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生命意識與文學審美觀
“三曹”生命意識與文學審美觀
一代美學宗師宗白華先生曾指出：“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時代。”[13][P208]亂世對人類生命的壓抑和摧殘，是文人內在生命情緒勃發和生命意識覺醒的契機。因而，魏晉時期成為中國文人生命情緒勃發和空前濃重的時代，生命意識高度自覺與張揚的時代。文學是人的生存狀態最為具體而真實的寫照，因而魏晉這一時期的文學自然要“具體而真實”地表現生命或生存的本身，直接表現出生命的境界。生命意識的覺醒構成了六朝美學演進最重要的文化基礎。而首開魏晉文學生命主題風氣的當屬漢末魏初的建安文學。“五言騰踴”[14] “�？鄽狻盵15] “俊才云蒸”[16]的建安文學，涌現出一批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為代表的才華橫溢、含珠吐璣的卓才異士。曹操“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魏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王曹植“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17]，作為統治階層的曹氏父子三人引領群雄，“縱轡以騁節”[18]七子“望路而爭驅”欣逢“招才之嘉會”[19]呈現一片“彬彬之盛”[20]的局面。建安文學使人生的感喟成為時代的普遍題材、士人的共同歌唱。士人對人生的留戀，對死亡的焦慮，導致人們對生命價值和意義的苦苦思索和追問：“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21] “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22] “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肀M氣力索，精魂靡所能。”[23]而最先奏響建安文學的時代性主調的又當屬曹氏父子：“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盵24] “四時舍我驅馳”，“為樂�？噙t，歲月逝忽若飛”[25]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飛吹塵�！盵26]曹氏父子把自己的生命意識溶入作品中，在建安時期以恢弘的慷慨之氣和悲壯的英雄風色為后世留下了激蕩千秋的慷慨悲壯之詠，“傷時憫亂”而不失豪邁之氣，激揚文字而常帶風云之色，飽經憂患而不墜青云之志，在感慨時世艱難之上流露出一種強烈的生命之悲，凸顯出一種人的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生命意識，開啟一代自覺之文風。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生命意識構成了“三曹”作品的深層的審美特征�！叭堋钡淖髌芬蚱淠Y了深層的審美主體體驗和對社會人生的獨特觀照和體悟而成為千古絕唱。與此相應，他們把文學創作看作是其生命形態的外化，是其舒釋內心悲劇郁結的方式，是其追求生命不朽的重要寄托，摒棄了傳統的文學單一的社會功能，倡導多姿多彩的文學形式和文學內容，并身體力行地在詩文創作中自覺地關注生命及其價值，進行人的生命本體的理性探討，從而形成了張揚生命意識的文學審美觀。
“三曹”的生命意識無疑受到了《古詩十九首》的影響。但是，與前人相比，他們對生命的關注已發展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他們固然也渴望生懼怕死，然而他們對生命的憂患和感悟，對生與死的更為深刻的理性思考，對生命價值更為積極的執著追求卻超越了他們的前人。他們在文學作品中直接詠唱人生、人情、人性，開一派風氣之先河。建安時期也因此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為鮮活和絢麗的文學黃金時代。生命意識發展到“三曹”的階段已從對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強烈感受與重視感性生命上升到珍愛生命、追求生命價值的實現的理性自覺，這使生命精神成為中國藝術和審美的文化底蘊。繼“三曹”之后，中國文學史上探求生命奧秘、關懷人生境況、抒寫生命意識的作品不勝枚舉。如阮籍《詠懷》其四中云：“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陸機的《嘆逝賦》嗟嘆“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陶淵明的《自祭文》也悲嘆：“人生實難，死如之何？”“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更是千古絕唱：“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庇朴仆�，姍姍來今，江月無限延續而生命短促不居，警醒人們對生命的珍愛與創造；杜甫《春日江村五首》其一：“乾坤百里眼，時序百年心”這樣的時空感知浸透著多么強烈的生命意識；李商隱面對落日西墜不勝感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27]“從來系日乏長繩，水去云回恨不勝”[28]等等。
中國古代文學思想既是對藝術經驗的總結，又是對哲學精神的演繹，其內在精神中同樣飽含著人生哲思和生命意蘊，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明確而濃重的生命意識。源出于老莊哲學的“虛靜”說反映出古代文學理論中所蘊含的人生哲思�！疤撿o”是文學創作的初始階段的心理狀態�！疤撿o”以擯棄俗世塵雜，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心理狀態，去領悟天地之道的本真，使人類生命的本體與天地精神相契為一，喚醒人類潛藏的生命本能，激發作家的創作靈感。在中國古代文學創作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發憤著書”說、“不平則鳴”說、“窮而后工”說都揭示了苦悶和愁怨作為生命本體的深層體驗能促發巨大的內在生命力，喚起超常的藝術創造力，去探求生命的本質力量和終極價值，因而也是生命意識的體現。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的“氣”“神”“韻”“味”“趣”“境”“意境”等基本概念和范疇也都蘊含著一種生命精神在內。曹操詩歌中慷慨悲涼的“風骨”所表現出的生命的孤獨意識和文學審美觀，曹丕在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中對生命本體存在價值的追問和探求，以及曹植因對生命的眷戀、政治上的失意而“發憤著書”所流露出的文學審美觀，都表現出了一種以藝術作為短暫生命的補償，高度張揚生命意識的文學思想，而使得此后中國文學普遍滲透著一種深層的生命意識并成為至今不衰的傳統。如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中通篇講作品文氣與作者氣質之間關系的問題，嚴羽《滄浪詩話》以“氣象”來論文學時代風格，“文氣”“氣象”“氣韻”“風氣”“風骨”等用來描述文學作品風格特征的概念，是作家的氣質、品格、性情等生命內蘊在作品中的外在展示，是人的生命力度在文學中的特定表現。這種由人及文的評價藝術作品的傳統，十分注重人的內在精神與文的外在風格之間的本質聯系，體現出一種生命意識，是與曹丕的“文氣說”一脈相承的。魏晉六朝文論所主張的“得意忘象”（王弼）、“傳神寫照”（顧愷之）、“澄懷味象”（宗炳）和“氣韻生動”（謝赫）等命題，唐五代書畫美學所提出的“同自然之妙有”（孫過庭）和“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張彥遠）等命題也都表現出一種生命精神�？傊�，中國文論要求藝術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應該體現宇宙的本體和生命，不僅表現個別的人與事，而要胸羅宇宙，思接千古，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以窺見宇宙人生的奧秘；中國文論要求藝術的境界要小中見大，有限中見無限，個別中見一般，表現宇宙人生的氣韻、生命，換句話說，體現宇宙之道或人的生命意識。這在“三曹”的文學審美觀和作為這種審美觀的具體表現的作品中已有著深深的積淀與滲透。
筆者不揣淺陋，試對曹氏父子的生命意識與張揚生命意識的文學審美觀和形成生命意識的思想文化淵源作出闡釋和分析，并對三人審美觀中所張揚的生命意識的異同作出比較。而尤需指出的是“三曹”創作實踐所升華出來的文學審美觀和文論不僅影響當時和以后相當長一個時期的文學創作、文學風貌，而且承前啟后，使得正在走向覺醒的中國文藝美學也由此更突出了一個傳統，即對生命意識的刻意張揚并于其中充盈著悲劇色彩，雖儒者亦難于不免。
第一節 生命的“吶喊”：曹操高亢悲歌中的孤獨意識與文學審美觀
曹操是建安詩風的開創者，由此而深遠影響了一代詩人，奠定了建安文學風骨遒勁的基礎。在藝術創作手法上，曹操不沿襲詩歌舊途，直接向漢樂府學習，而又不受其古題古意的束縛，汲取其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所寫皆目睹親歷、身體實感，正如陳祚明所論：“皆以寫己懷來，始而憂貧，繼而憫亂”，“故其跌宕悲涼，獨臻超越”。[29]在“建安七子”中，像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的王粲，真骨凌霜、高風跨俗的劉楨，章表檄文、繁富激昂的陳琳等，其詩歌創作都與曹操十分接近。
曹操對文學藝術是非常重視的。這首先表現在他的文學藝術修養上。曹丕在《典論自敘》中云：“上（指曹操）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而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辈苤病段涞壅C》亦云“躬著雅頌，被之瑟琴”。其次，曹操對文學藝術的重視還表現在其招攬、重用具有文學藝術才干者方面。曹操自己對文學藝術有濃厚的興趣，因而他對文學之士、多才多藝者分外厚愛，致使獨步于漢南的王粲、鷹揚于河朔的陳琳、擅名于青土的徐干、振藻于海隅的劉楨、發跡于大魏的應瑒等四方文士等紛紛投奔他而來，形成了百川歸海之勢。在曹操的積極倡導與支持下，這些文人（包括曹丕、曹植在內）交往甚稔，常常是“行則連輿，止則接席”，“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30]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鄴下文人集團。曹操雖然沒有參與其中的活動，但曹操實際就是鄴下文人集團的領袖和組織者。這個文學集團的出現，有利于當時文學的創作與發展。曹操寵愛曹植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由于曹植富有文學才華。由于曹操如此重視文學藝術致使建安文學出現了勃興的局面。作為統治者的曹操的正確政策和策略直接推動著建安時代的文學發展和理論成果的風盛。
曹操之所以如此重視文學藝術，與其張揚生命意識的文學審美觀密切相關。曹操雄才偉略，縱橫亂世，一生戎馬倥傯，其詩觸物感興，詩思奔瀉，氣志至而筆舌隨，是完全純粹的情感迸發。但令人遺憾的是，歷史并沒有給曹操提供完成更大的文學理論建樹的條件。有關曹操的文藝思想材料，流傳下來的甚少，即使有也只是“論賦嫌于積韻”之類的意見。為此，我們只能從前人引用的有關曹操文藝思想方面的資料和他的文學藝術修養及其創作傾向、創作實踐等方面來對其張揚生命意識的文學審美觀和文學思想進行探討。
一、文學是張揚生命孤獨意識的獨特形態。
曹操的孤獨意識是生命意識覺醒之后意識到人生的短暫和個體的孤獨，而對生命價值的深刻反思和執著探求。曹操借文學這一獨特形態張揚生命的孤獨意識，因而成就了他那充滿悲愴，充滿孤憤，同時也充滿斗爭精神，千百年來震撼著無數心靈的慷慨詩吟和高亢悲歌。曹操生命中的孤獨意識成分是使他成為一代叱咤風云的亂世英雄，一位“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息鞍披覽投戈吟詠”的馬上詩人的內驅力。作為馬上詩人，他的作品沒有一般文人的無病呻吟和矯揉造作，而是直接觸及那個時代所普遍感受到的社會人生問題，把沉重的社會災難所激活的強烈的生命意識，化作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和生命價值的巨大動力，表現出對生命及自身存在的肯定。曹操為百姓的苦難，為天下的統一，在用生命悲愴而孤獨地吶喊。這種生命的吶喊也是崢嶸崛起的民族精魂的悲壯呼喚。
孤獨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曹操作為蓋世英雄，文韜武略，自有比起一般人更為明確而強烈的孤獨意識。早在憧憬未來的青少年時期曹操就已萌發孤獨意識。曹操家世地位卑微，出身于閹宦曹騰之家。在曹操生活的重門閥的傳統文化環境中，他要經常面對他人的輕侮、謾罵和攻擊。陳琳《為袁紹檄豫州》中辱罵曹操為“贅閹遺丑”，就是社會對曹操出身的謾罵與攻擊的一個縮影。作為“自古而恥之”的太監的后代，曹操有極深極強的自卑感與屈辱感�！渡圃招小分褪惆l了自己“薄枯”“孤苦”的感受：“自惜身薄枯，夙賤罹孤苦”。曹操此時的孤獨意識主要由孤苦無依的個人身世而引發，尚屬表層而稍顯膚淺。曹操不甘于這種由家世所決定的屈辱地位，為了確證和實現自我一己的出眾之才，求得社會對自己非凡的生命價值的承認和肯定，他盡力超越自我、超越他人，終于亂世群雄之中獨領風騷。曹操的孤獨意識有對自己卑微孤苦的出身的感傷，更有對生命短暫、對生與死的強烈感受和慨嘆。王瑤先生說：“我們念魏晉人的詩，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動人心的，便是那在詩中充滿了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與情感。”[30]對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強烈感受是生命意識覺醒的標志。同所有具備自我意識的心靈一樣，在面對幾不可知的茫茫宇宙，在感嘆生命短暫、人生如寄時，曹操由充盈于內的生命意識而衍了時間的緊迫感、生命的焦灼感，并由此產生帶有人類普遍性的孤獨感。其堪稱壓卷之作的《短歌行》中“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睅拙渚统隽诉@種人生有限、生命易逝的無限感慨和作為人的普遍的孤獨。李澤厚先生認為這種對生死存亡的重視、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嘆，是這個時代的典型音調，是“在懷疑論哲學思潮下對人生的執著，在表面看來似乎是如此頹廢、悲觀、消極感嘆中，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欲求和留戀�！盵31][p90-91]曹操的孤獨意識除了體現在作為人的普遍的孤獨即“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感嘆，還更高的層面上表現為作為英雄的孤獨即“憂世不治”的憂慮上。曹操是一位“鞭撻宇內”的“超世之杰”，因而他的孤獨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孤獨，是意氣風發、有所作為的以天下為關注對象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的吞吐日月、囊括四海式的英雄的孤獨，與其終一生而不變的統一天下的英雄情結息息相關，而絕非一般人的那種凄凄慘慘戚戚的向隅而泣式的個人的纏綿感傷。曹操一代梟雄，橫槊船頭、扣舷長嘯，《短歌行》中有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月明星稀”等句，表達了他欲成就統一天下的大業而沒有眾賢輔佐，求才而不得的焦慮、孤獨心態。他雖多次下求賢令，打破傳統的人才、用人觀點，“唯才是舉”，“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彼约菏冀K如同一輪能給世界帶來光明的明月高掛中天，只有“月明星稀”，卻沒有形成“眾星拱月”的局面，因而也就成了孤月。曹操晚年創作的不少游仙詩，也表現出由曹操生命意識而衍生出來的孤獨意識。游仙心態追求一種精神超脫和生命超越，其高蹈世外、遺世神游所顧眷和企慕的是一種絕對理想化的迷離倘恍的人生之境。表現游仙心態的作品借助蓬萊、昆侖等虛幻之境表現詩人超越生命痛苦，享受生命本然歡樂的愿望，是詩人執著于人生信念、渴望實現人生價值的心態的曲折顯露，是詩人理想難酬、身心苦痛的折光，表現出強烈的生存欲求，是詩人生命意識的逆向張揚。《精列》云：“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圣賢不能免，何為懷此憂”；“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微�！薄肚锖小吩疲骸耙挂拱驳妹�，惆悵以自憐�！薄安黄菽晖�，憂世不治�！鄙Ｓ苣壕爸甑脑娙斯I難就的憂患日益深刻無法排遣。曹操以人生有盡為意識基點，卻又希望以成仙否定有盡的人生，進入無所終窮的人生天地，在力圖實現而又不可能實現之間，加劇了生存的無奈和痛苦。
當曹操現實中的這種孤獨情緒積聚到一定程度，排遣的本能也同時滋生，于是他拿起了筆，以求得心理的暫時平衡。但其孤獨意識并未由此而被消解，反而更添慷慨情調。文學作品成為了詩人孤獨情感的折射。文學也因此成為張揚生命孤獨意識的獨特形態。孤獨在帶給他憂患、焦慮的同時帶給他自我價值感，并振奮和催促著他努力去追求，執著去實現其自我價值，使人的力量得到了確證。文學應當表現詩人心靈的孤獨。只有詩人心靈的孤獨所吟誦、吶喊出來的作品才會造成強烈的審美震撼。這是曹操給我們的啟示。
二、文學應當關乎社會人生，關乎生民命運。
曹操生活在軍閥割據、戰亂不已的年代，百姓在遭受戰爭的荼毒，社會生產力受到極大破壞，渴求統一，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便成為當時廣大人民群眾的迫切要求。這些，在曹操的文學創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曹操雖然未明確提出文學應當關乎社會人生，關乎生民命運的理論主張，但其文學創作實踐鮮明的體現出這一思想。
在直面現實時曹操對連年征戰使老百姓不能休養生息、安居樂業和給老百姓帶來的重重災難發出同情的哀嘆，并直接以死亡入詩為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漢末動亂的社會現實及抒發了他統一天下的抱負和志向，以大量的創作實踐表現出文學應攝取時代精神、反映社會現實、關注社會人生的文學主張。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人們的主體意識、生命意識會隨著個性解放意識的不斷增強而不斷強化，而黑暗現實的威脅，個人生活的不幸，又會給予人們的這種憂生懼死的心理以數倍的放大�！吧罅康厮∷劳觯瑧K不忍睹。然而，從另一方面看，這也是撞擊出生命最耀眼火花的時刻，是生命意識最大限度展露的時刻，生命的苦難與毀滅的展現，反而為生命的至高無上性開辟出一條神奇的道路�！盵32[P94]]身處大動亂大憂患的建安時期，目睹了戰亂頻仍，災荒、瘟疫、饑謹不斷，人的生命極其脆弱極易喪失的社會現狀，曹操的內心升騰著悲己憫人的情緒，自覺不自覺以死亡入詩。詩人對死亡的哀懼又蘊涵著對生命的普遍關切。曹操的《軍譙令》自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動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凄愴傷懷”，而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尚未成功，壯志未酬，民已不堪其苦，故而感嘆“自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曹操《薤露行》也寫到：“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薄掇丁繁臼菢犯断嗪透柘嗪颓犯鬓o，是一首挽歌，曹操借此哀嘆國家喪亂，百姓遭殃，有悲悼之意，是生者對死者的悼念�！坝帧遁锢镄小吩佒T侯興兵聯討董卓因力不齊、自相戟而事敗之事，描繪了軍閥混戰給社會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念斷人腸�！庇米秩玷�，被后人譽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33]《薤露行》和《蒿里行》兩首詩不僅僅是對史實的記錄，更是在詩中流露出鮮明的愛憎感情、無限的沉痛，借詩歌對戰亂制造者發出強烈譴責和控訴�！罢氨寺宄枪�，微子為哀傷”、“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詩人看到天下百姓慘遭亂世不由得痛斷肝腸。這種對人生的關注，對生命的惋惜不是感傷個人的生死之期，而是悲嘆百姓死亡、生靈涂炭，是為萬民死亡所作的空前絕后的大挽歌。曹操對踐踏蹂躪生命者發出了痛徹心肺、悲壯淋漓的憤怒聲討和指斥控訴，為在殘酷的戰爭中被肆意踐踏蹂躪的脆弱生命發出了強烈的吶喊。正是因為有其父肇以死亡入詩為文之端，曹丕、曹植緊隨其后，也有與之相似的表現死亡、關注生命的詩文。曹丕《令詩》云：“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典論自敘》云：“百姓死亡，暴莽如骨�！痹凇杜c吳質書》中說：“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與吳質書》又說；“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曹植在《愍子賦》中寫愛子中殤，千秋不見，人亡物在，怎不令人哀慟至極，“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其“永訣之情”悵惘凄惻。詩人們以死、或將死、或欲死觀照凄慘的人生，悲悼生命的脆弱。詩中的現實是生活殘酷，生存冷峻的多棱鏡，詩人感嘆不已卻又對死亡現實無可奈何。社會的悲劇無形中使詩人自我的人生沾染上了悲劇的色彩。這恰恰構成了對生命意識的刻意張揚。文學應當關乎社會人生，關乎生民命運，攝取時代精神，反映社會現實。也正因為曹操等人的詩歌攝取了時代精神，因而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其由此升華出來的文學應當關乎社會人生，關乎生民命運的文學思想，對后代詩歌產生了經久不衰的影響。
因為身逢亂世，“為天下除動亂”已成為當時歷史和社會的需要，因此同那些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一樣，曹操抒發統一天下、拯時救世的雄心壯志和積極進取精神的詩篇也具有極強的時代氣息。筆者如前所述的曹操生命的孤獨意識是與其英雄意識、憂患意識結合在一起的，其孤獨是由于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引發。金丹元就曾指出：“中國文人的孤獨感更多的是發自對人生的感觸，而不是對贖罪的無望。中國人的孤獨感中雖也有對社會的不滿和反抗，但同時又總滯留著時明時暗的對功利的追求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34][P73]英雄意識在魏晉時期已成為一種普遍流行的自覺意識。英雄意識是士人功業思想的升華，它反映了重返政治舞臺的士人階層的勃勃雄心和強烈的進取精神。這種建功立業的英雄意識能激發人的生命力感，將人生苦短的悲哀之情升華為一種崇高悲壯的情感。讀建安史，會強烈感到當時士人口不離英雄。當時士人所指的英雄，劉劭《人物志》認為：具有“聰明” 氣質的人稱為“英”，具有“膽力”的人稱為“雄”�！坝ⅰ薄ⅰ靶邸蓖昝赖慕Y合則為“英雄”，“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保ā度宋镏居⑿邸罚┮虼怂^“英雄”就是智勇兼備，文武特異的人。他們是主宰天下的領袖，所以能成就大業。常言道，亂世出英雄。建安時代天翻地覆，漢末大一統的社會結構受到猛烈沖擊，為有識之士提供了角逐天下的機會。各種政治集團軍事力量之間的興衰變幻，使這種角逐成為可能；當時社會動蕩、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無情的社會現實促使有識之士接近人生，反省自身，建功立業，揚名后世，也使有識之士“為天下除動亂”成為歷史和社會的需要。外部世界充滿了動亂、戰爭、災荒，人們的生活態度、思想感情、價值取向、行為模式都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當其時，就人格范型而言，建功立業的英雄已取代了道德高尚的儒家圣賢。英雄走到舞臺的中心。士人所崇尚的人格理想，不再是經明行修的謙謙儒生，而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與諸侯爭天下的英雄。漢失其鹿，先得者王。士人各擇其主，陳其智力，爭取天下。云從龍，鳳從虎，士人渴盼的是雄才大略的君主與揆煩靖亂的能臣的風云際會。曹操并沒有辜負這一切，削平群雄，逐鹿中原而成為叱咤風云、獨領風騷的一代英雄。從生命意識方面來看，曹操正是借建功立業、遺名后世以超脫肉體生命的死亡帶來的恐懼，借以反抗命運，超越生命的有限存在。這一欲統一天下、拯時救世、建功立業的主題貫穿于曹操整個詩歌創作中，成為其人生交響樂的主旋律�！队^滄�！愤@首詩是詩人北征烏桓途中經過碣石山時寫的。這首詩后人評論“有吞吐宇宙氣象”。[35]“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詩人面對闊海遼天，俯視古今，緬懷雄才偉略的先代英豪。當年秦皇漢武東巡至此，都曾登臨碣石山，刻石觀海，都建立過統一中國的豐功偉績。回首自己戎馬倥傯，翦滅群雄的崢嶸歲月，而至今霸業未就，又聯想到自己這場也是為了統一大業的北征烏桓的戰爭，怎能不思緒萬千、壯懷激烈呢？毛澤東《浪淘沙北戴河》詞曰：“往事越前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敝傅囊簿褪沁@首詩�！叭赵轮校舫銎渲�。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大海正是曹操胸襟氣度的外化。這種生命體驗的外化凸顯出個體生命的存在價值。“幸甚至哉，歌以詠志�！痹娙怂佒爸尽闭撬y一天下，拯時救世的雄心壯志。詩人正是通過對波瀾壯闊的大海的描寫酣暢淋漓地抒發了自己奮發向上、建功立業的磅礴激越的情懷。曹操這類抒發統一天下的抱負和志向的詩歌很多，成就也很突出，流露出曹操身體力行提倡文學應當反映社會現實、關注社會人生的文學思想。
三、文學的美應是悲壯的。
曹操的詩作特色，歷代詩評家幾乎一致地用“自然沉雄”、“沉雄俊爽”、“古直悲涼”等來評價。雖然漢末的大動亂導致的社會慘狀使人感到前途的渺茫和悲哀，一種感傷主義思潮彌漫于整個社會。但曹操并沒有一味沉浸于人生短促、功業未就的感傷之中。曹操把對天下的關注化為一種勃郁的人生感慨沉吟不已，在慷慨不平的同時強烈的體現出他力圖要改變這種局面的雄心壯志，表現出一種悲涼慷慨的感情基調。從這種創作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出曹操是主張文學的悲壯美的。死既無可抗拒，徒然的悲哀只能使人感到痛苦和絕望，最后毀滅掉自己。生命的有限性使自我深切地領悟生命的珍貴，激發對生命的熱愛，促進生命潛能的不斷發揮，強化對自身存在價值的執著追求�！八^對于死亡的準備，就是在任何時候都要有自己執著的追求和寄托�！盵36][P49]作為一代雄主，曹操終其一生，從未放棄平治天下的責任與使命，坦露出山不厭高、水不厭深的胸懷和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抱負。早年的曹操抱著對漢室的幻想，入仕之初即站在清流士人立場打擊濁惡勢力，上書為清流士人請冤，潛歸東方，募兵討卓。目睹東漢政權的腐朽，逐漸認識到“漢不可為”之后，他利用自己日益強大的個人政治軍事勢力，走上一條易代革命重造天下之路。在力挫群雄、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曹操順應歷史潮流、采取一系列進步措施，使北方人民過上了相對安定的生活。如前所提及的《短歌行》一詩開篇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斠钥�，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睂懥鞴庖资�、生命苦短，似有頹唐之感。然而接此，詩又云：“月明星稀，烏鵲難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痹娙讼劝l一腔人生短促、須以酒解憂的慨嘆，進而抒發自己欲建周公偉業的抱負和求賢似渴的激情，全詩一洗低吟淺唱的哀苦情態，昂仰向上，慷慨豪邁，雖仍透著悲涼的藝術氛圍，但那已是一種英雄居高臨下式的落寞與孤寂了。生命苦短的悲哀不再暗淡，一統天下的壯懷更顯激烈。詩作不僅吟唱出了生命如朝露般的憂思。還坦露出山不厭高、水不厭深的胸懷和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抱負。詩人求才若渴的心態和建功立業自強不息的精神表露無疑。此詩之所以獨步千古具備如此卓遠的藝術境界，與其說是曹操的藝術功力所致，不如說與曹操是“天下梟雄”，具有遠大抱負和人生理想，傳奇的人生經歷、領袖地位和奔放不羈的性格密切相關。赤壁一戰曹軍敗北，孫劉聯盟一時難以攻克，曹操轉而經營北方。日月迅邁，老之將至，他寫下了讓后世慷慨之士擊節不已的《步出夏門行神龜雖壽》：“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痹娭械摹吧颀敗笔且谩肚f子秋水》中的“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膀v蛇”引用《韓非子難勢》中的“飛龍乘云，騰蛇游霧”。從傳說中的“神龜”和“騰蛇”說起，闡明人世間的萬事萬物都不可能永生不滅，自然規律不可抗拒。這種樸素的唯物主義的認識使曹操能夠坦然面對生命的自然流逝和消亡。詩中以老年伏櫪尚存縱橫馳騁之想的千里馬向人們昭示：生命固然短暫，但只要有永不衰退的進取精神，人生的價值就會實現，使人在有限的人生中實現對自然生命的超越。這首詩表現出曹操遠大的政治抱負和行將暮年的詩人仍不減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象一匹伏櫪的神騮良驥時時不忘作千里馳騁，垂暮的烈士仍然不失英雄本色，一種老當益壯沉著豪邁的情感激流至今還激蕩著人們對人生理想的執著追求。只要功名成立，生既不可悲，死亦不可懼。曹操把自己的生命意識滲透于文學作品中，形成了以悲壯為美的審美時尚。曹操詩歌慷慨悲涼的基調中富含的對生命價值的執著追求，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千百年來，激勵、鼓舞著無數仁人志士奮斗不已。由其此類創作所升華出來的追求悲壯美的文學觀，也影響了其后無數詩人，形成了我國文學史上追求悲壯美的審美傳統。唐代的無數詩人如初唐四杰、李杜諸人都深被其蔭。李白在《行路難》詩中寫到：“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逼渲刑N涵著身居顯要、大展鴻圖的抱負，表達出最大程度地實現自我價值、擴充生命意義的強烈愿望，頗有曹操以悲壯為美的遺風。杜甫《秋興八首》等眾多詩篇也都表現出一種悲壯美。
第二節 生命的“彷徨”：曹丕對生命本體存在價值的追問與文學審美觀
若論曹丕，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曹丕屬于“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37]他提出了“詩賦欲麗”的主張，并很好地實踐了這一主張。曹丕對文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不僅工于五言詩，用六言、雜言也寫了不少好詩，《燕歌行》就被稱為“七言之祖”。他的《典論論文》是我國最早的專題文論，“以氣論文”蓋由此始，同時指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涉及到文學的價值觀問題。曹丕生命意識覺醒之后對生命短暫、人生無常的強烈感受和對生命本體存在價值的反復追問和不懈追求，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學作品和文學審美觀念。曹丕個體意識、生命意識的覺醒帶來了其文藝與審美的自覺。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38]
一、文學創作能使個體生命得以不朽的文學價值觀
與曹操比起來，曹丕雖然政治建樹和英雄氣概都遠遜其父，明顯無曹操幽燕老將般的沉雄和獨有的霸主胸懷，但在生命覺醒和對現實、人生的思考上，曹丕比曹操來得更深邃，更富有哲理。曹丕通過對生命本體存在價值的反復追問和不懈追求，從現實關懷與終極關懷中開掘生命的深層結構，表現出與其父不同的生命意識，并形成了張揚生命意識的文學審美觀。曹丕在《善哉行》寫道：“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凡物皆有定所，人之憂卻無窮，而這憂正源于人生的短暫無常�！啊畱n來無方’，寫憂劇深�！盵39]詩中所云“人莫之知”之憂流露出詩人對生命的終極價值的詢問和探求的一種深層的生命意識�！啊陨絼t有崖矣，木則有枝矣，凡物皆有定向，而獨憂之無定，人所難知�！盵40]曹丕面對的是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一種生命之憂，一種摸不著、看不見的“無物之陣”。曹丕這里所觸及的其實就是一種生命終極的感覺�！吧慕K極價值何在？”這正是幾千年來壓在每一個哲人心頭的沉重的一個問號。面對這樣一個疑問，曹丕處在他那個時代里，心中充滿的也只能是一個求索者的彷徨、困惑、迷惘、傷感。他的回答只能是連他自己都說不清、道不明，剪不斷、理還亂的“憂”。詩中憂字共出現了三次，極言憂之深、之廣。陳祚明云：“‘憂來無方’言憂始深。意中有一事可憂，便能舉以示人，憂有域也。惟不能示人之憂，戚戚自知，究乃并己亦不自知其何故，耳觸目接，無非感傷，是之謂‘無方’。非‘無方’二字不能寫之�！盵41]黃節云：“言高山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憂來仍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42]都可謂是對曹丕生命之“憂”的知音之論。我們不妨再來看看曹丕的《丹霞蔽日行》：“丹霞蔽日，彩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孤禽失群，悲鳴云間。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有之，嗟我何言�！钡は疾屎纾魉淠�，孤禽失群，月盈月缺，花開花謝，都是生命無常的一種隱喻，使人感到人生短暫、盛衰不常、榮枯難料，一切都在有無之中，無法抗拒，也無可避免，這是自古而然的事，脆弱渺小如我輩之人，能耐其何？唯有長吟詠嘆而已。在生與死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即便是九五之尊的帝王又怎可抵擋無情的時間之流？尤其是最后詩人所發出“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有之，嗟我何言�！钡亩潭痰膸拙淙松锌�，融進了他面對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所產生的悲哀以及對生命的辨證的思索，平添了幾分哲理的深度和歷史的厚重感。現實的悲哀，歷史的必然，引起人們對人生的深深的悵惘與思考。只有具備了對生命的終極關懷的人，才有可能對生命作出這樣的思考。人應當向何處去？詩人是彷徨的、迷惘的、痛苦的。這種彷徨、迷惘和痛苦是面對宇宙、生命在積極探索人生意義和生命價值中形成的，與消極頹廢的情調不可同日而語。面對生命終極之憂和對生命終極意義的叩問，曹丕試圖尋找一種生命的物質載體。最后曹丕尋找到了“文章”這一承載生命的形式。曹丕正是以一個詩人的理性的思考對生命的無常感進行了感性的再現，并在這種感性的再現中生發了對文學的看法和主張。在他看來，生命雖然短暫，可以靠文章以另一形式延續；人生雖然無常，可以靠文章以另一形式凝固，生之歸宿就建構在文章的不朽之上。
曹丕對生命本身深細而敏銳的感觸，結合他個體特殊的地位，無意中引發了一個時代的思潮，那就是“文的自覺”意識的形成。而《典論論文》也成為吹響“文的自覺”的第一聲號角�！兜湔撜撐摹窔v來被認為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篇純正的專業論文，涉及本體論、創作論、風格論、作家論。這篇論文正式揭開了建安這個文藝自覺時代的序幕。關于《典論論文》的研究與闡釋，專文已經汗牛充棟，在此無需贅述。這里只想強調曹丕對文學的高度的理論認識和自覺追求及其文學價值觀的時代意義以及在其論著里所張揚的生命意識。曹丕在《論文》里提出了“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主張：“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論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述，成一家言。”他認為只有真誠而執著的“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朽聲名才能自傳于后。他的《與王朗書》中亦有相同的見解：“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若如著篇籍。疾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鄙悄菢拥拇嗳�，一場瘟疫，一個個優秀的生命就這樣的結束了。在死亡面前，帝王和平民是完全平等的，如此無常而短暫的生命，人應當如何？神仙佛道自是虛妄，縱情宴游又非情所愿，那么生命的價值也就在你生前留下的德行，以及記諸篇章的文字了，尤其是這些文字，他能負載著你的生命，穿透時空的界限而永遠的流傳下去，這樣生命就有了永恒的意義。這樣的見解基于對生命自身短暫的驚懼，“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生命年壽，榮華富貴都有常期，“亡國”、“易代”尚不可避免，更何況人生的短暫易逝？真正能葆有人生價值無窮的只有詩文篇籍，而且它們靠的是獨立的個人的努力，不必有所外在的假借。這樣曹丕就以對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崇高地位的肯定，消解了對生命終極之憂的恐懼。這個見解不能不謂高瞻遠矚，既通脫又實際，給后世無數的詩人文章家以胸襟與膽氣，成為他們專心寄身于文章詩歌的巨大精神支柱。
曹丕這一文學價值觀是對儒家傳統價值觀的繼承和發展�！蹲髠飨骞哪辍酚涊d叔孫豹的話：“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边@是儒家的人生價值觀。儒家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就與“立德”“立功”密切相關。這種傳統價值觀所以為自古以來的知識分子所接受，是因為他們對時間的流逝、人的生死有所感悟，懼怕時光倏忽而逝，一生奄忽過去，所以急于樹德建言。孔子在《論語衛靈公》中早已流露出對立名的渴求：“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稱焉。”司馬遷也把著書立說與生命的永恒價值聯系起來。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申述自己以深受磨難著書立說的古代圣賢為楷模，“述往事，思來者”撰結《史記》“成一家言”，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人死后不過一抔黃土，一道淺丘而已，瞬息即逝，唯有文章可以傳之后世。才智之士希求通過著書立說樹德建言創造出有價值的東西突破生命的局限，使有限的短暫的生命具有永恒的意義，實現足以不朽的自我價值。這里需指出的是，曹丕的觀點并非單純的繼承前人的思想，不能將其主張與儒家“三不朽”的說法作簡單類比。前人所說是指立德立功不成才退而立言以傳圣人之道。司馬遷著《史記》是遭受刑辱之后仿效古人以“述往事，思來者”。而曹丕位居王公，身世顯赫并不存在退而求其次的問題�！八淖杂X為文，是因為感到生死問題的嚴峻，希冀通過文學創作使自己的生命意識延續不絕，這種文學觀念立足于人的覺醒基礎之上�！盵43][P57-58]而且，前人所說“立言”是為傳圣人之道，司馬遷著《史記》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44]是為統治者提供借古鑒今的史書，而曹丕所說“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所表現的并非圣人之言與道而是個人的思想情感。曹丕予文學以極其崇高的地位，使文學創作能使個體生命超越生死的藩籬而傳世不朽的信念為歷代所廣泛接受，生命也因此有了可以安頓止息的憑藉。這正說明建安文人擺脫了漢代言志載道文學觀念的束縛走上了自覺為文的道路。之后的劉勰承襲了司馬遷、曹丕的這種意識和觀念，在《文心雕龍序志》中表明自己對人的永恒價值的追求方式：“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于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劉勰認為，人有超出萬物的智慧和靈性，但人的生命極其短促，有限的人生存在于無限的宇宙之中，唯有“制作”才能“騰聲飛實”突破生命的局限。此處所謂“制作”固然指文章著述而言，按今人的觀點也不妨理解為它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物化或者精神產品。出于生命的價值判斷以及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劉勰沒有停留在一味的感傷生命的短暫易逝之上。他力求實踐抱負，施展才智，以其論著的卓越貢獻和“制作”的不朽價值來超越生存的有限時空。《序志》篇的“贊”中：“生也有涯，無涯惟智�！墓d心，余心有寄。”生命的意義也許就產生于這有限與無限的矛盾沖突之中。才智之士總是力求創造出有價值的東西來，使有限的短暫的生命具有永恒的意義。正因為有限，才值得珍惜，才覺得應該怎樣度過、投放于何種事業是個不能不好好考慮的問題。
盡管曹丕所指文學事業可以使人生“不朽”，還只限于作者個人的“聲名”，并沒有揭示出文學對人的真正的價值，但畢竟涉及到創作動機，即創作活動對創作主體的價值問題，這對文學價值思想不能說沒有一點有意義的啟示。中國文學自建安時代始，文學觀念逐漸明確，自覺性不斷突出，文學的社會功用和價值不斷得到認可，文學家的社會地位不斷提高，這都是中國文學趨于獨立發展的標志。生命意識的覺醒促成了人的自覺，人的自覺又促成了文的自覺。
二、文學作品中的“氣”是作家生命精神的寓托的“文氣說”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還提出“文以氣為主”的“文氣說”。從“文氣說”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曹丕對生命意識的刻意張揚。文云：“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弟子。”他明確地把文看作個體人的精神氣質的表現，具有個體性、獨特性、先天性的特點，以人氣論文氣，首開以氣論文的先河。文學上的“氣”乃是作家的氣質、品格、性情等生命內蘊在作品中的生動展現，是作家生命精神的寓托。作品的風格表現決定于作者本身的生命才性。曹丕因此創造了“氣”這一文學批評的特殊概念。曹丕評論劉楨“貞骨凌霜”的剛正性格，發而為文形成“壯而不密”的風格特征；孔融為人疏狂傲誕，有失謹重，其文章就顯出“理不勝辭”“雜以嘲戲”的特點。劉勰的《文心雕龍體性》通篇講作品文氣與作者氣質之間關系的問題，他說：“才有庸俊，氣有剛柔”，“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其與曹丕的觀點頗多相似，都是由作家個性氣質進而論及作品的風貌。曹丕的“文氣說”是有其哲學淵源的。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氣是指化生天地萬物的最細微而流動的物質，是生命力的表現。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盵45]莊子道：“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而為死�！试皇巧捎钪嫒f物的原質和動力通天下一氣耳�！盵46]氣是萬物的本源，存在于萬物之中，成為事物的生命力。中國古典美學與氣論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正因為受氣論的深刻影響，中國藝術家在借助一定的物質手段或通過一定的藝術形式，來表現對宇宙生機永恒、生命長存的體悟和感受時，總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表現天地萬物的生機活力，縱情謳歌變化不止源源不斷的宇宙生命力。中國古典美學講究旨在深刻表現宇宙生機和人生真諦的藝術意境就是這種精神的核心和最高境界。曹丕的“文氣說”是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的生命精神的繼承和發展。曹丕以人氣論文氣，首開以氣論文之先河，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由此形成了由人及文地評價藝術作品的基本傳統。中國古代文論傳統的這種由評人而轉入評文的理論批評方法，十分注重人的內在精神與文的外在風格之間的本質聯系。因此中國古代文論常用“氣韻” “風氣”“風骨”等概念來描述文學作品的風格特征。
三、文學是生命永存的附麗的“詩賦欲麗”主張
前面我們已論及曹丕的文學創作能使個體生命得以不朽的文學價值觀。正是在這種文學價值觀的影響下，曹丕把文學創作的意義和價值視為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文學創作的意義和價值的實現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就是他生命意義和價值的實現。而文學是一種特殊的審美意識形態，是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統一。正如孔子所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光有內容美而沒有形式美的文學作品是不可能流傳久遠的，文學創作的意義和價值因此也很難實現，創作者寄托其中的生命意義和價值自然也無法實現。曹丕面對生命終極之憂和對生命終極意義的叩問，不僅尋找到了文學這一能使生命得以不朽的形式，而且還認識到了文學這一形式的特殊屬性，因而在其《典論論文》中提出了“詩賦欲麗”的理論主張，視文學為生命永存的附麗，倡導形式美的創造和文學筆觸的柔麗華美。“麗”即美，“詩賦”作為具有代表性的文學體裁，只有做到“麗”，也就是講求形式創造的技巧，追求辭藻的華美，充分表現出文學的審美特性，才能為讀者所接受，并受到讀者的喜歡和傳播。文學創作的意義和價值也因此才能得以實現，創作者的聲名也才能為人所熟知并流傳不朽。因為崇尚“詩言志”及諷世勸諭準則的文學理論傳統，故前代論詩賦，大多強調其政教功用，較少談及或避而不談甚至干脆否定其審美特質。曹丕越過義禮教化的限閥，提出“詩賦欲麗”，保衛了文學的獨立性，使文學不再淪為經學的附庸，而成為反映個體生命意識覺醒的形式。曹丕的文學創作講究句式的工整、詞語的雅煉，追求純藝術技巧，表現情感細膩婉約，顯露出綺麗華靡的文學本色，正是對“詩賦欲麗”這一文學思想的實踐。在曹丕的倡導下，建安中期以后的詩歌更多地致力于個人情感的抒發，更多地體現出文士的個性、更多地同自己的生活聯系起來，于是，出現了大量的如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所述：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敝鳌＿@些作品并非是沉淪于感官享受的一種表現，而是珍視生命的另一種表現。文學創作在曹丕等人那里已成為一種重要的生活內容和自我表現方式，成為他們抒發個人情懷和心靈悲歡的重要憑藉，更成為追求珍視生命追求不朽的重要寄托。
�。ㄈ┥胁荒艹惺苤氨保翰苤采谋瘎∫庾R與文學審美觀
曹植的一生是不幸的，其政治理想屢遭挫折，失去了政治的王冠；但他的一生又是幸運的，憑借其杰出的才華和坎坷的人生經歷，他在詩壇獲得了千古不朽的無冕之王的桂冠。曹植一生的理想、風流和悲歡都升華成了詩。詩也因此成為他生命價值最重要的追求和寄托，成為對人生痛苦的宣泄和補償，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他作為創作實踐之升華的張揚生命意識的文學審美觀。
一、文學是生命價值最重要的追求和寄托。
曹植和曹操一樣有著拯時濟世的遠大理想和昂揚奮進的精神風貌，和曹丕一樣有著“立言”以求“不朽”實現人生價值的典型的文人心態，但更有熱情執著、兀傲不屈的個性氣質和坎坷不平的人生遭際。生命時間的轉瞬即逝，現實的悲慘遭際，執著的理想追求，生命價值的無徑可展，使曹植產生了激越奮發、不可遏制的生命的悲劇意識。生命意識覺醒后的曹丕試圖用“不朽”的精神去超越死亡的牢籠，并最終以文學作為其生命價值最重要的追求和寄托，以“立言”求得了生命的“不朽”�！奥玖ι蠂骰菹旅瘛盵47] 于沙場或國事中建不朽之功業是曹植早年的政治理想。他早期的代表作《白馬篇》塑造了一個勇敢機智、為國獻身、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誓死忽如歸�！边@個形象，正是曹植本人自我形象的體現。曹植正是通過對游俠兒的愛國主義精神的贊頌，抒發自己為國建功立業的理想和抱負。這是曹植一生矢志不渝所執著追求的生命理想，也是建安名士奮發有為的慷慨所在。這種強烈的功名心出于其追求精神“不朽”的生命觀和奮發有為的人生價值觀。由于深受原始儒家“三不朽”的道德倫理價值生命觀的影響，曹植首先考慮到的是通過“立功”即建立現實的、非凡蓋世的豐功偉業而在千秋百代的仰慕中獲得精神的永生來尋求生命的“不朽”，實現生命的終極價值，而不是通過詩賦這樣的純文學創作活動。所以，他在《與楊德祖書》中，貶斥“辭賦小道”，認為文學創造既不能“揄揚大義”，又不足以“彰示來世”，從文學的性質上抹煞了它的社會作用與作家的地位，與曹丕所持文學創作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論點鮮明對峙。另外，曹植在《又求自試表》中又說：“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后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在德，其次在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奔词乖凇傲⒌�、立功”絕對無望時，他宣稱也要退而求其次，把學術活動置于文學創作之上，希望通過對當時朝政得失的總結，把個人的政治理想傳諸后人，以政治家的形象出現在歷史上，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純文學中。不過，這些并不能代表曹植因此會揚棄文學創作，相反的，作為“建安之杰”[48]的他“少小好為文章”，[49]“下筆琳瑯”，[50]“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51]他更無比珍愛自己的作品，曾經把早年的詩稿托付給楊修，企望能夠流布天下。曹植之所以如此輕率的否定文學的作用，是因為在其內心深處一直以政治家自詡，雖在政治上處于逆境，仕途蹭蹬，但仍執著于“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的人生理想，因而在立德、立功、立言上，以前兩者為重，而不愿過多渲染和提及后者。他本可以憑其突出的文學才能用文章建“經國之大業”，但他所面臨的處境和遭遇讓他內心總覺得光靠文章不足以維持和發展自己的現實地位，因而出語憤激，立論也難免流于片面。然而，現實中一連串的厄運粉碎了曹植建功立業的生命理想，他身“抱利器而無所施”，[52]胸懷大志而無所用，身為藩王而陋同匹夫。曹植的《洛神賦》就是一篇抒寫其個體生命價值無由實現，表現其復雜凄苦的生命意緒的作品。賦中的洛神是其生命理想的化身。她容貌美麗，柔情萬種，奇服曠世，資質絕群，所以它是神，是一種生命理想，是一種理想的境界；而賦中的君王所處的境界則是現實境界。賦中所寫君王對洛神的鐘愛實際上則是其對生命理想的鐘愛�！盁o良媒以接歡兮，托微波而通辭”，“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則是類比生命理想的實現有著巨大的現實障礙。洛神與君王相戀而不得的結局則是類比個體生命價值理想因現實境況的嚴峻殘酷而破滅。于是，在“不朽”、“垂名”等生命意識的驅使下，他改變了壯夫不為詩賦的看法，并以更加執著的態度銳意寫作，試圖借辭章以求不朽。曹植《薤露行》唱到：“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騁我逕寸翰，流藻垂華芬”，從中不難看出，曹植已經把文學當作生命價值最重要的追求和寄托�？恐@種追求和寄托，曹植保持了完善自足的人格和超越世俗的理想。曹植的后半生都是在沖突與對抗中生活，無論是追求建功立業，還是在被壓抑中痛苦掙扎，都可以說是生命意識與外部力量的抗衡，帶著濃厚的悲劇色彩。但無論是早期寄意于游俠的高亢之歌還是晚期借游仙以自拔的內心獨白，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曹植始終如一的在強烈的追求個性自由和人生價值。雖歷經生活磨難，壯志不改，豪氣不減，這是曹植的本性，亦是建安士人的品格。正是這份悲劇意識與情感賦予建安文風一種激昂與雄壯之氣。生活在一個方面毀掉了曹植，在另一個方面又成就了他，正是對現實的不斷反抗，對理想的不懈追求使他的整部生命樂章都貫穿著奮發向上的基調，同他豐富的感情，獨特的個性，坎坷不平的生活經歷融匯在一起，實現了他“退而求其次”的“騁我逕寸翰，流藻垂華芬”的“立言”求不朽以實現生命價值的愿望。殘酷的現實給了曹植身心雙重的重軛，使他繃緊了生命之弦，以生命之力去突破命運的藩籬，最大限度地去實現自身的生命價值，從而獲得了創作上的極大成功。
二、文學藝術是對人生痛苦的宣泄和補償。
弗洛伊德認為，藝術是脫離現實的，藝術是對痛苦的補償。藝術是人類為了忍受生活中的困苦而提供的緩沖措施之一。由于藝術可以在幻想中獲得欲望的滿足，這種替代的滿足就可以為人們所受的痛苦提供大量的補償，使人得以生活下去。藝術家可以在創作中得到他幻想中的快樂，從而減輕現實給他帶來的巨大痛苦。“在現實生活中不能自拔者，可以在藝術中用幻想的方式自拔，可以尋求飄渺虛無的幻境，來做解脫煩悶的寄托�！盵53][P145]曹植后期寫作了大量游仙詩其根本原因恐怕也就在此。從曹植大量的文學創作實踐可以看出，曹植把文學藝術當作是對人生痛苦的宣泄和補償。由痛苦的生命體驗所滋生的創作欲望，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層面上指向作家對生命意義的探尋和追求。由痛苦所滋生的藝術之花扎根在文學作品的生命意蘊上。曹植早期的詩歌大都充滿了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和渴望建功立業的慷慨激昂，唱出的多是“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高亢豪壯之歌。在曹丕稱帝以后，曹植成了權力斗爭的犧牲品，險途厄運不可避免。不僅其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的愿望幻滅，而且還飽受煮豆燃箕之痛，嘗盡憂讒畏譏之苦，處境每況愈下。政治的悲怨加上憂生之恐懼，發為吟詠，泫然嘆息，其公子氣息一掃而空，昂揚之聲也有所減弱�！八笃诘拇蠖鄶底髌钒撵`深處巨大的哀痛，展現著他悲傷的生命流程，因而悲劇性就成了他文學創作的基本特征。”[54] 曹植對生命悲劇的深刻體認使得他的創作打上生命悲劇感的印痕，流淌著詩人的憂患情思與悲劇意識。從認識論的角度探索悲劇主體內在的主觀動因，美學悲劇性也是主體在行為動機與結果完全悖反，主體陷入無從選擇的兩難絕境中時顯示出自我保存抗爭和自我超越的欲望受到壓抑時，決意要沖破生活方式所設置的生存障礙，去追求一種生命的理想，甚至不惜生命陷入苦難毀滅而力圖頑強沖破自身的客觀限制去追求更高的生命目的，努力使自我欲望得以實現，人格價值得以提升。主體的欲望意識如果超過了自身能力與現實條件的允許，則會出現主體意志對自身行為的失控而帶來主體生命苦難和毀滅的悲劇。曹植作為悲劇主體的行為動機就是他一以貫之終生不渝的“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對人民、對國家、對社會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的實現生命價值的理想。這個動機是他一生堅持不懈的政治追求的內在動力。然而，眾所周知一個人對理想的追求往往暗示著他可能的悲劇性。他多么期待為朝廷服務、渴望報國立功，但同時他也對那種泯滅個性、否認獨立人格存在價值的專制制度極為不滿。這就必然使他生活在兩難之中。在那樣的環境里，在那樣的心理支配下，既承認、臣服于君主，又極力想保持個體精神和獨立意識，那么，他就只能與痛苦為伍，與悲劇做伴。他在感傷中奮發，在壓抑中昂揚。當曹植內心郁結在現實世界無法排遣時便折射成哀怨、凄婉的種種幻界，借感性的詩化形式來宣泄和排解。縱觀曹植后期的文學創作大都容載著作家種種曲折的人生經歷，反映出他同生活抗爭的力度。這些閃爍著生命光輝和藝術魅力的作品使讀者的心靈受到震顫，喚起對生命意義的本質追尋和終極關注。“轉蓬離本根，飄搖隨長風”十分形象地描繪出他“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的遷徙不定、命運惟艱的苦況。而《吁嗟篇》則用“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寫自己“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的苦況與悲哀。《雜詩》六首中有“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薄敖槎啾L，淮泗馳急流，愿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痹娙硕嘞Ｍ芘麍詧啼J，乘風破浪，完成父親未竟之統一大業，可惜的是沒有方舟相助，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增憂憤。又有：“悠悠遠行客。去家萬余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之，浮云翳日光，悲風動地起�！痹娙嗽谠娭辛髀冻鲆环N深深的失卻本根的漂泊感，情感在苦苦尋求一個精神家園。這個精神家園是他生命的本根，是他生命價值的寄托。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認為：“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彼抉R遷在此似已意識到苦悶是生命本體的深層體驗的道理，他所說的“人窮則反本”，我們也不妨理解為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遭遇窮厄困苦而無可救助的情況下，回歸生命的本體，去探求生命的本質力量。這種精神痛苦的呼號正是對生命本質的終極追問。正是由于在窮困無助的境遇下所產生的對人生本質意義的探尋促成了作家的藝術創作的高成就。有人認為中國文人大多從道德、人格層面表達人生，很少從生命本體、從人的存在去體驗悲劇感，那是因為他們還沒透徹的了解中國文人的靈魂，他們正是以這種方式來體現生命的價值，同時也正是這種方式表現了古代文人對生命的深層次理解。痛苦是藝術生命的激素。一個作家只有既注重體驗生命的痛苦，又深切地體驗了生命的憂患，才能創作出揭示人生真諦的不朽作品，也只有當這些生命的痛苦和憂患體驗被形諸筆墨傾注出來后，作家才能得到解脫。社會苦難和個人坎坷對生命主體的約束和壓抑，給曹植帶來了深悲極慟，卻也促發了他內在的生命力及對生命價值和人生意義的深邃思考，孕育和促成其在藝術上的成功。正是那些真實而痛苦的生命體驗，成為培植他杰出文學作品的沃土和孕育一代天才詩人的基因。
“三曹”文學思想的有關論說文字并不多，除曹丕的較為集中以外，曹操、曹植尤其是曹操所論寥寥，我們只能通過對其文學創作實踐、文學作品的反復揣摩和仔細分析，才能提煉出其中所蘊涵的張揚生命意識的文學審美觀。我們對中古時期我國文藝美學思想的這種認定還可以從此后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基本走向以及詩人和文學家的創作實踐、文論表述中找到有力的證據。應當指出，不僅“三曹”的文學思想，而且整個中國文學思想發展史表明，所謂文學思想通過完整、系統而嚴密的理論形態而表述出來的甚為寥寥，即便是劉勰號稱“體大思精”的《文心雕龍》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嚴密論證形成的，更何況于動亂的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的“三曹”呢？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文論的生命性特點雖源于悠久的文化傳統，但其中生命意識的張揚卻與“三曹”的繼承、發展和推動分不開。
【“三曹”生命意識與文學審美觀】相關文章：
“三曹”文學審美觀中的生命意識比較 .03-24
“三曹”生命意識的思想文化淵源03-23
魏晉文學自然審美的生命意識02-27
語言文學畢業論文-從文學中透析中西民族生命意識的差異性03-04
朱熹哲學的生命意識11-21
意識形態外國文學論文11-24
論文化意識下的英美文學研究文學畢業論文03-21
試析從“人的文學”到“生命的文學”—論生態文學的倫理價值訴求03-18
淺析培養文學作品閱讀中的文化意識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