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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華北淪陷區工業生產指數初步研究
1946年冬天，作者有機會到當時的北平去了一趟。去的目的，是搜集和整理有關抗日戰爭時期華北淪陷區方面的資料。 抗戰第二年(1938年)，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一個“華北開發公司”。這個機關，是日本侵略者“開發”華北的一個所謂“指導、監督和設計”的機構。由于“業務”上的需要，他們在公司之下成立了一個“企劃室”。整個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者在華北的活動和設施，多半出自他們的手筆。所以有關戰時華北淪陷區工礦生產的統計材料，也特別完備。
戰爭結束以后，這一部分豐富的資料，并沒有引起應當得到的重視。很多寶貴的機密資料就在這個時候讓日本人毀壞滅跡，而剩下來的多架檔案資料，也只有一位辛勤的學術工作者鄭伯彬先生和他的兩三位助手加以整理保存。
作者去北平的時候，這一堆零亂的資料，還沒有完全整理就緒。因此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就差不多花了半年的工夫。1947年6月以后，才開始對所得的資料有了點頭緒，并就戰時華北淪陷區工業資本、就業和生產的變動，寫了兩個報告①：一個偏重量的考察；一個偏重質的辨析。這兩個報告，因為討論的對象是資本、就業和生產三項，而戰時華北淪陷區工業同時具備這三項完整的統計的，只有1939年和1942年，因此那兩篇報告，也不能不以這兩年為討論的中心。
在本文中，我想單獨把生產一項提出來，試編一個全部戰時華北淪陷區工業的生產指數。因為整個工業生產，雖然只限于1939年和1942年，可是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統計，就已搜集到的資料中，有許多可以找到1936年至1944年的統計。由于這是龐雜的生產統計，有的全不可靠，不能引用；有的一年有幾個數字，必須在互相參照，決定取舍，所以在統計上，必須先下一番審定和選擇的工夫。選擇的結果，一共得到14種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統計②。這14種產品，大體上可以代表戰時華北淪陷區工業的幾個主要部門。
根據這些統計，我編制了一個簡單算術平均的總指數。如果這個指數能夠代表戰時華北淪陷區工業的生產趨勢，那么不但我的兩個報告可以得到一個有力的補充，而且從這個指數本身，對戰時華北乃至整個戰時工業生產趨勢的了解，也可以得到許多新的認識�，F在先把這14種產品的歷年產量和統計的資料來源表釋于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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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閱《中央銀行月報》，新2卷第12期；中央院研究所：《社會科學雜志》，第9卷第2期。
② 我原來選了17種商品，其中臭素、氯化鉀及鹽化苦土三項為鹽業附產品，經過進一步考慮，剔除不計。
資料來源 1．銑鐵：根據華北開發公司未發表之統計數字。 2．鋼：同上，1941年并參閱《1944年華北工場名簿》(油印本)。1941年以前無生產。 3．水泥：1936年至1939年系根據北支經濟調查所之統計，參閱《北支主要工場及事業場生產實績一覽表》第25頁；1940系根據北支甲1800部隊之統計，參閱《北支蒙疆主要工場及事業場生產實績一覽表》第43頁，1942年除察綏外均同1940年，察綏系根據《蒙疆銀行》之統計，參閱《蒙疆に於けゐ工場生產調查(其一)》第107頁；1942年除察綏外均系根據日本大使館之調查，參閱《昭和17年北支工場名簿》，察綏生產系以前年度之數字代替，1943年系根據和田憲夫之統計，參閱《華北化學工業統計》；1944年系根據1944年《華北工場名簿》所記載之數字得出。 4．電：1936年系根據發電容量估計得出1千瓦容量之發電量約為1500度，1936年發電容量為147170千瓦(參閱《北支五省電氣事業》)，約如上數。1939年計算同上，計天津、冀東、齊魯、芝罘、膠澳、蒙疆六電業公司之容量為51309千瓦 (參閱《昭和14年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并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關系會社概況》)，其他電廠容量為天津、冀東、齊魯、芝罘、膠澳五公司容量102％，計44837千瓦，合計全體發電容量為96146千瓦，發電量合如上數。 1940、1941年兩年之資料來源如下： a．察綏電廠發電量：《北支開發株式會社，并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關系會社概況》1940年為23670千度，1941年為35901千度。 b．綏察區以外電廠發電量：《華北電業公司綜合營業報告》，計1940年為134934千度，1941年為185718千度。 c．華北電業公司以外各廠發電量：系根據容量估計，1940年占華北電業容量46％，1941年占11％。 1942年至1944年資料來源如下： a．察綏電廠：《關系會社事業目標計劃并實績累年比較表》。 b．察綏區以外電廠：《華北電業公司綜合營業報告》。 1937、1938年兩年估計數字。 5．純堿：1936、1937年兩年，參閱《北支主要工場及事業場生產實績一覽表》，1938年參閱和田憲夫《華北化學統計》，1939年根據北支工場調查委員會之統計，參閱《昭和14年華北工場名簿》第105頁及第233頁。1940、1941年參閱《北支蒙疆主要工場及事業場生產實績一覽表》，1942、1943年根據華北開發公司之統計，參閱《關系會社事業目標計劃并實績累年比較表》，1944年參閱1944年《華北工場名簿》。 6．燒堿：同上。1938年無生產。 7．硫酸：1936年至1939年參閱《北支主要工場及事業場生產實績一覽表》，194o年及1941年參閱《北支蒙疆主要工場及事業場生產實績一覽表》，1942年至1944年參閱和田憲夫《華北化學工業統計》。 8．鹽酸：同上，1944年系估計數字，1939年以前無生產。 9．酒精：1936年至1938年根據滿鐵調查科之統計，參閱《北支那產業統計提要》；1939年系估計數字；1940、1941年參閱《北支蒙疆主要工場及事業場生產實績一覽表》；1942、1943年兩年根據《滿鐵北京事務所之統計》，參閱《北支尸ハュヘル生產事情)；1944年根據和田憲夫之報告，參閱《戰時華北工礦事業之化學工業實態篇》及《華北化學工業統計》。 10.焦油：1936、1937、1939年參閱《北支主要工場及事業場生產實績一覽表》；1940、1941年參閱《北支蒙疆主要工場及事業場生產實績一覽表》；1942年參閱《昭和17年北支工場名簿》；1943、1944年參閱1944年《華北工場名簿》；1938年系估計數字。 11．電石：1941年至1943年均參閱《關系會社事業目標計劃并實績累年比較表》；1944年參閱《1944年華北工場名簿》；1940年以前無生產。 12．棉紗：1936年至1938年參閱《北支那產業統計提要》；1939年參閱《北支主要工場及事業場生產實績一覽表》；1940、1941年參閱《北支蒙疆主要工場及事業場生產實績一覽表》；1942年根據《昭和17年北支工場統計》。原37450噸，每捆以186公斤計算合如上數。1943年以后系估計數字。 13．毛線：1936年至1939年參閱《北支主要工場及事業場生產實績一覽表》；1940、1941年參閱《北支蒙疆主要工場及事業場生產實績一覽表》；1942年參閱《昭和17年北支工場統計》；1943年以后系估計數字。 14．面粉：1936年至1939年參閱《華北工業生產物資需給調查第一次概況報告》；1940、1941年參閱《北支蒙疆主要工場及事業場生產實績一覽表》；1942年除察綏區外均根據《昭和17年北支工場統計》。原為223405噸，依每袋22．13公斤計算，察綏區系根據《蒙疆銀行》之統調查估計得出，1943年以后系估計數字。 我在文章開頭的地方指出：對戰時華北淪陷區生產指數的，不僅對華北淪陷區本身，而且對整個戰時形勢的了解，都有所助益。這是因為，在我們手中，除了上面我編制的這個華北淪陷區工業生產指數以外，在華北淪陷區礦業以及整個大后方工業和華中淪陷區的工業重鎮上海，都有前人記錄、編制的生產指數。它和上述指數，可以互相參證，從中得出一些新的認識。 首先是當時的經濟部統計處編制的后方工業生產指數。這個指數從1938年起一直編制到抗戰結束。它所選的工業產品，一共有34項。拿我編制的華北淪陷區工業生產指數與之比較，有兩點需要加以斟酌：第一，就樣本而言，他們所選的產品比我們多，有少數缺乏代表性，同時工、礦不分，不能和我們所編的指數直接比較。第二，他們所用的公式是拉斯比爾公式(Laspeyres’Formula)，這是比較理想的做法。令人遺憾的是，我們所選的代表產品，缺乏可靠的基期價格數字。因此我們的指數不得不采用最簡單的算術平均公式。為了修正上述兩種缺點，以求比較的基礎相同起見，我們把經濟部的指數，也改成簡單的算術平均數，同時剔除煤、鎢、銻、錫、汞五項礦業產品，剔除以后，樣本還是比我們多，不過，我們覺得我們所選的工業產品，雖只14項，可是足以代表戰時華北工業的重要部門，只要兩個指數，都能代表整個工業的生產趨勢，項目的多少是不足以比較的基礎的。此外，我們選擇的基期，是1942年。因為1942年是太平洋戰爭開始的第一年，在華北的戰時工業上，1942年以前和1942年以后各代表一種不同的意義，這一點我們在下面還要談到。至于經濟部所編的指數，基期是1938年，它除了不能和我們比較以外，本身還有兩個缺點：第一，戰時后方有少數屬于軍事方面的工業產品，在1941年至1944年，生產數量激增，如電動機、汽油兩項，如果拿1938年作基期，1941年電動機的生產指數為26059．52，1944年汽油的生產指數為83153．81，如果選擇戰爭中期作基期，這種不能代表整個工業生產趨勢的激烈變動，就可以避免，不致因一兩項產品的激烈變動，影響到整個工業的生產指數。第二，1938年后方工業尚未全部復工，我們在34種產品中，就發現有五項產品沒有產量。原統計碰到這種情形，就拿次一年作基期，這對于總指數的編制，不能沒有影響。所以我們把它的基期一律改為1942年。不過我們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比較的基礎一致，對原指數的修正，倒是我們次要的目的。 現在把我們的統計和經濟部的統計分別列表于下(表2、表3)。
上列表3總指數有兩個，第I個是我們改算以后的指數，這個指數和華北工業生產指數的編制是一致的；第Ⅱ個是經濟部原編的拉斯比爾指數，項目依舊是34項，不過把基期改了一下①。我們列上原指數的目的，是想對修正指數和原指數，作一個比較性的說明。第一，在1943年以前兩個指數都上升，而修正指數的上升率要大一點，這是由于取消價格加權以后的影響，同時我們看出相對上升率的差別很小，可見這個影響并不太大。第二，1944年兩個指數變動的方向則完全相反，這可能受上述同一原因的影響，也可能是受取消五項礦產品的影響，因為這五項產品的生產，在1944年都急劇下降，尤以鎢銻錫等出口礦產品為最②。大體上看來，我們為了求比較的基礎一致，改算后方工業生產指數，并沒有十分更動指數的變動趨勢，我們如果承認原指數的代表性，那么修正指數，也不能過分否認它能代表實際的情形�，F在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指數說明我們的意見了。 首先，我們如果只看生產指數，后方和華北的工業變動趨勢，是出乎我們意料的。因為在戰爭八年中。后方的工業生產是在極端困難情形之下進行的，可是我們的統計數字，卻表示出來，工業生產在戰爭的前六年中，增加4倍(根據原統計)乃至6倍(根據修正統計)；反之華北首先淪陷，在日本看來是一個“治安”已經“強化”了的區域，同時日本對于華北的“開發”。擬訂的計劃不下十余種，按理戰時華北一定有長足的進展．可是從我們的統
計里面卻看到，1944年的生產較戰爭開始時增加尚不及一倍，而戰時生產的最高峰，也還不能達到戰爭前一年的水準。這是一個值得的。其實我個人最初也是帶著一種流行的看法到北平去的，以為戰時華北經過日本人八年的經營，工業的本質和數量一定有很大的變化，經過差不多一年的資料搜集和整理以后，我才發現我所得的結果，和我最初的看法，差不多完全相反。在我撰擬戰時華北工業資本、就業和生產的時，我從每一個角度上，都看不出戰時華北工業的本質，有什么大的變化的象征。于是我不得不從統計數字以外，去找它的原因，我在《雜志》上發表的那篇文章中，就努力尋求它的答案，這答案可以作為這個生產指數變動的說明。總括起來說，在戰爭剛開始的幾年，日本實在并沒有在華北作就地建設華北工業的打算，那時，日本對華北雖然有一個什么“五年開發計劃”，可是在精神上是把華北當作資源的取給地，在日“滿”支集團體系之下，華北的地位還在“滿洲國”之下，是附庸的附庸。當時日本向華北伸手要的是兩黑一白——煤、鐵、鹽——為了要這些東西， 日本才不得不修幾條必需的運輸線，隨著運輸條件的改善，戰爭初期，華北工業才有一點小康性的增進。1941年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后， 日本的海運負擔加重了，為了節約海上的運輸，日本比較了一下“資源輸送”與“就地加工”的相對成本，覺得后者比較合算，于是在1942年間才又訂了一個華北產業開發的第二個五年計劃，這個計劃中，工業資金的比重增加，這本來是華北工業的一個轉折點，因為此時， 日本似乎肯出錢了，可是已經晚了，因為1943年以后，太平洋的戰爭一直逆轉，戰爭的負擔增加，日本口袋里的錢已自顧不暇，哪里還有余力分潤華北?戰爭很快的結束了，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眼中，他們可以說是“赍志以歿”的，我們所作的生產指數正指出這個橫行一時的“英雄”末路。 其次，和華北淪陷區比較，戰時大后方工業生產的上升速度也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的。這里也需要有適當的分析。一是這個指數的代表性問題。正如上文所述，這個指數的樣本產品，雖然選取了29項，但產品的代表性，仍存在不少疑惑。例如鋼的生產指數，在統計的七年中，上升了70多倍，但實際產量微末，到期末的1944年，全年產量不過7000多噸，無足輕重。這種情形，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于汽油和酸堿等化學工業之中。它們增長的速度雖然很大，但實際產量十分微末。凡此不能不總的生產指數的代表性。另一則是在整個后方工業生產中，官方壟斷性質很強的資源委員會，在很多工業部門中，立于十分突出的地位。許多關鍵產業幾乎都掌握在資源委員會的手中。如果民辦和官辦企業分別統計，局面就會大不相同。不過盡管有這樣兩點缺憾，但總的看來，戰時大后方的工業生產，并不如有的人想象的那樣萎縮，這是可以肯定的。對于戰時大后方經濟的分析，有許多現象應該在“生產”這個因素以外，去找其他更重要的解釋。但這已離題太遠，不宜在這里加以討論。 應該及時指出，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統治之下，華北淪陷區的工礦企業中，也有壟斷勢力的存在。我們在文章開頭的地方提到的華北開發公司，就是一個典型。而對華北淪陷區煤礦業富有研究的專家佟哲暉教授，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最完整的例 證，值得在這里加以介紹①。 原來日本侵略者軍事進犯之中，對它所侵占的所有工礦企業，最初一律實行赤裸裸的軍管制度。這在礦業、特別是華北富有的煤礦業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日本侵略者每侵占一個礦區，即由軍部派人接收，實行所謂“軍管理”。這種赤裸裸的軍事掠奪，一直延續到1939年。而在此之前一年(1938年)，華北開發公司即已成立。自1939年起， 日本侵略者便將“軍管理”的煤礦，逐漸解除軍管，分別改組為中日合辦或日資獨辦的公司。而被列為“統制產業”的煤鐵等重要資源，基本上為日資獨攬。到1943年止，華北煤礦業資本中，日資獨辦占資本總額的55％、產量總額的68％(參閱表4)。產量總額明顯大于資本總額，可見日資獨辦的煤礦，都是生產效率較高的大礦。
———————— ① 佟哲暉教授的成果，發表在中央研究院研究所主辦的《社會雜志》上面。 在華北開發公司之成立以迄戰爭臨近結束的七年間(1938—1944年)，以開發公司關系和非關系企業為劃分的標準，公司自己也有一系列的生產統計。這里的關系企業和非關系企業，是否與日本獨資和中日合資的涵蓋面完全一致，不得而知。但根據常情判斷，估計大體上是一致的�，F將該統計列表于下(表5)，以觀二者的走勢。
從表5中，一眼可以看出兩點：一是關系煤礦和非關系煤礦，各有各自不同的走勢。關系煤礦在七年中的前五年，有大幅度的上升，5年間上升幾達兩倍。只有最后兩年，略呈下降。七年中煤產量增加了1倍以上。而非關系煤礦在前三年生產起伏不定，后四年則一直下瀉。七年中煤產量只增加5％。二是關系煤礦的生產，在全體煤礦的總產量變動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偖a量基本上隨著關系煤礦生產的變動而變動，非關系煤礦的生產，在這里基本上不起任何作用。如1938—1939年兩年間，非關系煤礦生產下降了30％，但總產量仍上升了45％；1941—1942年兩年間，非關系煤礦生產下降了23％，總產量仍上升了10％�？偟目磥恚挥�1943—1944年這兩年，關系煤礦、非關系煤礦和總產量，三者維持一致的下降，這正好印證我們在前面所說的：這個橫行一時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戰爭狂人，面臨著它的“末日”。 最后一個比較者，是上海淪陷時期的生產。 上海戰時的工業生產，可以用“兩頭小、中間大”六字加以概括。也就是：1937年8月上海戰爭爆發以后的一段時期和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生產呈下降的局面，而中間的一段時期，則呈上升的局面。這里有偽中央儲備銀行編制的上海紡織、面粉、橡膠、機器、紙張等8項主要工業在1936—1941年間的生產指數，可以用來加以說明(參閱表6)。
與此同時，我們還選取了一個同期的上海工業用電指數，以期互相印證(參閱表7)。 從表6和表7中可以看出：上海工業生產和工業用電兩個指數的走向，基本上一致，不過變動的幅度稍有不同，從而得以判斷，生產指數基本上是可以信賴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模式，是符合實際的。
這里需要作一點事實的回顧。 在抗日戰爭之初，也就是1937—1938年這兩年，京滬保衛戰成為戰局的中心。上海的工業，遭到戰爭的巨大破壞。表6中所顯示的正是這樣：這兩年中，八項主要工業的平均生產指數，都低于戰前的1936年，只有造紙一業是個例外。而且這兩年的環比，也呈下降的趨勢，反映了下降的強度。然而從1939年起，連續三年，總的平均生產指數，都超過戰前的1936年。在日本勢力未能侵入的英、法等國租界，大批工廠和銀行爭相進入，工商業利潤大幅度攀升，一時成為繁榮的“孤島”①。不過好景不長。隨著日本統制力度的加強，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對上海實行了全面的占領，一度繁榮其外的“孤島”，轉眼之間，景況已非疇昔。在表6，1940—1941年的指數變動中，衰象已經開始露頭。眾所周知，上海工業產品的銷場，有相當大一部分是面向內地，而原料的汲取，則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國 ———————— ① 1938—1941年間。永安公司系統六年利潤，上升了5倍以上。參閱《近代》，第5輯，1995年版，第340頁。 外。在1941年以前，這一部分產品的推銷和原料的供應，大體上還沒有什么。然而此后不久，日本單純從軍事上著眼，開始封鎖上海產品在內地的傳統市場。繼之以發動太平洋戰爭，外來的工業原料瀕于斷絕。加上戰爭后期資金籌措的困難， 日本統制措施的日趨嚴格以及電力供應缺口的擴大，工業用電的限制，在在足以加重工業生產的負擔。到了1942年以后，工業生產更形萎縮。這年年底，很多行業已經不能十足開工。一般工廠的開工率，都只在五成至六成之間，最低的只有三成(如染織和機械制造工業)。生產已經十分萎縮的棉紡織工業，在1942年中棉紗和棉布的生產，又分別下降了40％和21％①。 這種兩頭小、中間大的局面，并不限于上海，至少在華中地區帶有很大的普遍性。在日本絲業資本控制下，由上海、無錫、蘇州、杭州等地原有的繅絲工廠組成的華中蠶絲公司，它所面臨的，也是這樣一種局面(參看表8)。
總起來看， 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八年的軍事占領中，他們所宣揚的“開發”和“建設”，出現兩頭小、中間大的局面，似乎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表面上看，初期是集中力量于軍事行動， “開發”、“建設”一時騰不出手；后期手是騰出來了，可是口袋里錢又不夠，無力施展自己的一套本領。他們最初是橫行一時，最后卻是赍志以歿的。至今他們的后繼者還念念不忘每年參拜這些赍志以歿者的亡靈。然而公道自在人間，他們將永遠受到人們的唾棄。原因是：所有這些“開發”和“建設”，不是為了和平，而是為了戰爭。試舉一例：日本軍閥在華北開發的鐵礦砂，在1942年生產達到歷年的頂峰，然而這些鐵砂之輸入日本和日本直接統治的偽滿，也隨之達到創紀錄的高峰。當年向日本和偽滿的出口量，達到少有的83％②。它的極終，是制造屠殺中國人民的槍炮。 ———————— ① 王逸宗：《八年來上海工業的總清算》，載《周報》，卷1，第6期。 ② 淺田喬二等著，袁俞佺譯：《1937—1945日本在中國淪陷區的經濟掠奪》，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轉引自王方中：《中國經濟通史》，第9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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