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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淺談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論文

        時間:2024-08-15 02:36:21 經濟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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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談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論文

          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源泉不僅來自資本和勞動等要素數量的增加,更源于質量的提高。在這些要素中起主導作用的當屬活勞動,因此,依附于活勞動之上的人力資本便成為人們研究經濟增長的重點。

        淺談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論文

          教育作為提高人力資本的重要途徑,尤其是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備受關注。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和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重視,學者們對我國高等教育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諸多研究。代表性的有:崔玉平采用教育綜合指數法研究了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李進江建立VAR 模型,研究了我國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動態影響,表明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滯后性;

          毛盛勇和劉一穎采用面板數據分析了各地區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差異性。優化學科專業,增強社會服務能力是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的重要內容。鑒于高等教育培養的人才所掌握的技能不同,從事的行業各異,從而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貢獻也大相徑庭。因此,籠統地考察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足以深入解析其效能。就此,本文在借鑒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將我國高等教育分為不同的專業類別,考察它們對經濟各部門的影響,從而厘清高等教育的哪些專業對國民經濟的何類部門增長貢獻更大。這對于我們認清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路的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重要意義。

          一、理論模型與數據說明

          (一)理論模型本文采用Cobb-Douglas 生產函數形式,將產出表示為物質資本K、勞動力L 和人力資本H 的函數。其表達式如下:Y1=AKtαLtβHtγ

          (1)其中,A 是外生性知識和技術進步率,下標t 表示年份。舒爾茨認為教育是增加人力資本的主要手段,而受教育的年限又是體現教育程度的一個常用變量,因此,本文將人力資本簡化為勞動力受教育年限的函數:H=eEt

          (2)將式(2)代入到式(1),得到新的生產函數:Yt=AKtαLtβetγEt

          (3)為了有效地克服異方差和更好地解釋變量的經濟含義,對上式兩邊取自然對數,得到:1n Yt=1n A+α 1n Kt+β 1n Lt+γEt

          (4)在式(4)的基礎上,借鑒葉茂林[5]在研究教育對產出的影響時將就業勞動力總人口數(L)分解為受過高等教育勞動力人數(HE)與普通勞動力人數(PL),L=HE+PL①。估計方程如下:1n Yt=1n A+ α 1n Kt + β1 1n PLt + β2 1nHE+γEt+εt

          (5)本文旨在考察不同的高等教育專業勞動力對經濟各部門的影響,于是將高等教育按專業分為五個類別,分別考察它們對三大產業產出的影響。在式(5)的基礎上,得到最終的模型:

          (二)變量與數據樣本

          數據包括1978—2010 年的年度國內生產總值、三個部門的產值、物質資本存量、就業勞動力、人力資本存量、高等教育累計畢業人數。數據來源于1993—2011 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發展規劃司、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制作的《中國教育50 年狀況數據》(1947—1998 年);1999 年由國際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著的《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以及中經網數據庫。國內生產總值Y 采用以1978 年為基期剔除價格因素后的實際GDP 數據。物質資本存量K 借鑒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對1978—2010 年物質資本存量的有關研究成果。年度就業勞動力L 由相鄰兩個年度即年初就業人口與年末就業人口的平均得到。人力資本存量E 以就業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資本存量的替代變量,本文采用Carsten A.Holz 的估算數據。

          高等教育存量根據2011 年《中國統計年鑒》中1978—2010 年的歷年普通高等學校畢業人數,以1978 年畢業生數作為基年存量數據,逐年進行累加得到,比如1979 年的高等教育存量為1978 年數據加上1979 年新增畢業人數,以此類推。分專業高等教育畢業人數G 采用逐年畢業人數。首先收集1978—2010 年歷年高等教育① 分學科畢業人數。然后參照Tin-ChunLin 的方法將所有專業歸為五大類:農林類AF,包括農業和林業專業;理工類ENS,包括工科和理科專業;經管類FE(Finance &Economics),包括經濟學和管理學;人文藝術類HPL,包括文學、藝術、政治學和法學專業;醫師類MTP,包括醫學、師范和體育專業。由于改革開放以來,高等教育的專業設置,有過個別變動,因此我們在統計時略作調整。

          二、實證分析

          (一)高等教育各專業與工業部門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工業部門一直是我國生產和生活的重要部門,占總產出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5%左右。而工業部門又是技術含量較高,對高等教育需求較大的部門。考察高等教育對工業部門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基于模,當i=1 時,進行回歸分析。工業部門大多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因此可以看到在工業部門,資本較勞動對工業產出的影響大,且顯著。從改革開放到2002年,每增加1%的物質資本投入,工業部門產出大約增加1.8%。正是受高等教育人數的增加,使勞動力素質整體上升,從而使得物質資本的使用效率更高,單位資本的產出更大。但在2003 年以后(擴招以后),資本對產出的影響基本變為了負數。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物質資本的過度投資,社會資源浪費嚴重;另一方面,我國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業人口相對過剩,在未達到拐點前,農村剩余勞動力會源源不斷地向工業部門轉移,勞動力供給增加,勞動相對資本更便宜,從而形成勞動對物質資本的替代,物質資本的投入相對工業部門的產出下降。改革開放以來,高等教育各專業對工業部門產出的影響大小與方向各有不同。農林類、理工類、經管類影響為正,人文藝術類和醫師類為負。理工類專業畢業生每增加1%,工業部門產出增加0.591% 。農林類專業2002 年前影響為-0.034,之后為1.489,總體上為1.455,即農林類大專以上畢業生每增加1%,工業部門產出上升高達1.455%。

          21 世紀初正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高潮之際,2002 年前后的這種變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農林類專業畢業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熟悉農業技能的人,而是掌握農業產業化技術的勞動力,他們在那些與農業相關的工業部門發揮重要作用。經管類專業在擴招前后對工業部門產出影響不同,2003 前為-0.03,之后為0.392,不僅方向發生了變化,而且影響的力度也變大。這說明,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優化升級,工業部門不僅需要掌握一般技術技能的藍領工人,而且需要懂得經濟規律和善于管理的高水平人才。人文藝術類、醫師類專業由于專業不對口等原因,對工業部門產出的影響不顯著且為負效應。

          (二)高等教育各專業與服務業部門經濟增長

          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第三產業占GDP 的比重,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會逐年上升。一般來說,較高的比重能反映較高的生產水平和人們較高的生活水準。在我國這一比重從1978 的24%上升到2009 年的43%,短短30 余年翻了將近一倍,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一段距離。高等教育作為提高全民人力資本的重要手段,理論上對服務業部門產出有積極的影響。那么高等教育究竟對服務業有怎樣影響,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服務業的產出值得深入研究。人力資本存量對服務業部門產出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2003 年之前影響為負,之后為正,且更顯著。但總體上為正效應,從2003 開始,就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服務業產出增加1.6%左右。高等教育對服務業產出的影響,根據不同專業類別影響不同。農林類、理工類、經管類、人文藝術類專業對產出的影響總體上為正,但只有后兩個專業的影響在統計上顯著。這些專業畢業生分別每增加1%,服務業產出分別增加0.014% 、0.672% 、0.465% 、0.243%,理工類影響最大,經管類、人文藝術類次之,農林類最低。

          可能的原因,一是服務業本身對前兩個專業的勞動力有需求,也就是說隨著服務水平的升級和服務業務的細化,越來越需要有一技之長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二是從2003 年以后此類專業對服務業產出的正影響來看,有可能是大規模的擴招,加之高等教育專業設置與產業結構調整不協調,致使大量的理工類、經管類、農林類畢業生就業困難,于是轉入門檻較低、需求較大的服務業部門就業,從而增加了服務業部門的產出。醫師類作為服務業重要成員,實證結果卻是負數,可能的原因是,服務業部門對吸收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尤其是服務型的畢業生有限,更多的是需要醫師類中等職業教育及以下水平的普通勞動力,所以受過高等教育的此類專業的畢業生越多,反而對產出無正效應。

          (三)高等教育各專業與農業部門經濟增長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業生產仍然處于較低水平的發展階段,生產工具落后,農業技術水平不高。較低的生產力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勞動力不必需要更高的知識水平和技術技能,而高等教育培養的是較高能力掌握高技術的勞動力。因此,在現階段高等教育可能對農業部門的經濟增長影響有限。基于模型(6),當i=3 時,進行回歸分析。在農業部門中,普通勞動力對農業產出的影響基本上是正效應。改革開放以來,普通勞動力每增加1%,農業產出就提高約1.8%左右。而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對農業產出影響在擴招前基本上不顯著。但比較而言,農林類、經管類、人文藝術類專業對農業產出為正效應,而理工類和醫師類專業為負效應。其中,農林類專業畢業生對農業的影響最大,每年農林— 43 —類專業畢業生平均每增加1%,農業產出增加0.307%。經管類專業畢業生每增加1%,農業產出平均增加0.086%。而且上述兩個專業2003 年后對產出的影響增大,表明隨著農業生產力的進步,越來越需要高技能的勞動力來指導農業發展,改造傳統農業。人文藝術類專業對產出的影響也為正,但在統計上不顯著。理工類、醫師類專業畢業生盡管在某種意義上也存在過剩,但專業不對口,一般不愿轉移至農業部門就業,因此,這些專業的畢業生的增加,不會帶來農業部門產出的增加,反而對產生的影響為負。

          三、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分專業的視角就高等教育對三大產業部門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其結論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細化產業部門、細分高等教育各專業的情形下,物質資本、普通勞動力、人力資本對服務業部門的影響非常顯著。在農業部門普通勞動力對產出的影響突出,而受高等教育勞動力的影響不顯著,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我國農業部門現代化水平較低,仍屬于勞動密集型部門,對高等教育就業者吸收程度較低。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以后,我國國內經濟和國際進出口貿易突飛猛進,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出口)中,投資起到了重要作用,投資中最主要的就是物質資本投資。從實證中可以看到,在工業部門中,與普通勞動力相比,物質資本對工業產出的影響更大。

          第二,在不同國民經濟部門中,不同專業的高等教育對產出的影響不同。在工業部門中,高等教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理工類和農林類專業影響較大。盡管絕大多數專業對服務業部門產出的影響為正,但只有經管類和人文藝術類的影響在2003 年后統計上顯著。在農業部門,高等教育對產出的影響基本上在統計上都不顯著,有些專業甚至為負效應。但相對而言農林類專業畢業生對農業的影響較大。

          第三,高等教育同一個專業對不同的部門影響也不同。農林類專業對工業部門的影響要高于對農業部門的影響,表明農業部門相對于工業部門,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具有農林技術文化的大專以上畢業生更適用于與農業相關的工業部門,因此,對后者的產出影響也更大。2003 年后,經管類專業對工業和服務業的影響都為正且顯著,但是對后者的影響較大。這表明隨著我國產業結構更加優化,一方面,服務業比重的上升速度與經濟管理類專業畢業生培養基本同步;另一方面,服務業中涉及經濟和管理類的業務正在逐步增加,使得經管類專業對較活躍的服務業部門的影響大于工業部門。第四,高等教育各專業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影響受擴招政策的影響。在各部門中擴招前后各專業對產出的影響不同,甚至影響方向也不同,但總體上表現為擴招后影響增大。

          我國在1999 年實施擴招政策以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空前增多,僅2002 年、2003年畢業的大專以上學歷的人數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了30%以上,此后,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加,僅2009 一年高等教育畢業人數就達到646 萬之多。一般認為,多年大規模的擴招,教學資源的相對短缺,不僅會帶來教育質量的下降,也會使得受教育者相對過剩,就業壓力增大,但實證結果表明,擴招對國民經濟各部門起到了積極作用。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高等教育對我國人口素質和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產生了諸多影響,本研究僅從高等教育對國民經濟產出的影響方面進行了實證分析,實證結果表明高等教育對我國經濟產出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擴招之后的數年。但我們也必須意識到,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著高等教育的專業配置和培養規模,我國目前三大產業結構正在進行有序調整和升級,這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培養單位在專業設置和招生規模方面做出相應調整;同時,合理的高等教育專業設置和適當的規模反過來又會助推經濟的快速發展。因此,在認清高等教育各專業對經濟各部門影響的基礎上,需要重視高等教育和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從而更好地發揮高等教育服務社會的功能。盡管我們在行文中力求完善,但仍有一些方面值得進一步研究。

          第一,馬克思認為復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倍增,即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或許應該相當于數個普通勞動力,因此將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簡單地從勞動力人口中剝離出來,會低估高等教育對產出的影響。要克服這一問題需要尋找刻畫高等教育質量更好的替代變量。

          第二,近年來就業難問題突出,使得當年畢業大學生對當年的產出影響小,或許要等到第二年,甚至更多年后才能對產出有貢獻,因此本文采用了Reg-ARMA 模型,即加入Gj 的滯后變量,但由于樣本數據有限,增加滯后期會減少樣本觀測值,損失自由度,另外,樣本量小也容易在平穩性檢驗時產生誤判,因此更有效的辦法將寄希望于國家公布月度、季度數據以及省級面板數據來擴充樣本容量以提高估計的有效性。

          第三,人文藝術類對農業、醫師類對服務業的影響其實證結果與直覺不符,文中也給出了可能的原因,但筆者認為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這兩大類在劃分時各年度變化較大所引起的,因此在將來的研究中可以嘗試將人文藝術類和醫師類進一步細化,然后再分析它們對部門產出的影響,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有待在今后繼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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