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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宋代“詩史”說的闡釋學本質
論文關鍵詞：詩史 歷史屬性 政治屬性
論文摘要：杜甫反映社會現實的詩歌在唐代被稱為“詩史”。宋人接受“詩史”說并加以深化，主要從詩歌的歷史屬性政治屬性兩方面進行了闡釋，且付諸于文學研究與創作中，使“詩史”概念的內涵擴大與轉型，對后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晚唐孟柴《本事詩》云杜甫的詩在當時號為“詩史”，但它僅指杜甫那些反映安史之亂前后的歷史事件的詩歌。因而有學者贊嘆“杜甫以詩歌的形式表現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后歷史的真實面貌，給我們留下了形象的歷史畫面，因而享有‘詩史’的崇高名號。這本是杜詩極光彩奪目的地方，本是應當充分肯定的。”宋人接受“詩史”說并進一步深化，對后人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明代出現了“詩非史”的論調，到清代則演變為“詩史互證”。
宋代文人主要是從詩歌的歷史屬性與政治屬性兩面理解探討與闡釋“詩史”的。他們重視詩歌的政治屬性就在于其通過科舉進入仕途，與政治的關系較之唐代更為直接密切，并形成了一個以士大夫為主體的掌握政治權利的龐大的官僚地主階層。這恰如柳詒徵先生所說：“蓋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純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為然。”這種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要把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應盡的義務，充滿政治熱情和社會責任感，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氣概，使經世致用思想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潮。而崇文抑武、重內輕外的國策，又使他們必須依附于國家政權，將自我角色定位于忠君報國的理念之上。他們往往集官僚、學者和文學家于一身，其文學思想不僅受政治斗爭的影響，也直接反映著社會政治的變化。他們積極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以史為鑒，富于理性的歷史主義精神，而且以歷史的眼光審視詩人、作品，比前人更多地發現并重視詩歌的歷史屬性。他們以經世致用的眼光密切關注國計民生，用文學創作反映社會現實中的重大問題，為當時的政治改革服務，使經世致用思潮成為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的主旋律，使宋代文學具有鮮明的歷史屬性。
宋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以史為鑒的理性的歷史主義精神，首先表現在史書的編纂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的正史類有三十九部，其中宋人所編十一部；編年類五十二部，宋人所編多達四十二部�！端问�·藝文志》著錄正史類著述共五十七部，編年類一百五十一部，可見其數量之多。特別是以史學名著《資治通鑒》為代表的編年體史書，重建了一種以時代先后順序來審視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編年史學觀。這種史學觀不能不說對于宋代文學觀念產生了潛移默化的作用。“詩史”則是宋人以歷史的眼光來審視詩歌，發現了詩歌的歷史屬性。因為他們在杜甫的詩歌中發現了“史”的成分：
諸史列傳，首尾一律。惟左氏傳《春秋》不然，千變萬狀，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邑、號謚，皆密布其中而寓諸褒貶，此史家祖也。觀少陵詩，疑隱寓此旨。若云“杜陵有布衣”，“杜曲幸有桑麻田”，“杜子將北征”，“臣甫憤所切”，“甫也南北入”，“有客有客字子美”，蓋自見里居名字也“不作河西尉”，“白頭拾遺徒步歸”，“備員竊補兗”，“凡才污省郎”，補官遷陟，歷歷可考。至敘他人亦然，如云“粲粲元道州”，又云“結也實國楨”，凡例森然，誠《春秋》之法也。子美世號“詩史”，觀《北征詩》云：“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送李校書》云：“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又《戲友》二詩：“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史筆森嚴，未易及也�；蛑^詩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類，故名詩史。
不僅如此，宋人還進一步發現了詩歌后面潛藏的歷史屬性，以求“知人論世”，從而更準確地闡釋作品本意。因為詩人總是一定歷史時代的人，他不可能超越其歷史和時代的局限去準確描繪和反映其他的時代；另一方面，一定時代的文學，必然從屬于其時代而具有歷史屬性。宋人對于詩歌歷史屬性的認知，主要表現在追尋詩歌本事、編寫年譜與給詩歌編年三方面。這正如日本學者淺見洋二所說：“由于詩的編年工作、年譜的制作工作，及其作為主導因素而應稱之為‘年譜式思考方法’的促進和誘導，宋代文人們在‘詩作’中找到了‘歷史’要素。”
宋人重視通過追尋詩歌本事來判定作品的本意。“本事”二字也是孟柴的發明，《本事詩序目》云詩歌“觸事興詠，光所鐘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而“匡采為《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即通過詩之“本事”以求闡釋其詩之本意。“本事”意即有關創作該作品的具體意義資料。孟柴提出“本事”的意義在于“自孟柴《本事詩》出，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我們可以把它稱為“以事(史)詮詩”。而“以事(史)詮詩”在宋代逐漸成為一種自覺，出現了《唐詩紀事》、《續本事詩》、《本事集》、《本事曲》類著作，力圖通過對本事的記述來追尋詩的本意。本事亦從小說家的獵奇或史學家的補闕式的作品變成了“讀其詩，知其人”的闡釋學資料。
同時，他們用宏觀的歷史眼光來研究詩人及其作品——編寫年譜和給詩文集編年，諸如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自居易、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曾鞏、黃庭堅、陳師道等六朝至宋的～大批文學家的尤為重要且知名的年譜。年譜與編年詩是宋人在研究詩人作品的過程中，把詩人的經歷與作品——特別是具有明顯的歷史屬性的作品結合在一起，從宏觀上對其歷史屬性做整體性研究。宋代有不少年譜附編于詩文集之后。自宋代起，年譜與編年詩成為研究詩人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呂大防這樣論述年譜功能：“各為年譜，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而略見其為文之時，則其歌時傷世，幽憂切嘆之意，粲然可觀。又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Esl杜甫的詩歌帶有超過前人的強烈的自傳性質，是詩人活生生的生命記錄，只有將作品——編年詩與詩人的經歷一一年譜結合起來，透過其歷史屬性，才能充分理解它。“善哉孟子之言詩也，日：說詩者大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顧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某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此其術孟子亦言之日：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詩雖有不能解者寡矣。”這說明根據年譜和編年詩集不僅可知道詩人的生平事跡和所處的時代狀況、了解詩人的人格、閱歷和思想感情，還可以考察詩人的文學風格隨著歲月的變遷而變化的發展過程，達到知其人、論其世的目的，更好地理解“本意”。它表明宋人在詩歌作品中比前人更多地發現了其歷史屬性，在研究的方法與深度上已經大大超過了前代，并且可以認定“詩史”說是其必然結果。
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研究的深入，“詩史”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也逐步擴大。盡管宋人仍把“詩史”二字看作杜詩的代名詞，但此稱呼并不僅限于杜甫，凡是具有明顯的歷史屬性的詩都可以稱為“詩史”。比如，自居易的詩因為具有明顯的歷史屬性而被稱為“詩史”：“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記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時之事。后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大略可睹，亦可謂‘詩史’。這表明“詩史”不僅是歷史事件(時事或時世)的記錄，也是個人生平經歷(出處)的記錄。宋代編寫大量史書，不僅是為了準確地把握歷史，更是為了以史為鑒，以求經世致用。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得很明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屬性的深入認識及實踐，意味著詩與史的結合，或者說詩、史的混同，意味著詩具有與史同樣的借鑒作用。早在初唐，著名歷史理論家劉知己提出了“則文之將史”的觀點：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于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
這段論述有三點值得重視：一、詩歌與歷史一樣“不虛美，不隱惡”，能如實反映社會現實，以察興亡；二、他贊揚吉甫、奚斯、屈平、宋玉等人及其作品“不虛美，不隱惡”，不諂、不謗；三、大力張揚中國古代詩、史混同論，認為文學與歷史具有同樣重要的歷史價值，具有同樣“言成軌則，為世龜鏡”的歷史借鑒作用。宋人的“詩史”觀與此何其相似!邵雍在《詩史吟》說：“史筆善記事，長于炫其文；文勝則實喪，徒憎口云云。詩史善記事，長于造其真；真勝則華去，非如目紛紛。”即“詩史善記事”，可以記錄下真實而形象的歷史畫面，比歷史書更能反映出歷史的本真狀態，具有真實性和典型性，表明了宋人對于詩史作用的認識以及對于社會現實的密切關注，這是“詩史”概念進一步擴大的第一個原因。不僅如此，宋人還把其他人反映社會現實、愛國憂民，甚至具有諷喻意味的詩歌也稱之為“詩史”。如自居易、聶夷中等人的詩因此被稱為“詩史”：
聶夷中，河南人，有詩日：“二月賣新絲，五月染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孫光憲謂有三百篇之旨，此亦謂“詩史” “三百篇之旨”指《毛詩序》所云“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強調其諷時諭世的政治教化作用。自居易更是變本加厲，批評杜甫具有“風雅比興”之旨的詩歌“亦不過三四十”，倡導詩歌直接干預政治，“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缺，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達到“欲稍稍遞進聞于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的目的。這種“言成軌則，為世龜鏡”的歷史借鑒作用，不僅在于直陳時事以詩記史，還要如白居易那樣“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如史一樣明得失，“救濟人病，裨補時缺”。這是“詩史”概念進一步擴大的第二個原因。
但是，作為一種直接干預政治的工具，文學反映社會現實，必然受到政治的反撥。白居易的諷諭詩當時就被“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蘇軾因為寫詩譏諷王安石新政，在“烏臺詩案”中差點丟掉性命，意味著以文學經世致用的思想在黨爭中碰了壁。韓評價云：“長公(蘇軾)親見慶歷人才之盛，備知安石變法之弊，進身元{右更化，卒羅紹圣覺禍。凡所感激，盡吐于詩，其詩視少陵為多，其榮悴升沉亦與少陵僅以奔行在者異。少陵事狀頗略，而長公政績獨詳，唐之雜纂不載少陵，而兩宋紀錄非長公不道。”隨著黨爭的日益激烈，新舊兩黨的爭斗已從政見的不同擴展到文學領域，文字成了兩黨人內部傾軋的借口和重要工具。詩人經世致用的政治熱情逐漸減退，對現實逐漸漠視，文學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也隨之弱化。宋人又從杜甫的詩歌中體悟出了“忠君憂民之心”，這既與其忠君報國的理念相符，是政治屬性在文學闡釋上的具體體現，也標志著“詩史”概念的轉型與內涵的縮小。蘇軾認為杜甫“一飯未嘗忘君”觀點在北宋最具代表性，綿延數百年，影響深遠。南宋黃徹《鞏溪詩話》最具代表性：
世人喜子關造次不忘君，嘗觀其祖審言《除夜》云：“還將萬億壽，更謁九重城。”則教忠之家風舊矣。
老杜所以為人稱慕者，不獨文章為工，蓋其語默所生，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庶也。
今觀杜集憂戰伐，呼蒼生，憫瘡痍者，往往而是，豈直三四十而已哉，豈樂天未嘗熟考之耶?”
在黃徹的眼中，杜詩中“憂戰伐，呼蒼生，憫瘡痍”的忠君愛國、憂國憂民思想的詩句，深得風雅比興之旨。所以，在宋人的“詩史”概念中，它不僅指杜詩善陳時事的紀實性，也包括杜甫的愛國憂民之情。“忠君憂民之心”也因此成了杜詩中最光輝燦爛的一面，特別是在國家危難之中更為詩人所推崇，“他們對杜甫的體驗僅與自己思想性格中‘終是愛君’的一面吻合，杜甫思想中那些與這種精神不相吻合的東西被忽略或有意舍棄了，杜甫的形象被高度理想化甚至神圣化了，‘詩圣’的形象便由此奠定了。”…忠君愛國、憂國憂民的思想，在經過靖康之難的洗禮后得到升華，超越了“詩史”的文學與歷史意味，成為士大夫的道德準則。
經世致用思潮增強了詩人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感，強調文學的政教功利作用，并切合現實社會政治需要，使文學發揮了輔時及物的功用而獲得發展的動力，但也逐漸產生了重道輕文的弊端和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的現象，忽視了文學重情感與詞采的特性，許多本來不屬于文學的內容包容于“文”的概念里，模糊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經學、史學和文學被同歸于道之用，使文學觀念又退回到魏晉六朝以前那種文學與經、史不分的泛文學階段。這種觀念潛藏著對文學自身特性的否定因素。在黨爭中累受貶謫的黃庭堅逐漸認識到“詩者，人之情性也……其發為訕謗侵凌，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引簡言之，直接干預政治的詩歌“訕謗侵凌”，是“失詩之旨”。只有克服其消極影響，文學思想才能按照自身特性進一步發展。江西派詩人洪炎對此進行了反�。�“夫詩人賦詠于彼，興托在此，闡繹優游而不迫切，其所感寓常微見端，使人三復玩味之，久而不厭，言不足而思有余，故可貴尚也”，指責杜甫、自居易的如《石壕吏》、《秦中吟》等諷時諭世的作品“幾乎罵矣”，要求詩歌回到它先前的發展軌道。到了明代，楊慎等人認識到了宋人這種文學觀念的消極影響及其弊端。作為前車之鑒，他們對宋人的“詩史”說進行了重新認識，對其流弊進行了批評，指出“詩非史”，強調詩歌的文學屬性，以糾時代流弊。
綜上所述，宋人“詩史”說主要從歷史屬性與政治屬性兩方面闡釋詩歌屬性，使人們對詩歌的歷史屬性與政治屬性的認識更加深刻，不僅對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對人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其詩、史混同的觀念也產生了重道輕文的弊端和以文為詩、以}義論為詩的現象，使文學重情感與詞采的特性被忽視。明人從復歸文學特性方面對其流弊予以糾正，清人則從考據學角度對歷史屬性的認識進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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