滿”呢？對此，《宋明理學史》還解釋說：“他們（司馬光、王安石）的活動時期約晚于‘宋初3先生’210年左右，但是3先生已經揭開雙方對峙的序幕，新舊黨爭的正式開場是在神宗熙寧年間，但其整個醞釀和發展過程卻是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仁宗慶歷年間�！比�，當時“胡瑗所講是‘明體達用之說’，不同于王安石只講‘用’而不講‘體’。這樣說王安石是不公允的�！保�10）應當指出，這種說法不能自圓其說。因為此時王安石的新學尚未形成，此時王安石也未反對過胡瑗，此時只有胡瑗的“體用”說，王安石反胡瑗的“體用”說最早應在理學產生20年之后！而且，史料顯示，此時王安石本人不僅不反胡瑗，還對其大加吹捧，如他在《寄贈胡先生》詩中說：“獨鳴道德驚此民，民之聞者源源來，高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蟄乘春雪。”（11）事實上，理學與新學的斗爭，是在理學的后學與王安石之間展開的。如，《宋明理學史》也不得不承認：“在胡瑗的學生大多數中，其傾向性是很清楚的，他們不贊成王安石的變法，反對王安石新學”，如錢公輔、孫覺、滕元發、祝常、周穎、劉彝等；而石介的“許多弟子也是如此”，如范純仁、祖無擇、梁燾、劉摯、文彥博等。（12）理學后學與王安石新學的斗爭確實存在，并10分激烈，但不能做為理學產生的社會條件。
既然理學產生于北宋立國的80年后，那么探討理學產生的歷史條件，就應主要著眼于這80年。
筆者認為：北宋立國的80年，在政治上的主要特點是：第1，皇帝絕對集權或專制。現在，理論界經常有人把集權與專制等同看待，筆者不敢茍同。筆者1直認為，集權與專制是兩個性質有別的概念，集權不等于專制，專制是集權達到絕對地步的表現，1般的集權即便有過火之處也不能叫專制，而合理的集權在歷史上還有積極作用，應當肯定。中國歷史上1直是皇權至上，皇權無疑是1種集權，但不是所有的皇權都是絕對集權或專制。如唐代李世民的“貞觀之治”，就只能叫皇帝集權，不能叫專制，因為李世民還能和臣下分權，宰相以下官員都是實權者。專制則不然，皇帝收攏了所有軍政大權，臣下的1切行政大權都被削弱或被剝奪。北宋立國的80年就是這樣：1、削弱相權。“舊制，凡重大政事，皇帝命宰相坐議，常從容賜茶乃退。唐及5代，仍用舊制。宋初，范質等為宰相，自以為周室舊臣，內存形跡，又憚帝英明，乃請每事具札子進呈取旨，帝從之。從此，坐議之禮廢�！保�13）其實，宋太祖是有意專制，才廢“宰相坐議之禮”的，而范質等“自以為周室舊臣”只是借口而已。這是宋朝皇帝向1切大權獨攬邁出關鍵的第1步，后宋又設“參知政事”，進1步分削相權。2、削弱將軍的兵權。趙匡胤1上臺，擔心其他軍官效仿他搞兵變，首先解除了在軍隊中有影響、有能力和參預他當年搞兵變的1些高層軍官的兵權，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杯酒釋兵權”。是后，宋削去殿前都檢點1職；又使文臣知州，以鉗制藩鎮；直至藩鎮直接隸屬朝廷，等等。3、削弱文臣的行政權。宋初皇帝趙匡胤雖認為：宰相須用讀書人。然而，宋重用文臣也是表面上的，實際上對文臣也不信任。從宋代起，所有文官的官名前都有個“權知”2字。就是說，給你實職，加“權知”字；不給你實職，不加“權知”。這里的“權知”，意思是臨時性的，或代理的。如“權知開封府尹”，即“代理開封府尹”。重用文臣的目的，公元972年趙匡胤對趙普說得明白：“5代藩鎮暴虐，人民受禍。我選儒臣于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不及武臣1人。”（14）4、削奪“權知貢舉”官的“取士權”。如公元962年，太祖詔曰：“及第舉人，不得口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保�15）就是說，過去科舉所取的士都是知舉官的門生，現在都改稱“天子門生”。后來，又由皇帝最終決定錄取。如公元972年，權知貢舉扈蒙奏合格進士101人、諸科107人。太祖召對于講武殿，始下詔放榜，是新制。并于公元973年，將其做為常式。（16）
第2，對外屈膝茍安。如前所述，北宋的北邊和西邊，有遼、夏、吐蕃等政權，以后又有從東北崛起的金政權。北宋開始還想收回被遼等占去的土地與人民，并抵御他們的入侵，但后來很快就改變了主意。宋與遼于公元1004年簽署了“澶淵之盟”，宋每年要向遼輸銀10萬兩，絹210萬匹；宋承認遼對漢人的土地與民人的占領，兩國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城池依舊，不得增筑城堡、改移河道。公元1006年，宋與西夏仿效與遼的辦法，每年“賜”夏銀萬兩、絹萬匹、錢2萬貫，以換取邊界的安定。宋真宗在《回鑾詩》中，與群臣唱和，將屈辱妥協說成“勝利”。此后，宋不修邊防，罷河北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為1，省減軍官與兵士。公元1042年，遼再度南侵，宋又以歲增絹10萬匹、銀10萬兩，議和了事。公元1042年西夏入侵亦然。宋許每年“賜”絹103萬匹、銀5萬兩、茶2萬斤；另于各節日和仁宗、元昊生日，再共“賜”：銀2萬兩，銀器2千兩，絹、帛、衣著等兩萬5千匹，茶1萬斤。（17）宋將屈辱妥協當做國策。
第3，兵變與農民起義頻繁。北宋立國80年，大的兵變和農民起義不下10次：如公元963年“汪端起義”，公元982年“劉法定起義”，公元985年“張紹倫起義”，公元993年“王小波、李順起義”，公元996年“宋斌起義”，公元997年“劉盱起義”，公元999年“王均領導的士兵起義”，公元1001年“劉用起義”、“王壽長起義”，公元1017年“陳進起義”，公元1033年“亭戶（鹽民）起義”等。士兵起義，多因軍官腐bai；農民起義則要求平均土地；鹽民起義，則由于對北宋政策的不滿。（18）應當說，兵變和農民起義在中國歷史上1直存在，但像北宋在立國前期就如此頻繁，還是絕無僅有的。
第4，上層統治者極度荒淫。宋從“杯酒釋兵權”起，趙匡胤就告訴被釋去兵權的將領：多買良田美妾，歌舞天年。趙光義的兒子益王的假山，極其華麗，當時就有人指出這是農民膏脂堆成的“血山”。（19）上行下效，其他官僚也競營豪宅，建亭榭園林，廣蓄歌兒舞女。武將甚至以臠割奴婢為樂。尤其“澶淵之盟”后，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宋還大興土木，修建“玉清昭應宮”等，以粉飾太平。
第5，“3冗”問題嚴重。何謂“3冗”？當時宋祁在上疏中說：“天下有定官，官無限員，1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2冗也；僧道多而無數，3冗也�！保�20）也有人認為，3冗指冗兵、冗官、冗費。不管怎么說，冗官、冗兵、冗僧道，就產生冗費�！�3冗”問題已成為北宋初期最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也是歷代封建王朝所沒有的。
北宋立國的80年，在學術思想上的主要特點是：第1，大力宣揚文治。北宋開國皇帝雖以勇武聞名，但立國后，1直對武將不放心，勇武也不佳，轉而宣揚文治。1、廣取士子。宋代的《神童詩》明著講：“天子重英豪，文章使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薄皶凶杂蓄伻缬�，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彼尾粌H把科舉的“取士權”收歸了皇帝，中舉者稱“天子門生”，特別是，有時1科取士幾10或幾百人，而且105舉終場者賜出身。如太祖在970年下詔：“禮部貢院閱進士諸科，105舉以上曾經終場者以名聞�！保�21）得105舉終場者63人，又取未經終場者43人，并賜出身；太宗在973年，1次取進士109人，諸科207人，105舉以上184人賜出身，凡5百人賜宴開寶寺，皆授官。（22）2、勸勵讀書。宋朝皇帝帶頭讀書，如趙光義曾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日進3卷。趙匡胤曾勸趙普讀書，趙普后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聞名；還要求武將讀書，說：“我欲使武臣盡讀書，使之為治之道�！保�23）為了能使臣下以及學子們好好讀書，宋還經常向臣下及學子賜書。如：公元977年，知江州周述請：廬山白鹿洞學徒數千人，乞賜《9經》，詔國子監給本；公元988年，賜諸路印本《9經》，令長吏與眾官共閱之；公元992年，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公元1014年，賜輔臣新印《孟子》；公元1034年，分賜京兆府、陳州、揚州學堂《9經》；公元1037年，賜御史臺《冊府元龜》及《天下圖經》各1；公元1004年，詔以崇文院所�！稌x書》新本，分賜輔臣等。對此，宋真宗曾夸耀說：“今學者易得書籍。”敏中也吹捧說：“國初惟張昭家有《3史》。太祖崇尚儒學，繼以陛下稽古好文，今《3史》、《3國志》、《晉書》皆鏤版，士大夫不功力而家有舊典，此實千載之盛也�！保�24）3、廣求亡書、遺書、逸書，及大建藏書閣。宋初80年，至少求亡、遺書、逸書5次：如公元966年詔求得亡書，得1228卷；公元981年詔求醫書；984年下詔求遺書；公元1001年，詔天下購館閣逸書，每卷給千錢，及300卷者，量才錄用；公元1036年，又重申“購求館閣逸書”（25）。公元978年，宋建崇文院藏書；公元988年又置密閣于崇文院，分3館書萬余卷以實其中；公元992年增修密閣；公元1015又創崇文外院，別置3館書庫。宋對圖書的管理工作也非常認真，公元1002年，宋真宗命重校龍圖閣及后苑藏書；公元1035年，都大提舉等共校兩庫經史8435卷。公元1041年的《崇文總目》，載藏書30669卷。真宗問書版情況時，國子監祭酒邢昺說：“國初不及4千，今10余萬，經、史、正義、皆備。臣少時業儒，每見學徒不能具經疏，蓋傳寫不給。今版本大備，士庶家皆有，此乃儒者逢時之幸也�！保�26）4、編書、修書蔚然成風。宋初學術多產，無論官修，還是私修著作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宋初修書，除1般正常國家政策、法令、歷書、實錄、國史等外，大型的類書就有多部：如公元973年，《開寶通禮》200卷；公元983年，《太平總類》，后改名《太平御覽》1000卷；公元1013年，《新編修君臣事跡》，后賜名《冊府元龜》1000卷；公元986年，《文苑英華》1000卷；公元987年，《神農普救方》1000卷；公元1001年，《續通典》200卷；公元1005年《乾坤寶典》417卷，等等。有些書既有皇帝的賜名，又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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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學術上主張儒、釋、道合流。宋初1直主張儒、釋、道并尊。宋初尊儒的特點有：1、傳統儒經框架被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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