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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藝術理論與美學建設隨想五題
一關于社會改革深化的時代大潮與電視藝術理論批評與美學建設自身深化的關系問題。
這兩者深化的對應關系,即電視藝術理論批評建設與美學的深化應當取決于并對應著整個社會改革大潮的深化,本來是老生常談的一條原則。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之一,就是理論來源于實踐,實踐是理論發展的動力,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理論的生命在于它或遲或早能指導實踐。但是,較長時期以來,無論是文學還是電視藝術領域,每當創作的實踐順應整個社會變革思潮的前進,沖破了現成理論框架的束縛,即現成的理論已經闡釋和概括不了新鮮的創作經驗,甚至已經證明現成的某種理論指導是有悖于創作的發展時,我們往往不是科學地考慮理論自身應當如何調整、充實和發展,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創作“越了軌”。這種僵化的思維定勢不僅妨礙了創作的繁榮,而且也自然損害了理論自身的聲譽和尊嚴。
物極必板。于是創作界有了一種責難理論、甚至排斥理論的呼聲,理論界自身似乎也有人提出了一種索性主張建設“與創作實踐根本不搭界”的“純理論”的主張。而日新月異的創作現實,又總是對應著社會變革的歷史大潮的,因此這“純理論”也就自然與社會改革“不搭界”了。
我不否認,文學、電視藝術理論建設尤其是美學建設確實都應有專門人才側重于對藝術本體進行高層次抽象思維的“純理論”建設。而我們民族傳統的文藝理論之所以抽象思維能力和邏輯演繹能力都還不夠發達,恐怕也多少與我們缺乏這種“純理論”建設有關。這一點,只消把劉勰的《文心雕龍》、陸機的《文賦》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賀拉斯的《詩藝》作個比較,便看得非常清楚。黑格爾曾指出中國哲學思辨不發達,連孔子的著述也只是“道德箴言”。翻一翻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也可以發現一個發人深思的現象:在中國,代數學很早就很發達,而幾何學則不然。這大概是因為代數重在“求算”,而幾何則重在“求證”。凡“求算”的都很早就算出來了,如南北朝時代的祖沖之,就早于歐洲人一千多年推算出圓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并著有《綴術》、《九章術義注》等書。但凡“求證”的則很晚才證出來,如古希臘就已發現的幾何學上的歐幾里德定理,我們一直到明朝才由徐光啟在《幾何原本》中譯介過來。這些都足以證明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實際存在的這一弱點。說它是弱點,因為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睆倪@個意義上講,呼吁整個電影理論建設中應有專門人才去從事這種“純理論”建設,以促進理論思維的深化和提高,自有其合理性和迫切性。
但即使是這種“純理論”建設,我以為也必須對應整個社會改革深化的大潮,也必須從整個社會改革深化的大潮中自覺汲取動力。從發生論的觀點看,無論是文學界還是電影界,新的理論研究思潮和新的批評方法的崛起,從根本上講,都是既起因于對整個社會改革、開放的時代思潮的觀照,又是整個社會改革、開放的時代思潮在審美領域里抽象思維成果的直接體現。試想,沒有社會改革、開放的總背景,西方文藝理論批評的一些新鮮思維成果,如闡釋學、現象學、符號學和意識形態分析、精神分析方法等等,能引進到我國新時期的文藝理論批評領域里來嗎?文學、影視藝術理論批評的日趨細密化、理論化、科學化,是對應著整個社會改革的深化,理論批評自身也隨之深化的必然結果。而且,一個國家電視藝術理論批評與美學的建設,無論是實踐性強的理論建設還是所謂的抽象性強的“純理論”建設,都不能脫離這個國家的國情和它的經濟實力及文化傳統。因此,在我國,理論批評要深化,要發展,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也需要建立自身的尊嚴和相對獨立的品格。但無論如何,文藝理論批評思潮的深化,只有更自覺地對應整個社會變革思潮的深化,并自覺地從中汲取動力,才是有源之流,才能形成浩博之勢。
二
關于借鑒西方影視藝術理論和整個文藝理論的間接思維成果與對我國電視藝術創作的直接科學抽象的關系問題。
這一問題實際上是前一問題的深化。無疑,理論的建設和發展既是一個歷史積累和橫向借鑒的過程,也是一個對現實的創作實踐經驗進行直接抽象并上升為理論的范疇和邏輯體系的過程。這兩者雖有區別,但歸根結底是統一在理論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由于直接從創作實踐經驗中進行科學抽象并建構理論體系的任務極其艱巨,而任何個人的才智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包括劉勰那樣的大師,也很難說全靠這種直接抽象建構他的理論框架。這就需要借鑒和吸收古代和外國的間接思維成果。新時期社會開放和文化開放以來,西方文藝理論批評的一些新鮮思維成果被介紹進來。這是大好事。因為從宏觀上講,開放帶來的認識線索的多維化和理論批評的多樣化,是以承認事物本身(包括影視藝術)的復雜性、整體性為理論前提的,它打破了那種僵化的大一統的簡單的理論批評模式。從微觀上講,開放引進的西方文學理論批評的新鮮思維成果,有助于電視藝術學科領域的理論研究走向細密化、科學化,以利于對電影活力(從創作到發行放映乃至批評研究)的各個環節和局部進行深入的、精細的研究剖析,推動我們電視藝術理論思維的日益全面和科學。但我感到,文學、影視界有一批最富創造力、最有潛力的理論新秀,其興趣和希望似乎較多地寄托在對西方文藝理論間接思維成果的吸收上,他們往往傾其精力研讀和套用這些間接的思維成果,寫出了一批不僅在觀念上、方法上,乃至在思辨上、文風上都“東施效顰”式的文章。甚至有人還從西方生吞活剝地“借”來一種批評模式,然后用以“讀解”某一部中國電影或電視劇,最終證明西方批評模式的“正確”和“靈驗”。這是不足取的。倘陶醉于此,我很懷疑在理論上能真有建樹。因為建設新理論的難點,恐不僅只在如何借鑒和吸收間接思維成果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今天的時代水平上把間接的思維成果消化,并同直接的對我國創作實踐經驗的科學抽象結合起來,創造性地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科學。我國著名的電影美學家鐘惦fěi@①先生生前就反復強調過:“電影美學的時代使命和歷史使命,既要從銀幕上去尋求,更要從銀幕下受其感染的觀眾中去尋求!保ㄗⅲ骸峨娪懊缹W·1982后記》第344頁,中國文聯聯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此言極是。
我這樣說,是基于確實感到這種結合有加以強調的必要。當然,西方文藝理論批評的新鮮思維成果,自有其不可否認的學術價值和借鑒意義。但從宏觀的戰略意義上看,我們仍須保持一種科學的、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例如,有一位青年學者著文介紹說,西方的文藝理論表現為越來越遠離創作實踐,它們僅僅對文藝現象作形而上的闡釋,并以脫離形而下的創作經驗而自豪。這種鄙視創作實踐并不以指導創作實踐為己任的理論,雖然很難說它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因為實際上它最終還是要以各種形式作用于文藝思維和文藝實踐的),但它的弊端和不足也是明顯的。有時連一個一說就明、一道就破的文藝現象,也要用一連串的繁瑣概念加以玄虛的描述。至于西方美學中各派分庭抗禮,各執一端,相互否定而在理論范疇和邏輯體系上較少滲透互補的情況,更是多有存在。因此,有鑒于我們的國情和文化傳統,我仍然主張既注重純粹思辨的理論演繹能力的培養,也更注重用對直接經驗的歸納來彌補其不足,并以此來溝通理論與實踐間的信息交流;主張既注重借鑒和吸收間接思維成果,也更注重直接從現實經驗中進行科學抽象;主張既注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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