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結構對會計信息可靠性影響的分析

股權結構對會計信息可靠性影響的分析

　　[摘 要] 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公司會計信息越來越重要，己經成為一種能夠影響經濟運行效率的重要產品。本文以上市公司 為研究對象，在分析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適度集中的股權結構和高度集中的股權結構理論基礎上，論述了我國股權 結構對會計信息可靠性的諸多影響，并對“一股獨大”導致大股東利用虛假信息欺騙中小股東、國有股產權主體缺位 導致大股東代表利用虛假信息損害國家利益、激勵與約束機制不配套為虛假會計信息提供滋生土壤等具體表現形式 進行了分析，得出股權結構容易形成控股股東行為，從而造成股權結構對會計信息可靠性質量影響。

　　[關鍵詞] 股權結構；會計信息；可靠性

　　公司會計信息是由公司經營管理部門生成并提供的，其信息內容可靠性的高低會受“有限理性的”管理部門經營動機行為影響，而經營層的經營行為又受到公司的既定股權結構下各股東的權利行使方式的影響。首先，從經營層產生的角度看，董事會是公司的決策機構，高級經理人員是在董事會領導下組成的公司執行機構，并在其授權范圍內經營企業，構成了公司的經營層，董事會擁有對高級經理人員等經營層的聘用、獎懲及解雇權，并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這是大多數上市公司的典型組織結構。顯然，股東的持股比例代表著選舉表決權，董事會可以看作是股東的化身。若股東行使其權利，積極參與公司治理，出席股東大會并選舉董事會，通過公司組織結構的傳導機制，勢必會對經營層的行為產生重大影響，經營層的行為必然偏向于持股比例多的股東利益。其次，從對經營者監督角度看，經營層是運作股東資產的代理人，是直接從事企業經營管理的當事人，股東則是遠離企業經營活動之外的局外人，由于信息不對稱、契約的不完備性會存在經營層道德風險而需要股東參與公司治理，對經營層的經營行為進行監督。持股比例不同的股東出于監督成本收益的考慮而對經營層監督欲望會有所不同，欲望高、動機強的股東對經營層的行為影響強。反之，則低。這種不同的權利行使方式導致監管動機產生的差異，對經營層的行為會產生影響。由此看來，不同的股權結構下股東所采取的不同權利行使方式會對經營層的行為趨向產生重大的影響。而會計信息是對經營層經營行為的一種數量化反映，是經營層對會計對象其經營行為用貨幣進行反映、處理及輸送的結果，經營層不同的行為趨向勢必會影響到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因此，有必要從股權結構因素來研究對會計信息可靠性的影響。

　　一、股權結構對會計信息可靠性影響的理論分析

　　股權結構對會計信息可靠性產生影響是通過股東不同權利行使方式(指是否積極參與公司治理)而實現的。股東的權利行使受其持股比例的影響，是其在既定持股比例下，對行使權利的收益與成本進行權衡的結果。因此，在不同的股權結構下，股東行使權利的方式存在較大的差異，對經營層的行為產生不同的約束力，這勢必會對會計信息的可靠性產生巨大的影響。

　　(一)基于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分析

　　股權高度分散是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在10%以下的股權結構。對于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而言，公司股東人數很多，每一個股東持有的份額都很小，不存在控股股東和大股東。在這樣的公司中，小股東的行為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搭便車”。由于對公司管理層的監督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每個小股東都希望其他股東行使監督，自己從中獲利。二是“理智的冷漠”。由于小股東對公司要進行監督和參與投票需要付出相當的成本，才能獲取必要的信息，對其而言付出的成本往往大于所獲得的收益。因此，一個理智的小股東對公司的監督、投票等會持冷漠的態度。三是股少言輕。由于小股東持股比例低，對公司在選舉董事、監事、作出重大決策上很少能起到什么作用，其缺乏動力參與公司事務和監督。由于以上的原因，對小股東來講，其理性選擇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行為特征則只能是“搭便車”。股東搭便車的行為使其采集、分析經營層提供的會計信息動力明顯不足，對會計信息的監督弱化導致會計信息的可靠性缺乏保障。另外，由于所有權和經營權高度分離，經營層和股東追求的目標函數并不總是一致，經營層道德風險的存在會產生高昂的代理成本。而為促使經營層利益目標和股東一致，降低代理成本，對經營層進行股票期權激勵又成為許多公司的選擇，由此導致經營層實際控制權上的“第一大股東”，形成了“強經營層、弱股東”經營層內部人控制的局面，這為經營層違背會計可靠性原則而進行信息操縱、實現利己目的打開了方便之門。

　　(二)基于適度集中的股權結構分析

　　股權適度集中是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在10%-50%之間、同時有其他大股東存在的股權結構。對于適度集中的股權結構而言，公司存在著少數幾個大股東。大股東在公司治理結構中一方面起著積極的作用，是智豬博弈理論中的大豬，它有動機、有能力擔負起監督經營者的責任，其他中小股東則免費搭便車。這是由于大股東持股較多，其利益與公司利益更加密切，大股東將大量的資金集中于某一公司，與中小股東相比，承擔企業特定風險大(因其未將資金進行分散投資)，公司盈利越多，固然其獲利越多。但公司虧損越多，大股東損失也越大。大股東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他具有限制管理層犧牲股東利益謀取自身利益行為的經濟激勵及能力，可以更有效地監督管理層的行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其有動力積極參與公司治理或監督經營。另外，由于大股東持有的表決權份額大，對股東大會提案及公司的重大經營決策的通過與否有很大的影響甚至決定權。所以，對于這樣的公司盡管小股東選擇“搭便車”，但總有大股東積極“拉車”，對經營管理部門進行監督，使管理部門的經營行為和股東利益一致，對管理部門提供的會計信息進行分析驗證，這些都有助于促使管理者提供可靠的會計信息。

　　(三)基于高度集中的股權結構分析

　　股權高度集中一般是指在上市公司股本結構中，某個股東能夠絕對控制公司運作，成為控股股東。包括：占據51%以上的絕對控股和雖不占絕對控股地位，但由于其他股東持股分散，聯合困難，仍然可以控制公司運作的股權結構。

　　在適度集中的股權結構下，大股東的權利行使方式促進會計信息可靠性的提高，要求大股東持股比例在一定限度范圍之內。如前所述，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無論是監督者或是經營者，其決策行為會更加謹慎，大股東的行為與公司的利益相一致，即大股東與小股東存在利益一致效應。但大股東的股權超過某一限度成為上市公司的絕對控股股東(持股比例達50%以上)或相對控股股東(未達到絕對控股比例，但和其他股東持股比例相差較大并達20%以上)時，其在公司治理結構中會產生負面作用。這是因為控股股東并不是甘愿免費“拉車”，由于其將大量資金集中到某一個公司，增加了投資組合風險，風險產生的損失需要通過參與公司治理來得到補償。而且，根據經濟人假設，控股股東也是一個經濟人，有最大化個人利益的欲望動機，在其對公司的重大事務擁有決定權、而相應的制衡機制缺乏時，他們便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來不擇手段地追求自身利益，損害其他中小股東的利益，產生利益侵占效應。事實研究表明，當控股股東掌握的控制權私人收入大幅超過其對公司現金流量請求權股利收入時，控股股東將會有強烈的動機去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侵占小股東的利益。   二、我國股權結構對會計信息可靠性影響的分析

　　1.“一股獨大”導致大股東利用虛假信息欺騙中小股東。經濟學假定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制度經濟學進一步考慮了交易成本之后，假定個體只有有限理性，每個個體都在他的依存體制所允許的有限范圍內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由于個體利益的不同，在組織中將產生不同的利益主體。

　　公司各產權主體行為利已動機是明顯的。我國上市公司由于流通股種類多且比例低，股權高度集中，一股獨大，流通股以廣大個人散戶持股，缺乏參與公司治理的積極性，公司治理結構不合理導致權力失衡。產權主體之一控股股東就會利用掌握的控制權控制經營層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公司其他產權主體政府、債權人、經營者和其他與公司相關的個體等幾大主體也有不同的行為目標和經濟特征，如政府最關心稅收的征繳；債權人最關注其是否能按時收回本金和利息；經營者關心經營業績的增加是否給自己帶來額外的經濟收益；證券市場上的投資者關心股票的價值。不同產權主體由于不同的利益驅動，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利益沖突�！坝邢蘩硇浴钡慕洜I者在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下，其經營行為所提供的會計信息動機自然偏向于控股股東利益一方。這是由于經營者的地位與其他利益主體相比有其獨特之處，即經營者直接管理著企業，他對企業的經營、運作負直接責任，因而他有著得天獨厚的信息優勢。而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慮，經營者只會提供信息披露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這一點的信息量，即信息披露量滿足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許多信息從社會利益最大化角度考慮應該披露，而經理層從自身利益出發，只會選擇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從而損害社會利益。如協助控股股東間接轉移公司財產或無償占用公司資金；通過關聯交易將上市公司的財產向其他關聯公司轉移，即：將上市公司的資金以多種方式調撥至控股股東其他關聯公司，讓其長期占用；或以上市公司的資產為其債務提供擔保以達到掏空上市公司的目的。 所有這些行為都必須以隱瞞經濟業務的真實情況為前提，此時提供的是有利于大股東經濟利益的會計信息，其會計信息可靠性必然難以得到保證。

　　公司的股東，特別是占股東人數比重較大的中小投資者，由于身處公司經營之外，在獲取信息的角色地位上處于劣勢，他們通過報表所了解到的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事實上并非是公司真實情況的反映，而是經理在法規、制度允許的條件下(當然也可能是在違反法規、制度條件下)選擇會計方法進行利潤操作的結果，這樣的會計信息是不具有可靠性的，是不能據此作出正確決策的。

　　2.國有股產權主體缺位導致大股東代表利用虛假信息損害國家利益。經營層的經營行為及其提供的會計信息動機總是按照使自己利益達到最大化目標來進行的，其選擇行為應是利于公司大股東利益的，為投資者提供的會計信息成了為大股東提供有利的會計信息。按此思路分析，對于國有上市公司來講，也就代表國家一方的利益，其提供的信息，利于國家管理需要，國家應該贊成，但事實情況并非如此。對于國有上市公司來講，提供的虛假信息導致大量國有資產流失，為什么產生這一相反結果呢？這是因為國有資產代理名義是股東，但其并不是國有資本的真正終級所有者，國有資本的終級所有者是國家，國有股產權委托他人行使，他們是代理行使國有資本的代理人。這些代理人所關心的與真正所有者所關心的不完全一致，真正所有者關心的是其投入資本的增值和保值，而代理人關心的是自己區別于國家這個最終所有者利益的獨立利益。同時，這些代理人又是以國家所有者全權代表的身份出現，因而這些代理人就有可能運用他們掌握的控制權追求自身的利益。在信息不對稱、監督與約束軟化時，這種利己動機就有可能轉化為現實行為，造成代理人之間的“合謀造假”，其目的是在總利潤的分割中盡量增加企業的份額。企業管理者與職工之間合謀，則盡量減少積累基金，擴大職工的消費。另外，國有產權代表雖然擁有國有資產的控制權，但并沒有索取控制權下使用收益的合法權益，這種控制權與利益索取權的分離，導致了國有產權代表對其控制權的漠視甚至濫用，從而強化了企業和個人在利益沖突中的優勢，其結果是國有資產和利潤被不斷侵蝕。進一步講，國有產權代表在利益目標上與真正的所有者并不完全一致，他們更關注政績、聲譽及影響，對會計信息的關注也主要是基于其個人的利益目標，于是便有了“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某些奇怪現象，這使會計信息不僅具有經濟意義，還具有政治內容。由于變造、虛構會計信息的預期效益遠大于成本或風險，因而會計信息被扭曲、虛構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這樣的公司里不僅可能出現控股股東代表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現象，也會出現控股股東代表損害控股股東——國家利益的現象，這些都增加了公司會計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這也正是在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比例越高，公司越有可能發生財務報告舞弊行為的合理解釋。

　　3.激勵與約束機制不配套，為虛假會計信息提供了滋生土壤。在很多企業中，特別是國有上市公司中，激勵與約束機制不對稱的情況比較嚴重。許多公司與經營者的勞動合同是采用完全合同形式簽訂的。合同的談判是一次完成，經營者的業績與報酬在事前就被一次性規定。這種合同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能及時地按照經營者所作貢獻來對經營者進行對等的激勵。一方面，經營者為公司作出了貢獻，但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物質上的不滿足，成為個體實施違規行為的動機。另一方面，由于處于改革的年代，可變因素太多，制度不夠健全，企業缺乏嚴格的、科學的監督、約束機制。所有者讓渡給經營者的權力過多，并且對讓渡的權利不設監督，“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經營者擁有過大的權力，無人監督也無人敢監督。因此，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來抑制其“偷懶”動機；另一方面又沒有恰當的監督機制，減少經營者“為所欲為”行為，這樣，個體實施違規行為的風險很小，預期收益很大而預期成本很低，違反制度所得的好處大于受到懲罰導致的損失，造假者得好處，不造假者反而吃虧，這就使得個體有了實施違規行為的理性依據，因而促成了個體的違規行為。

　　由上所述，我國公司的股權結構容易形成控股股東行為，再加上激勵與約束機制的不健全，使得我國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可靠性遠遠低于其他國家，這可以從我國證券交易市場建立至今發生會計舞弊的公司數量與發達國家的一些會計舞弊公司數量相比較得出的結論。我們有必要充分借鑒其他國家治理公司的成熟經驗，完善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從而提高其會計信息的可靠性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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