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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流行文化研究路徑與方法論文
我們今天所關注的當代中國流行文化，是指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生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契合并受市場規律支配，以城市大眾為主體和主要消費對象，以流行和時尚為突出特征，以娛樂為基本功能，以現代生產方式生產經營，并通過大眾傳媒廣泛傳播的新型文化形態。顯然，對流行文化這一當下復雜文化現象的理論探究，其研究路徑與方法的選擇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所謂“方法”，是人類在社會活動中從實踐上或理論上把握歷史與現實，為達到某種自覺目的而選擇和采用的途徑、手段、工具以及方式總和的指稱。方法是由研究對象的特點、研究思路的選取和研究目的的設定等多種因素綜合決定的。如果說人文社會科學的一般研究是一種“宏大敘事”，那么，我們把流行文化研究定位于中觀研究，它所指涉的是宏觀（一般）文化范疇里的一個中觀問題。也就是說，這里預設的“問題域”既非日�；�、瑣碎化，亦非抽象化、宏觀化，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美國社會學家默頓的“中層理論”、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場域”（fields）理論，為這一研究思路提供了理論注腳。從流行文化研究的技術層面看，中觀的或場域的研究路徑其明顯的好處在于，有利于對研究對象的準確把握，可以在有限的論說中盡可能發揮研究者對論題的闡釋力，使其研究更具有針對性、系統性和建設性。
必須指出，采取中觀的或場域的研究策略，決不意味著對論題處理的簡單化或顧此失彼。恰恰相反，由于當代中國流行文化生成機制與傳播動力構成的復雜性，特別需要我們運用復雜系統與復雜性科學理論加以分析。我們知道，長期以來受經典科學理性主義認識方法論的影響，人們習慣于用一種“簡化范式”來認識和解釋世界，認為“現象世界的復雜性能夠以及應該從簡單的原理和普遍的規律出發加以消解。復雜性只是現實的表面現象，而簡單性才構成它的本質。”①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西方學者發現，基于“簡化范式”的認識具有“化簡”和“割裂”兩大弊端。為了克服簡化范式的缺陷，法國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蘭提出了“復雜范式”。復雜范式與中觀或場域策略其實并不矛盾。運用復雜范式觀照當代中國流行文化的生成機制與傳播動力問題，可以拓展研究思路，使我們在對有限的或部分的社會文化現象的研究中，能夠從單一的、靜態的、二元的、線性的思維方法轉向非線性的、聯系的、多元的、整合的思維方法。
當代流行文化研究路徑與方法，并沒有一套既定的模式。在筆者看來，除了一些常規研究路徑與方法外，下面一些研究思路是特別需要重視的。
一、跨學科的方法——打破阻隔與間離的越界行動。
所謂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就是自覺地運用其他相關學科理論來研究本學科的特定研究對象的一種方法，目的在于通過運用跨學科理論工具更好地認識和把握特定研究對象的性質與運動規律。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具有這樣一種趨勢，即“要闡明和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任何一個主要問題，都需要從不止一個學科中選取材料、概念和方法。”②戴錦華指出：“作為一種朝向社會實踐的文化實踐，文化研究始終是一種越界行動。它拒絕恪守既有的學科建制與學科壁壘，它拒絕學院四壁高墻內的阻隔與間離。相反，它不拒絕一切既有的、可資使用的理論與文化資源�！绻f存在著文化研究的傳統與精神，那么它正是跨越學院與學科壁壘，直面思想與社會的挑戰”。③面對流行文化這一復雜的當下命題，就應該采取這樣一種研究態度與方法。
嚴格地講，跨學科本不歸屬一種特定的研究方法，而是更多地表示研究對象本身的特征。在此作為方法討論是要強調流行文化本身的特殊性。當代中國流行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現實存在，它的孕育與發展不僅離不開特定的國際環境、政治環境、文化環境、市場環境以及消費環境，而且就其學理層面而言，它還置身于一個復雜的、具有前沿性的多學科交錯的背景之中，比如批判理論、文化研究、女權主義、消費社會、后現代文化思潮等。值得注意的是，當代中國流行文化與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間文化乃至大眾文化之間，呈現出既相互滲透、融合又相互沖撞、冒犯，甚至此消彼長的生存態勢，對流行文化這一新的文化形態的把握已超越以往單一的文化藝術領域而具有了跨學科性質。就主要的方面而言，流行文化研究橫跨了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文化社會學、傳播學、傳播社會學、符號學以及文藝理論、文化研究、后現代理論等傳統與新興學科。簡言之，對流行文化展開研究，任何單一的理論維度和闡釋方法都存在局限性，只有多學科視野才可能奏效。
二、語境化和去語境化的方法——從文本還原到理論創生。
所謂語境（context），狹義指語言使用的上下文環境，但“在某種包羅萬象的意味上，它可能用于描述更大的社會、政治與歷史的情勢與條件，某些行為、過程或事件就處于這些情境或環境之中，并被賦予意義”。④受傳統形而上學思維模式的影響，以往有些研究往往缺乏自覺的語境意識，以至于因其不符合具體語境現實要求而失去了理論的解釋效力。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認為，對于文本有兩種解讀方式，一種是高度“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解讀，另一種是“去語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解讀。前者力圖從作者所處的具體社會語境中理解文本，盡可能將文本還原成作者的言說，從而領會作者的本意。后者則傾向于從解讀者自身的問題關懷出發，從文本中發現可以運用于其他社會語境的思想資源。按照筆者的理解，⑤所謂語境化，簡而言之就是指理論研究的歷史化、過程化與地域化，就是強調發生學意義上理論生成的“此時此地”，也就是恩格斯所講的“這一個”。而去語境化則是研究者自覺地經歷一個使文本的言說“陌生化”，并由“陌生化”再到“重新熟悉化”即“重置語境”（recontextualization）的認識過程。也就是說，研究者先要自覺地將特定理論剝離出其生成的原始語境，使之成為一個“指向不明”的抽象言說，然后再將這一抽象言說放置研究者熟悉的語境之中加以重新語境化。這是對文本的一個有意“誤讀”的過程。同樣一種文本，我們運用語境化和去語境化的方法加以處理，往往會有迥異的感悟、獲得新的發現。
比如，運用語境化和去語境化方法解讀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其作用與意義就十分明顯。一方面，從歷時性角度看，西方大眾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或言說方式，都有其時間與空間上的惟一性或特指性，都有其理論生成的歷史場景與緣由。因此，當代中國流行文化研究者必須用語境化的方法，盡可能去探究西方理論生成的根源，把西方理論對大眾文化的解讀，直接還原于其生成的社會環境與學術背景中予以把握，力求品味其思想含義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用發展的眼光與變通的策略看待西方學術思想，以拿來主義的文化態度，運用揚棄的思維方法，自覺剝離西方理論中與當今社會或中國現實不相適應的成分，取其精華，以應用于變化了的流行文化的當下情景，尤其是它在當代中國的實踐。這就是要強調流行文化研究的中國化，要站在現實中國來認識和分析當下中國的流行文化現象，以區別于早期西方的、以“烏合之眾”為預設的大眾文化理論。一言以蔽之，語境化和去語境化既是一種研究方法，更是一種治學態度。
三、闡釋的方法——成見是理解的前提。
闡釋的方法源自闡釋學（Hermeneutics，Hermeneutik）理論。闡釋學又稱“赫爾墨斯之學”。（赫爾墨斯Hermes是希臘神話中傳達消息的信使神。他主要傳達主神宙斯旨意，在把神旨傳達人間或把神界語言翻譯、轉換為人間語言時要做一些解釋性工作。）我們這里關注的當然不是闡釋學的發展史，而是闡釋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存在意義及其對我們的啟示。在傳統認識論中，“先見”或“偏見”一直是被人們努力鏟除的對象，偏見與“理解”的關系成為勢不兩立、必欲兩相決裂的關系。但本體論闡釋學的創立者海德格爾的觀點卻與其相左，主張正是作為理解條件的“先見”使理解成為可能。他在《存在與時間》中寫道：“我們之所以將某事理解為某事，其解釋基點建立在先有、先見與先概念之上，解釋決不是一種對顯現于我們面前事物的沒有先決因素的領悟�！雹拶み_默爾繼承并發展了其老師海德格爾的先在結構本質觀念，提出了“成見是理解的前提”，充分肯定解釋者或讀者在闡釋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伽達默爾從胡塞爾現象學中借用了“視野”（Horizon）這一術語，認為理解活動乃是個人視野與歷史視野的融合，超出了視野人們便一無所見。只有解釋者的先見和被解釋者的內容能夠融合在一起，產生意義，才會出現真正的理解。一切理解都是一種闡釋，那種只有一個“惟一正確的闡釋”的說法是不合理的。⑦
闡釋方法對于流行文化研究的有效性在于，流行文化是一種“文本性產品的生產”，它明顯區別于“功能性產品的生產”（如汽車）。⑧因而，對流行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探尋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馬克斯·韋伯就堅持這一觀點，他認為，社會文化領域不同于自然世界，研究前者的科學原則也不同于研究后者的科學原則。自然科學探討的是規律性、因果性的關系與法則；而人的頭腦是自由的，它不遵循自然界的法則。正因為如此，應當采用理解的方法或特殊化的方法，從內心理解去把握行為的意義。運用闡釋的方法解讀流行文化，就意味著有意也罷，無意也罷，反正這是一種“誤讀”。既然是誤讀，就必然需要“投入理解”（韋伯），就必然不具有解讀的惟一性和真理性，就必然存在個人偏見。這就意味著流行文化研究不是在論證“科學道理”，而是要體現一種現實文化關切。
四、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比較文學方法的有效移用。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存在的學科具有一百余年的歷史，在其學科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包括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在內的眾多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借鑒和移用這些研究方法，對流行文化研究大有裨益。在比較文學中，影響研究是把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民族文學，包括作品、作家、文學思潮等的相互作用、相互聯系作為研究中心，關注的是某種影響因素實際展開的過程，以及不同因素之間此消彼長的相關性。平行研究是把并無直接關系的不同民族文學，在主題、題材、文體、情節、人物形象、風格特點等文學內部的諸多方面實際存在的相似性和差異性作為研究重點，經過推理分析，得出有益的、往往又是具有某種規律性、理論性的結論。一般而言，影響研究有利于揭示研究對象的發展軌跡，平行研究有利于揭示研究對象的構成特征。把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結合起來，有利于對研究對象進行整體觀照和全面考察。
在本人看來，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應囿于比較文學范疇，完全可以在一個更廣泛的領域加以運用。就流行文化研究而言，對這兩種方法的運用實際上是一種移用，已經部分地失掉了比較文學自身的話語特色，跳出了比較文學的框架，這種移用應該是有益的。從大的方面講，探討流行文化生成機制與傳播動力本身就是一種影響研究，它要回答的是究竟哪些因素影響、推動和制約著流行文化。同樣，有關流行文化與大眾文化概念異同的歷史考察與當代辨析，就是一種平行研究，它有助于對流行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異同得出理性判斷。再如，由傳播技術手段的不同所導致的文本呈現方式的差異對文本傳播效果的影響；網絡文學、影視文學與印刷文學的雙向互動影響；對不同類型流行文化樣態間相似性和差異性的對比分析等，都可以運用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基金項目：天津市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TJXC08——007）］
注釋：
�、侔５录印つm［法］：《復雜思想：自覺的科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頁。
�、谫囂亍っ谞査梗勖溃荩骸渡鐣䦟W的想像力》，陳強等譯，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53頁。
�、鄞麇\華：《文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載［英］阿蘭·斯威伍德著，馮建三譯：《大眾文化的神話》，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4頁。
④約翰·費斯克［美］等，李彬譯注：《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頁。
�、荽扌�、孫瑞祥：《語境化：大眾文化研究的一個理論問題》，《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03（3）。
⑥⑦轉見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頁、第66頁。
⑧伯爾納·吉安德�。勖溃荩骸栋⒍嘀Z遭遇凱迪拉克》，見陸揚、王毅選編：《大眾文化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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