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中國文學動物報恩母題的當代敘事論文

淺論中國文學動物報恩母題的當代敘事論文

　　一、導論:“報恩”母題的情感范疇與敘事邏輯

　　“動物報恩”作為中國文學發展歷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母題，其源頭可以追溯至原始民族、民間故事與神話傳說中的精彩演繹，而從敘事學層面予以界定，其以完備的敘事形態得以展現，最早可以發現于東晉干寶的《搜神記》，此后在文學史的發展中皆有所涉及，諸如宋代的《太平廣記》，到明代的《西湖二集》，再到清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等，可謂不勝枚舉。對“廣施恩澤”、“知恩圖報”等共同情感與倫理道德的訴求上，儒家與佛教的思想是趨于一致的;“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這樣的道德法則與主題訴求更是在歷朝歷代的文學創作中屢屢呈現，并且名篇佳作不斷，其中“動物報恩”母題則尤為突出。而置于其中，更多的“動物報恩”母題在講述過程中選擇了以狼與狗的形象為主，特別是內化的“義犬救主”母題的相關書寫更是在歷朝歷代廣為流傳，諸如《搜神記》中的《義犬冢》、《搜神后記》中的《楊生狗》、《虞初新志》中的《義犬記》、《聊齋志異》中的《義犬》等等，都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正如《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所言:“嗚呼!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1]這一論斷，堪稱千百年來中國動物敘事“義犬救主”母題中最為基本的情感訴求。蒲松齡在其創作中時�！皩�無情無義之人與有情有義之物對照，甚至發出了‘人有慚于禽獸者矣’的沉痛感慨，表達了作者內心的極度悲憤與無限失落”。

　　二、“陷困+解救”:主述模式的架構及其情感邏輯的生發機制

　　“動物報恩”母題的當代敘事建構實則較為完備地遵循著“陷困(受難)+解救→反思性結局勾連”這一當代“動物敘事”深層敘事結構序列，其中雖然也孕育著某些類型變體與位移的成分，如在具體藝術手法的運用、表述策略的轉換以及結局構篇的出奇制勝等層面達成某些反類型的敘事呈現，但這一最為核心的深層主述結構，特別是其所達成的價值規約的效度，始終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依舊發揮著其強大的詩性倫理與文化內涵的導向性作用。包括“報恩”敘事在內的諸多動物敘事類型表達，實則都潛隱著作者的一種困惑，關于生存、現實、人性與民族(國家)的諸種困惑，關乎人倫、道義、品格、生命、心靈、民族、自然等多個倫理向度，并努力給予解答和拯救的嘗試，其中蘊含著望求達成自我人格、品性的修復與完善，以及被壓抑、扭曲的心靈情感空間的釋懷與常態恢復，乃至經由人類個體到民族主體性的雙向倫理互動建構的努力。

　　而從具體的結構框架層面，落實到“報恩”母題的類型表述中，其角色擔當較為固定。一般由人類主人公充當受難者的角色，被動地處于陷困或受難的境地，而動物主人公則擔當解救者角色，充分發揮“解救”功能的邏輯意義，而作為結局的敘事表征，則引領讀者對動物性與人性的某種批判性反思，尤其在人獸對比的敘事內核下著重于對動物美好品性的渲染與烘托———幾乎成為該類型表達中所共同選擇的話語方式。具體的陷困方式的呈現也較為一致:一般都是受難者角色遭受圍堵之困，陷入瀕臨危難的緊要關頭，當作為人類受難者一方，則呈現百感交集的復雜心理情緒和情感反思的一刻，解救者角色及時現身，如從天而降有如神助一般，誓死幫助受難者解圍，乃至付出自身的生命，達成情感的升華。顯然，諸多重要作品如《退役軍犬》、《野狼出沒的山谷》、《太平狗》與《四耳狼與獵人》等實則都可統歸到這一表述范疇之內�？傮w而言，在“報恩”表述略顯粗糙、簡潔與單線條的敘述格調與情節勾連中，卻包裹著強烈而炙熱的情感內核，同樣生發著獨特的敘事魅力。

　　三、“報恩”表述中的角色認同、擔當與細化價值分類

　　在上述研究基礎之上，我們深入對“報恩”類動物小說具體角色設置的考察與探究之中，不難發現，其所呈現給我們的第二大基礎敘事邏輯特征與特殊的類型情感表達，即角色設置的清晰可辨性。一般而言，該類型的角色組成與“挽歌類”較為相似，主要由受難者、解救者和加害者三類主體角色構成，分別由具體文本中人類主人公、動物主人公和反面人物形象(或動物形象)承擔，而每一種角色在類型文本中所充當的敘事意義都較為固定，并且一般清晰而直接地呈現各自的存在價值。以文本中充當受難者的人類主人公為例，其受難的過程自然是敘述的重心所在，但前提恰恰是講述其如何施恩于動物主人公。由此，其角色意義也正是通過“施恩(或親近)+受難+被解救”這樣一個簡單而明晰的邏輯順序得以呈現。這里的“施恩”又可細化為主動與被動兩類形式。

　　在小說《四耳狼與獵人》中，人類主人公“歪手巴拉丹”的施恩就屬于被動一類，那三只尚不足月的小狼崽兒，是在巴拉丹完全不知情的情形下，被其妻子趁巴拉丹出獵的機會，打開籬笆斗膽放生的。而事后才得以知曉的巴拉丹將“行日娃”女人左右開弓，打得眼冒金星臉發燒，更強調了這種“施恩”的被動性與意外、無奈成分，但按照后續情節的發展，這種意想之外的被動“施恩”方式卻同樣產生了應有的效度，甚至最終挽救了他之前骯臟而卑微的生命。從文本的終極意義上說，是對人類一直以來對動物的瘋狂虐殺、掠奪等卑劣行徑的強烈控訴，最后反彈到人類自身，達成良心譴責與生命本真的叩問，以實現靈魂的救贖;而“被動施恩”有時往往又會以一種極其特殊的方式呈現。在王鳳麟的小說《野狼出沒的山谷》中，原本老獵人與“貝蒂”的關系呈現配合默契的獵人與獵犬的和諧表征，即主人與心愛之動物的親密關系。那么，在正態敘事常規中的這種一般性交往情境的相應展現，呈現了老獵人之于獵犬“貝蒂”完全是一種主動施恩的過程。然而，一次偶然的經歷讓原本的和諧態勢急轉直下，在一次出獵中，貝蒂對熊的憐憫就此被視為一種可恥的出賣，讓老獵人無法忍受，從此中斷了固有的人與動物的內在情感維系，實則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即由“主動施恩”轉換為“被動施恩”，這里帶有強迫與宰制性的“被動”，這種強迫分離的方式客觀上加速了詮釋“施恩”行為的敘事力度，為最后貝蒂不顧自身安危挺身而出，不計前嫌的忠與義的高尚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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