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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德里亞關于消費社會的分析
消費意識形態的運行離不開媒介的支撐，大眾媒體的普及對消費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理論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借鑒。
鮑德里亞在對西方消費社會的分析中以獨特的符號學視角，贏得了廣泛的贊譽，被譽為“后現代主義的牧師”.從時代背景來看，鮑德里亞選擇消費作為分析的基點與20世紀60年代西方社會的總體發展狀況相關。從現實狀況來看，鮑德里亞關于消費社會的分析對于今天我們矯正奢侈的消費觀念和媚俗文化的襲擾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消費社會”概念的提出
“消費社會”作為一個概念，首先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早在鮑德里亞以前，就有一些理論家提出了相關論述。如鮑德里亞的導師列斐伏爾提出了“被消費控制的官僚社會”理論，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的意識形態和創造性行為的意義已經變成了消費意識形態;與鮑德里亞同時期的理論家里斯曼認為，資本主義正在經歷“由生產時代向消費時代過渡”的革命;布爾加雷斯認為，我們處于一個“豐裕社會”中;對鮑德里亞影響頗深的德波從更深層面上認為消費創造了一個“景觀無線積累的社會”.這些理論家從不同角度對于同一個社會形態的論述均對鮑德里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同時，“消費社會”概念的提出與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發展變化有很大關系。消費在生產體系中地位的轉變經歷了一個很長的階段。工業社會初期，由于生產力低下，“稀缺性”制約著整個社會的發展。這時消費作為一種消耗受到傳統重商主義的抑制。19世紀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產品的稀缺狀況逐步得到改變，同時科技的進步及成果轉化導致了產品的相對過剩。這樣生產者的過剩與產品過剩導致的間歇性的經濟危機使得消費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對此，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第一次提出了生產與消費平衡發展的重要性。此時消費作為一種有意義的消耗而存在。20世紀初，大規模、標準化生產的福特主義的興起使得商品生產速度得以大幅度提升。這種生產線的大量產出要求快節奏的消費。由此，消費不再是一種消耗，而變成了生產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20世紀60年代西方社會開始進入后福特主義時代，也就是丹尼爾·貝爾所謂的后工業社會，此時服務業作為一種小規模、靈活性的產業模式大量興起。服務業對固定資本的要求顯著降低，對人力、智力的要求大大增加，這就使得生產者的過剩得到扭轉，生產者的收入也有了一定提高。同時服務業又是一種快速生產和快速消費的產業，甚至，很多時候生產與消費是同時進行的，根據消費的需求來進行生產。所以消費的作用就超過了生產，真正成為“作為生產的消費”.由此，消費在生產體系中的主導型地位確立。
基于上述原因，鮑德里亞提出，當今資本主義“生產的東西，并不是根據其使用價值或可能的使用時間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根據其死亡”[1]29.商品的死亡就意味著商品在消費的過程中被否定，也就是新的消費需求的出現，新的欲望的形成。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從根本上依賴這種消費需求的不斷產生，所以，鮑德里亞指出，在當今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主人公的傳奇已到處讓位給消費主人公”,“消費本身構成了生產體系的替代性體系，消費在今天已經成為主導性邏輯”.[2]即消費不僅主動地作用于生產，而且成為一個體系并結構性發揮作用。他認為這就意味著消費社會的到來。
與卡恩、鮑曼等相對客觀的描述不同，鮑德里亞對消費社會的具體表述受到了法蘭克福學派批判邏輯的影響。他認為消費社會不僅是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物品豐盛的社會，更是消費進行馴化的社會。也就是說，隨著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而來的消費社會，客觀上的確為資本主義社會帶來了“豐盛”的物，并在物的應接不暇中增加了人們的幸福感。但同時資本主義社會把消費看作世俗的宗教去頂禮膜拜，使其帶有了意識形態的色彩，而這是鮑德里亞批判的重點。他認為通過增長帶來的物的豐盛，容易使人們處于一種對現實滿足的幻像和眩暈中，加之在政治領域無法獲得的自由和平等卻在消費領域得到表面上的確證。這就使得消費者找到了舒適的港灣，從而放棄了對消費深層邏輯的探尋，甚至處于消費的虛假性中而不自知。由此，消費的作用溢出經濟領域，在社會和政治領域發揮作用。故在鮑德里亞看來：“消費社會也是進行消費培訓、進行面向消費的社會馴化的社會---也就是與新型生產力的出現以及一種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的壟斷調節相適應的一種新的特定社會化模式。”[1]73基于對消費的這種社會馴化功能的認識，鮑德里亞開始了對資本主義社會消費意識形態的產生及運行的分析。
二、消費社會的意識形態
首先，鮑德里亞以“雜貨店”和“帕爾利二號”為例，形象地展現了消費社會物的堆積、豐盛以及隨處可見的過剩。這種豐盛最明顯的表現是“看起來你帶走了一堆搖搖欲墜的盒裝牡蠣、肉、梨子或蘆筍，其實你只是購買了其中一小部分罷了”[1]3.因為與物的豐盛相伴隨的是物以體系的形式出現，它們已經從雜貨店到市場、商業街再到購物中心，構成了豐盛景觀。其次，鮑德里亞在描述完消費社會物的豐盛之后，指出了消費社會面臨的雙重性。一方面，面對人們對平庸生活的不滿和對幸福的追求，消費社會能夠不斷制造出美好的“幻象”和“眩暈”,讓人們在對未來的期許中，使得日常生活得以有序進行;另一方面，消費社會受到以節儉為核心的社會道德的約束和人自身理性的限制�？梢姡鸪跸M的主導地位并不穩固，即“消費社會宛如被圍困的、富饒而又受威脅的耶路撒冷。其意識形態就產生于此”[1]33.即消費意識形態的產生是意圖掩蓋這種雙重性，并使“消費暴力”以更隱秘和無意識的狀態維護消費社會的合法性地位。
(一)消費意識形態的產生
鮑德里亞認為，基于差異性需要對商品符號價值的追求直接導致了消費意識形態的產生。同列斐伏爾、巴特等人一樣，鮑德里亞也看到了人們對商品使用價值以外的東西的追求。不同的是，鮑德里亞將這一發現普遍化，并從這一角度出發來闡釋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凡勃倫曾指出，歐洲上層階層在展現其社會地位的同時存在一種對奢侈品的消費，即“炫耀性消費”.鮑德里亞認為在當下的社會中也存在一個“實際上仍舊服從于這種揮霍機制的階層”.只不過他們是，“通過消費的方式，通過風格，他與眾不同，獨樹一幟。從炫耀到審慎(過分炫耀),從量的炫耀到高雅出眾，從金錢到文化，他絕對地維系著特權。”
[1]40也就是說，在鮑德里亞看來，當下被界定為“模范”性商品或“地位性商品”的種類在不斷變化，對這種商品的追求卻沒變。隨后鮑德里亞又指出了與“炫耀性消費”相對應的普通民眾的模仿性消費。20世紀以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流水線生產的普及，消費社會的物越來越豐盛。這就使得普通民眾不只可以“欲望著他者的欲望”,更有機會占有本屬于某些特權階層的物。如仆人可以穿一件與主人同款式的裙子，員工可以與老板享受同樣優雅的就餐環境，等等。也就是說，工業化使得普通人也能占有本屬于貴族的物品。
通過這兩個例子，鮑德里亞想確證的是在當代社會中仍然存在著對物的意象性的追求，并且在這個層面似乎實現了真正的平等。而事實恰好相反，當人們產生這種想法時消費的意識形態就開始產生了。因為一方面當下的商品往往是以成套的形式出現，單個商品的占有沒有意義，只有成套的商品才能顯現出意義所在。另一方面，消費社會是系列商品與模范商品交互作用的過程，系列商品在形式上類似模范商品，但這是以犧牲其品質、風格和韻味為代價的。所以，消費社會仍然是一個不平衡發展的社會，并以不平衡為其發展的動力。那為什么人們對消費仍是趨之若鶩呢?原因在于通過對商品引申意義的宣傳，通過強調其符號價值，使得人們沉浸于商品的意象性所創造的擬像中，把商品在意象上的平等或虛假的平等當做真正的平等。這也正是消費意1一無二的高貴形象，掩蓋了商品與商品之間以及消費本身的不平等，并不斷把人們引向消費，在消費中用新的方式進行社會階層的建構。
(二)消費意識形態的運行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鮑德里亞關于意識形態這個概念并不是指某種虛假的意識，而是意指一種社會邏輯。消費意識形態的運行主要體現的是消費在建立社會結構、促進社會交流、提供社會合法性基礎等方面的作用。
其一，通過對物品的差異性占有，消費在其中起著區分階層和構建社會結構的功能。對于消費的這種社會區分功能，馬克思曾做過闡述。鮑德里亞的獨特之處是從物品的符號層面來進行相同的區分。
首先，鮑德里亞指出，在消費社會中，由于物的豐盛性，致使人們對物的符號價值的追求超過了使用價值。特別是當物以成套和體系的形式出現時，展現在人們面前的其實是一個由符號意義構成的體系，這種意義體系往往意指的是一種完整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地位。所以，鮑德里亞指出，“人們從來不消費物的本身(使用價值)---人們總是把物(從廣義的角度)用來當做能突出你的符號，或讓你加入視為理想的團體，或參考一個地位更高的團體來擺脫本團體。”
[1]48可見，通過物的意象性和符號體系的運作，人們在對成套物的占有中獲得了一種期望的社會地位。這樣消費實際上在進行著一種無意識的社會區分，并在這種區分中提出一套新的社會建構的方式，即通過消費，通過物來建構新的社會差別次序。這樣的結果就是“通過物體，每個人與每個團體都在尋找他/她在秩序中的位置，所有的人都根據個人的軌道來盡力貼近這個秩序。通過物體，一個分層的社會在言說著，就像大眾媒介那樣，物體似乎在對每個人言說，但那是為了讓每個人保持在特定的位置上”[1]39.即消費成功地通過自身的運行機制實現了對社會階層的劃分。但由于這種劃分是通過對物的占有來實現的，所以消費社會的階層劃分并不具有穩定的結構，而是呈現出變動性。
其二，消費提供了一種社會交流方式，緩解著社會矛盾。消費不僅構建了社會等級系統，也為大眾交流提供了重要方式。里斯曼指出，文藝復興以來倡導艱苦奮斗的內在性社會性格，隨著科技發展和服務業的興起已經讓位于他人導向型的社會性格。
時尚、大眾文化對人們行為的影響越來越大�；艨撕Ｄ桶⒍嘀Z也指出，文化工業已變為資本主義實施意識形態控制的工具，而鮑德里亞想說的是人們通過消費在相互交流和影響。“人們可以自娛自樂，但是一旦人們進行消費，那就絕不是孤立的行為了(這種‘孤立’只是消費者的幻覺，而這一幻覺受到所有消費意識形態話語的精心維護),人們就進入了一個全面的編碼價值生產交換系統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費者都不由自主地相互牽連。”[1]71在消費社會，不同的人被分為銷售者和購買者。而流通、購買、銷售則構成了消費社會的語言，整個社會都依靠它來溝通交談。社會矛盾在這種交流中被化解，從而保證了社會的穩定與活力。
其三，消費論證了資本主義社會自由平等的神話，為資本主義社會提供著合法性基礎。鮑德里亞認為，由于在政治領域的失意，“民主原則便由真實的平等如能力、責任、社會機遇、幸福(該術語的全部意義)的平等轉變成了物以及社會成就的其他明顯標志面前的平等。這就是地位民主，電視、汽車和音響民主，表面上具體而實際上又十分形式的民主。”[1]34也就是說，人們在獲得物面前的平等緩解了在能力、機會等方面的不平等。這種通過占有物獲得的平等又為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新的合法性來源，即一種由增長和績效而來的合法性。在這種社會要做的“就在于通過增加財富的總量，從量上達到自動平等和最終平衡的水平，即所有人的福利的一般水平，以此來消除他們之間的矛盾”.[1]35也就是通過量的增加和形式上的平等來掩蓋結構的不平等，從而保障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轉。
(三)消費意識形態的深化
消費意識形態的運行離不開媒介的支撐，大眾媒體的普及對消費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如鮑德里亞所說：“每日廣播并非聽上去那么雜亂無章：其有條不紊的輪換強制性地制造了唯一的接受模式，即消費模式。”
[1]130鮑德里亞認為，媒體和廣告并不是某種簡單的花言巧語的推銷，它的作用在于讓人們感覺到整個社會是迎向你的，讓你覺得自己的主體性得到無與倫比的確證。因為“過去的道德規范希望個人去適應社會整體。但這是生產時代已經過時的意識形態;在一個消費時代，或一個自稱如此的時代，是整個社會前來適應個人”[3]191.所以在媒體的廣告中，我們并不是被它的形式或內容異化了，我們只是被它的關懷所攻陷。這種關懷加上商品的象征意義成功地削弱了人們對商品功用性的甄別，從而鼓勵人們購買可能并不迫切需要的商品。所以，透過媒體鋪天而來的廣告，不僅大大增加了人們消費的頻率和可能性，而且也深化了消費意識形態的控制。
同時，在媒介和廣告的包圍中，特別是在對時尚的不斷制造中，商品的使用價值越來越讓位于其符號價值。雖然鮑德里亞一開始就指出，人們消費的不是現實的物，而是物品所象征的意象和符號價值，但大眾媒介的崛起使得符號的作用更加重要，可以說使符號從幕后走到了臺前。因為現代媒介在一定意義上已經創造了一個商品的符號世界，在這里商家通過廣告費盡心思向人們展示的是該商品所蘊含的符號價值。人們消費的也不再是商品，而是符號-商品。正如波斯特所說，在鮑德里亞這里變成消費對象的是能指本身，而非產品。
透過媒介，不僅商品的符號價值越來越凸顯，甚至現實世界也日益被符號化。因為通過技術支持，廣播、電視、網絡等可以對現實世界進行任意的剪輯。“它們被剪輯成了連續、承接、不矛盾的信息---可以與廣播節目抽象時空中的其他符號進行并置組合的符號。”[1]131也就是說，現代媒介通過二元符號“0”和“1”的編碼可以給人們提供一個經過剪輯的符號世界，并且由于經過剪輯的世界更符合銷售者及消費者的愿望，所以人們更愿意沉浸在這種虛擬世界之中，而真正的現實原則反而容易被擱置起來。這也正是鮑德里亞力圖創新的地方。如果說馬克思通過萬物商品化來批判大工業時期的資本主義社會，那么鮑德里亞則試圖用商品符號化、萬物符號化來超越馬克思的批判邏輯。這種嘗試為我們揭示了一個媒介的崛起和符號大行其道時代的到來，同時也為其符號操控的理論奠定了基礎。
三、超越意識形態---消費社會符號化
符號思想其實從一開始便隱藏于鮑德里亞的分析邏輯之下，他在《物體系》中討論物的功能性系統時指出：“我們分析的對象不是只以功能決定的物品，也不是為分析之便而進行的分類之物，而是人類究竟透過何種程序和物產生關聯，以及由此而來的人的行為及人際關系系統。”
[3]2也即是說，鮑德里亞一開始關注的就是物的客觀性以外的東西，物的符號性以及由此帶來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是鮑德里亞分析物的真正目的。對于鮑德里亞的這種思路，張一兵教授評價道，鮑德里亞的深刻之處，其實在于他并不滿足于只在那個效用性的物的彼岸去劃界符號，或者說不是簡單地直接從物的塑形走向觀念性符號，而是從物的有序功能體系本身來深究物的非物性象征意義。
在具體的轉化中，鮑德里亞受索緒爾、巴特的影響頗深。索緒爾將符號分為所指與能指，代表概念本身和概念的意義。巴特在索緒爾的基礎上作了很大改進，尤其是他對符號的分層深深地影響了鮑德里亞。鮑德里亞基本上仍是按照巴特的這個層次理論來闡述符號的出場邏輯的。如圖，第一層中某一商品是能指，它的象征意義是所指。如玫瑰是能指，它的象征意義“愛情”是所指，二者構成了一個符號，這個符號仍是玫瑰，它象征著愛情。同時作為符號的玫瑰又構成了第二級的能指，它對應的所指是某種暗示，即愛她就給她玫瑰，或給她玫瑰才是愛她�，F實生活中人們往往是受到這種心理暗示去買玫瑰，但此時人們買的不是物的意義上的玫瑰而是符號意義上的玫瑰。由此鮑德里亞想要說明的是，日常生活中我們消費的很多物品并不是原本意義上的，而是符號意義上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是建立在這種物的符號意義之上的。這一點在他的《消費社會》中也得到了確證，他認為從消費領域開始“正是因為符號的結構成為商品形式的核心，商品才能直接成為意指---這種意指不是商品的一種附屬產物，而是作為一種‘信息'或者一種內涵，因為商品的形式使其最終成為一種中介，一種交流體系，彰顯出所有的社會交換”[1]142.最后作為符號的物透過媒介迅速擴展到整個社會領域，即今天除非能夠被解碼為一種符號，任何事物(物、服務、身體、性、文化、知識等等)都不能被生產和交換，從而達到了符號理論的第三層次。此時符號由消費的前提條件變為必要條件，由方法性論述轉為本體性論述，實現了符號控制一切的目標。由此實現了由消費意識形態到符號操縱的轉向。
如果我們從社會的發展演進來看鮑德里亞的這段話更容易理解。在消費社會的發展中，人們使用符號最初是為了促進消費，提高商品的交換價值。
但發生于20世紀中期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促使現代媒介依托計算機技術、生物工程技術和數字化技術的進步而快速崛起。媒介的發展讓人們處于一個信息豐盛的時代，尤其是借助于媒介符號開始大行其道，正如大工業帶來商品的繁榮一樣。而我們知道商品堆積造成“商品鏈”,并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作用下導致了商品對人的統治，那么符號的這種豐盛現象導致符號對消費乃至現實生活的操控也是情理之中的。因為當人們消費商品時，人們便會不斷制造商品，最終陷入商品的邏輯中。而當消費符號時，又通過媒體、廣告和時尚等不斷制造符號，其最終結果是一樣的。關鍵原因不是豐盛，而是社會的結構性匱乏及對匱乏的克服，即維護統治的需要。對于這種現象，馬克思是通過商品來闡述資本主義拜物教對人的統治，而鮑德里亞意圖通過符號拜物教來完成相同的批判。
在符號化社會中，由于符碼的全面操縱，物、人、需要以及消費逐漸喪失了其客觀性和自主性，從而最終走向消解。而人的符號化與需求的符號化是同時進行的，因為在消費社會，物的豐盛使需要已經脫離了個體的真實訴求，轉而服務于生產體系的擴張性要求。生產體系通過媒介的宣傳將自身擴張的需要加之于消費者身上，以刺激消費的增長。所以在消費社會，需要不是個體的真實需要，而是符號化的、虛假的需要。隨著需要的符號化，人自身也成為遵從符號邏輯的主體。人的需要也離開了人的本真欲求，成了符號系統發展的動力系統。所以，鮑德里亞推斷出了符號化的最終結果，那就是符號依據自身的差異邏輯存在，而物、人和需求都在符號化中被消解。在符號統治下，最后的結果就是文化的虛無化。即“所有那些偉大的人文主義價值標準，具有道德、美學、實踐判斷力的整個文明的標準，都在這種圖像和符號的系統中消失了。一切都變得不可判定，這是代碼統治的典型效果”[4]7.但從現實發展來看，這個過程將相當漫長，甚至是不可能發生的烏托邦。因為就當下而言，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還遠未達到鮑德里亞所說的階段。但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社會的符號化傾向正在一步步的推進。
總之，鮑德里亞通過“消費社會”的概念，從歷史層面、現實層面和符號層面遞次布展，深刻展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趨勢與存在的問題。當然，作為一種試圖超越的理論，鮑德里亞值得批評的地方太多，從對生產地位的否定到由象征交換導致的虛無化傾向;從對消費社會的消極看法到所謂的符號政治經濟學，這些都受到了質疑和批評。但是如果考慮到他早年的田野調查經歷的話，鮑德里亞的理論也能從微觀角度來解釋當前的一些社會現象。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隨著我國在經濟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一大批新貴也逐漸進入大眾視野。加上良莠不齊的國外文化的涌入，致使各種消費文化充斥著當下的消費市場。尤其是對于國外舶來商品的盲目崇拜和對媚俗文化的推崇，直接影響到了社會的整體價值取向。作為普通人，我們毋須如鮑德里亞那樣深刻和極端地揭示其背后的虛假性，但身為社會的一分子，我們對于當下一些打著誘人符號而又缺乏思考的消費主義應當保持審慎的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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