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敦煌種植棉花辨析-兼答劉進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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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劉進寶先生《唐五代敦煌種植棉花》一文，對拙作《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種植棉花研究》有關論點提出異議，認為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的緤是毛織品，官布中有褐類官布，官布為入官之布。根據敦煌的有關記載，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使用的緤是棉布，而官布是棉布中的一個品種，不僅上繳官府，而且在寺院、民間大量使用，作為毛織品褐沒有官布的稱謂，官布昌褐內接，是指將官布和昌褐縫接在一起。
關鍵詞：晚唐五代  敦煌  棉花  官布

    晚唐五代敦煌是否種植棉花，實際上是研究棉花傳入北線是否存在的。敦煌毗鄰吐魯番，兩地環(huán)境和氣候條件基本相同，都是靠附近的雪山融化的雪水進行農業(yè)灌溉，同樣都是干旱少雨，年蒸發(fā)量遠遠大于年降水量。自南北朝以來，敦煌地區(qū)與高昌西州地區(qū)的居民人口基本同宗同源，基本上都是十六國到唐代從敦煌及河西地區(qū)遷徙而來的，特別是唐代在西州地區(qū)任職人員中很多是敦煌人。敦煌地區(qū)是中原王朝與西域的咽喉之地，而伊州、西州和石城為門戶所在，敦煌與西州地區(qū)自古以來交往頻繁，特別是到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期西州地區(qū)的棉布因其質量好而大量被販運到敦煌地區(qū)，稱為“安西布”、“西州緤”。同時歸義軍政權也按土地面積250畝或300畝征收一匹棉布，名之為官布。筆者根據敦煌文獻的記載、征收官布等方面認為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種植棉花。①近期《研究》刊載劉進寶先生的論文對本人的看法提出質疑，認為官布就是官府征收的布，不僅棉布稱官布，麻布、褐布等都可以稱官布，以此證實歸義軍政權征收的官布不是棉布而是麻布或者褐布。②對此，筆者在研究敦煌文書的同時，就劉進寶先生的論文中提出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的緤是毛織品、官布中有褐類官布、官布為人官之布等問題的不足作一點補充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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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參見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種植棉花研究》，《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83—95頁；《敦煌西域出土回鶻文文獻所載qunbu與漢文文獻所見官布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xù)編》，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81—394頁。
    ②  參見劉進寶：《唐五代敦煌棉花種植研究——兼論棉花從西域傳人內地的問題》，《歷史研究》2004年第6期，第27—40頁。

歸義軍政權按土地面積征收的官布是棉布還是麻布褐布，是這一問題的關鍵。因為褐布有兩種解釋，一是毛織品，二是麻織品。劉進寶先生認為褐布也可以稱官布的依據主要是P．4887《已卯年八月廿四日袁僧定弟亡納贈歷》的記載“閻茍兒官布昌褐內接三丈”。①這里有幾個問題，一是官布和昌褐是不是一種東西，是從屬關系還是并列關系；二是“內接”的含義是什么。內接，根據《說文解字》：“接，交也。從手妾聲。”段玉裁注曰：“交者，交脛也，引申為凡相接之稱�！雹趯杉䱷|西相交連接在一起就是接，除此之外沒有第二種含義�！皟冉印�，就是從里面(反面)將它們接在一起。接在這里既有動詞的含義也有名詞“接縫”的含義。如同卷文書記載有：“何社官：談(淡)青褐又內接白斜褐內接長三丈”，意思是說把淡青褐與白斜褐從里邊縫起來共三丈長。淡青和白色這兩種顏色不同的褐不可能是一塊褐布，因此官布和昌褐也不可能是從屬關系，不是指官布中的昌褐，而是指官布和昌褐從里邊接起來。納贈歷中凡是記載物品帶有接者都是指兩件或者兩件以上交接起來的，如P．4975《辛未年三月八日沈家納贈歷》記載納贈的絲織品帶內接很多，一種絲織品有帶內接者也有不帶內接者，但是凡是兩種絲織品放在一起者必須帶內接字樣，因為文書很長，引用起來比較麻煩，但記載到內接地方很多，很能說明問題：
    1．辛未年三月八日，沈家納贈歷。
    2．閻社長：緋綿綾內妾二丈三尺，又非綿綾內妾二丈五尺；紫綿綾內妾一丈三尺，又紫綿綾二丈；綠絹內妾一丈四尺。
    3．竇社官：白綿綾古破內妾一丈一尺，綠綾子內妾一丈八尺，非綿綾內妾一丈五尺，又非綿綾八尺，黃絹、紫綿綾內妾一丈，古破白綿綾六尺，白綾六尺，白綿綾一丈九尺。

    4．鄧都衙：紫綿綾一丈八尺，白綿綾二丈四尺，非綿綾二丈，生絹一匹。
    5．張錄事：碧綢內妾二丈一尺，非綿綾內妾八尺，黃畫被柒尺，紫綿綾內妾二丈三尺，非綿綾白綿綾內妾八尺。
    6．鄧縣令：生絹一匹，白綿綾二丈六尺，又白綿綾一丈一尺；非綿綾二丈。
    7．索押衙：白綿綾二丈八尺，又白綿綾二丈五尺，又白綿綾內妾、綠絹內妾二丈，生絹一匹。
    8．陰押衙：小綾子一匹，索綾子一丈一尺，非綿綾、紫綿綾內妾一丈三尺，非綿綾二丈。
    9．小陰押牙：黃綾子八尺，白綿綾一丈，非綿綾內妾一丈八尺，白綿綾一丈三尺內妾，又古破白綿綾一丈，白綿綾一丈一尺。
    10．米押衙：白綿二丈四尺，紫綿綾內妾二丈三尺，白綿綾一丈三尺，樓綾一匹。
    11．齊：非綿綾內妾一丈八尺，白綿綾一丈九尺，黃綾子、紫綿綾內妾一丈二尺，炎綿綾一丈九尺，白綿綾二丈。
    12．鄧兵馬使：黃畫被子七尺，白綿綾一丈，又白綿綾二丈，白綿綾二丈一尺，碧綢內妾一丈五尺，又碧綢六尺，又白綿綾二丈五尺。
    13．鄧南山：白綿綾內妾一丈八尺，非綿綾內妾一丈五尺，又非綿綾內妾紫綿綾三丈四尺，白綿綾二丈，又白綿綾一丈八尺。
14．楊殘奴：紫綿綾二丈五尺，又紫綾一丈八尺，非綿綾七尺，又非綿綾一丈七尺，碧師內妾二丈六尺，又白綿綾二丈。
    15．李愿盈：樓綾半匹，白綿綾一丈八尺，碧絹、白綿綾內妾二丈六尺，又白綿綾一丈五尺。
    16．長千
(后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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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真跡釋錄》第1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364頁。
    ②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十二篇上手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00頁。

本件文書記載將“內接”全部記載成“內妾”，接與妾通，乃音同假借或者音同致誤。同類絲織品有帶內接的，也有不帶內接的，但是凡是兩種絲織品作為一個計量單元的都帶內接字樣。如竇社官名下的“黃絹、紫綿綾內妾一丈”、張錄事名下的“非綿綾白綿綾內妾八尺”、陰押衙名下的“非綿綾、紫綿綾內妾一丈三尺”、齊法律名下的“黃綾子、紫綿綾內妾一丈二尺”、李愿盈名下的“碧絹、白綿綾內妾二丈六尺”，黃絹與紫綿綾、碧絹與白綿綾不是一個品種，緋綿綾與白綿綾、非綿綾與紫綿綾、黃綾子與紫綿綾不是一種顏色，必須有接縫。一般不好理解的是將內接放在句后，另外兩筆賬就很容易理解：索押衙名下“又白綿綾內妾、綠絹內妾二丈”，鄧南山名下“又非綿綾內妾紫綿綾三丈四尺”，前者衍一“內接”，這兩條很容易理解成將兩種絲織品縫接起來。就是劉進寶先生所引用的P．4887《己卯年八月廿四日袁僧定弟亡納贈歷》就有同樣的記載：“談青褐又內接白斜褐內接長三丈”，只是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而已。
    接，不能理解成節(jié)或者段。敦煌文書S．1845《丙子年四月十七日祝定德阿婆身故納贈歷》記載該社納贈的各種褐布45段，其中“碧褐白斜褐內接二丈二”僅算兩段，段為個體計量單位而不是長度計量單位。段，從這件文書看，一段最短7尺，最長達35尺，無一定標準。②接，在很多情況下表示接縫，前引P．4887《己卯年八月廿四日袁僧定弟亡納贈歷》記載：“侯定殘：白昌出斜褐內壹接壹丈，斜褐壹丈二尺。”壹接，就表示一個接縫。P．2842《乙酉年正月廿九日子L來兒身故納贈歷》記載：“武社官生褐三丈八尺，非(緋)褐內接二丈九尺”，“羅英達非(緋)褐內三接□丈□尺”。③前者表示紅色的褐布里邊有一個接縫，后者說紅色褐布里邊有三個接縫。S．2472《辛巳年營指揮葬巷社納贈歷》記載孔幸子“故爛半幅碧絹生絹內三接計丈五”，高員佑“帛練紫綿綾內兩接一丈六尺”，④表示前者三個接口，后者兩個接口。S．4472《辛酉年十一月廿日張友子新婦身故聚贈歷》記載安再恩“紫褐、非斜內一接一丈付杜善兒”，梁慶住“紫粗褐、白斜褐內一接二丈”，王丑子“非褐、白褐裙段內四接二丈二”，馬再定“白粗褐內一接二丈二尺”，李粉定“白褐、非綾褐、碧褐內接三段二丈”，王友子“立機二丈碧褐七尺故破內一接”，王殘子“細紫褐七尺、非粗褐丈三內一接”，張清兒“白細褐、又非粗褐內兩接三段三丈”。⑤從這些記載段和接區(qū)別很清楚，接就是接縫，兩種褐布連接最少有一個接縫，三段連接必須有兩個接縫。另外S．5509《甲申年二月十七日王萬定男身亡納贈歷》記載社長韓友松“碧綿綾內四妾五段故破一丈二尺”、錄事張通盈“黃絹壹匹白練故破內四妾五段”就更好理解，⑥五段絲織品縫接在一起有四個接縫。

通過以上，內接就是從里邊縫接，作為名詞就是指接縫，作為動詞就是縫接。既然官布與昌褐作為一件需要縫接，那么官布與昌褐之間不是從屬關系，而是并列關系。不是指昌褐中也有官布，而表明官布就是官布，昌褐就是昌褐，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劉進寶先生的官布昌褐“閻茍兒納贈的是官布，其質地為昌褐，顯然是毛織品無疑”的論斷，有失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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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敦煌真跡釋錄》第1輯，第363頁。
    ②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第366—369頁。
    ③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第362頁。
    ④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第373—374頁。
    ⑤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第375—376頁。
    ⑥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第377—378頁。

    官布質地是棉布還是其他。劉進寶先生根據《晉書·劉隗傳》、《南齊書·王敬則傳》認為官布是上繳官府之布，即入官之布，既可以指麻布，也可以指棉布、毛布。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官布的含義顯然與中原地區(qū)不同，顯然劉進寶先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首先，敦煌地區(qū)的官布是否單純是上繳官府之布或者入官之布。不可否認晚唐五代歸義軍政權按土地面積征收的官布具有上繳官府之布(入官之布)的性質，相當于唐代調布，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的官布有沒有質地含義。唐代的賦稅政策是隨鄉(xiāng)所出任土所宜，作為歸義軍政權一旦將官布征收對象固定化，就賦予了官布本身以質地性質。如果官布僅僅指入官之布，沒有特指對象和質地含義，那么就不會在官府之外或者擁有者發(fā)生變化時還使用其官布名稱。通過對敦煌文書分析，可知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的官布除了按地征收之外，官布還作為商品在寺院民間大量流通，如P．3234《壬寅年(942)正月一日已后凈土寺直歲沙彌愿通手上諸色入歷》記載凈土寺為張萬川車頭、索家小娘子念誦收入官布各一匹，①P．2032《后晉凈土寺諸色入破歷算會稿》記載凈土寺為連興押衙患病時誦經收入官布一匹立機一匹、為王都頭車頭念誦收入官布一匹，又為潤子收新婦、蓮臺寺起鐘樓各支付官布一匹。②官布作為念誦經價支付給寺院，或者寺院將官布作為禮品送給其他寺院個人，都是寺院與私人之間的商品流通，與官府無涉，特別是P．2846《甲寅年(945)都僧政愿清交割講下所施麥粟麻豆等破除見在歷》記載的收入布匹有土布和官緤，③官緤就是棉布，即官布和緤布。既然寺院將官布與緤放在一類，就表明官布與緤都屬于棉布，是棉布中的一個品種。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商品貿易中官布往往用作支付物價，北京圖書館殷字41號記載張修造西州充使曾于押衙王通通、押衙賈延德面上分別雇傭駱駝一匹，雇價分別為官布十六匹、官布拾個。④官布的來源和支付對象都與官府沒有關系，之所以用官布支付駝價，這與西州貿易所得有很大關系。通過以上資料可知，官布不僅僅為向官府繳納的布，就是在民間商業(yè)貿易中特別是寺院與寺院、寺院與個人、個人與個人間都用官布支付物價，因此官布已經突破了單純的入官之布性質，成為當時布匹的一個品種。
其次，關于官布的質地是棉布還是其他，經過對敦煌籍帳類文書分析，官布與緤屬于同種類別，都是棉布。前引P．2032《后晉時代凈土寺諸色人破歷算會稿》記載有緤破類總共九匹225尺，其中八匹就是官布。⑤P．2040《后晉時期凈土寺諸色入破歷算會稿》記載縹破類的51匹官布、各類緤共“緤計一仟一百七十五尺”，其中官布為23匹．⑥P．3763《年代不明(十世紀中期)凈土寺諸色入破歷算會稿》記載緤入類有“計緤八百一十三尺”，其中官布十七匹一丈七尺。⑦只有緤入緤破類有官布，其他類如布(土布)、褐類都沒有記載有官布，表明官布與緤屬于同一質地的棉布。最能說明問題的是P．3234《年代不明(十世紀中期)諸色入破歷算會稿》，在布破類將“官布一匹乾元寺寫鐘人事用”，發(fā)現入錯類后馬上劃去，又記入緤破類，⑧說明官布不是麻布而是緤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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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敦煌真跡釋錄》第3輯，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復制中心，1990年，第440頁。
    ②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3輯，第455—513頁。
    ③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3輯，第525頁。
    ④  北圖殷字41號《癸未年四月十五日張修造雇父駝契》，《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2輯，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復制中心，1990年，第38頁。
    ⑤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3輯，第472頁。
    ⑥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3輯，第407頁。
    ⑦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3輯，第513頁。
    ⑧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3輯，第443頁。

    敦煌文書中保留的大量的支出賬中有緤入、緤破類別，又有布入、布破類別及褐入、褐破類別，這里緤、布、褐含義是指什么，筆者認為緤指棉布，布(土布)指麻布，褐指毛織品。關于褐布指毛織品這一點，劉進寶先生也沒有異議，布(土布)到底指什么，劉進寶先生論文沒有涉及，作為麻織品沒有異議，的關鍵是繅的質地是指棉布還是毛織品。劉進寶先生認為吐魯番文書記載的西州地區(qū)的繅是指棉布，而將相鄰的敦煌地區(qū)使用的繅布判定為毛織品，顯然使用了不同的標準，另外敦煌地區(qū)從西州地區(qū)販運來了大量的棉布，有安西繅、西州布等稱謂，這里的安西緤是棉布還是毛織品，如果是棉布的話就在敦煌地區(qū)出現了出產于西州地區(qū)棉織品的緤和出產于敦煌地區(qū)毛織品的緤，為什么在敦煌籍帳類文獻中沒有將把安西緤和西州布放在褐類而加以區(qū)別呢，這就表明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作為棉織品的緤與作為毛織品的褐有嚴格的區(qū)別。
    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從西州地區(qū)販運了大量的緤布到敦煌市場上出售，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借貸文書記載出使西州前借貸的物品主要是絲綢，西州歸來還貸的物品主要是緤，表明他們販運回來的物品就是繅。這一點筆者在《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種植棉花》第二部分“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棉布的來源與產地”引用大量文書加以論述，如就弘子、張修造、賈彥昌、龍缽略、僧法寶、武達兒等西州充使回來后歸還的本利都是緤，①證實了緤是從西州販往敦煌的主要產品，這些緤布肯定是棉布無疑。二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有了經營西州緤的商賈。P．3156《庚寅年(930或990)十月已后破緤數》記：
    庚寅年十月一日已后住兒西州到來破粗緤數：官家土物安西緤一匹、粗緤一匹，瓜州家棋價粗[緤□匹]。官家駱駝價粗緤一匹，東河北頭刺價與孔目細緤一匹，粗緤一匹。貼綾價細緤二匹，粗緤六匹。肅州去細緤六匹，粗緤十一匹。子弟粗緤一匹。音聲粗緤一匹。高家粗緤一匹。宋郎粗緤一匹。②住兒無疑是從事西州棉布生意的商賈。文書中記載他經營的緤無疑是棉布。既然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將西州地區(qū)出產的緤與敦煌地區(qū)出產的緤沒有嚴加區(qū)分，證明二者質地沒有本質區(qū)別。
通過對敦煌文獻的，基本上可以認定晚唐五代敦煌地區(qū)使用的官布各種緤中有很多是從西州地區(qū)販運而來，敦煌地區(qū)沒有將其與產自敦煌地區(qū)的緤加以區(qū)分，并且在分類賬中將它們放在同一類，表明它們之間沒有質地差異；敦煌官布中有褐類毛織品，是對文書的錯誤理解；官布不僅僅是官府征收的賦稅，而且敦煌民間、寺院也大量使用官布，說明官布是敦煌地區(qū)流行布中的一種，與緤為同類質地，屬于棉布中一個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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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S．4504《乙未年(875或935)就弘子等貸生絹契》、北圖殷字41號《癸未年(923)四月十五日沈延慶貸布歷》、P．3453《辛丑年(941)十月二十五日賈彥昌貸生絹契》、P．3627《壬寅年(942)龍缽略貸生絹契》、P．3051《丙辰年(965)僧法寶貸絹契》，載《敦煌真跡釋錄》第2輯，第110、115、120、121、125頁。
    ②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3輯，第2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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