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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版畫的研究現狀與前景
敦煌版畫作為敦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學術、藝術價值。很早就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為版本學、印刷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實物資料。向達先生寫于1928年的《唐代刊書考》,即引用國內現存最早的印本S.P.2《祗樹給孤獨園圖》,日本松本榮一出版于1937年的《敦煌畫研究》用到多幅敦煌版畫。國內出版的論及版畫史、印刷史、藝術史、科技史的論著間有涉及。而對敦煌版畫較全面進行研究的是日本學者菊竹淳一,菊竹氏1975年4月發表在《佛教藝術》101號的發表題為《敦煌の佛教版畫—大英博物館とパリ國立の收藏品を中心として》論文,對英藏、法藏敦煌文獻中的佛教版畫進行研究,收錄畫幅多達138幅。其成果代表了上世紀敦煌版畫研究的最高水平。
一、敦煌版畫研究方興未艾
進入本世紀,敦煌學各學科的研究向專題化、縱深化方向發展,隨著俄藏、全國散藏敦煌文獻的刊布,敦煌版畫資料進一步擴充,對敦煌版畫進行全面整理研究的時機已經成熟,2002年敦煌研究院將“敦煌版畫研究”立項為院級課題,馬德博士任課題組負責人,組織敦煌研究院和蘭州部分高校從事美術研究和教學工作的8 人組成課題組。本課題分為二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理論研究,課題組成員從各自的研究視角,就敦煌版畫的價值與性質、版畫對中國印刷術的影響、版畫與民間美術、版畫的制作與制作者進行研究。第二階段是雕板復制試驗,依照現存版畫作品的內容尺寸,原大復制模板。
2004年8月,理論研究取得階段性成果,第一組8篇論文以“敦煌版畫研究”專題發表在2005年第2期《敦煌研究》上。馬德在《敦煌版畫的背景意義》中指出,敦煌出土的佛教版畫表現了佛教信仰的一種新方式,它與敦煌石窟藝術一脈相承,是敦煌藝術的組成部分之一,是科學技術與佛教藝術相結合的產物,在中國美術史和中國印刷史上都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意義。
邰惠莉《敦煌版畫敘錄》對版畫進行全部普查,普查包括法藏(法國圖書館、法國集美博物館)、英藏、俄藏、日藏(天理圖書館、龍谷大學圖書館、滕井有鄰館、唐招提寺、國會圖書館)、北圖、上博、上圖、津藝、北大、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等國內外十幾個單位所公布的敦煌文獻材料。收錄版畫作品種類超過120種,數量約250件。以館藏發表號依次排列,每條列卷號、名稱、說明(尺寸、內容、題記、印章)等項著錄。所著錄的條目內容絕大多數為佛教題材,僅見一幅歷日十二生肖圖。
余義虎《敦煌版畫的性質與用途》一文,首先探討敦煌版畫的佛教屬性是佛教的信仰和宣傳用品,反映了對佛教的需要和佛教對社會的適應,顯示了佛教社會化的性質和佛教藝術大眾化的形式。其次探討了敦煌版畫的二種用途,第一類為施主們根據版畫內容,通過懸掛念誦或攜帶的方式表達對佛教的信仰。第二類反映了佛教信眾在滿足自身精神需求的基礎上,也希望國家平安和社會穩定。再次探討了敦煌版畫的學意義,敦煌版畫具備了傳播的性質、功能和作用;敦煌版畫是當時最先進的傳播方式;敦煌版畫藝術所具有的民間性;敦煌版畫傳播的地域、內容、形式的局限性;敦煌版畫作為最早的印刷品,在中國傳播史乃至人類傳播史上,都具有變革性、轉折性、突破性的重大意義。
吳榮鑒《敦煌版畫制作的幾個問題》重點討論敦煌版畫的作者、制作材料、版式。從現存敦煌版畫的發愿文、雕版匠人題記上所反映的信息推測,版畫制作者有官有民,有僧有俗,有官府所為,亦有個人行為。制作材料,推測或為敦煌地區常見的木材所制。敦煌版畫捺印品的版式,大致為多方連續式、田相式、立軸式、供養式、扉頁式、插圖式、邊飾尾花式、經變式、曼荼羅式9種。作者亦歸納了雕版捺印品的幾種構圖形式。
王怡,鄒曉萍《敦煌版畫藝術的風格特點》一文從繪畫藝術角度解讀敦煌版畫構圖布局和技法應用。將版畫分為佛經扉畫、單葉佛像、陀羅尼經咒、捺印佛像4類,分析不同類型所采用的不同表現手法對傳達繪畫內容的作用,注意到版畫和絹畫、壁畫的關系。認為敦煌版畫體現了自由奔放、大膽隨意的藝術風格;內容題材在創新基礎上對壁畫、絹畫的繼承;多樣藝術手法在處理繁簡不同作品時的靈活使用;印制方式的多樣性,套色的應用,極大的豐富了版畫藝術的表現效果。
周安平《由敦煌雕版佛畫管窺中國古代版畫的美術作用》一文,首先指出,雕版繪畫形式是對其前的古代美術的繼承,是在古代、異域美術及相關工藝上,與本土的浸潤而衍生發展起來的一種表現形式,具有繼承性和創新性的雙重意義。第二,雕版佛畫對佛教美術發展的影響。晚唐五代的敦煌,穩定,佛教信仰昌盛,雕版印刷是當時最先進的傳播工具,被廣泛地運用于各種佛教信仰形式和教義的傳播。第三,雕版佛畫影響到后世木刻年畫。敦煌五代兩宋時期,雕版印刷技術被廣泛運用于各種民間活動中,幾經演變成為多種民間美術形式。從紙馬、門神,發展到木版年畫,從中皆可看出敦煌版畫對其的影響。第四,中國古代雕版佛畫對亞洲及世界美術的影響。日本最早接觸中國雕版印刷技術,北宋初年來華的日本僧人帶回日本的三幅雕版佛畫,均保存完好。中國木刻佛畫、民間年畫以及明代小說插圖、水墨畫,為浮世繪畫風提供了大量的藝術技巧,對浮世繪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文章通過具體作品的分析,展示雕版印刷技術對歐洲木刻宗教畫版式和構圖的影響。作者指出,中國古代雕版佛畫,作為一種方便傳播、適合群眾從事簡化佛事活動的宗教工具,以其生動,簡便的可視形象宣傳佛教,對后世的版畫及年畫藝術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原動力,在與亞洲、歐洲各國的文化交流中甚至影響到日本版畫及西方近代美術,在美術發展史上有著不朽的價值和地位。
王錫臻《敦煌版畫與民間美術研究》一文側重敦煌版畫的民間性質。敦煌版畫最初是作為佛教的信仰和宣傳用品的,但在其發展的過程中,為了迎合信眾的精神需求,選擇佛教與民眾生存有關聯的內容為題材,變早期佛教美術的偶像崇拜為具有功利性很強的實用美術,選取具有求生、祈福、攘災除禍的佛教義理制作版畫,含有中國民間美術的觀念。民間藝人是敦煌版畫的創作隊伍中的生力軍,民間藝人來自于民間,他們在版畫的創作中往往把民眾的思想感情、風俗習慣以及民眾自身的需求等主體因素注入作品之中。民間美術有一定的區域封閉性質,具有本鄉本土的特點。敦煌版畫實用民間美術象征性的圖形,畫面中的桃、魚、童子、金山、銀山等,傳達民眾對美滿生活的祈盼與向往。不同的使用目的,決定了敦煌版畫不同的藝術形式。作品質量的精美與簡率的差異性,反映出當時不同階層喜好差別及使用場合的不同要求。敦煌版畫作為當時最為先進的傳播方式,在敦煌地區的社會各階層中廣泛流布,在中國民間美術發展史上有其重要的歷史價值。
印刷術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謝生保,謝靜《敦煌版畫對雕版印刷業的影響》一文首先談敦煌版畫對雕版印刷業的影響,從版式,扉頁插圖,彩色套印等方面逐項論述。其次,年畫來源于版畫,最早的年畫是起源于宗教供奉的佛、神偶像。敦煌佛教版畫是年畫的先導。結論,中國雕版印刷的起源和發展都與佛教有關。佛教與中國雕版印刷結下了不解之緣。中國木刻版畫起源于佛教的捺印小千佛,捺印小千佛發展為佛經扉畫插圖;佛經扉畫插圖擴展到了一切圖書的扉畫插圖;圖書扉畫插畫刺激了年畫的產生,年畫的發展產生了大型版畫;而大型版畫的制作首先用于佛教藝術品。
在2004年8月提交敦煌研究院科研處的結項報告中,馬德博士將敦煌版畫的歷史與社會意義為七個方面:第一,敦煌佛教版畫作為敦煌藝術的一個獨特的藝術類別(畫種),是敦煌藝術的組成部分之一——敦煌藝術的品種之一,也是敦煌美術品中最富有特色的畫種;是敦煌佛教藝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與敦煌石窟、敦煌彩塑、敦煌壁畫、敦煌絹畫并列為敦煌藝術的各個藝術系列且具有同等地位;而且具有其它畫種所不具備的科技史和經濟史意義。第二,敦煌佛教版畫作為僅存的中國古代的版畫珍品,在中國藝術史上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因此它的研究可以填補中國版畫史研究的部分空白,并可以為當代版畫藝術事業提供歷史的借鑒。同時作為中國古代版畫的代表作品,將中國套色版畫提前了七、八百年;中國套色版畫是日本浮世繪的直接起源;日本浮世繪對西方美術影響巨大——由此可見敦煌版畫在世界美術史上的地位。第三,敦煌佛教版畫對研究中國印刷科學技術的起源及發展有重要作用。是中國科技發展史上的珍貴文獻。雖然它作為藝術品在敦煌出現較晚,但作為印刷品,卻是中華對世界人類的重大貢獻——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印刷術的現存最早的實物!它填補了中國印刷科技史的部分空白,并可為當代印刷事業提供歷史的借鑒。同時據記載,木捺小佛像、小菩薩像的小印板,曾經啟發畢升發明了活字印刷;畢升最早開始也是制作木活字,后來才改用燒制的泥活字。所以,如果說木活字是活字之父的話,小像木雕板應該是活字之祖了。另據專家研究和介紹,敦煌版畫中的木捺小佛、菩薩像的時代可能要早到唐代。這就是說,敦煌佛教版畫經歷了一個從小像板到大像雕板的發展過程。如果說小像雕板是來自于民間的話,那么大像雕板一般是官府或作坊,而官府作坊一般都設在都市。這就又給我們研究敦煌版畫的佛教社會化問題提出新的課題。第四,敦煌佛教版畫作為印刷品,在大眾傳播學和中國傳播學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具備了適應社會、維持和發展社會關系、體現社會價值、吸引大眾注意中心、形成社會議題的輿論引導等諸多方面的傳播功能,是當時最先進、最方便快捷、最簡單易行、也最為大眾所接受喜聞樂見的傳播媒介和傳播形式。第五,敦煌版畫在制作方面,特別是版式設計方面,繼承了敦煌壁畫、敦煌絹畫的傳統;但作為印刷品的版式設計,為當代新興起的版式設計學提供了歷史的借鑒。第六,同其它任何事物一樣,敦煌版畫無論作為藝術品、科技產品還是手成品,均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社會制度的影響和制約。第七,同其他敦煌藝術形式一樣,敦煌佛教版畫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先民們的聰明、智慧及其創造精神,敦煌佛教版畫的時代風格體現出其制作者們的創造、奉獻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先民們留給我們的一筆精神財富。
此組文章一經發表,即引起媒體的高度關注,《甘肅日報》以《敦煌版畫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將中國套色版畫歷史提前了七八百年》為題進行報道。新華社、文新傳媒網、華夏經緯網等網絡以《敦煌版畫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敦煌版畫:養在深閨人未識》、《敦煌版畫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將中國套色版畫的歷史提前了八百年》等醒目標題報道此成果,在網上能檢索到與此相關的內容約200條。敦煌版畫研究被甘肅日報評為2005年甘肅省十大之一。
二、敦煌版畫的研究前景
敦煌版畫理論研究有待向縱深化方向發展。第一階段對敦煌版畫的普查,定名,歸類等初步研究已取得成果,下一步的工作是將版畫盡可能全的搜集整理,將敦煌版畫研究提升到理論的高度。
對敦煌版畫在宗教學意義上的探討。敦煌版畫作為佛教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傳播工具,在宗教學上是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佛教借助版畫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版畫制作的技藝手法因佛教內容的豐富性而更趨成熟完善。其形式是藝術的,內容是宗教的。在佛教的外衣下,展示著社會、民俗、民間內涵。對此的研究要結合敦煌地方史、敦煌民俗學、敦煌等敦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敦煌版畫的意識。敦煌版畫載體形式,屬于敦煌藝術的范疇,聯系敦煌石窟藝術、敦煌絹畫、紙本畫進行立體研究。版畫種類的多樣性體現了版畫的審美情趣。單幅全場景式經變畫,在尺寸之間盡現大千世界;單幅尊像畫所具有的靈活多變,滿足不同供奉者的需求;連環畫式的多幅圖畫,集中表達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雕刻手法使用中,陰陽結合,使黑白版畫增添了立體的美感,而多種套色的運用,盡現古代人民的聰明才智。
敦煌版畫的民俗性。版畫內容的佛教性使版畫創作局限在特定的范本中,限制了再創作,即使如此,版畫作品中還是流露出民俗民間的許多喻意,這也需加深研究。
敦煌版畫的實用性。當今社會,科技高速發達,許多傳統的,古老的東西正在離我們遠去。但也有些久已失傳的東西正在恢復。經濟穩定,社會繁榮,個人信仰自由,佛教在當今社會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敦煌版畫難說就沒有它的用武之地,用古老的雕版印刷方式,復制久已失傳的敦煌版畫,或敦煌遺書中書法精美的佛經,這或許是某一佛教出版機構,或某一佛教寺院的宏舉。
敦煌版畫的雕板復制。雕板復制是在選取和加工好雕板后,利用電腦技術,包括制圖和雕刻,然后用手工或半手工方式,印刷或捺印作品。
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實物模版,現藏法國巴黎國立吉美美術館,高15.4厘米,寬10.2厘米,版厚1.0厘米,是目前所知僅存的實物。敦煌版畫中,有多幅是版面長寬超過50厘米的,對這種版面較大,線條較繁復雕板的復制,要克服翹板,崩線等方面的困難,目前正在進行工藝上和技術上的攻關。
敦煌版畫的研究前景光明,理論研究是為了更好地藝術實踐。當雕板復制成功,古老的敦煌雕版技術,定能發揮更大的作用,為現今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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