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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工業化進程曲折性再探討[上]
一、發展的“鐘形曲線”
戰后第三世界的工業化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既有輝煌的成績，也有痛苦的失敗。根據戰后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的實績，大致可將其分為三個階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為工業化的起步階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為高速發展階段，70年代后期以來為停滯—衰退階段。這三個階段的發展留下了一條“增長—衰退”的鐘型曲線。這條鐘型曲線集中反映了戰后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的基本狀況，是我們研究與認識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規律時必須首先承認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在1956—1960年為4.9%，1961—1965年為5.1%，1966—1970年為5.6%，1971—1975年間為6.6%，1976—1980年為4.5%，1980—1990年為2.6%，1990—1994年竟為–0.11%。第三世界國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經歷了高速發展的15年，這是奇跡般的15年。
但是從70年代后期開始，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滯和衰退。80年代對于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是“失去的十年”，對98個第三世界國家的統計表明：80年代中有10個發展中國家平均GDP出現了負增長，占總數的10.2%。90年代對于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更加嚴峻。在被統計的102個第三世界國家中有35個在1990至1994年間平均GDP出現了負增長，占總數的34.3%。（WorldBank，1996）最近，巴西全國經濟開發銀行公布的研究報告《80年代的巴西經濟》(1999)中指出：從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間巴西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長率2.9%又進一步下降了。90年代對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將意味著又一個“失去的十年”。
從“奇跡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條鐘型曲線，赫然展現了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化發展的曲折與艱難，它也向人們提出了一個需要深入思考和認真回答的問題——為什么第三世界的工業化走過的是一條先增長，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規律性是什么？
二、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條件的轉化
第三世界工業化的發展與經濟全球化有著密切的關系，第三世界工業化的發展受到了經濟全球化及世界經濟體系的制約。
在50年代前后，概括起來說，第三世界國家在工業化的初始階段一般具有三個有利因素：其一，具有發展工業、服務業的較廣闊的國內市場空間；其二，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其三，具有較好的外部經濟環境。正是這三個關鍵性的因素在第三世界工業化初期，對推動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進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第三世界戰前的經濟形態大多是落后的農業經濟，工業基礎極其薄弱。獨立后實行工業化的初期，在外國資本進入的推動和市場需求的拉動下，工業和服務業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
其次，第三世界的工業化初期的高速發展得益于國內豐富的廉價勞動力進入工業化生產提供的高額利潤率的支持。
第三，在工業化初期，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十分落后，在與發達國家的經貿往來中，以極其低廉的自然資源、原材料換取發達國家的工業品。因此，第三世界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互補性”很強，客觀上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工業化的初期發展。
但是，第三世界的工業化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的，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運動也是當代資本國際循環的一部分。資本國際循環既有促進第三世界工業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隨著介入資本國際循環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漸導致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出現了嚴重的障礙。從內部結構看，不能不遺憾地指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加入國際分工與資本國際循環后，經過近50年的發展，盡管在絕對意義上經濟有所增長，但經濟、社會結構并未隨之得到優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矛盾。
——產業結構內部，農業、農村的衰退，造成工農業發展失調。在歷史上，西方國家通過殖民化解決了早期工業化發展中的工、農業的結構性矛盾。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第三世界國家卻無法重復西方的作法，其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主要是內向性的，大多具有剝奪農業和農民的性質，并最終導致了農業的衰退。當前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衰退主要表現在糧食危機上。戰后初期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尚能保持糧食的自給自足，進入80年代后糧食緊缺日益加劇并發展為糧食危機，非洲大陸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大饑荒。90年代以來糧食危機依然沒有明顯緩解，甚至范圍還有所擴大。聯合國糧農組織曾對90個發展中國家進行調查，結果表明有70個國家的糧食狀況趨于惡化。農業、農村的衰退導致國內市場發育緩慢甚至出現萎縮，反過來為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設置了障礙。
——工業體系內部出現了“雙重化”的結構分化趨勢。這一現象在以外向型經濟為主要發展戰略的發展中國家顯得尤為突出。“出口導向”是許多拉美國家和部分東亞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在70或80年代以來采取的主要發展戰略，也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然而，過分依賴海外市場、特別是西方市場，卻使本國和本地區的產業結構和工業結構內部出現了不均衡的變動。如韓國和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對外貿易經常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0%以上，結果產生了國內生產結構雙重化的效應，即導致了出口型產業的過度膨脹和內需產業的相對萎縮，為經濟波動埋下了隱患。
以韓國的半導體業為例，80年代末在國際市場需求的刺激下，韓國企業大量投資半導體生產，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半導體市場轉向蕭條，韓國龐大的半導體出口業頓時陷入困境。有人估計，韓國國民生產總值受此影響高達20%，與半導體業相關的金融機構也受到嚴重牽累。經濟過度開放，過度依賴外資和海外市場，阻塞了發展中國家國內產業鏈的自然延伸，使產業發展空間趨于狹窄，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一旦國際市場上風吹草動，發展中國家就難免出現經濟波動。
——社會結構分化，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發展中國家是以所謂的“比較優勢”加入國際經濟的分工體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這一分工體系的結構特征。那么，發展中國家究竟有什么樣的“比較優勢”呢？說到底是發展中國家的廉價資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資源。這也正是發達國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這樣的“優勢”正好把發展中國家送入國際垂直分工的底部，在發展中國家造成了“不發達的發展”。
戰后，第三世界國家伴隨著工業化的進程，大都發生了嚴重的社會分化，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斷擴大。1996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的《人文發展》報告指出：1965年至1980年間，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人口約為2億，而1980年至1993年，這個數字上升為10億。另據聯合國拉美委員會的統計表明，60年代被視為工業化樣板的拉丁美洲國家，70年代以來的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拉大，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現象均在發展。70年代初期，擁有社會總收入一半左右的富有階層占總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期占總人口5%的富人就擁有社會總收入的50%；另一方面，城市貧困人口比重從70年代初期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墨西哥的最高和最低收入差距相差25倍。巴西50年代確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相當于410雷亞爾，1992年最低工資標準降至70雷亞爾，巴西有11.6%的勞動者的月工資只達到這個標準。
80年代以來，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增長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迅速發展為基礎的。1985年至1991年，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四國的制造業年平均增長率為11.48%，比同期四國的第三產業平均增長率高3.5個百分點。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了大量西方資本，擴大了出口，但并沒有帶來本國技術水平的升級。雖然這些國家的工業化程度雖在一定階段內有所提高，但卻付出了沉重代價——經濟剩余大量向西方發達國家轉移，進而加劇了本國的社會分化，最終損害本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以泰國為例，泰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謂不快，1989年至1995年是泰國經濟增長的高峰期，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為9.4%，危機前泰國人均國民收入已超過2500美元。但泰國真正富有的只是占人口20%的高收入階層，他們的收入在國民收入所占的比例高達55%，而最低收入的20%人口只擁有國民收入的4.6%。
社會分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國內市場和內需產業的需求約束，造成了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階層的有效需求不足，并進而使剩余資本大量轉向金融、房地產投機。社會分化實際上是東南亞地區泡沫經濟膨脹的深層原因。
——國際貿易環境惡化使第三世界工業化有利的外部條件日益減損。在工業化初期，發展中國家以極其廉價的原材料及粗加工產品與發達國家交換，自然“經濟互補性”很強。但隨著部分發展中國家出口導向加強、生產能力和產品檔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術含量一定程度的增長，對發達國家形成了壓力。南北經濟關系中互補性相對減弱，競爭性相對加強。國際貿易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并使第三世界國家深受其害。以至于有的西方學者認為，今后不再會有新興工業國家了，由于世界貿易環境的改變，依靠外向型經濟走向工業化的道路已經不能通行。（Broad，1988）
農業衰退、工業結構“雙重化”、社會分化和國際貿易環境惡化，構成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化發展的陷阱。這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條件下世界經濟體系中一種特殊的發展現象。如果說第三世界面臨經濟全球化的嚴峻挑戰的話，我們認為：它具體的意味是“發展陷阱”有可能最終斷送第三世界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
三、第三世界工業化停滯可能的后果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世界各國之間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在當代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外圍”地帶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出現停滯與衰退，勢必對于“中心”地帶產生反饋，勢必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乃至全球經濟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1、“外圍”對“中心”的反饋
第三世界工業化停滯對于西方和全球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是個復雜的問題，還需要進行長期的觀察與深入的研究。根據80年代以來可以觀察到的情況看，經過初步研究我們認為：在世界經濟體系“外圍”產生的問題與危機，可能將依以下三個步驟對于“中心”產生影響。
首先，在發生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化發展普遍放慢甚至衰退的情況下，第三世界作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資場所、產品市場的作用下降。這一階段“外圍”表現出對于“中心”的經濟重要性下降。這一趨勢自80年代以來已經較為明顯地出現。60~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一直在穩定增長，發展中國家在總體上是資本凈流入地區。其中當時經濟增長迅速的拉丁美洲國家吸引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對第三世界直接投資的50%。進入80年代以后，特別是隨著拉丁美洲國家發生債務危機，經濟發展處于停滯、衰退狀態，西方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迅速減少，并出現了資本回流現象。1984~1988年發達國家對拉丁美洲國家的直接投資減少了50%。發展中國家占西方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總比重中的份額，從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陳雨露，1997）80年代后期以來，西方資本流向東南亞地區發展中國家的數量增加，但1997年東南亞爆發危機以來又大幅度減少。在國際貿易方面，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80年代中期，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額的25%左右，目前下降到20%左右。
其次，第三世界作為西方發達國家投資場所和產品市場的作用下降，加劇了西方的資本和產品的過剩，對于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的“泡沫化”起了促進作用。在當代世界經濟體系中，第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擔負著實際經濟物品的生產，而相形之下西方經濟日益“泡沫化”，即在經濟總量在繼續以較高速度增長的情況下，實質性物質生產活動卻在日益下降。
以美國為例，自70年代以來美國的實物經濟出現了明顯的萎縮。以1967年的按人口平均的產出量為基數,1990年同1967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資本貨物的產出量，化肥下降了21%，建筑機械下降了46%，油田機械下降了67%，工業建筑下降了63%，海洋運輸船只下降了5%；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資料的消費量，紡織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轎車的生產量下降了43%，住宅建設下降了13%，學校建筑下降了50%，醫院建筑下降了17%；按人口平均的中間產品的產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鋼下降了43%，硫璜下降了89%，銅下降了95%，鎳下降了98%，鋁土礦下降了98.5%。(Larouche，1995)
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經濟長期存在巨額貿易逆差。據美國統計摘要提供的資料，構成美國外貿巨額逆差的主要是礦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其中礦物燃料的入超是美國外貿逆差中最大的一組產品，主要包括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氣等。90年代初這三項產品中的貿易入超均在450億美元以上，1990年竟高達578億美元。其次是制成品貿易的巨額入超，主要是運輸工具及零部件、輕工類產品、電器類產品等等。上述情況一方面反映了美國國民經濟結構的轉型，重點轉向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畢竟也反映了在整體經濟活動中實物生產下降的事實。
然而，與實物經濟下降趨勢形成鮮明對照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虛擬資本的急速擴張。8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生產、貿易與金融的關系總的表現是國際貿易增長大大快于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國際金融交易總額增長速度大大快于國際貿易增長。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總額平均以每年23%的驚人速度增長。這實際上反映了世界范圍內的實物生產增長遲緩，造成了嚴重的資本過剩。1997年東南亞金融—經濟危機爆發后資本過剩和回流現象更加突出，過剩資本大量涌入國際金融市場，進而造成了西方資本貨幣市場的虛假繁榮。1998年美國證券工業協會發布的有關外國經濟活動的報告顯示：1998年流入美國證券市場的凈資本達1920億美元。(BusinessDaily，1998)
最后，“泡沫經濟”醞釀金融風險，引發范圍廣泛的經濟危機。實物經濟與貨幣經濟日益脫節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特點。金融擴張雖然對西方經濟具有短期的有利效應。但是，金融擴張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緩解矛盾的同時又意味著矛盾的進一步的積累與擴張。沒有實物經濟支撐的“透支經濟”遲早會發生信用危機。金融危機又將最終反饋到實物經濟領域，造成實物經濟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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