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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吳偉業“詩史”的文化背景
論文關鍵詞：吳偉業 詩史 文化背景
論文摘要：吳偉業“詩史”在明清之際詩壇上的出現，有其深刻的文化意義，它是中國數千年來所積淀的文化傳統(包括詩學傳統)與明清之際社會背景相互作用下的產物。既體現了詩史相通的文化底蘊和傳統，又體現了明末清初的社會普遍心理，反映出當時學術思想與文學思潮的變化。
明清之際的詩人吳偉業有近一千二百余首詩作留存于世，其中以時事為題材的作品歷來最為人所稱道，人多以“詩史”目之。與吳偉業同時的作家尤侗曾評價道：“梅村身遇鼎革，觸目興亡，其所作……皆可備一代詩史”(《艮齋雜說》)，最早為吳詩作箋注的程穆衡也認為吳詩“征詞傳事，篇無虛詠”，可以“詩史”目之，并稱其為“少陵后一人”(程穆衡《肇悅卮談》，見《吳梅村全集》附錄四)；陸云士更是把他司馬遷相提并論(見《吳詩集覽》卷六)，評價頗不菲，都揭示出了吳偉業詩歌的“詩史”特征。
吳偉業“詩史”在明清之際詩壇上的出現，絕非偶然的現象，它與中國數千年來所積淀的文化傳統(包括詩學傳統)和詩人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密切相關，是中國文化傳統與明清之際社會背景相互影響下的必然產物。
一、詩、史相通的文化背景
從中國源遠流長的詩歌發展史上，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基本的事實，即中國詩歌自產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終傳承著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注重現實性，面向社會人生，關注社會人生的命運，著重表達社會群體意識，詩人總是圍繞著人生與自然、人生與社會關系的主題來抒寫自己的社會愿望和人生理想。這無論是從草創時期的詩歌，如葛天氏之樂、甲骨卜辭和《周易》中那些具有原始歌謠意味的禱辭，還是從孔子“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詩說，自居易“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的新樂府詩，以及明清之際吳偉業的“有關時運升降、時政得失”(《且樸齋詩稿序》)的自覺創作上，都可以得到映證。誠然，在中國詩歌史上也曾出現過一些浪漫主義作家和為數不多的浪漫主義作品，但也應看到，其浪漫主義的背后，實際上蘊含著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如李白，作為浪漫主義的大詩人，其創作從根本上講也沒有脫離現實主義，其創作精神、積極用世的人生態度恰恰同現實主義大詩人杜甫是相近的。清代劉熙載就看出了這一點，嘗評論道：
太白與少陵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者，有為言之也。
太白云“日為蒼生憂”，即少陵“窮年憂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之志也。(《藝概·詩概》)
總之，中國詩歌始終與社會現實有著密切的親緣關系，詩歌中社會人生的反映、現實情感的發抒、現實理想的寄托無疑都呈現出各個時代具體的歷史面貌，從外在的時代治亂興替，到內在的人的心理狀態、時代精神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內容都展現在詩歌中，從而使詩歌顯示出特定時代的總體特征和氣象。因此，從根本上說，詩人心目中的創作意識是一種與史家相近的歷史意識，自覺或不自覺地，使詩歌與歷史保持著一種不即不離的關系。這種現象正說明了詩、史相通。
在吳偉業生活的時代，詩、史相通的觀點已被人們普遍接受而形成了一股詩壇思潮，像黃宗羲在《萬履安先生詩序》中就曾提出“以詩證史”、“以詩補史之闕”之說，杜浚在《程子穆倩放歌序》中還指出詩可“正史之訛”，錢謙益嘗把《詩經》看作是國史，把孔子刪詩視為“定史”(《胡致果詩序》)，以及吳偉業在《且樸齋詩稿序》中明確提出“詩與史通”的觀點，等等。這些都是基于當時文學家們對詩、史關系的認識和主張。
詩史相通的文化背景為“詩史”創作提供了先決的條件，使詩與史、文學與史學的結合和統一成為一種可能。而在吳偉業之前，已有司馬遷、杜甫等人把這可能性變成了現實，為吳偉業“詩史”創作樹立了榜樣。從淵源上講，吳偉業“詩史”是對司馬遷、杜甫傳統的繼承。
司馬遷之《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無疑達到了文學與史學的有機結合與高度統一，其創作精神，不僅體現在注重實錄的唯物史觀上，而且還體現在“發憤抒情”的寫作態度上，毫無疑問，這對于張揚創作的主體性和凸顯主體情感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梢哉f，“發憤抒情”的創作精神，使《史記》在對現實批判的基礎上完成了史學與文學的結合，而成為“無韻之離騷”。
吳偉業則直接繼承了司馬遷的“發憤抒情”觀來進行“詩史”創作。誠然“發憤抒情”一說由屈原在《惜誦》中提出，并非司馬遷獨創，但吳偉業所持的“發憤抒情”觀，顯然直接源于司馬遷。他在《北詞廣正譜》的序言中說：“蓋士之不遇者，郁積其無聊不平之慨于胸中，無所發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罵以陶寫我之抑郁牢騷……”在此，吳偉業顯然沿用了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說法而加以發揮。他以“發憤抒情”來創作，無疑使他情感勃發，借詩歌以寄托他于故國淪亡之后的“無聊不平之慨”，使作品呈現出濃郁的抒情性。
繼司馬遷之后，再次將文學與史學結合在一起的是杜甫。其作品，“如太史公紀傳”，為“古今絕唱”，被后人譽為“詩史”。杜甫詩史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出現，其意義不僅在于它充分體現了《風》《雅》以及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而且還在于它是首次將詩與史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典范，是“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與史之征實、實錄精神的匯流。他的創作，無論是述懷，還是詠物、敘事、懷古，都極力融人自己的憂亂傷時之志，鮮明地表達出社會愿望和理想，把他所處的唐王朝那種由盛及衰、萬方多難的時代風貌囊括進自己的詩篇之中。
吳偉業則是繼杜甫之后全力創作“詩史”的作家，在“詩史”創作史上其創作是第二個里程碑。吳偉業學習繼承杜甫開創的“詩史”傳統，除了明清之際板蕩不安的社會與杜甫所處的“安史之亂”時代相似以外，還有一個文化上的重要原因，即吳偉業意在繼承“明七子”的復古傳統，其文學思想和創作都有直接秉承七子派的痕跡④。而“明七子”在詩歌創作上，主張古體學漢魏、近體宗盛唐，在創作中又都自覺地把杜詩作為主要學習目標之一。他們對杜詩的態度，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從“詩緣情”的角度出發，對杜詩中大量的以詩言理敘事的作法大為不滿(何景明《明月篇序》)，二是自覺地學習杜詩的現實主義傳統和藝術手法，“即事名篇”，用詩筆來反映現實，褒善揚忠，斥奸罵讒。
而吳偉業則全然以創作實踐來表明他對杜甫詩歌的態度。他對杜詩的學習，同“七子”一樣，也體現在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和“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樂府創作手法上，如《直溪吏》、《臨頓兒》、《蘆洲行》、《捉船行》諸詩，趙翼謂“可與少陵《兵車行》、《石壕吏》、《花卿》等相表里”(《甌北詩話》)。靳榮藩評吳偉業的《堇山兒》時說它“全仿古樂府而得其神似”(見《吳梅村全集》卷三詩前集三)。與“七子”學杜所不同的是，吳偉業則直接將現實主義精神自覺地運用到“詩史”創作中，全力結撰“詩史”作品�？梢哉f“七子”的理論和實踐是吳偉業學杜的一個鋪墊，是杜甫到吳偉業之間的中介和過渡。
二、吳偉業“詩史”創作的契機——明清之際的滄桑劇變
前人論及吳偉業的“詩史”創作，都能認識到時代環境同他“詩史”創作的直接關系，如尤侗說他“身遇鼎革，觸目興亡，其所作……皆可備一代詩史”，《四庫提要》言其“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為遒上”，等等，就點明了這種關系。我們考察他的創作，不能不著眼于這種關系去進一步探討：時代環境為什么能對其創作產生影響并且產生了哪些影響?
“萬古痛心事，崇禎之甲申”，公元十七世紀中葉，正是中原定居農業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兩大不同類型的文化激烈沖突的時期，對故明王朝統治區的人民而言，甲申之變帶來的不僅是戰爭的激烈震蕩，而且是深重的民族壓迫以及漢族士人難以接受的文化觀念。當時民族壓迫之巨、民族意識與斗爭之烈亙古未有，漢族士人中抗清殉節者有之，甘居林下、恥食周粟者有之，屈節降清、出仕新朝者有之。而大多數人，故國舊君之思仍縈繞腦際，忠孝節義如芒刺在背，禮義廉恥似骨鯁喉，民族意識難以消除。即使在仕清貳臣中，“以降臣之手，寫貞士之文”(繆荃孫《(有學集)跋》)者大有人在。
如龔鼎孳，仕清為官，猶“冀后世原心”，其《初返居巢感懷》詩云：“失路人歸故國秋，飄零不敢吊巢由。”許多詩都深摯地表達了這種故國之思以及仕清后的痛悔，說明貳臣所懷有的“腸熱之念，知恥之心，交圉于中”(《(有學集)跋》)的心態。明清之際民族意識之強烈，以至影響數代，且不說洪、孔尚任在劇作中極力張揚民族意識，連深荷清廷殊遇的王士禎、生于康熙年間的屈復等人也在詩文中不時流露故國之思。
作為故明官員，嘗受崇禎帝厚恩，吳偉業本人也有相當強烈的民族意識，如崇禎十二年正月，身居翰林院編修之職的吳偉業有見于清兵大舉入侵、明軍節節敗退時事，向崇禎帝上疏言退敵御清方略(見談遷《國榷》卷九十七)。而在詩歌作品中，表達民族意識的例子則更多。如大致寫于崇禎十一年的《再憶楊機部》詩：
國事艱難倚數公，登城遙望客征東。朝家議論安危外，兄弟關河風雪中。夜月帶刀隨破口，清秋搖筆賦從戎。書生表餌非無算，誰立軍前跳蕩功。
這首詩為佚詩，收入魏耕等人編的《吳越詩選》卷十二。詩中所缺很可能是“虜”字，因時忌而缺。它表現了詩人對抗清名將盧象異和投筆從戎的楊廷鱗等人的欽佩、崇敬，全詩充溢了極強的民族意識，這很可能就是諸詩集不敢收載的原因。又如寫于順治十年的《新蒲綠》，詩云：“甲申龍去可悲哉!幾度春風長綠苔。擾擾十年陵谷變，寥寥七日道場開。剖肝義士沉滄海，嘗膽王孫葬劫灰。誰助老僧清夜哭，只應猿鶴與同哀。”此亦佚詩，作于三月十九日崇禎帝忌日，當時明遺民私祭先帝于江蘇太倉鐘樓，吳偉業作此詩為迎神送神之曲(見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順治十年”條)。而九月吳偉業即取道運河北上仕清，此詩足可說明他仕清時的心態。
“感時獨抱憂千種，嘆世常流兩淚痕”，由于時代環境的因素，人們難以逃避嚴酷的現實，思想感情尤為強烈深摯，許多人不得不發而為歌詩，以抒其憤激不平之慨。錢謙益嘗說：“兵興以來，海內之詩彌盛，要皆角聲多，宮聲寡，陰律多，陽律寡，噍殺恚怒之聲多、順成緩之聲寡”(《(施愚山詩集)序》)，準確地道出了這段歷史時期詩文的總體特色。而明清之際的詩文理論中，也有一個突出傾向，即強調“真”，大多要求詩人的感情要真摯內容要真實，風格要真誠，這無疑就是強調詩文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如吳偉業、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都持有類似的主張。這種求“真”的潮流正是時代環境在詩壇上的反。
在這段特定的歷史時期，學術領域出現了頗為引人注目的現象，即史學著作的大量涌現，如查繼佐之《罪惟錄》、談遷之《國榷》、朱國楨之《皇明史概》、黃宗羲之《明夷待訪錄》、夏允彝之《幸存錄》，等等，不勝枚舉。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無疑是人們歷史意識的增強。而歷史意識的增強，首先應歸因于：明朝的滅亡，民族矛盾異常地尖銳化，再加上戰亂不斷，致使許多人痛感歷史真相的湮沒無聞，他們遂多以總結明亡教訓出發，借史書載一代興亡之跡，表達自己的歷史見解，以示不忘故國舊君之意。如明史學家談遷，于明亡后尤“注心于明朝典故”，以期完成崇禎一朝之史。他說：
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丑正；神熹之載筆者，皆逆閹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厲，而太史遁荒，皇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莫甚于此!(《清史稿》本傳)
于是他“汰十五朝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目《國榷》”(《清史稿》本傳)。
另如吳偉業編《綏寇紀略》、黃宗羲作《汰存錄》，等等，都能體現這種心態。
其次，歷史意識的增強也歸因于：明清易代，非一般意義上的改朝換代，顧炎武嘗痛切地稱為“亡天下”，滿漢兩種文化在此發生了劇烈的沖突，漢族衣冠文化的存亡絕續受到極大的挑戰。而廣大的漢族士人并未因深重的民族壓迫而消泯心中的民族意識，因而寓民族反抗情緒、存漢族衣冠文化傳統成了不少遺民修史著述的衷曲。如黃宗羲，在明亡后起兵抗清，于桂王失敗后，“知天下事無可為，乃作《明夷待訪錄》以見志”(《清詩紀事初編》卷二前編下“黃宗羲”條)。不僅如此，其所作《隆武紀年》、《贛州失事記》、《魯紀年》等都是深有寄托之作，“皆所以庀史也“(同上)。又如明遺民查繼佐作《罪惟錄》，極力為明朝張本、為漢族立論之意十分明顯。他將史可法、盧象異、楊廷麟、瞿式耜、張煌言等民族英雄列入《抗運諸臣列傳》，又在《帝紀總論》中言：“明興不介尺土，等漢之高祖。顧祓除之義，尤為卓絕。”查氏采用了《春秋》微言大義的傳統修史方式來表明自己的漢民族立場和尊漢排滿情緒。《莊子·天下》云“《春秋》以道名分”，《孟子》亦言：“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鬃討郑鳌洞呵铩��！洞呵铩�，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查氏《罪惟錄》之名即源于孔子之言，由此可見查氏之作深有寄托。
由于修史之風大盛，歷史意識增強，影響到了詩文創作特色的諸多變化，許多作家在創作和理論上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向史學靠攏的傾向。首先，在理論上，如黃宗羲提出“以詩證史”、“以詩補史之闕”，錢謙益與吳偉業等人認為詩、史相通，不僅是有感于詩的特征，也是一種文學主張；其次，在創作上許多作家努力努力去反映現實，借詩文保存具有史料價值的事件，記載自己的真情實感。如湯燕生，作《赭山懷古》四章，詩中抒發亡國之悲以及對故國舊君的緬懷，被吳偉業目為“詩史”而大加贊譽(《清詩紀事初編》卷一前編上“湯燕生”條)。再如吳嘉紀，著名的遺民詩人，其《陋軒詩》中許多作品亦堪稱“詩史”。
而屈節詩人錢謙益，編《列朝詩集》，以史為綱，以詩為目，記述有明一代詩人，目的并不僅僅在于存詩，更重要的是借此寄寓故國之思，他自己就把它看成一部“心史”，黃宗羲和李慈銘、金堡都把它看作是一部與金遺民元好問《中州集》一樣深有寄托的史學著作④。如黃宗羲在《姚江逸詩序》中說：“孟子日：‘《詩》亡，然后《春秋》作。’是詩之與史相為表里者也。故元遺山《中州集》竊取此意，以史為綱，以詩為目，而一代人物賴以不墜，錢牧齋仿之為明詩選，處士纖介之長、單聯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陳寅恪先生嘗引述金堡之言：“牧齋編《列朝詩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復明之意，而論詩乃屬次要者。”(見《柳如是別傳》第五章“復明運動”)錢謙益在創作中，也常以詩存史，如其大型組詩《后秋興》，步杜甫《秋興》之韻，詩從鄭成功進軍長江寫起，直至永歷桂王殉難，被陳寅恪先生譽為“明清之詩史”。
修史的時代風氣盛行一時，使吳偉業不能不受到極大影響。他身為故明翰林院編修，掌修國史，熟悉各朝各代故實及本朝典故，于社會事件有著特別的敏感，對明亡教訓深有體會，社會中發生的風云變幻他也多所聞見，在修史這一點上，其好友也曾期許于他。談遷于順治十一年致書，期望吳偉業能據其聞見，將易代之際的人物行跡綴輯成帙，“如陳同父之《中興遺傳》、程篁墩之《宋遺民錄》，則袞開幽籍，光回蠹簡”(見《北游錄·紀文》之《上吳駿公太史書》之二)；摯友彭燕又也曾贈詩于他，以修史期之@。這一切因素無疑極大地激發了他的史官意識，使他在存史方面有所作為。他修史目的，在于總結明亡教訓，寓哀憤與興亡之感。抱著這樣的目的，他終于修成了《綏寇紀略》十二卷，專記易代之際的人物行跡與社會風云。吳偉業的弟子兼好友黃翼圣之孫黃侃在《綏寇紀略》的序文中說：“嗚呼!此書何為而作乎?蓋憫明室之淪喪，嘆神州之陸沉……其于人材邪正之關軍國安危之際，未嘗不三致意也。”尤可證其修史動機。
“詩史”，在很大程度上與史相通，其創作必然會受到存史意識的支配和影響，因此明清之際修史之風大盛，存史意識增強，必然會影響到吳偉業“詩史”的創作。然而，這種影響終究是外在的因素。對他本人而言，他于國變后的曲折經歷與思想感情的重大變化，這才是他“詩史”創作的直接動力。他“身遇鼎革，觸目興亡”，正如他在《臨淮老妓行》詩中借老妓冬兒之口說：“老婦今年頭總白，凄涼閱盡興亡跡”。故國之傾覆、中州之陸沉加上他本人的身世榮辱，終使他滿懷哀憤之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使他自覺地在創作中堅持寫實的原則，自覺地以詩存史，努力地把整個時代的風云變幻、廣大民眾的普遍心態及詩人自己的哀憤之情載入詩作，以成一代“詩史”、心史。因此可以說，明清之際的滄桑巨變是吳偉業自覺將詩與史、文學與史學結合在一起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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