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的再詮釋

時間：2023-03-18 16:58:25 哲學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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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思想的再詮釋

董仲舒思想的再詮釋儒家倫理政治思想的歷史進程在先秦可以說告一段落。但其思想的邏輯至漢時才算了結。迄于荀子，倫理政治的理論建構已顯現出大致的系統化性質：前由孟于子完成了政治倫理化的建構，后由荀子完成了倫理政治化的致思。而且，二者在超驗與經驗，在崇高與效用的理論風格上，適成互補。但是，對倫理王國的構造來講，兩人執倫理或政治之一端，尚無法予倫理政治以充分的理論完整性和實際有用性。孟子以心性容納政治，荀子以政治攝倫理，但降低了心性關注。因此，以倫理與政治的同構（isomornhism）（見A·布洛克等編：《現代思潮辭典》，第302頁）而言，尚無法達到倫理與政治的完全互釋或雙向涵攝。故，倫理政治的理論建構任務尚未完成。從一個社會政治理論構設的預期性上講，所謂完成其理論任務，起碼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理論架構的完整性，二是透入政治生活的可行性。以前者言，倫理與理論的同構，尚待完成；以后者言，它有效地影響現實政治生活的方式途徑，尚待摸索。因而，倫理政治理論在荀子之后，還有進一步整合的必要。尤其是考慮到荀子后學實際運用其學說，而變異為專制幫兇的史實，怎么以倫理政治去周全限定政治操作，而不使倫理發生異化，就成為倫理政治建構的最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設想途徑，不外有二：一是將倫理與政治的同構，提升而納入一個更具威懾性和相融性的系統中；二是在政治吞并倫理走向暴政的歷史教訓啟發下，再反彈回以倫代政的孟子進路。顯然，后者已難走通。唯有前者，可以期望進一步完善理論，加強效用。董仲舒正是從這一視角切入，而成功地將倫理與政治融攝進天的系統之中，完成了倫理與政治的同構同化任務；同時又以其對歷史的高度關注、對政治影響方式的抉擇，將倫理政治理論引入一個實際運作的新境地，盡管政治家實際運用中懸擱了它的基本原則，但畢竟改變了它的懸空及完全變形的兩種悲劇命運。

從更寬泛的背景上看，董氏之所以能夠成功地為早期儒家倫理政治理論建構打上休上符，是因為他得到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雙重啟發。在前者，由于～種雙重機緣，使董氏可以明察其時代的政治走向。一重機緣是，西漢已成功地建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因而他可以免孔、孟、荀亟于設計一套治亂方案的緊張，而安心設計更有利于國家治理的方案；另一重機緣是，漢開國以來，對秦政的反思，使統治者本身覺察到了社會“更化”的必要性。漢初黃老無為思想獲得政治支配權，帶來了一時的政治穩定，但漢皇室統治者敏銳發現，戰爭創傷后一段時間的“與民休息”政策的政治功用不可能持久，“無為”且容易助長政治分裂。因而到武帝，才有舉賢良對策的舉措。但這一舉措，對早期儒家的倫理政治建構，卻具有不可小覷的意義。二者改變了先秦儒家凄凄惶惶奔走各國兜售倫理政治的窘迫，變而為皇室在一種利用倫理政治理論透入政治實踐的氛圍中，禮待儒家言述；二者開啟了漢代以后儒家作為國策派的大門，使其有機會以自己的論說影響政治操作。在后者，也由于一種雙重機緣，使董氏可以建構以系統性見氏的倫理政治理論架構。一重機緣是，與政治緊密相聯的漢初思想家，已創造廠一種以批判秦政完全將政治操作化，而祈求予政治以長治久安的安排。另一重機緣是，董氏對漢以前的各家加以了認真的總結分析，悉心的消化汲納，這使他不僅可以承繼儒家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而且可以將之定格定位，加以系統布局。董氏之所以能夠結合漢時政治社會變化，建立以大的系統表達的倫理政治理論，完成孔、孟、荀未竟的思想事，歷史為其提供了最優厚的條件。

（一）詮釋《春秋》：以微言大義凸顯混亂時世中倫理政治的意義。自孔子始，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成為儒家表達思想的權威依據，亦構成為儒家思想建構的豐厚精神資源。儒家大師對六經，一般取“六經皆治”的態度。尤其是孔丘，“刪詩書，定禮樂”，“五以學易”，“韋編三絕”，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但自孔子以后，這一局面雖大致保持，卻表現出各家略有側重的特點。并且，因其側重而體現其學術性格，“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于《詩》、沖廠’。（趙峻：《孟子題辭》轉引自焦循：《孟子正義》）《詩》中意涵的“天生蒸民”，“好是鉻德”，仲》中意涵的“天視、聽自我民視葉”等觀念，在孟子的創造性詮釋中，被轉換生成為仁心善性的心勝之學。董仲舒則不像孟子那樣偏重《詩》、《書》。董氏“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史記·儒林列傳》《春秋》一個，成為董氏治學致思的經典根據。

董氏以治春秋為學，遂使我們得弄清楚兩個問題，才可以討論董氏思想及其旨趣。其一是，《春秋》為怎樣的一本書；其二是，董氏是怎樣閱讀、詮釋《春秋》的。先說前者。杜預曾作《春秋左氏傳》一書，序中對《眷秋》一書做了題解。他說，“《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心表年以首事。年以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钡泴W史家指出，魯史之《春秋》，為魯國編年史，而孔子“特沿用魯史之舊名”，作有評論魯歷史事件的《春秋》，后者成為儒家所本的歷史評論經典。儒家解讀《春秋》，由其取義不同、方法差異，又分為兩家：谷梁與公羊。但比較而言，谷梁派與公羊派雖同屬經今文學派，而與古文學派的治史式《左傳》不同，谷梁派卻以“大義”為取裁標準，公羊一派兼傳“微言”、“大義”，故學者提出“谷梁言義不及公羊之大”。（蔣伯潛：《十三經概論》，第428頁）因此，作為《春秋》博士，又強調“小之將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春秋繁露·二端》下引該書只注篇名）的董仲舒，言宗公羊，恰中情理。

但即便是董仲舒治公羊，也是走的由經而權的理路。他“強調權變的觀念而把古與今連上；強調微、微妙的觀念，把史與天連上。這不僅是把公羊傳當作建構自己哲學的一種材料，而是把公羊傳當作是進入到自己哲學系統中的一塊踏腳石”。（徐復觀：《西漢思想史》卷二，第333頁）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究其實，是要在漢武帝時期的社會重建過程中，通過對公羊春秋古史闡釋的承接，將混亂時世中發生過效用的倫理政治觀念，透入漢時政治生活之中；誼過古人（孔子）“微言”，將中間蘊含的由天而規定的倫理政治“大義”，伸張進缺乏保障系統的儒家倫理政治的理論建構之中。

董氏首先強調，“《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天）”，（《精華》）“《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然則說熔秋》，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后得之”。（《玉英》這說明董氏治《春秋》，一者是“從變從義”為尚，而不是致力于發現《春秋》原義；二者《春秋》為孔子所書混亂時代的魯史，內諱大惡、外惡不避，故只能從字里行間中，才能發現其意之所指，即其所謂“辭不能及，皆在于指”。（《竹林》）三者暗示董氏治《春秋》的目的，完全不在史，而在論，論斷歷史“曲直”，揭示歷史精神，揭破春秋時代那種混亂情形中，社會政治運作仍在遵循的基本準則。

董仲舒如何在《春秋》中發現或挖掘中國歷史精神、政治精神呢？由董氏治《春秋》的目的決定，他期望見微知著，從孔子的微言中將其中蘊含的大義揭案，進而從孔子對春秋的褒貶中凸現當時的歷史一政治精神，并將之紹續下來，建構董氏時代的政治基本準則。董氏認定，“《春秋》記天丁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況微吵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同上）觀歷史不是要還原歷史，而是要從歷史中發現歷史事件據以發生的根本原因。于是，引向后者，鑒往知來，便成為歷史觀察與評論的必然取向，“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效難知也，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情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昆一空而博費之，則天下盡矣”。（《精華》）道往，道春秋時代孔子論史所內藏的歷史一政治精神；明來，明西漢武帝時代仲舒所期望的社會政治應當取法的精神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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