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現實主義文學
【導讀】“先鋒文學”退潮后，現實主義文學又成為大規模的文學主流，其中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先鋒文學”發展為技術層面的重敘述，與現實生活的關聯性過弱，走向凌空韜虛的窮途;其二，市場化力量強化了讀者期待對文學的影響。改革十幾年后的中國社會，生活實際呈現出繁雜難辨的特征，在缺失一致價值判斷標準的情況下，這種困境更加突出，人們就更加渴望了解并認識所身處的世界，新寫實、現實主義沖擊波，甚至近些年來的“底層文學”，其實都是為讀者豎立生活鏡像，并按照作者本身的思想觀念引導讀者有趨勢地識別社會、判斷社會。
于是，許多先鋒作家發生寫作轉型，視線外移，開始關注普通民生、世情百態;許多非先鋒作家在去除心理顧慮和形式壓力的情況下，煥發出更多的描摹熱情。但遺憾的是，許多作家的文本多是對傳統表達方式的繼承模仿，甚至一些年輕作者起筆就師從國內外某些傳統現實主義作家，在情節的起伏轉承間、形象的鮮活生動上大下功夫，意識上沒有受到世界文學經驗的啟示和滲透，再加上商業文化對其心態的影響，使他們的原創能力先天孱弱，原創意識消匿于多產的急切中。翻開雜志，即便是全國知名的雜志，大量作品也是千篇一律，毫無生機，毫無審美深度可言，目錄上印著不同的作家名字，視線里是不同的際遇命運演繹，但語言腔調如出一轍，前后結構形似孿生。加上文學市場化需求中的某些時髦性因素(如性愛、暴力、懸疑、官場等)的作用，雷同化現象就更加嚴重。
這里，就凸顯出一個重要問題：此現實主義跟彼現實主義的關系。在對文學發展歷程的梳理中，我們很容易就得出一個常識：任何文學形式，現實主義也好，浪漫主義也好，都是在保持根本內核不變的情況下，其外在形態隨著人們表達經驗和文化經驗的積累不斷融新，并在這個漸變或突變過程中逐漸豐富多元。寫作重要的是個人化的經驗表達，即便同是現實主義的主流作家，雨果跟巴爾扎克，司湯達跟海明威，肖洛霍夫跟托爾斯泰都各有不同。
主義對于這些作家來講，在自覺的創作中處于隱在與消退的狀況，并不構成條框，亦不是方向與目標。現實主義其實從來沒有固定的概念和統一的標準，文學史或者文學理論上的某些論定只是學者們為研究方便而作的后來總結。好作家永遠在追求和嘗試著適合自我、與眾不同的.新表達，而這，并不是“先鋒文學”的專權，也不是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專屬特征，只是，受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影響的“先鋒文學”更強調著重這一點罷了。所有的此現實主義都不再是彼現實主義，那“通過細節如實表現生活”的現實主義早已經是過去，那“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也早成為過去，“先鋒文學”前一些人提出并堅持的“純文學”是為了維護文學自身的獨立性，使其從政治工具的不正常移位中回歸自身，而1990年后的“純文學”，卻是力警文學不要陷入市場化的新意識形態，不要隨波泛濫地泯滅了個性特征而陷于庸俗現實主義，要作者重視自我內在感受，重視自我表現力的開掘，從而保持文學自身的獨立性，保持文學的神圣度和難度。
既然當前的現實主義文學已不是過去的傳統現實主義文學，那么，不同體現在哪里?或者可能體現在哪里?我們認為，現實主義是開放性概念，是具有生發性特征的概念，在作家力求把握和表達社會生活本質真實性的根本上，其外在敘述方式是沒有邊界限定的。也就是說，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表現方式都可能成為、也應該成為當前現實主義的敘述資源，成為作家尋找自我表達特征的先在經驗。可當前大部分作家的現實主義寫作，卻造成現實主義的敘述后退，在“如實描摹”層次大下功夫，致使一些作家在情景真實、人事真實中，卻難以真正把握真實，認識真實。當前現實主義的困境就是表達能力的衰退，中國作家在世界文學背景下探索有效表達中國經驗的途徑有兩條：一是退回傳統和民間吸取養分。
作家從“民間的東西”中吸取養分所取得的成就已成為當前文學的高度和成就，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就是有力例證，盡管有人說他的創作受福克納和馬爾克斯的影響，但筆者認為福克納和馬爾克斯對他只是激發或者啟發，他真正得益于廣闊而深厚的民間資源、故事資源和敘事資源，他真正的成就就在于以民族化的敘事表達近幾十年民間生存的真實情態。二是繼續吸取世界文學的廣博經驗。作家從“外來的東西”中吸取營養實質上是百年文學發端期以來的策略與實施，并且在上世紀20年代30年代因那代學人的素養和自覺而留下了光彩的篇章。遺憾的是40年代后的政治要求使文學在捆綁中離開正常，逐漸在“高大全”的標尺中走向“假窄僵”。80年代的“先鋒文學”是重返20年代文學場的訴求，是在“世界文學”參照系中中國文學的努力攀登，是對現代文學方法論的無意識繼承和發揚，但因為在更多西方理論的淹沒中走向純形式的炫技，和接受群體的拒絕而走向結束。但其自覺的創造性精神意識和掘向深層的認識努力和表達努力卻以散在的狀態活在少數作家的觀念領域和文字世界，構成一些作家的創作觀念和文本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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