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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經濟學的精神品格
經濟學的精神品性是經濟學發展的靈魂支撐,也是經濟學走向學科成熟和繁榮的標志｡中國經濟學從它誕生之日起,就融進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和經濟生活之中,鮮明地呈現著自己的精神品格和價值追求｡
一、當代中國經濟學的精神品格
1.實踐性——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合理內核與內在追求｡實踐性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知行哲學中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合理內核與主張,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在靈魂｡中國經濟學所凸顯出的這種實踐品性是指經濟學對社會世界的理解､闡釋及構成關系｡這是經濟學區別于一般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我們正確認識經濟學的屬性和合理評價經濟學當代社會意義的重要前提｡經濟學與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會的整體結構有著內在的契合和構成關系,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領域具有明顯和強烈的實踐性｡
中國經濟學從誕生到今天,歷史雖短,卻始終充溢著濃郁的求實致用性和求真致知性｡在經濟學最初從西方導入之時,就有“經世之學”､“富民之學”､“強國之學”之稱｡當時因內憂外患而引發的救亡圖存的迫切形勢與中國傳統文化經世致用的精神的契合,使中國經濟學從一開始就被蒙上了“經濟強國”､“實業救國”等求實致用性色彩｡不僅如此,19世紀末經濟學在中國的導入和產生,也使中國學者在研究學問､獲取知識途徑和方法等方面產生了深刻的變化｡經濟學中大量借鑒采用的自然科學領域的觀察比較和分析的方法,開辟了從社會現實和經濟事實中求取真知,獲取學問的道路｡這一道路的開辟也更強化了經濟學走向生活走向實踐的取向,推動了一大批學者走出書齋步入生活,步入民間,步入工廠,步入田野,熔鑄了中國經濟學求實致用和求真致知的實踐性品格｡
在當代,經濟學更是不斷地､及時地滲入到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改變和改造著作為經濟學之研究對象的社會本身,影響著人們行動價值判斷和目標選擇,以至于我們難以區分經濟學理論與經濟現實生活和邊界,也難以確定經濟現實､生活經驗與經濟理論之間的因果關系之鏈｡如果說,中國經濟學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經濟代價獲取最大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繁榮,那么,中國經濟學始終如一所進行的,就是這一具有求實致用､求真致知性工作｡在求真的基礎上,它始終不渝地將自己的問題視閾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始終不渝地把現實的中國經濟與中國現代化作為自己的立足點､源點和歸宿｡
2.科學性——中國經濟學方法論的內在邏輯與理性訴求｡經濟學是一門應用性､實證性､綜合性的科學,它并不將自己建立在一般經濟常識和依靠無確鑿根據的經驗與信念的基礎上,它是一門科學,必須依靠科學的證據和科學的研究方法｡這些科學的證據和認識是通過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系統研究和理性分析所獲得的｡經濟學的“科學性”,主要表現在研究過程上的實證取向､邏輯和表述上的因果分析,以及研究結果及其理論目標的客觀規律性,等等｡經濟學這種既區別于自然科學,又區別于傳統人文學術的知識體制,從根本意義上說,就是要解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現實問題｡因此,立足于社會實際,以經濟運行和發展中的重大問題為導向,經驗而客觀地研究經濟的現狀,探討矛盾和沖突的根源,分析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制度的可能路徑,是經濟學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經濟學的根本使命｡
由于經濟領域不具有自然界的實體性和可直接操作性,經濟學研究往往要借助抽象力,借助“經驗假設”､“變量語言”和“理想模型”方法手段,來探求經濟要素之間的因果關系｡就是盡可能多地把定性與定量的方法､解釋與實證的方法､科學與人文的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就是要盡可能多地運用類似于自然科學的方法,如物理學方法,生物學方法｡馬克思曾說過,任何科學只有發展到能夠成功地利用數學的階段,才算達到了科學的水平,獲得了真實的發展｡
當然,經濟學的“科學性”并不是對自然科學規律和模型的簡單搬用,也不是機械地用某一自然要素和生物的機能來說明經濟歷史現實及人的能動行動｡自然科學中的觀察､實驗､比較是基于“物”的層次,具有很強的實體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但對經濟現象將這些方法簡章照搬,將無法深入到經濟活動的本質中去,雖然在邏輯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更趨向于“科學”,然而,這種理論沒有多少實質性的理論創新,離現實也會越來越遠｡
3.人文性——中國經濟學根本價值的源點和歸宿｡如果追溯經濟學的“根”,顯然,道德哲學是經濟學的母體｡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強調“看不見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論》中強調道德體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將社會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見的手”,而是呼吁倫理道德這只“看得見的手”,通過民眾､特別是有權勢的人物來創造有利于社會發展的人文條件｡由此可見,經濟學從其產生之日起就與人文交織在一起,排斥人文因素不僅將使經濟學流于膚淺和表面化,而且容易使經濟學迷失“自我”｡從經濟學的屬性來看,“人文”意味著一種特殊的認識方法,它不同于經濟學本身的實證方法,是一種以主體的體驗､理解為基礎的認識方法｡科學主義最重要的特點是實證性,它的最高價值在于求“真”｡與科學主義相對,人文通常是關于人的存在價值和意義的學問,它的特點是包含價值的規定性,即好與壞､善與惡､美與丑等,它的最高價值在于求“善”｡經濟學作為一門以人為主體的社會實踐活動,它不僅要求運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來準確地､客觀地反映經濟現實,而且要從人的社會因素這一本質出發來考察經濟活動本身｡
事實上,作為經濟學所涉及的供給與需求､生產與消費､資源與效率､投資與就業等每一環節無不蘊涵著人的因素和價值訴求｡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將人文因素納入經濟分析當中,并認為,分析經濟問題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而必須用抽象力｡應該看到,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歸根到底是以促進人與社會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進步不僅取決于物質文明,而且取決于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進步｡因此,經濟學既要研究財富,又要研究人,只重經濟缺乏人文的經濟學是殘缺的經濟學,經濟學應該是科學與人文的統一｡正是在此意義上,薩繆爾森指出,經濟學介于科學與人文之間,而布坎南則把經濟學定位于“介于預測科學和道德哲學之間”｡
4.本土性——中國經濟學從依賴性走向主體性的標志｡ 本土性是學術發展的客觀要求,是科學社會化的必經之路,也是一切世界性的運動｡所謂本土性,其實質就是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去研究中國現代進程中的經濟現實與問題｡這是一種“民族意識”､“問題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通過這種有針對性研究,科學地描述和解釋中國的經濟現實,解決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經濟問題,預測中國社會發展的前景,并在此過程中檢驗､改進､完善和發展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豐富人類和世界經濟的知識體系｡
由于中國經濟學最初是按照西方模式構建學科體系和理論框架的,采用脫離中國實際的西方教材培養學生,并以西方人的思維眼光和方法來觀察中國人的社會現實和經濟生活｡這樣在經濟學發展的早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照搬､模仿國外模式的公式化､教條化､庸俗化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出現觀察中的誤差､認識上的誤導和文本間的誤讀｡因此,經濟學的本土性取向,也可以說是擺脫西方學術壟斷或優勢的一種反映｡是經濟學從依賴性向主體性轉變的一個標志｡
應該看到,從世界范圍來說,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學占據了世界經濟學的中心位置,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學處于邊緣位置｡在此種背景下,中西經濟學的對話與交流難免不對等,往往有著“中心”與“邊緣”的區別,處于中心位置國家的經濟學文獻總是被廣泛討論和引用,而處于邊緣位置國家的經濟學往往被認為沒有什么價值｡可以說,這種狀況的產生往往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所造成｡作為這種狀況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學處于“強勢”,而相對落后國家的經濟學則處于“弱勢”,并容易造成自主性的喪失和被殖民化傾向｡這要求我們的經濟專家學者必須建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信心,在民族經濟與文化的比較與剖析中探尋經濟的精微與要義,對世界先進經濟理念進行本土化的闡釋與升發｡通過與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經濟理論開展平等､深入的對話,正確吸收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新思想和新成就｡力求通過維護､更新或建立自己的學術傳統,擺脫中國學術的邊緣化狀態｡
1.理論與實踐的內在統一｡經濟理論來源于實踐,但又終究要回到實踐中去｡實踐是經濟學的起點和歸宿｡經濟學的這種實踐屬性表明,理論不再被概念所固化為抽象認識,理論總是在人類具體的經濟實踐中不斷生成和創造｡正是在此意義上,生動鮮活的理論才真正獲得了與豐富實踐的本然結合｡從實踐—理論—實踐的循環往復知識獲取的路徑中,可以獲得關于經濟理論與實踐本然聯系的重要啟示｡這種探索將依照社會經濟生活本身的性質,在實踐領域而不僅僅是作為認識去回答“經濟究竟是什么”這種問題,也不是僅僅以知識概念形態作出表述,而是以實踐自身為目的,在踐行中得以顯然,并因此而體現一種基于實踐導向的經濟理論與實踐的本然統一｡
經濟的理論與經濟實踐分離,根源不是在于它們之間的距離,而是在于沒有意識到他們在性質上的本然統一性｡經濟理論應當始終保持它應有的實踐品格,讓經濟實踐活動完整地表達自身｡經濟理論不應當是對經濟實踐的抽象反映,經濟實踐也不應當是對經濟理論機械地應用,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它總是表現在具體的經濟實踐活動中,并在參與現實的經濟生活當中成就并實現自身｡因此,經濟理論不僅是理論的,而且還是實踐的,其價值不僅僅在于認識到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實現著什么,其意義也不僅在于得到一個概念認識的結果,還在于一個不斷實現的過程｡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就在參與和實現中表現出本然統一,經濟理論亦在這種參與和實現關系中獲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經濟學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從經濟之作為實踐的本性出發,在一個相當根本的層面上,經濟理論應當有這樣一種探索和建構,它屬于實踐哲學的范疇,作為實踐的理論形態,完成并實現于經濟實踐活動之中,它并不與經濟實踐相對立､相分離,而是具有一種總是不可分割的本然聯系｡當我們獲得這樣一種理解時,經濟理論的生動性､豐富性和鮮活性也就躍然于我們眼前,經濟理論與實踐也才真正獲得了本然的統一｡
2.科學性與人文性并重｡經濟學既具有科學特征,又具有人文特征｡經濟學應是科學與人文的統一｡經濟學首先是一門科學,它的研究過程上的實證性､邏輯上的因果分析､研究結果及其理論目標客觀規律性等表明它具有明顯的科學性特征｡但經濟學又不僅僅是科學,由于經濟學脫胎于倫理學(或道德哲學)｡經濟學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人”,并且從根本上說,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科學｡從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來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需要綜合知識的運用和創造性的發揮,需要由創新來實現｡而創新不單純是一個科學技術問題和經濟問題,它需要科學與人文兩者相結合才能獲得成效｡經濟中的科學與人文是無法分離,也不應該分離,經濟分析必須將人文性品格因素納入其中｡
經濟學本應是科學與人文相權衡的,二者不可偏廢｡但在科學主義占主流的經濟思潮中,道德倫理作為經濟學的本身的屬性,往往被當做影響其“科學性”的絆腳石,科學主義認為自然科學工作者是人類知識的典范,通過科學家所描述的科學方法能夠獲得應用于任何的知識,相信科學方法可以推廣到一切領域,包括文化領域,主張科學是價值無涉的兩極｡科學主義在經濟學中最突出的表現是實證主義和經濟學的數學化｡然而,將自然科學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如觀察法､實驗法､比較法､數學方法等)完全照搬到經濟學的研究中來,無視人的社會因素這一本質,難免造成研究的表面化､簡單化,從而脫離經濟社會現實｡對于現代社會的整個經濟體系來說,既有“看得見的手”,又有“看不見的手”｡有時,“看不見的手”遠比“看得見的手”更為重要,真正的幕后英雄往往是“倫理道德”｡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介于科學工作者與人文之間,或者說介于科學與道德哲學之間｡經濟學中的科學與人文,正像一枚硬幣的兩面,是無法也不應該分離的｡
3.開放性與本土性相融合｡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必須保持一種開放的姿態,努力學習､吸收和借鑒世界各國先進的文化和理念｡中國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和實踐經驗也一再表明,中國必須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使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并逐步擴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融入國際分工體系,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動參與者｡但由于各國､各民族的歷史背景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社會實際狀況不同,經濟活動的具體表現也就各具特色｡因此,這就存在經濟學本土化的問題｡一方面,經濟學的發展要立足于借鑒和移植西方經濟學的合理因素以及經濟治理的成熟經驗,并以此作為創建中國現代經濟學的前提｡中國經濟的發展及相關理論的完善與西方現代化的經濟活動和理論經驗在許多層面上都具有共性｡西方市場經濟的發展已有幾百年的歷史,與之相配套的､歷經曲折發展至今的經濟理論和經驗總結幾經錘煉,因此,這些經驗是可以為我所用的｡另一方面,在移植西方理論和經驗時必須充分考慮本國國情｡目前,與國際接軌已經在我國各界達成共識,但在接納和學習西方的經濟理論和經驗時,切不可忘記本國的傳統和特征,要將西方經驗與本國傳統結合起來,使西方的理論和經驗本土化｡我國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發展市場經濟,借鑒和移植西方的經濟學說時,也必須立足于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國情,能動地將國際經驗轉換為本國的具體經濟實踐,而不能完全套用或照搬別國的經驗｡這是與我國的市場欠發達,還處于完善和提高階段的實際狀況相適應的｡
開放性與本土性相融合的過程也是兩者不斷尋求契合點的過程｡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學的本土化過程,不僅要注意“本土”的要求,更要注意“現代化”的發展需求｡經濟學理論和經驗的形成及其被世界各國､各民族的認可說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因素｡中國經濟要想與國際接軌,在走向和完善市場化的進程中就必須考慮開放性､國際化的要求｡“本土性”不等于抱殘守缺,經濟學理論的本土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在移植和借鑒西方經驗的同時,使之與本國國情相適應,使國家在經濟､文化､科技等各個方面都走向“現代化”｡只要是科學的理念､先進的經濟發展模式及管理方法我們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這樣不僅可以減少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所付出的成本,而且可以加快我國經濟發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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