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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讀、詮釋與翻譯
一簡略回顧翻譯外國哲學著作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和中國現代學術發展過程中所起的 作用，或可加深我們對翻譯工作之重要性的認識。
“從變法運動到五四運動時期，這是一個啟蒙介紹時期，特點是宣揚維新，改良政治 ，反對傳統風俗習慣�！�(賀麟，1984年)19世紀末，以啟蒙思想家嚴復為代表的一批翻 譯家率先把進化論和西方哲學介紹到中國來，對中國知識分子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嚴復先生親譯的《天演論》、《國富論》等八部名著，給中國思想界吹進一股新風，極 大地沖擊了清末民初的保守勢力。啟蒙思想家蔡元培先生也是翻譯外國哲學的先行者�！∷�20世紀初從日文翻譯了德國科培爾著的《哲學要領》、日本佛教哲學家井上圓了著 的《妖怪學講義錄總論》、德國泡爾生著的《倫理學原理》，成為早期引進外國哲學的 代表。
“五四運動”前后，中國學界翻譯、介紹外國思想的大潮初起。杜威、羅素、杜里舒 、尼采、弗洛伊德、愛因斯坦、康德、黑格爾、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馬克思、恩格斯 、普里漢諾夫、德波林、克羅齊、車爾尼雪夫斯基等外國哲學家和思想家的許多著作被 中國人翻譯過來。翻譯者中既有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又有思想傾 向各異的文人學者，如李石岑、張銘鼎、張東蓀等。這些屬于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 同國別、不同派別的外國思想家的著述，經過中國學者的選擇和解讀，不僅為中國社會 與思想的變革提供了思想資料，而且為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和哲學界的誕生奠定了基 礎。特別要指出的是，在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以空前的規模在中國得到了系統傳 播，并隨著中國社會的向前發展，在解決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與國外馬克思主義者的著述大量翻譯出版。“據不完全統計， 僅1928年到1930年短短幾年，新出版了馬恩著作近40種�！�(黃見德，第94頁)
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中國哲學家為適應新的思想啟蒙的需要，希望引進西方哲學 ，用來振奮和激發中國人的愛國精神。1941年，“西洋哲學名著編譯會”成立。中國學 者將編譯和研究工作結合起來，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的哲學研究。許多中國哲學家在傳播 西方哲學的同時，融匯中西哲學，創建自己的哲學體系�？梢栽O想，若無前期的翻譯工 作為基礎，這些哲學體系的創建是不可能的。
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是當時中國的學術重鎮，北大和清華的學術大師們對于翻譯外國 哲學著作有直接貢獻。梁啟超先生就是一位致力于觀念變法的編譯家。他寫了《霍布斯 學案》、《斯賓諾莎學案》等文章，后來匯編成《西哲學說一臠》出版。吳宓先生曾校 對郭斌蘇、景昌極譯的《柏拉圖五大對話》，并向其他學者推薦翻譯《亞里士多德倫理 學》一書。賀麟先生于1931年回國，擔任北大教授并兼任清華大學教授。他十分重視翻 譯工作，曾寫過《論嚴復的翻譯》在《東方雜志》上刊出，在《黑格爾學述》序言中提 出處理譯名的四條注意事項，為黑格爾哲學的翻譯和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陳康先生于 40年代翻譯了柏拉圖的《巴曼尼德斯篇》。他認為，柏拉圖的每本著作都是一個謎，而 《巴曼尼德斯篇》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因此，他在翻譯之外添加了大量注釋，使它不僅 是原作忠實和準確的翻譯，而且還是詳盡的詮釋。陳康先生的工作激發了不少人研究希 臘哲學的興趣，賀麟先生評價說，它“于介紹西洋哲學名著方面，尤其開了一個新紀元 ”。(賀麟，1947年，第40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國與西方世界處于尖銳的對立之中。在外國哲學研究 領域，唯心主義和被視為美國官方哲學的實用主義受到嚴厲批判。在這種政治形勢下， 50年代前期的翻譯工作中，馬克思主義的出版物占絕對多數，譯自蘇聯的哲學讀物占據 主流地位。據《全國總書目》統計，從1949年10月到1955年，俄文翻譯的馬克思主義著 作362本，其中哲學126種，而同期其他文字翻譯為43種，其中哲學15種。
改革開放以后，出版界出現了各類叢書爭相競賽的局面。商務印書館在長期規劃、大 量積累的基礎上，出版了《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從80年代初到1997年共出300種 ，其中哲學類104種。此外，上海譯文的《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上海人民出版社 的《西方學術譯叢》、三聯書店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等，都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哲 學著作。
二
對處于頻繁的文化交流之中的民族來說，翻譯工作極為重要。它不僅關系到本民族文 化傳統的傳承，也關系到本民族文化的發展與更新。按人們的最一般理解，所謂傳統仍 是那些世代相傳、具有特點的社會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人類社會在語 言出現之前，傳統以習慣和習俗的形式來化成和沿襲。語言的產生，進而文字的產生， 促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傳統的形成，即以思想為形式的傳統出現了。語言除了擔負起記載 傳統的重任外，還擔負起逾越時空差距延續和保全傳統的功能。然而隨著歷史的經年流 逝和人類生存處境的變化，再加上語言自身的流變，某種傳統的本義難免會被遮蔽和曲 解。因此，要維系和保全傳統，求得傳統真相，就離不開對傳統典籍的詮釋，這種詮釋 既包括古文今譯(translation)，也包括經典文本的注釋(annotation)。
經典的原義是指傳統的、權威性的基本著作。人類思想史從外觀上看是文獻的積累和 權威性基本著作的逐步經典化。“經典的特質是把描述性的經驗上升為規范性的論說。 人們首先要把多種經歷的經驗總結、提煉為格言，以達到表述上的普遍性。在格言式的 表達方式中，具體經驗已變成普遍常則。但一般的格言、諺語、詩歌，如果沒有經典的 地位，則只能靠偶然的機會傳播和應用，它的權威性不夠，最多被視為一些世俗智能， 對人缺少說服力和約束力。經典則不同，經典是一套論述體系，而非一二句格言，經典 的文本在獲得經典地位之后，其文化力量，其掌握群眾的力量，極為巨大。也因此，經 典由此成為文化的基本內核，使文化在其傳衍發展中獲得了自己鮮明的特殊性格�！�( 陳來，第126頁)
在單一文化背景下，經典形成的過程相對簡單，而在跨文化背景下，經典的形成過程 則要復雜得多。在跨文化背景下翻譯經典實質上是一種包括語言翻譯在內的文化翻譯， 既涉及語言的變化與轉換，也涉及思維方式的變革。麥金太爾說：當兩種傳統相遇的時 候，“我們便具有兩類不同的翻譯：對等的直譯和帶有語言創新的翻譯。通過它們，傳 統可以從其初始語言中(從希伯萊語或希臘語或無論什么語中)，轉換成后來的語言。注 意，翻譯的這兩種關系可以適用于文本或話語的其他體系之間，不僅在相互不同的語言 (如希伯萊語、希臘語和拉丁語)之間，而且還在視為兩個不同階段或時期的同種語言之 間”。(麥金太爾，第486頁)他所說的直譯大體上相當于我們所說的文字翻譯，他所說 的帶有語言創新的翻譯則大體上相當于我們所說的文化翻譯。文字翻譯的需要產生于文 化交流，文化交流離不開語言的翻譯，包括筆頭的和口頭的，而文化融合必將導致不同 語言的對應表達。在跨文化的交流與傳播中，不同的文化傳統會在特定時空中相遇和碰 撞，進而發生融合。這個時候就產生了語言翻譯和文化翻譯的急迫需要。因此，翻譯不 僅是指日常意義上的語言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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