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畢業論文

經濟學的畢業論文1

　　一、馬克思經濟學的城鄉發展理論

　　馬克思經濟學從城鄉發展的歷史進程和內在聯系出發，指出城鄉發展是一個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歷史過程。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演進不會固化城鄉分離和城鄉對立，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城鄉融合必然實現。馬克思經濟學認為城鄉關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決定了“城市鄉村化”的城鄉關系，工業革命決定了近代“鄉村城市化”的城鄉關系。馬克思指出：“城市化的本質是城鄉關系對社會經濟形式的從屬性表現”，他認為城鄉對立只是“生產力水平不夠高的表現，是當時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系的必然產物，具有歷史必然性”。城鄉分離和城鄉對立給人類帶來的進步和弊端表明超越城鄉間的分離和對立，實現城鄉融合，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實現“共產主義”，必須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城鄉融合”，認為農村農業人口和城市工業人口的相對分離是經濟發展水平不夠高的體現，通過生產教育、變換工種等方式可以實現城鄉逐步融合，使大家共同分享社會福利。城鄉融合就是消滅農民與工人間的階級差別，消除城市與農村間的對立和城鄉人口不均現象。馬克思經濟學認為大城市在城鄉融合與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西方經濟學的城鄉發展理論

　�。ㄒ唬┏青l發展階段理論

　　庫茲涅茨在1955年提出了居民收入差距倒U理論，指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長期軌跡是“先擴大，后縮小”。庫茲涅茨將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數據與發展中國家的相關數據進行橫向比較，得出居民收入差距在經濟發展低級階段逐步擴大，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收入分配逐漸趨于平均，居民收入差距長期趨勢呈現倒U型規律。庫茲涅茨對倒U理論產生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經濟結構轉變和儲蓄過分集中于高收入階層是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勞動人口逐漸由農業轉移到工業，可以縮小產業間的收入差距，進而縮小收入差距。此外，新興產業的興起會減少舊產業財產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也能縮小收入差距，因此庫茲涅茨主張進行立法干預和政策調節，推進技術革新，促進新興產業發展，有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威廉姆遜1965年發表了《區域不平衡與國家發展過程》，提出了地區經濟差距倒U理論。威廉姆遜分析了英格蘭東部地區110年的經濟發展統計數據，對24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數據進行了對比分析，結論顯示不論時間序列數據分析還是截面數據分析都表明區域間經濟差距先擴大，后縮小，呈現出倒U型變化軌跡。該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初期，工業和城市的非均衡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必要階段，當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后，農村與城市的均衡發展又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存在三個階段：擴大階段、持續階段和縮小階段，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空間極化現象是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必經階段。

　�。ǘ�）城鄉非均衡發展理論

　　1954年美國學者劉易斯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提出了城鄉二元結構理論。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城鄉二元結構，發展中國家大多同時存在著相對弱小的現代工業部門和較為強大的傳統農業部門，現代工業部門雖然弱小，但技術比較先進，資本相對豐富，生產效率遠遠高于傳統的農業部門，而傳統的農業部門雖然強大，但技術落后，生產效率遠低于現代工業部門，勞動邊際生產率為零，勞動力從農業向現代工業轉移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而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并不會減少農業部門的產出，增加了國民收入，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與農村人口城市化同時發生。當農業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后，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工業生產率達到平衡，二元結構消失，城鄉差距也隨之消失，城鄉二元結構的非均衡發展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必經階段。1957年繆爾達爾提出了地理二元結構理論，建立了循環累積因果模型，指出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之間存在著擴散效應和回流效應兩種作用力。發達地區由于具備技術、資本等優勢，在回流效應作用下，通過抑制落后地區發展積聚要素資源，實現自身快速發展，此后，當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通過擴散效應，開始向落后地區輸送要素資源，促進落后地區發展�？姞栠_爾認為擴散效應和回流效應同時存在，二者的效應強度并不均衡，經濟水平越高，擴散效應越強，經濟水平越低，回流效應越強，但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回流效應通常大于擴散效應，在經濟發展中，往往造成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差距逐漸擴大，從而形成地理上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最終形成空間上的“中心—外圍”結構，要消除這種二元結構，政府必須采用相關措施，積極提高擴散效應的影響力。

　　（三）城鄉均衡發展理論

　　1898年霍華德提出了田園城市理論，他在《明日：一條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描述了世界各地城鄉間的嚴重分化，表達了對城市過分集中擁擠和農村逐漸衰落的深切擔憂�；羧A德認為城鄉間嚴重分化的原因在于城市的“引力”大于農村的“引力”，只有找到農村大于城市的引力“新磁鐵”，才能解決城鄉分化問題�；羧A德指出城市生活水平高、就業機會多，但物價高、環境污染嚴重、交通擁堵，農村環境優美、生活閑適，但就業機會少、相對貧窮落后。為了解決這對矛盾，霍華德提出了田園城市理論，田園城市是為了健康生活和經濟發展而設計的發展模式，包括城市和農村兩個部分，城市周圍由農村地區環繞，為城市提供豐富的生活資源，但城市規模不能超過環境的承載力。田園城市理論關于城鄉關系的創造性觀點是最早的城鄉規劃理論，對現代城市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后，美國經濟學家芒福德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理論，認為城鄉間不能分割，二者同等重要，提倡新建更多的中心城市，組成更廣大區域的經濟生活統一體，實現城鄉間的平衡發展。

　　三、兩種城鄉發展理論的比較研究

　　（一）兩種理論的相似點

　　第一，兩種理論對城鄉發展趨勢的判斷較為一致，都認為城鄉關系是由彼此分離向逐步融合轉變的，最終實現城鄉協調發展。馬克思經濟學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對矛盾出發，闡述了城鄉融合的歷史必然性。西方經濟學從分工和勞動生產效率角度出發，指出隨著城鄉勞動生產效率逐步接近，城鄉間必將逐步融合，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第二，兩種理論都認識到城市在城鄉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馬克思經濟學的城鄉理論認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出現，造成了城鄉分離和城鄉對立，隨著城市數量的增加，城市和農村逐漸連接，最終實現城鄉融合。西方經濟學的城鄉理論認為分工造成城鄉間在生產效率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城市會吸引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工業和城市，造成城鄉分離的二元結構，當城鄉二元結構發展到一定階段，“城市病”逐漸出現，城市邊緣區逐步增加，加上城市和農村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城鄉融合進程加快，并最終實現城鄉協調發展。

　�。ǘ�）兩種理論的區別

　　第一，兩種理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不同。馬克思經濟學的城鄉理論從城鄉發展的內在機制出發，認為生產關系是城鄉關系演變的主要原因，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最終實現城鄉融合。西方經濟學從社會分工、資源配置等方面對城鄉關系進行了分析，以某一特定階段的勞動生產效率為視角，在不同時期提出了很多城鄉關系理論。第二，兩種理論的深度和體系性不同。馬克思經濟學從歷史的唯物的角度出發，闡述了城鄉關系發展的本質，用聯系和發展的觀點指出了城鄉關系發展的一般規律，揭示了城鄉對立的根本原因，形成了完整、嚴密、系統的城鄉理論體系，具有較高的理論深度。西方經濟學的城鄉發展理論側重于對城鄉現象的解釋和對城鄉發展一般規律的描述，沒有闡述城鄉關系發展規律產生與發展的原因，在不同階段提出了不同的城鄉理論，這些理論缺乏緊密的聯系，因此西方經濟學的城鄉發展理論較零散，缺乏統一的體系框架，理論深度不夠。第三，兩種理論的研究范式不同。馬克思經濟學的城鄉理論以理論范式為基礎，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作為出發點，提出了城鄉關系發展規律，因此馬克思經濟學的城鄉發展理論理論性過強，沒有提出具體處理城鄉問題的對策，缺乏實踐性。西方經濟學的城鄉理論以應用范式為基礎，考慮了城鄉發展不同階段的特點，如二元結構理論說明了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初期應如何利用二元結構轉變發展經濟，可見西方經濟學的城鄉發展理論具有較強的實踐性。

　　四、結語

　　結論通過對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城鄉發展理論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兩種理論即有區別，也有一致性，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目的不同，兩種理論在各自領域取得重要理論成果的同時，也都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馬克思經濟學的城鄉發展理論具有完善的體系，揭示了城鄉關系的本質，西方經濟學的城鄉理論較為零散，缺乏統一的理論體系，但實踐性較強。因此，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應當借鑒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城鄉發展理論的合理部分，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加快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促進城鄉關系健康發展，逐步構建現代城鄉發展理論的科學框架。

經濟學的畢業論文2

　　摘要：互聯網金融是以互聯網作為媒介結合傳統金融業而出現的一種全新金融模式，目前發展迅速。我國當前的稅收法律制度主要是對實體金融業進行規制的，對于互聯網金融的稅收征管還處于缺失和空白的狀態，具體表現在稅款征收法律制度的制定和修訂落后于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速度，同時稅款征收的方式和方法比較陳舊。為了有效規范對互聯網金融的稅收征管，必須從稅收實體和程序兩個方面強化對互聯網金融的稅款征收與管理，從而引導其健康發展。

　　關鍵詞： 互聯網金融； 稅收； 征管；P2P; 營改增

　　互聯網金融是金融以網絡技術平臺為媒介所產生的一個全新領域，互聯網金融顛覆了既有的傳統觀念、方式和戰略，而且極大地降低了服務的成本，從而最大可能地實現規模效益�；ヂ摼W金融具有很多優點，它促進了商業的繁榮，方便了人們的生活，[1]但同時其自身隱藏的風險也逐漸顯露出來，特別是有關互聯網金融稅收立法方面仍處于滯后和缺位的狀態，這極大限制了互聯網金融的規范化進程。因此，相關互聯網金融稅收政策的完善和稅收法律制度的健全顯得尤為迫切。

　　一、互聯網金融實體稅收立法的狀況及其存在的問題

　　互聯網金融屬于新出現的事物而且發展速度異�？�，所以不管是互聯網金融機構還是相關的監管機構都在進行積極的探索，因此互聯網金融機構在成立和納稅方面都存在法律制度適用缺失的情況�；ヂ摼W金融與傳統的金融業有巨大的差異，因而既有的規范傳統金融業的法律制度與互聯網金融無法完全對接。稅法制度的缺位導致對互聯網金融缺少監督和管理，使得互聯網金融領域出現了大量的風險； 同時法律制度的缺位使得稅務機關無法對互聯網金融進行征稅。金融行業是高利潤的行業但也伴隨著高風險，互聯網金融在其初創時期因為本身處于探索階段，所以監管機構的定性不是很明晰，而稅款的征收應當建立在對征稅對象明確清晰的定性基礎之上。因此當務之急是從制度角度對互聯網金融進行明確的定性，而后再進一步制定規制互聯網金融納稅的相關法律規范，從而實現對互聯網金融稅款征收的規范性。

　　互聯網金融主要是依托信息技術和網絡大數據等手段來進行金融服務的一種全新形式，它既有服務中介和融資的功能，還簡化了傳統金融的手續和程序，極大地提高了服務的效率，當前在國內互聯網金融受到廣泛關注的主要有P2P網貸和第三方支付等。根據相關機構統計結論可知，到20xx年初為止，第三方互聯網支付的業務額度高達118000億元，P2P網貸交易機構業務規模達8000億元。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未來金融發展的一個主要方向就是互聯網金融，互聯網金融在民間的迅速發展間接推動了國內的經濟改革，同時也對我國現有的稅收征管制度和稅款征收管理體制提出了全新的課題。不同于傳統金融的實體交易方式，基于互聯網金融方便、快捷的交易方式，互聯網金融已經變成大眾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一部分。在現實生活中互聯網金融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比例在逐漸擴大，其取代傳統實體金融交易模式也只是時間問題，因而國家必須給予互聯網金融足夠的重視，同時構建與互聯網金融相適應的稅收制度也是非常緊迫的事情。由于互聯網金融是一個新興事物，國家應該給予政策鼓勵，但是依法征稅是憲法賦予國家機關的權力，也是國家機關應當履行的義務，因此我們必須對互聯網金融的稅收征管進行仔細分析和研究，防范相關稅源的流失。

　　央行20xx年制定的關于非銀行金融機構支付的相關制度中對于第三方支付實施嚴格的準入制度，從而將第三方支付正式納入金融監管體系，從20xx年10月17日起，微信支付開始選擇對部分用戶試行新規則，規定每個用戶每個賬戶在一定額度之內轉賬可享受相關優惠，超出規定部分則要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續費用，第三方支付收費時代來臨。根據現行稅法，第三方就其從交易方取得的手續費所得在營改增之前是按照“金融保險業”并依照5%的稅率計算營業稅。但是從20xx年5月1日起國家逐步啟動營改增，據此第三方支付就其向交易方收取的手續費所得按增值稅“金融服務”并以6%的稅率計算增值稅稅款。[2]由此，我們不難發現營改增之后第三方支付就其取得的手續費收入所適用的稅率比之前有所提升。金融業征收增值稅，允許其進行進項數額的扣除，僅對增值額計算增值稅，稅基小于營業稅，減輕了企業負擔。從整體面上來看，金融業的營改增比較艱難，因為金融業的進項稅額不容易確定，金融業交易的對象大多為個人，個人無法對增值稅進項進行扣除，但若將銷項全部轉移給客戶，無疑增加了個人客戶的負擔。“營改增”的實施不僅保證了稅收征管的優惠政策，同時延續了不動產進項扣除。但是眾多第三方支付機構由于經營的特殊性，通常是在鬧市區租住商務樓房，不需要購置不動產，因此，能夠抵扣的進項稅相對有限。這樣來看，納稅人本身規模的大小與其可以享受的待遇有很大的聯系。

　　在互聯網金融發展中，產生深遠影響并受到廣泛關注的還有P2P網貸。P2P網貸在注冊成立時，并未將企業定性為“準金融企業”而是“互聯網信息服務行業”.[3]直到20xx年初，銀監會調整結構時將P2P網貸納入到惠普金融局監管，至此才將P2P網貸正式歸入金融機構的監督管理職責之內。但是，P2P互聯網金融平臺收取的傭金，是作為“互聯網信息服務業”按照“服務業”繳納增值稅，還是作為“準金融機構”按照“金融服務”繳納增值稅，目前稅法中并沒有明確規定。根據營改增試點辦法可知，按照“金融服務”繳納營業稅的納稅人必須是經央行批準設立的金融機構，但目前P2P網貸的成立不符合此條件。所以，現行稅法的相關規定并未將其納入征管范圍，由此導致一些互聯網金融平臺繳稅，涉及的稅目卻并不完全一致。由于P2P網貸在本質上仍屬于民間借貸，借款人如果是企業，他所取得的貸款利息收入應計入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中并繳納企業所得稅，但是，企業往往采取稅前對利息進行沖銷的做法進行避稅，但納稅的個人沒有其他措施，其所獲取的利息必須全額繳納所得稅，因而稅負較重，有失公平。稅法同時做了界定，支付個人所得的機構和本人為扣繳義務人，但由于目前國家稅務總局并沒有明確P2P網貸是借款人還是扣繳義務人，因此對于P2P網貸的稅收征管無所適從。

　　二、互聯網金融程序稅收立法的狀況及其存在的問題

　　由于我國的互聯網金融仍處于起步階段，互聯網金融企業在設立、監管及稅收征管等方面，都存在著法律法規缺失滯后等問題，成為今后健康發展的風險隱患。20xx年央行首次出臺了促進互聯網金融的政策措施，也第一次明確規定了互聯網金融的界限，但僅僅提出要落實和完善有關財稅政策，也沒有規定稅收征管的具體法律措施。互聯網金融稅收法律制度的缺位直接導致對其稅收征管缺乏依據，從而導致一些互聯網金融機構運營不規范，甚至違法經營，難以保障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我國的互聯網金融仍處于探索階段，對出現的很多新問題缺乏全面、深入的認識，而征稅往往需要建立在明確金融活動屬性的基礎上。互聯網金融客觀上存在法律屬性定位不明的現實導致了稅收征管依據不明確以及稅法的構成要素不確定，從而影響稅收征管的規范，統一。

　　具體表現在：

　　（ 一） 稅收管轄權不明晰

　　盡管20xx年全國人大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管法》進行了第四次修訂，但并沒有針對互聯網金融活動做出相應的稅收征管規定。現行稅法規定的征管手段和方式對互聯網金融的稅款征收不能進行有效控制。首先是納稅主體難以確定。在互聯網金融中，沒有金融牌照從事金融實質業務的主體在互聯網金融中占據著絕大部分，他們在從事金融活動時既不到工商部門進行“三證合一”的辦理，也沒有固定的經營場所。而對于借貸雙方大多數是自然人，他們不需要像傳統金融模式下進行實名登記，再加上互聯網金融平臺一般都對其注冊用戶的基本信息及額度信息進行保密處理。這些新出現的互聯網經營主體無論從監督管理的角度看還是從業務角度分析，都難以進行界定，這無疑加大了監管的難度。其次是稅收管轄權的判定面臨多方挑戰。傳統金融模式下稅收管轄權的確定通常依據屬地原則，以納稅人機構所在地或者是居住地來確定其納稅地點，但是互聯網金融是通過互聯網技術搭建的網站平臺來從事金融活動，這種技術使得橫跨多個稅收管轄權區域，互聯網金融的運營模式的“無界性”使得各地稅務機關的管轄權出現交叉和沖突。

　　（ 二） 稅款征收技術方法落后

　　我國現行的稅款征收法律制度和稅款征收方式都是根據傳統的金融業務的交易習慣量身定做的，對于全新的互聯網金融則不是能完全適用。在傳統模式下，金融機構只有具備一定的條件并經過主管機關審核后才能進行經營活動，交易活動都必須是實名制交易。而目前，互聯網金融交易中，實名制交易往往很難落實，業務通常都是在網絡上進行的，交易憑證往往采用數據形式或者匿名的電子信箱實現的，這就使得交易行為更加隱蔽，交易的信息容易被修改，使得交易的軌跡難以留存。使得稅務機關難以有效地掌握可靠的涉稅信息，使得稅收征管工作面臨嚴峻的挑戰，從而造成國家稅款的大量流失。從中不難看出，制約互聯網金融稅款征收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在互聯網金融稅款征收的軟件和系統的研發上我們投入不足，最關鍵的是缺乏專業團隊，因此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培養既精通稅務、金融知識還擅長互聯網計算機技術的綜合型人才是重中之重。此外，還有的稅務機關對互聯網金融認識不到位或者是由于自己的業務不精通，以及稅務機關與監管機構之間或是稅務機關相互之間的溝通協調不到位，使得互聯網金融單位在納稅方面很容易鉆空子。

　　三、互聯網金融稅收征管的建議

　　（ 一） 互聯網金融實體稅法完善的建議

　　針對我國互聯網金融稅收立法滯后的狀況，我們有必要通過科學論證，對現行增值稅暫行條例、所得稅法和稅收征管法加快修訂的步伐，為互聯網金融征稅制定法律依據；另一方面，對互聯網金融稅收加快頂層設計，出臺與此相適應的稅收法律制度。[4]在目前全球經濟不太景氣的大背景下，互聯網金融能解決基層投資和融資的困難，因此應當對互聯網金融采取稅收優惠的鼓勵政策來促使其發展。首先稅務機關要簡化手續，使得互聯網金融機構能進行便捷的稅務登記，快速確定稅目和稅種； 其次稅務機關要強化與金融監管部門合作，建立統一的管理標準，對納入歸口管理的互聯網金融機構實施時時檢測，為稅收征管做好準備工作。此次全面“營改增”對于金融業來說，從稅收制度上解決了重復征稅問題，從而最大程度上分享改革紅利。針對互聯網金融業務存在的進項稅抵扣有限，增值額難以確定的問題，國家應加大金融創新的扶持力度，對從事互聯網金融業務的中小金融機構，可以考慮采用小規模的納稅人的簡易計稅方法。稅務部門應加強與互聯網交易平臺的數據共享，控制網上交易的資金流，采用源泉扣繳，防止稅款流失。國家應出臺相關文件明確P2P網貸是增值稅扣繳義務人，在P2P網貸將收益利息支付給出資人之前，通過稅務部門和P2P企業的數據共享系統，由稅務部門按照“金融服務”核算應當繳納的增值稅額后，剩余的部分再交由P2P企業向投資人支付。為了減輕納稅人的稅負，推動P2P業務，應當改革現行稅收立法，借鑒美國對電子商務實行免稅政策，對P2P的借款人的借款利息收入暫免征收所得稅，消除個人與企業的稅收差別待遇，從而更好地實現稅收公平。

　�。� 二） 互聯網金融程序稅法完善的建議

　　積極規范互聯網金融參與方“五證合一”制度。[5]借鑒實務金融領域稅款征收的代扣代繳稅款制度，依托互聯網平臺，把稅務機關的稅收征管信息系統與互聯網金融機構的網絡聯網。一方面對于互聯網金融的運營商要求其在設立時，就要把網站地址、電子郵箱等相關資料上報主管稅務部門，另一方面，從事互聯網金融交易的企業或者個人，必須進行身份認證實名登記，向稅務機關登記銀行賬戶。企業組織以其代碼為納稅識別號，個人以身份證件號碼為唯一的納稅識別號。雙方交易一成功相關的交易信息便會自動在稅務機關的征管信息系統內顯現，同時生成電子發票，實現稅收的便捷性。稅務機關可以根據國家的法律政策對于積極承擔依法納稅義務的網絡交易平臺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更主要的是稅務機關應加快信息化建設，加強對互聯網金融交易行為的監管，將這些應用內嵌到互聯網金融交易平臺，提高稅款征收的便利性和透明性，保障納稅遵從。加強對互聯網金融稅款征收的監管還要進一步強化電子發票的使用和管理。如果電子發票能規范使用并進行統一管理，這將是解決互聯網金融稅收征管最有效的途徑，但真正實現這一目標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做。

　　首先是通過立法的形式賦予稅務機關權限，由稅務機關統一來制定電子發票使用的范圍和程序，然后和稅務機關的稅款征收信息系統對接，并要求所有的互聯網金融機構在進行業務交易時必須使用電子發票，這樣電子發票就能把交易數據及時反饋給稅務機關，從而達到對互聯網金融機構的全程嚴格監管，最終達到合法合理征稅的目的。讓互聯網金融機構參與到稅收政策，優化納稅服務功能，加強稅務機關的專業建設，推進全國性的稅務機關稅款征收信息平臺建設，共建社會信用體系。借助網絡媒體等社會資源公布不履行納稅義務的互聯網金融機構，倒逼其自覺履行納稅義務，促進互聯網金融行業規范、健康發展。

　　四、結語

　　近年來，信息技術突飛猛進，互聯網金融給傳統金融業造成了劇烈的沖擊，各種新型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層出不窮，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是新興的互聯網金融在稅收監管上不是很完善，應當加強互聯網稅收法律制度制定、修訂和完善，減少互聯網稅收行政許可手續，簡化相關程序，協調征稅部門與其他政府機構的關系，從實體上保證互聯網金融稅款征收的可行性。同時在稅收征管程序上依托互聯網平臺，借助稅收征管信息系統、身份識別系統和電子發票系統等先進技術實現對互聯網金融稅收征管的程序保障。互聯網金融稅收征管的實現和完善有利于規范互聯網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為，有利于互聯網金融行業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管理水平，對于我國互聯網金融實現轉型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學的畢業論文3

　　淺析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對中國經濟影響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是我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為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提升國際政治、經濟水平所采取的重要決策，實現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健康發展，將促進我國金融市場不斷完善，促使我國經濟與世界接軌，并更好的參與世界經濟調整。而與此同時，人民幣匯率也是一柄雙刃劍，如果不加以合理控制，不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將使政府、企業、人民面對遭受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所帶來的一系列風險的影響。然而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進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真正發揮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優勢，規避其中蘊含的風險，需要政府、企業、銀行業做出積極的努力和大膽的嘗試。而在此之前，充分認識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內涵與具體影響，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內涵

　　所謂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指的是人民幣與外匯的兌換比率，由外匯市場上外匯(或人民幣)的供給和需求關系決定。倘若外匯的供給小于對外匯的需求，那么外匯匯率上浮，人民幣匯率下浮;相反，則外匯匯率下浮，人民幣匯率上浮。

　　匯率的市場化通常與貨幣的自由兌換、經濟一體化、貨幣的國際化密切相關。這四者的關系可以概括為：在“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匯率的市場化”成為中國這般大國長遠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在實現“匯率市場化”的基礎上便可為“貨幣的自由兌換”與“國際化”的實現創造重要的條件。

　　20xx年人民幣匯市開局動蕩，從1月6日開始，人民銀行突然下調CNY兌美元的中間價，推動空頭在離岸市場上做空人民幣。做空勢力來勢兇猛，CNH與CNY兌美元的價差在6號創下了1600點以上的歷史紀錄，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間。人民銀行采取相應措施，令CNY與CNH兌美元即期匯率升值、回穩。1月11號、12號，CNH兌美元即期匯率較1月7日低點累計大漲20xxBP。而從以往的從大國貨幣崛起的歷程看，無一不是走過了一條由“逐漸升值-雙向波動-基本穩定”的發展路徑。在經歷了這場“雙向波動”后，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且日趨平穩。

　　二、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即有利也有弊，充分認識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對我國經濟的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對于發揮人民幣市場化的積極作用和規避人民幣市場化帶來的風險有著重要的意義。

　　1.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積極影響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對于促進我國經濟健康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提升金融風險防范能力

　　按照蒙代爾的“不可能三角”理論，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三個之中只能同時實現兩個。而當前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在國際政治格局和經濟發展中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且就目前我國發展勢頭來看，要放棄這兩方面的主動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因此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不現實的。而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全面到來和我國加入WTO，國際資本流入我國和我國資本投入其他國家已經成為必然趨勢，而要憑借政府的力量干預和限制資本的流動情況的可行性是極低的，因此資本自由流動是必然成立的，由此可見，在“不可能三角”中匯率的穩定是不可實現的。而換個角度來看，在享由獨立的貨幣政策的基礎上，資本的自由流動必將帶來一定的金融風險，而相對靈活的匯率政策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金融風險，提升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2)適應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

　　國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關稅稅率不斷降低、貿易自由化政策全面實施，這對我國一直以來受保護的勞動力市場和國有工業造成了巨大的打擊，而與此同時，我國資本賬戶逐步開放。在此背景下，實施人民幣匯率市場化，能夠使人民幣匯率得到靈活調整，減輕來自貿易與資本賬戶自由帶來的雙重壓力。

　　(3)促進我國參與對世界經濟調整過程

　　我國被列為發展中大國和全球最活躍的經濟主體之一，是世界經濟調整過程的重要參與者，假如我國在匯率領域態度淡然，對世界各國匯率的變化和匯率市場的發展不管不顧，就勢必會導致國際貿易伙伴的不滿，進而在國際貿易活動中受阻。而采取能夠適應世界經濟調整趨勢的靈活、科學的匯率制度，則有利于我國參與世界經濟調整，并優化國際貿易伙伴對我國的態度，進而帶來理想的經濟利益乃至政治利益，而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恰好符合這一需求，對促進我國在世界經濟、政治領域地位的提升有著積極的作用。

　　2.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負面影響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有利有弊，其中的弊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影響金融市場穩定性

　　但從金融領域來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變化對我國金融市場乃至我國宏觀經濟都可能帶來巨大的沖擊。首先，短時間內實行浮動匯率制的效應可以導致人民幣的升值，而這一方面會直接或間接地降低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另一方面還會使我國的商業銀行面臨許多不可控制的復雜的風險。總的來說，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增加了國家穩定金融市場的難度，進而導致金融市場穩定性下降，金融市場發育受阻。

　　(2)增大外向型企業經營風險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對外向型企業帶來復雜的經營風險。20xx年，我國的出口總額高達24.59萬億美元，仍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而當人民幣升值而其他貨幣不變時，我國作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在外貿出口中所花費的成本將不斷增加，相應的，從外貿出口中獲得的利潤也將不斷降低。進而使得外向型企業由其是出口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低，抗風險能力變弱，難以滿足經營與發展需要。

　　(3)增加外匯資產管控難度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背景下，當外匯資本流入速度減緩時，我國的外匯儲備量就會縮水，這就使我國外匯資產管理與控制的難度增加，并伴隨許多的風險。我國外匯指定銀行擁有龐大的外匯資產，大部分來自于國外的直接投資及來源于我國巨大的貿易出口額。人民幣匯率市場化背景下，人民幣彈性增強，波動幅度可能性變大，外匯流入資本受到約束，外匯資本儲備量就會縮水，由此所產生的匯率風險有可能給外匯指定銀行帶去隔日虧空的風險。此外，人民幣彈性增強也會使國際短期資本風險增強，容易引發國際短期資本肆意外流，變相推高國內資產的升值。人民幣彈性增強還可能導致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趨勢，對作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的中國造成較為沉重的打擊，尤其是使出口企業的經營成本進一步加大，抗風險能力與市場競爭力進一步被削弱。

　　三、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應對措施

　　為了充分發揮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積極作用，規避人民幣市場化帶來的一系列風險，政府、外向型企業與銀行業分別應采取以下措施：

　　1.政府部門積極發揮輔助作用

　　政府部門要建立完善的人民幣匯率市場監測機制，對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發展情況進行監測，在實現人民匯率浮動由市場供求決定之余，全面、及時地掌握人民幣匯率波動趨勢與幅度。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最終目的并不是人民幣升值，而是建立新的匯率定價制度，讓市場供求決定匯率浮動。新制度的建立是一個困難重重的過程，需要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協調與輔助，對此，專業人員應對目前人民幣匯率浮動趨勢以及市場環境進行分析、評估，綜合相關的數據預測未來動向，從而建立一個健全的人民幣匯率風險觀測機制。事實說明，這種風險觀測機制在匯率風險控制方面的效果十分明顯，它一方面能避免人為因素的影響，另一方能有效的預防和控制風險。

　　2.提升外向型企業抗風險能力

　　具體來說外向型企業提高抵抗風險能力有三方面：(1)建立健全的風險防范預警機制，全面的評估、分析潛在的風險，做好防范措施，將可能出現的風險扼殺在搖籃之中，將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或者市場因素對企業的造成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對于已存在的風險，要通過健全的防范預警機制來控制，從而盡可能降低損失。(2)優化企業產業機構，實現產品升級和企業轉型，不斷創新新技術、新產品，建立先進的管理制度，引進高素質綜合性人才，提高企業綜合競爭力，促進企業長足發展。除此之外，企業還可以通過采用期貨市場的套期保值功能鎖定匯率，從而在匯率出現波動時，降低損失。(3)企業領導要時時關注匯率動態，掌握匯率波動趨勢，做好應對措施。

　　3.完善外匯儲備機制

　　外匯局要提高對人民幣匯率趨勢的重視，積極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和數據，加強研究，關注國際金融貨幣走勢，提高自身的判斷能力。完善外匯儲備機制，將外匯儲備風險降到最低，保證國內資本的有效運作，防止國際資本家在國內市場的惡性操控，避免金融風險，實現國內利益最大化。除此之外，國家外匯儲備通常是指國家財政出資購買和管理的外匯資產，然而在我國，是指央行以人民幣購買的，并由央行統一存儲、支配和管理的外匯。嚴格來說，由央行購買、存儲并管理外匯，本質上應該是一種貨幣發行儲備物，是流通中貨幣的抵押物或信托網擔保物。它的買賣主要目的是控制貨幣供應量，平抑貨幣幣值，防止發生超過預期的巨大波動，這種情形下外匯儲備并不符合其本質，不但使現有的外匯儲備機制下掩蓋的風險難以被察覺，也不利于人民幣匯率真正實現市場化發展，因此，今后應力爭使國家外匯儲備回歸其本質。

　　四、結論

　　綜上所述，當前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趨勢已不可逆轉，雖然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是一柄雙刃劍，有利有弊，但總的來說，人民幣市場化匯率改革的好處遠遠大于弊端，積極采取合理的改革與保障措施，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健康發展是大勢所趨。對此，政府應充分發揮自身宏觀調控作用，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管理機制;外向型企業應積極提升自身抗風險能力;銀行業應密切關注匯率市場走勢并積極完善外匯儲備機制。進而實現對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帶來的一系列風險進行合理防空，促進國家金融市場秩序，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